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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你是否觉得这些文字有些生疏？是否觉得它们与我们有着不小的距离？
北京有一群年轻人，四年多来，一直努力缩小我们与传统文化间的这种距离：他们定期去中小学、大学、社区，还有公共场所，讲授经典集著，带领听众朗读吟诵一些经典篇章……参与这项事业的迄今为止有800多人，他们分文不取，目的只有一个：唤起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找回中国人文化的根。
发起人名叫逄飞。2000年1月1日，他成立了“一耽学堂”，组织青年进行国学推广。这一年，他27岁。
为什么要走一条艰辛的国学之路
2000年冬至那一天，寒风凛冽。
在未名湖畔徘徊了半个月、思考了半个月的逄飞，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这一天，他拿着已写好的《招贤榜》，穿梭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间。《招贤榜》上说：“一耽学堂致力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净化个体心灵，普及汉语基础，推介中文思想……”招募义工条件：问学目的端正，修学心态开放，进学次第平实，讲学感情真挚。没想到，仅仅几天，应征者就有30多位。
2001年1月1日，北京大学三院107教室，六大院校30多名博士、硕士、学士就学堂的宗旨、目标、现实操作的可能性等问题，展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一耽学堂正式成立，逄飞自封“总干事”，意思是他总是干事的。
“总是干事”的逄飞自学堂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比如，有人质问：如何剥离传统文化精华中之糟粕？也有人预言：无任何资金支持，仅凭借理想、热血、激情支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学堂一个月都支撑不了。可逄飞不这么认为。
顶着压力，逄飞行动起来。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经典搬进学校和社区。
两三个月间，逄飞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海淀及周边地区，尝遍了冷板凳和跑断腿的滋味。然后是，2001年的这个春天，被逄飞的精神所感动，一些学校接纳了他们。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一字一句地去讲古文，在很多人看来是件非常不合拍的事情。也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逄飞总是回答：我们不是在复古，我们只是想从中国人自己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入手，寻找与现实社会的一种纯真的、文化的沟通。
记者：是否也有人问过你：五千年中华文化，该流传的已经流传下来了，该摒弃的也都已经摒弃了，为什么还费这么大劲儿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逄飞：有。但不管怎么说，2000年底，一个北大刚毕业的硕士生，仅凭一个传呼机，而且仅仅几天时间，就招募到了30多位义工一起来做这件事儿，你说这件事情值得还是不值得做？
记者：又是什么触动了你，去走这样一条与大多数人不一样艰辛的道路？
逄飞：我在长春读了四年大学，有了一些想法，想来北京讲讲自己的感触。我是1996年秋天第一次来北京的，那时候，我本科刚毕业。我想，这件事情要是有价值的话，我就可以活下去，要是没有价值，就证明我的学问还不行。既然学问不行，饿死了也无话可说。后来我发现，北京的氛围与我想像中的还有差距，就是无法“面向公众，私人讲学”。偶然间，发现北大的氛围不错，就考进哲学系，读了三年研究生。
怎么说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能像古人那样：与老师情同父子，互相切磋、研究学问。
许多朋友也说他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可是，他却慢慢地习惯了这种活着的方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沮丧，好在他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到最难走的路上走一走，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他想，与其被动地被社会推着走，不如自己选择一条路，主动回应社会。
