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中医药煎熬在现代化的火上

梁知行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但后人的故步自封和不理性，除了使其显得神秘之外，还有些尴尬。

　　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会议，没有四平八稳的发言，没有昏昏欲睡的听众；

　　激动是这次会议的明显特征，任何一句对中医药的鼓励、同情，乃至口号，都会收获热烈而由衷的掌声。

　　“中医药是科学的，是超科学的”，“中医药是文化哲学，不是现代科学”，“我们的腰杆一定要硬，要有自信”，自豪中分明带着不被认可的苦闷。个别专家对鼓吹西医者、或中医转行为西医者均斥之为“叛徒”、“败类”、“不中不西、不男不女”，其心中所感已经不能用“激愤”来概括。

　　此时是2005年11月5日，首届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高峰论坛在北京市复兴路中国科技会堂开幕。

　　面对《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与会专家激情澎湃，“你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中药的问题，值得关注的太多了，需要解决的太多了。写吧，怎么写都不过分。”“中医药如何复兴，是我们心头的一大问题。”“照这样下去，中医药还能活多少年？10年？20年？”

　　中医药到底怎么了？中医药真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

　　中医药煎熬在“现代化”的火上

　　有人说，中医药是自成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与西医并行不悖；有人说，中医药是一种文化哲学，不是科学；有人说，中医是超科学的，至少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得清；有人说，中医药更本不是科学，类似于巫术；有人主张，中医药应该返归经典；有人主张，中医药应该走中西医结合之路，两条腿走路；有人主张，中医药应该和国际接轨……

　　凡此种种，都和标准有关。在中医药界，在中医药的发展历程中，“标准”是一个让人头疼却又无法躲避的字眼。

　　用西药标准管理中药—牧师管和尚？

　　年过六旬、温文尔雅的刘大夫，坐在摆着文房四宝的办公桌前，指着中药“清艾条”包装盒上的三年有效期，说：“GAP、GMP、GSP，全是狗屁！”

　　让刘大夫如此生气的原因，是目前中医药受制于一些“西医标准”，正在被西化的现状。据他介绍，清艾条用于针灸，历来是越陈越好，现在反而要标出三年的有效期，不知所云。“中医药发展需要搞中医研究，现在是用西医的标准来研究中医，还说是什么现代化。”

　　而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药品生产管理规范)、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还有GLP(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CP(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等，则是有关部门近年来为中医药现代化而制定的一系列标准规范。许多中医药人士称此举为“牧师管和尚”。

　　原国家药监局助理巡视员骆诗文说：“我们现在把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管理方法当作圣经，在中国推行，按照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不符合中药发展。GMP、GSP和自己独创的GAP改造，至少花了3000亿元。现在管理中医药的人，知识化但不专业化。某主管部门的处长竟然说，中医药现代化就是把古代经典翻译成白话文，因为文言文太难懂了！”

　　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周仲瑛认为，目前的现代化中，以试验探索得到的药理、药化为依据，用西医学的疾病套上中医的一个或几个处方，企图简单地以西医的“辨病”替代中医的“辨证”，非常不妥。动物实验不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要求，中医重在临床，中医的“辨证”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中医能否绝对量化、客观化，进行统计学处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而“西医标准”的设立，使一些中医被迫削足适履，乃至牵强附会。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如下一些相关故事。

　　故事一，某市一中医申报科研项目，因其论文为传统中医研究，第一年被领导驳回；第二年，该中医在论文题目中加上“抑郁症”字样，内容未改，再次送审，科研项目通过；第三年，还是这篇论文，内容未变，题目更加西化，被市里推荐，参加国家级优秀论文评选。

　　故事二：新药报批需要进行动物试验，某中医遂把实验室的小白鼠们分为“肾气虚”型、“肾阴虚”型、“肾阳虚”型、“肾藏精”型，分而试之。

　　“中药大多是复方，十几种药，讲究君臣佐使、辨证使用，有的常用中药，几百种病证里都用得上，如果非写清楚治什么病，那么点说明书够用吗？我真写全了，药盒装得下吗？”一位老中医激动地说。

　　西医李刚(化名)也认为，中西医是两种理论体系，目前的“现代化”方法不对，“驴唇不对马嘴，像强奸”，但不能因此就拒绝科学的检验，“中医是模拟理论，没法证伪。我相信中医存在着精髓，但现在不是我要驳倒你，而是你怎样来说服我。某些中药有用，就要去探讨它怎么有用。科学不是标准，而是方法论，中医药需要用现代科学去检验自己，说服大家，不要永远那么神秘。”

