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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譚次仲先生(已故)著《傷寒評志》,認為讀傷寒各家注解“有窮老盡氣而不能卒業之嘆!”特將《傷寒論》尋其原理原則,立為五個定法。此五個定法能執簡馭繁,有一定創見。但《傷寒論》是否如作者所述的包蘊靡遺?值得商榷。
譚氏五定法如下:
(1) 對症療法:如症見發熱則用解熱劑;症見咳喘則用理肺劑;症見便秘則用瀉下劑等。
(2) 寒熱療法:如同一發熱,而有用挂枝用石膏之不同;同一瀉利,有用乾薑用黃芩之不同。
(3) 三臟四變診察法:如病在心、肺、腦三臟,或因他經受病而續涉於心、肺、腦,乃發生呼吸、脈搏、體溫、腦狀四者之變化,因其變化之程以推知其病之生死輕重。
(4)無範圍應用解熱劑:謂以解熱之目的,即當應用解熱劑,除稍注意解熱劑之特性外,絕不能受舊日病理深淺之說所限。
(5)戒汗、吐、下利之濫用:因三者過用能損害胃腸,使心臟衰弱,最後導致亡陽亡陰。
總之《傷寒論》一書,是我國醫學辨證論治的典範。無論傷寒、雜病,欲掌握疾病變化之程度及椎知疾病預後,亦即病之生死輕重的關鍵,都必須學習《傷寒論》。
譚氏生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以彼時西醫知識理解《傷寒論》,注釋引用陳修園《傷寒論淺注》,似乏深入,然對一些注家的繁瑣唯心觀點加以剪劈,實為學者開一新徑,不無可參。至於三臟四變,在今天來看,尚應加入水液代謝,如汗、吐、下即是直接導致水液代謝紊亂,其“無範圍應用解熱劑”之說亦符仲景精神,且論寒熱而遺虛實,對八綱辨證亦不全面,惟其提出重視心肺腦之症狀,可謂深得仲景治病之精髓。蓋心、肺、腦三者,代表循環系統、呼吸系統、神經系統的重要臟器組織,凡疾病未影響心、肺、腦三臟者,不足稱重病;若影響此三臟,則可從呼吸、脈搏及腦狀方面表現出來。脈搏以候心;呼吸以候肺;腦狀以侯腦;體溫則與心、肺、腦三者均有關系。蓋體溫之發生基於全身細胞之代謝作用,而主宰於大腦之調溫中樞,及肺之呼吸與血液之循環。故此三臟四變之診察,乃決定萬病生死輕重之唯一要著,中西醫所莫能外!良以呼吸、脈搏、體溫、腦狀四者所以表現心、肺、腦之生活機能,凡表現皆有常規,太過或不及則失常,失常即病,病重則死!以脈象而言,仲景說:“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程郊情說:”蓋大、浮、動、數、滑五者為陽脈,陽脈主表主實,陰病見陽脈則正復而邪自退,病雖重可生,陰病本凶險,然見陽脈,則死中具有生路;沉、澀、弱、弦、微五者為陰脈,陰脈屬裏屬虛,陽病見陰脈則正衰而邪不能抵禦,病雖輕亦死,陽病本主生,然見陰脈,則生中伏有死機。”以太陽病而論,仲景立麻黃湯、桂枝湯、葛根湯等以解表,但又恐發汗大過漏不止,或微寒者,又有桂子加附子湯或去芍藥加附子湯以防之亡陽之變。又如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著,麻黃細辛附子湯主之。有太陽表證發熱,用麻黃、細辛解表,但少陰病脈沉,示病人素有陽虛,必須用附子溫經固陽,以防用麻黃解表時有亡陽之變。從中可以看出仲景立方用藥獨到之處,蓋附子有強心作用,為預防心力衰竭之要藥。如仲景見病人畏寒、四肢厥冷、脈沉、微細,或絕脈、無脈,恆用附子以強心回陽,如四逆湯、通脈四逆湯、白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等。仲景認為腦狀失常如昏睡、狂妄、譫語、[ 病契 ] 瘲、攣急、語言難出、直視、失溲、驚癇等腦神經症狀,皆為危重之候;至於多睡眠、鼻息鼾,本非重要,但與語言難出並見,則又屬神經之症。總之病不危及心肺腦則不死,若危及心肺腦發生三臟四變者,則或死或不死。故為醫者對三臟四變為診察萬病生死輕重之樞紐,不可不知,臨床上遇三臟四變之際,應不失時機,立方用藥,則可減少危亡,前面說過還要與水液代謝結合起來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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