走完绝路再赶路
2001年1月1日就有人预言，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一耽学堂撑不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们又预言，最多超不过两年。而现在四年都过去了，一耽学堂依然存活着。
为此，逄飞付出了一切。
他将母亲给他成家的钱投进学堂，租房子，安装电话，免费发放启蒙读物……为了节约开支，他在学堂的厨房里睡了一年，吃了一冬天的大白菜、咸菜和酱油泡大葱。饥一顿饱一顿，不知下顿在哪儿吃。实在混不下去了，他便到大学讲课，维持一段生活再说。他也曾到报社工作过，收入稳定了，却还是找不到“生命的感觉”。
一次，逄飞积劳成疾，咳嗽了一个多月，义工劝他看医生，他苦笑“查出病来，也没钱治，不如不查”。即使这样，逄飞也“没考虑过钱的问题”。他说他考虑的是“用心换天下的无本大买卖”。
学堂创立至今，讲课分文不取，这当然意味着经费上的艰难。
记者：没钱怎么活？不能活，怎么去换无本大买卖？
逄飞：真正心在天下，就不必想着自己的衣食住行。
记者：会不会有人说：你创立学堂是为了出名？
逄飞：如果说确实出了名的话，我愿意把这种出名的方式告诉更多的人，希望大家都能靠这种方式出名，那我太高兴了！因为这里边的辛苦，是只有做了才知道的。
我们为13亿人办事——我不信13亿人养活不了我们十个人。我们之所以现在还没有钱，就是因为还没有把这个事业做成13亿人的事业，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文化是人心的事情，人心的事情是“无本的买卖”。无本买卖就是“大买卖”。很多人都纳闷，也像你一样问我：怎么活？还是说2001年吧，我在学堂的厨房里睡了一年，米是别人送的，油也是别人送的，然后，自己去买点大白菜、咸菜。衣服也有人送，那一年，还总有人送桂圆和维生素，可能是看我太辛苦了吧。
一个人活，其实，很容易，很潇洒，也很快乐。
为了度过难关，逄飞常引毛泽东1935年写的《行军告示》勉励义工：“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还以梁漱溟“以出家心态做乡村改造运动”激励义工“没有宗教背景，而有宗教情怀”。
四年来，一耽学堂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捐款共计25万元。一位在深圳的朋友听了逄飞和一耽学堂的事情，除了定期给学堂汇来经费，还常常寄来大量的衣物、书籍、家具等物品。
生命的每一段都是驿站
真正的思想是这样的：当你思想的时候，它同时会延伸出一种行动的力量。
为了实践 “行胜于言”的信条，2002年5月17日，逄飞从一耽学堂出发，将步行经涿州、保定、安国、晋州，目的地是河北赵县的柏林禅寺。
这一天凌晨4点钟，天还没亮，是星星陪着逄飞出发的。本来约好了十多个人一起参加这次远足，大概是大家还没有起床吧，走到公主坟的时候，已经6点了，他给他的朋友们打电话：“起来了吗？打个车到三环还来得及。”朋友们向他道歉，他笑了笑，一个人继续前行。
以一天100多里的速度行走，第一天他走到了涿州，第二天走到了高碑店，行走的速度太快了，第二天的行程下来，脚就走坏了。他心里满是感慨，他觉得生命真的很难，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很无助。
他走的是107国道，接下来走的是小路。河北农村的路上，跑的多是柴油拖拉机和长途货车，开车的师傅们也常常是让车与他擦身而过，更别说了——灰尘、噪音、油烟，简直是时时刻刻包围着他。孔子行脚走路的时候是什么样儿？他想，那时没有汽车，没有呛嗓子的油烟，灰尘也会小许多吧，孔夫子借宿的问题怎么解决，他想着，至少是比现在要容易一些。
5月中下旬的河北已是很热了，一路上没有树可以为他遮挡烈日。他挎着书包和军用水壶，书包里装着馒头和咸菜。第一天走下来，衣服后背上积了一层层白色汗渍。
他只带了很少的钱，不过，这难不倒他：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10点一个西瓜，下午2点是馒头和咸菜。除了两个晚上住在朋友家外，其他的不是住在庙里，就是住在一晚上两块钱或者3块钱的“旅店”里。