　　GAP、GSP反而带来市场混乱？

　　骆诗文近两年调查了各地的医药企业和市场，认为中药产业“危机四伏”。

　　“如果按照GAP要求去办，(种植中药材)每亩地起码要增加3万元的成本，好多中药还需要每年更换土地，根本就不可能每年都符合GAP。药农也没钱搞GAP。西部一些传统产药地区，认为怎么做也达不到GAP标准，有的便停止种植，将药材提前挖出来出售。”骆诗文认为，目前GAP认证使得药农减少或停止种药，导致中药材供应紧缺，价格成倍上涨，这必然引发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保健品等中药产品的价格全面上升。“中药饮片正是中医药的灵魂所在，饮片价格过高，必然导致汤药的价格上涨，消费者就会转而去吃西药。”

　　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的资料显示：西南某市9个医药工业企业在GMP认证中分别投入800万-8000万的资金进行改造，全部是自筹和银行贷款，而认证后设备的利用率最高为80%，最低为30%。“GMP认证可能达到了与国际接轨、质量提高的新台阶，但有些地区从低水平重复建设到高水平的重复浪费也成定局”。

　　而大量非医药资本涌入医药产业，出现“消化不良”，对投入连续性估计不足，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北京昌平开发区、西安杨凌开发区等地，不少厂子就几个人在看厂房，屋内结着蜘蛛网，新设备布满灰尘，有的锈迹斑斑。”大集团有了，“大品种”和“大市场”却找不见。

　　一位企业老总说：“过去我们为自己的产品能装备一座医院而自豪，现在，整天因为大而全的产品结构伤透脑筋。”一些通过认证的企业开始低价出卖药厂，以尽快甩掉包袱，收回资金，另图发展。

　　据骆诗文介绍，GMP改造认证使得企业大多负债累累，无资金开发新产品，加上新药评审中的黑幕和不公正，企业普遍对开发新药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搞剂型改革和仿制。比如藿香正气水、六味地黄丸、清开灵等品种，便有多个或10多个剂型，上百家企业在生产，使得低水平重复比任何时期都严重。而市场容量有限，药厂之间便互相拚命砍价促销，导致利润锐减甚至亏损。最终结果便是，一些厂家就从投料上打主意，不按原批准处方的规格、等级投料，不按原工艺生产，出现合法的工厂生产劣药和假药。

　　而GSP改造，把富有农副产品特点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转为公司化管理，扶植市场内的大户成立公司。“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没有仓库，就在市场内挂一个牌子，给药厂组织原料或是代药厂销一些成药，两不开票，互相以物抵账，逃避税收。小的经营户不少已经离开专业市场，游村走乡，收购销售中药材和中成药，产品质量无法控制。整个中药材市场的管理基本上恢复到1994年前的状况。”

　　据骆诗文介绍，现在17个中药材市场，大多在苦苦支撑，其中几个全国知名的药材市场经营每况愈下。如河北安国药材市场原有经营户4000多家，现在只有2000多家，市场十分冷清，据说今年五一期间，市场营业大厅开始对外开放表演脱衣舞；昆明菊花园市场出售给福建一个体户，由其易地新建，按每个摊位25万元左右出售。“现在进入医药领域没有任何门槛，给钱就行，大量不懂专业的人员进入，导致医药行业人员素质达历史最低。我在成都荷花池市场检查，竟发现一个小伙子过去是杀猪的，碰上成都查处注水猪肉而无法继续经营，竟然跑来办了一个摊位经营中药材，所出售的人参连真假都说不出来，更别说分清等级规格。”

　　缺乏统一规划管理的药材市场，开始出现囤积居奇。“最近，河北安国的药商把甘肃的当归苗全部买下，然后就地销毁，以免当归供应量增加而降低价格。”

　　骆诗文在调查中发现，GSP整顿后，全国批发企业由原来的1.28万家增至3.5万家，零售企业由原来的15.6万家增至约30万家，一些地方出现市场饱和。广东东莞市2004年上半年新增医药销售店600余家。湖南某县，县城人口约12万，药店多达43家之多，平均每个药店供药不足3000人。不少药店出现亏损。

　　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认为，“医药行业投资目的缺乏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不能盲目乐观。政出多门、政策的短期性以及盲目的国际接轨等种种政策，已严重影响医药企业的发展。企业竞争力就是企业如何利用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抗拒国家不利政策对企业的影响能力。”

