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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82岁的老中医徐宏勋送走了最后一位病人,得以站起来舒展筋骨,走动走动。一个上午的门诊时间被19位病人排得满满当当,到这时,他还没吃午饭。他的病人不少是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其中,一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每周三天,徐宏勋都会在北京西城区展览路3号的孔伯华养生医馆里度过一个这样的上午,此前,徐宏勋一直在自己家中给人看病,偶尔出诊。但随着年纪大了,自己操持一切已逐渐力不从心,几年前,徐宏勋上交了自己的诊所牌照,来到了孔伯华养生医馆。而他14岁学医,所拜的老师,正是当年“四大名医”中的孔伯华先生。
有这样经历的并非徐宏勋一人,在这所医馆里,70岁以上的医生一共7位,大多从著名的中医院退休,临床经验都超过了50年,此前,这样的老中医可选择的从医方式一般有两种:在家开诊所和到中药店任坐堂医。现在,他们有了第三种选择——像孔伯华养生医馆这样的民营医馆。
“目前在医馆出诊的老中青大夫一共有30多位,50岁到70岁的中年大夫10多位,全天坐班的6位。”医馆馆长、孔伯华的嫡孙孔令谦介绍道,虽然无法跟综合性医院及国营的中医院相比,这样的规模对民营中医而言,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
从诊所到医馆
孔伯华(公元1884-1955),幼承家学,研讨古医籍,解放前(1929年)曾与萧龙友先生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历时十四年,毕业生达七百余人,与萧龙友、汪逢春、施今墨并称“四大名医”。四子孔少华早年曾供职于北京中医院,“文革”后,在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里开设诊所,200平方米的面积,具体经营由孔令谦的妹妹打点。
但自幼从父学医、就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孔令谦在毕业后,却没有继承祖业,而是开起了IT公司,中医成了他的“爱好”。
“远离中医圈子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4年父亲去世。”孔令谦回忆道。孔少华的去世,对于一家靠医生名气生存的中医诊所是致命的打击,不少中医诊所就是因为这样难逃关门收场的命运。
“我当时决定帮助诊所撑下去,是为了帮妹妹的忙,也是出于义愤。”孔令谦说,当时诊所中的几个年轻大夫相继被同行挖走,以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孔令谦从妹妹手中接下了诊所。在现在的地址租下了600平方米的场地,包括300平方米的两层诊疗馆和300平方米的针灸推拿养生馆。选中这里,是看中其闹中取静的地理位置。
靠着孔家的人脉,孔令谦把父亲的学生,孔门的传人甚至一些其他门派的学生聚集到了一起,按照老中青三代的划分,搭起了医馆的主力架子。按照医生的擅长方向分门别类,将预约服务、网上查询、养生咨询、健康管理纳入医馆体制,并着手改革医生的收入来源。
“传统中医的收入主要靠诊费,一般都是10-20元左右,比剪头发的拿得还少,坐堂医的话,药店还要分去一块。”孔令谦介绍道。在他的医馆,大夫的诊费分25、50、100元三个标准。像徐宏勋这样的老医生,诊费是100元。医馆和医生之间三七开,孔令谦只拿三成。
“我们这里都是一流的医生,医药之间没有回扣关系,医生不会刻意开大方,所以即使诊费高了,来看病的患者依然不少。”2007年开始,投入140万的孔伯华中医馆已收支平衡。但“药价不贵、不依赖大型设备”的中医馆想要赚钱,并非易事。
何以养医
“中医药要发展,要找到适合它的商业模式,这两年我一直在找这个模式。”孔令谦说。“中医的精髓是辨症施治,其进一步的诠释是因人因地因时而治,每个因素不一样,开的方子一定是不一样的,老人和孩子不一样,海南和北京不一样,春天和夏天不一样,西医看人的病,中医看病的人,讲究同病异治。”
而这样的特点,势必决定了中医馆无法像西医院一样进行标准化的复制。那么,中医馆下一步的发展依靠什么?用孔令谦的说法,是一些“形而下”的东西。
“我下一步计划将养生和治疗剥离,做一个养生会所来支撑医馆发展。”孔令谦说。
“中医对病的认识是以阴阳来划分的,阴阳失衡了,中医就认为你病了,但是按照西医的指标,没有办法查出来。所谓养生,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未病,是中医特有的概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亚健康。”在经营医馆的同时,孔令谦和老中医们根据孔门医学的特点,把都市人群分为三类体质:阴虚体质、内热体质和脾虚体质,三者之间相互关联,都是养生层面可以解决的问题。
孔令谦希望中医可标准化的部分——饮食、运动、推拿、针灸能够支撑起会所的运营,辅以健康管理、私人医生的服务手段,能够为中医创出一条有别于西医“以药养医”的道路——“以养养医”。
“目前会所的资金和产品都已经落实,只剩下选址的问题了。”孔令谦表示,其身后的白墙上,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刻舟求故剑,登阔望朝云”。不难概括像他这样的中医世家第三代掌门人的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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