到今天他也忘不了那个老大爷——那是他行脚走路的第三天了，他看见一个背着大行李卷的老人不紧不慢地在前边走。不一会儿，逄飞便超到他的前面去了。下午2点钟吃饭的时候，又见那老人远远地走来了。逄飞有些好奇——他看老人捡起矿泉水瓶子，晃了晃，然后扔掉了，他想老人一定是渴了，便捡起那瓶子，将讨来的水倒在里面，递过去。聊天的时候，大爷告诉他，自己是水泊梁山人，在北京西郊帮人种花，一年多了，一分钱工钱也没给，自己带来的钱也花光了，他要回老家，却只能走回水泊梁山去。他没有走过这条路，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已走了四天了，脚走烂了。逄飞就用讨来的热水和盐为大爷洗脚，然后把朋友送他的鞋给他穿上。
凭着感觉走的大爷，路走错了。他应该在保定朝另外一个方向走才能到自己的家。保定有通往水泊梁山的小巴，几十块钱的路费足可以到家。逄飞就给了大爷50块钱，又买了水和面包，把他送上去保定的小巴。
逄飞继续行走。河北的观音道场特别多。那一天，天快黑了，他才走到一个道场。尼姑给他做了一大碗面条，吃完后，又找了个地方让他住下。早晨醒来，他扫干净那院子，然后向观音磕了头，交了费，接着前行。
第八天，他到达目的地河北赵县的柏林禅寺。
记者：“自找苦吃”的行走，到底是为了什么？
逄飞：就是觉得该出去走一走了，就像——如果学堂有条件，今年应该上一个台阶一样。
其实，生命的每一段都是驿站，那些事、那些人会作为珍贵的历史碎片储存进心灵档案。我是学哲学的，我知道，对生命发言的权利属于每一个生命。不是吗？在摸爬滚打中，我们都付出得太多了。正是因为这种付出，才催开了我们的个体生命的觉醒和觉悟。
激情是一切事业的生命线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前，逄飞就有机会去德国“黑格尔档案馆”读博士，入学通知书都寄来了，老师们对他也寄予了很大希望，老师说，像他这样有天赋的哲学人才实在是少见。但他却因为一个不能预知的未来而放弃了可以预知的前途。他说，未知才对他更具吸引力。
他记得，无论西方的哲学，还是东方的哲学，都有这样一句话：信能生智，这个信不是盲从的迷信，而是一种自知自信。自知自信就能生出智慧。正因为这种自知自信，这种智慧，逄飞才找到了他认为的——在这个时代他所能想到的最真实、最重要、最大的一件事情：面向公众，开办私学。
四年多来，多少次，他“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同时，他的精神也感动着聚拢着进学堂是学子、出学堂是义工的担当者。迄今，学堂有800多义工，专职义工5人。
本着“体制内教育是阵地，社区也是”的宗旨，且顺从“终身学习”“全民教育”“学习型社会”“社区教育”的新风，学堂先后进入承泽园社区、清华社区、朗润园社区、人大社区、方庄社区。义工进社区后感觉“讲学空间大了，许多人都是自愿来听”。
记者：我还是想问：学堂初建，你就确立“人文日新，从青年起”的培养目标——文化+公益+青年。换句话说，你们是以公益的方式推广传统文化的，没有资金支持，尽管个人的生存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如何支撑起这个正在发展中的事业呢？
逄飞：早期是我的一些朋友捐助，后来是社会上的朋友了解了我们的学堂后，自愿捐助。这四年来，学堂一直是在没有钱的状态下，良性发展的。
记者：作为民间草根组织，获得别人信任会不会特别难？
逄飞：是的，开始是这样，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记者：你的理想是把一耽学堂办成全国连锁性的公益组织，你说过这种授课方式需要一种小范围的、更亲密的师生关系。
逄飞：是的。
记者：一个老师对几个学生？
逄飞：蒙学塾师是这样的，一次上课不能超过五个。
记者：这样的传授是不是很慢？
逄飞：对，你关注得非常有道理。我来打个比方吧，整个文化教育是一盘菜。
记者：体制内的教育是萝卜白菜。
逄飞：对。我们要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味精的作用，量很少，但它无处不在。
在这个时代，以一种公益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也有人向我建议，用一些商业的手法推广私学，但是文化不是推广出来的，它是人的内心长出来的，它可能很慢。
记者：我担心的是，你们的人数有限，影响的范围有限，怎么样能够让人们的心中都长出文化来呢？
逄飞：古人有一句话“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心是世间最宝贵的。我想，这就是一切文化教育事业的根本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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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1 16:0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