　　中药为何没有被外人认同的标准？

　　中医药需要自己的国家标准，如何才能建立自己的标准？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贾谦研究员认为，必须成立中医部，“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能直接升为中医部，进入中医部的人，应该是热爱中医事业，有民族自信心，愿意为13亿人民健康服务的人”。但一位业内人士反问记者：“就算成立中医部，谁有资格当这个部长？有合适的人吗？”

　　科技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对中医药的国家标准曾有过建议：中医本身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中药现代化首先要通过继承来实现，然后再谈创新和发展。只有传统型与现代性互补才能使中药真正得到发展。是否有必要花大力气建立中药指标和有效成分，尚需认真研究。中药的处方经过长期临床试验，其安全性、有效性在一定范围内是肯定的，中药新药临床前的药效研究的一些内容似乎可以取消，重在审查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严格按规范执行，有效性的大小风险由申办者承担。

　　中药新药的审批标准可考虑分为三个层次，即经典方，民间验方、老中医30年经验方(且为医院制剂或相当于医院制剂的协定处方)，创新中成药(单味、复方)。对于前两种，安全性审查过关即可批准临床，甚至由各省市药监局初审后，报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即可临床。中药的审评应该重在申报生产批文的审评。

　　李刚认为，中医现代化当然需要中医药人才去做，但中医理论的封闭性阻碍了中医药的前进。“我最受不了中医讲返归经典，如果一个理论体系永远是老祖宗的好，这显然违背科学的信念。中医自己要理性，要敢于怀疑，抱着开放的心态，去怀疑前人，去完善自己。不要先确定一个“永远正确”的语境，再和人讨论，这没法讨论。”

　　中医院变成了“西医检查院”

　　除了“西医”标准，中医药还要接受“利益”的引诱或者淘汰。

　　用针灸、按摩等传统中医方法给人看病的张力(化名)医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受利益驱使，现在大多数中医院都变成了“西医检查院”。他解释说，因为检查、开药最赚钱，所以医院基本都是按化验单和药单来计算医生的工作量，医生当然也就喜欢给病人多开化验单和检查单，很多中医院也添置了各种西医的检验设备。

　　张力医生介绍说，他负责的科室有7个房间，每个月的租金为35000元，而月平均营业额不到30000元。“但我不给病人开CT，需要检查，就让他们到西医院去；有的病人去了就不回来了，估计被西医院留下了，无所谓。领导让我开CT单子，让病人到本院的西医科室去做，我不同意。至于收入少，我可以缩减成一间屋。你要实在不支持，我就不干了。反正我不会变成西医，靠西医赚钱。”

　　张力的朋友，也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去年父亲得病，朋友便找熟悉的中医给父亲治疗，两星期才花了27块钱。第三周，该院的院长不让这位中医再给他父亲看病了，说太便宜，不赚钱。“现在(医院搞)市场经济，是逼良为娼！”张力愤怒地说。

　　据贾谦介绍，清末民初，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有中医50万，现在27万。目前，各中医院仅有约10%的中医开汤药方，即按中医思路看病的不到3万人。

　　中药产业国际化之路如何走

　　中药在实现了“走出国门”的远大理想之后，得到不仅仅是荣誉，还有质疑；而中药闹出人命的个案，却令整个中国中药行业背上了“中药治死人”的不白之冤。

　　中药国际化中的“错与弱”

　　1994-1996年，日本有88名慢性肝炎患者因服用汉方药小柴胡汤导致间质性肺炎，其中有10例死亡。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出口到西欧的中药制剂“苗条丸”(制剂中含有马兜铃酸)，曾引起100多名中青年女性发生尿毒症，被称为“中草药肾病”，造成了不少欧美人对服用中药的疑虑和恐惧。法、英、美等国先后宣布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含有马兜铃酸的草药。

　　2003年2月，新华社记者朱玉、张建平撰文《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披露“自1998年10月将第一例马兜铃酸肾病病人收入病房起，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肾内科陈文大夫表示，已有一百多例此类患者入住，其中最多的就是服用龙胆泻肝丸导致的肾损害病人。”

　　2005年3月，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就这样被慢慢毒死》，称“许多被历代中医视为无毒的中药现在都被发现含有慢性毒，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文章呼吁对草药说明毒副作用，否则难逃“草菅人命”之嫌。

　　中药的不良反应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不良反应，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能否适应新的医疗卫生形式？传统中医药如何发展？而中医药在国际市场的“弱势地位”，似乎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医药的不景气与不合时宜。

