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生死一线
这不是危言耸听,的确我是差一点儿就死了。在劳动中,我食量特大,供应粮是填不饱肚子的,妻子每月从自己和孩子的口粮中节约下10斤粮票,每月给我寄全国通用粮票。要特别说明的,一则他们母子的供应本来就少,此粮票数要占他们供应量的1/4;二则当时的粮食与粮票都是禁止自由买卖的,这点粮食等于是她与孩子的“命根子”。妻子就是这样舍命支援我,自我1958年4月到农场起,连续三年每月给我寄10斤粮票。即便如此,她还是无力保住我,我当时是“医盲”,根本不知如何保健,不懂如何强身,膝关节炎越来越严重,领导决定将我调入蔬菜队,做些轻微劳动。当时农场处于困难时期,也搞“低标准、瓜菜代”,每天粮食供应五两八钱。可怜的我,很快就患了“浮肿病”,而且是越来越严重,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四肢如同“冬瓜”,只有胸部还没肿。生命垂危的我,觉得要趁自己还能走动(已经很困难了)的机会,回家探望妻儿一次,即使死,也要死在妻儿面前。但我还戴着“右派帽子”,农场能够准假吗?能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回家吗?特别感谢两位好心人,他们是农场党支书王世正和队长李树荣,我的报告遭到农场保卫科回绝,是他们两人出面下了保证,他们说:“这个人马上就要死了,如果死了,农场还要为他出一副棺材,他回家既可在死前与妻儿见上一面,家里人又可以安葬他。如果在路上出了问题,有违法现象,我们愿接受纪律处分。”正是这两位好心人,让我得到农场准假20天,让我回安庆探亲,农场还为我开了一个证明信,信上写明我是“右派分子”,经批准回安庆探亲。妻子住在安庆邮电局单位宿舍,单位检查了我的证明,允许妻子接待我,但不允许我住在局里,我只好到一个亲戚家中借住。妻子知我要回家,将家中所有存款全部取出,托人到江南买了两只母鸡(当时的鸡不准自由出售,这是偷偷买的),家里早就“瓜菜代”了,用“瓜菜代”法节省下30斤粮食。妻子与岳母天不亮就偷偷到黑市买鱼与牛肉(抓住了要没收与罚款的)。每天专门为我开小灶,让我每顿吃1斤米干饭,而后则吃鸡、鱼、牛肉、鸡蛋等,尽量吃好的,半个月之后,我不但浮肿全消,而且养得又白又胖了。我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按期回到农场销假。第二年摘掉“右派”帽子,被安排在队里当统计员。友情、爱情、亲情,其实也是人间良药,许多奇迹都是人间真情创造的。食物疗法应重于药物疗法,人不能捧着“药罐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