　　几年来，不断有人引用这样的数据：我国中药产品在国际植物药市场中所占份额仅3-5%，2000年，“洋中药”进口额已超出同期我国中成药的出口额，我国已经成为中药的“进口国”。其中，日本的中药出口占据了世界中药市场的30%，甚至有人说70%、80%。

　　而中医药国际化的呼声，也并非一呼百应。有人主张中医药返归经典；有人主张中医药先现代化后国际化；有人认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就是西化，是对中医药的毁灭。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国宝—中医药，在国际一体化大背景下，变得越来越高深莫测，也越来越无所适从。

　　国际化不能“废医存药”

　　“我们从不认为中药无毒，‘是药三分毒’，但按照中医的理论合理配伍、辩证使用就可以增效减毒。可西方人不理解，他们总认为天然药物无毒副作用，可以长期大剂量服用，怎能不出问题？美国人长期服用中药麻黄中的麻黄碱来减肥，发生了肾中毒，还死了人。他们不明白麻黄碱和麻黄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谈到中药的不良反应，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贾谦研究员颇为沉重。

　　原国家药监局助理巡视员骆诗文则形象地比喻说：“中药多为复方，讲究君臣佐使，就像中国人作菜。现在，一盘苜蓿肉，你非要把黄花、木耳、肉片分开来单独炒，它还是苜蓿肉吗？你能说苜蓿肉不好吃吗？”

　　多年从事中药材管理工作的韩培女士则认为，像“关木通”(含马兜铃酸)这样的中药不良反应事件是技术问题，只要对话，就可以解决。“任何中西药都有接受问题，不仅仅是中药存在这样的问题。”

　　贾谦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医药国际化过程中的“废医存药”。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医药体系，中药必须由中医大夫辩证使用，如果离开中医理论，中药“可以说是垃圾”。“西方各国没有一大批中医，出口中药没有太大的意义。”

　　至于我国中药在国际市场的“弱势地位”，贾谦研究员告诉记者，在为中药担忧之前，需要弄清楚几个问题：一、中药不是植物药，“国际植物药市场”并非国际中药市场；二、上述数据中的“国际植物药市场”并未包括中国大陆市场；三、3%的概念，强调的是出口创汇，与我国是不是中药生产与应用大国没有关系；四、2000年我国大陆中药产值493亿元，约占世界植物药市场的1/4，占世界中药市场的50%以上；五、2000年进口的“洋中药”，据调查发现，大部分是西药或西药原料，如尼莫通粉剂、扶他林原料等。中成药和中药材只占少部分。所以，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中药研发、生产、应用与出口大国。

　　资料显示，中药出口创汇中，药材约占70-80%，成药仅占20-30%。出口中药材不仅附加值低，而且造成中国资源破坏、生态破坏。199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甘草8766吨，进口甘草液汁及浸膏2555吨，相当于4万亩草场的产量，而每挖1亩甘草相当于破坏3亩草场。

　　“为了赚一点点外汇，破坏了我们12万亩的草场，值得吗？而且，美国人把甘草拿走，并不是用药，而是提取甜素作为香烟添加剂使用。中医走不出去，中药材走出去有什么用？反而会坏了中医的招牌。‘马兜铃酸’事件、‘小柴胡汤’事件，这些药有多少是中医开的？”贾谦每次说起来，都气愤难平。
中医药国际化—铺轨还是接轨

　　据韩培介绍，96年以来，外国人到中国收购中药材，大多是稀缺资源，作为提取物使用。中药企业一时间生意兴隆。但中药企业只考虑进出口额，并未注意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之间为出口创汇还竞相压价，“一开始它们的利润能达到30%，后来逐渐降为10%，一些企业都不敢做了”，再加上市场需求变化快等不可控因素，企业专靠卖资源很难做大，所以走上国际的很少。

　　近年来，不少人呼吁，“中药要走向世界，必须与国际接轨”，“重点支持一批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疗效确切的现代中药新品种”，“培育20个左右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现代中成药”。

　　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97.4%的西药属于仿制。有人主张，中药应该向植物药一样，进行提取物出口，易于质量控制，以便达到西方国家的标准，得到认可。从商业的角度看，这也许是一条创汇之路，但和中医药国际化没有多大的关系。

　　不过，从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看，此举则是“将具有系统理论的中药降低为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草药”；况且，中国的中药材资源本身就不足，过多地作为提取物出口，肯定会影响中医药的发展，甚至“将可能造成中医药自然消亡”。

　　至于按国际质量标准，培育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现代中成药”，却遭到一些中医药专家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医和西医的理论、实践完全不同，不能相互作为证伪的标准。中医药不必去就国际上的“西药之轨”。中药国际化，必须是宣扬中医药文化，让外国接受中医药，向海外“铺轨”，尽管这条道路可能会很漫长。

　　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梅永红认为，在还有8亿多人不能享受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的情况下，去谈让外国人听得明白，让中医药走向国际，存在着逻辑上的悖论。“我们不能忘记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削足适履，被动跟随。中医药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如果只是试图符合所谓的国际标准，即便中医药产业发展壮大了，但对于中医药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那时的中医药仅仅是个标签而已。”

　　资料

　　中药：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能够按中医理论使用的药品，包括中药材、饮片和制剂。狭义的中药系指汉族传统草药；广义的中药还包括民族药(即我国其他民族传统使用的草药)及民间草药(即民间流传的仅根据经验使用的草药)。我国于80年代进行的中药资源普查表明，我国中药资源有12807种，但其中大部分是民族药和民间草药，只有少部分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可以称之为中药。

　　植物药：又称草药、西方草药，系未纳入任何医药理论体系，仅按民间经验使用者。与中药相比，植物药没有系统理论，多为单方，偶用复方亦无君臣佐使之说，应用生药，无炮制工艺。

　　天然药物：西方人将植物药称为天然药物。中药多经人工炮制，不是天然药物。

　　——摘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汇编》

　中药配方成了全球“免费大餐”

　　中国是中药配方最丰富的国家，但同时也是被占有与盗用最严重的国家。目前中药配方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是“免费大餐”，日本正是利用这一点，无偿获取了200多个中药古方，改为自己的“汉方药”，并衍生出许多从属专利(依存专利)，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后在国际市场上大行其道，甚至返销我国。有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国外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在中国抢先申请的中草药专利已经有1000余件。知识产权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中医药的发展。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我国中医药界不热衷申请专利，除了众所周知的国人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之外，还有以下主要原因。

　　成本问题

　　中医药经典中的配方属于公共财产，要申请专利必须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这就需要资金和人才。一个产品需要申请几十甚至成百上千个专利，对企业来讲成本相当高。而国内中药企业大多以仿制为主，在专利上的投入仅占销售额的1%-2%，对研发新药不感兴趣。

　　标准问题

　　有关专家认为，“二次开发”是标准“西化”的体现，“就是为了搞清药效成分，和国际医药标准接轨，许多中医对此很不感冒，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泄密问题

　　中药因为其复方药的特性，极易被人仿制，申请专利是需要公开其处方及工艺，等于把核心技术公诸于世，甚至个别评审专家就靠盗取倒卖药方盈利。“有一个专家，一段时间没见，有一天递给我的名片上多了一个糖尿病专家的头衔。我想，你什么时候搞过糖尿病研究？后来才知道，他把评审时一个治疗糖尿病的药方改了一味药，卖给了企业，赚了三四百万。”骆诗文告诉记者，评审中的潜规则也直接打击了中医药申请专利的热情。“我的一个朋友，搞了一个药方，前后投入了1000多万，申报了8年，至今没有通过审批。因为他不愿意屈从于潜规则。我认为，专家评审制度早该取消了。”

　　河南一位老中医，研制的药丸颇有成效，在当地名声很大。当《中国经济周刊》问他为什么不申请专利时，他笑着说：“你还是个学生吧？我去报批，批文没下来，我的药早就在市场上卖了。我没那么多钱去干那事，也耗不起那精力。”

　　资料

　　西风东渐后的中医命运

　　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医馆及教堂等。此后，英美等国以教会名义相继在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设立医院和医校，并渐渐漫及全国。

　　1871年，清政府在同文馆科学馆中增设医科，教授西医学，成为中国西医教育的开端。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开设“医学馆”，教授西医学。

　　1903年，京师大学堂添设“医学实业馆”，1905年改建为“医学馆”，1906年又改为“京师专门医学堂”，分习中西医学。

　　1907年，清政府与日本千叶医专签订接受中国留学生办法。以后逐渐扩大范围，向美、法、德等国派出医科留学生。

　　1912年，北洋政府主张废止中医中药，遭到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内务部设立卫生司，管理全国卫生行政机构。

　　1925年，北洋政府拒绝将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教育计划。

　　1929年，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案”，由于全国中医药界以罢工停业反对而被迫取消。但仍禁止中医应用西药西械，禁止中医学校立案，禁止中医开设医院。各地中医学校改成中医传习所，次年又改称中医学社。

　　1933年、1935年，汪精卫两度提出废止中医中药。

　　—据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朱建平《中国医学史研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