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发展关键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

梁知行

作者：  蒋劲松

      中医的发展关键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不以西方话语来否定和怀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中医理论，不断提高医疗实践的能力，围绕医疗实践发展理论。在有关中医问题的争执中，不乏偏激的言辞，少见理性的分析。7月14日《新京报》上，李侠教授的《作为地方性知识中医该如何超越自身》深刻冷静，显示了科学哲学研究者的特质，让人眼前一亮。

    李侠坚持多元知识观，认为中医是独立的研究纲领，虽然近代以来趋于退化，但不能以此理由废除中医，因为退化的纲领完全可以重新进步。尤其是他引入“地方性知识”的视角，的确是分析中医问题的利器。然而，他认为中医需要“进化为普遍知识”，中医的主要问题是概念不够明晰，对此我觉得需要澄清和补充。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源自人类学，但是，后来的科学实践哲学进一步发展了有关认识。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瑟夫•劳斯认为，即使是现代高度理论化的科学，也同样是地方性知识。因为，不仅现代科学知识的发现依赖于特定的与境，而且其辩护同样如此。所谓的“与境”，不仅包括概念、理论意义上的“语境”，也包括了相关科学实验操作的环境、条件等等。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显然它不能在秋风落叶中得到辩护和证实，必须要在实验室抽真空的情形下，才能见证羽毛和硬币同时下落的“奇迹”。哥白尼的地动说，也必须要在伽利略的相对运动的理论框架中，才能得到有力的辩护。

    因此，现代科学所发现的科学规律，并非是自然现象所普遍直接显现出来的内容，它是科学家们通过科学实践，用实验室的人工环境和理论框架艰难构建出来的，其有效性也必须要在这种人工环境和理论语境中，才能得到比较严格的证明。从这个角度看，科学知识其实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不过这种地方性，体现在实验室的人工环境与科学理论的话语语境两个方面。一旦我们脱离了实验室严格控制的条件，它就“失效”了。因此，以现代科学为标准来强求中医，就是以一种地方性知识来强求另外一种，是毫无道理的。

    而我们所艳称的“科学普遍性”，并非是在不依赖任何语境意义上说的，而是说指科学知识“原则上”可以普遍地应用。科学知识的应用，同样离不开相关的“与境”，那就是说，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整体框架与按照实验室条件所规范的人工环境。因此，按照劳斯的观点，科学知识之所以看起来普遍有效，恰恰是因为我们用科学文化改造了整个社会文化的语言，改造了应用科学技术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把整个社会以及人类力所能及的自然环境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只有在此情形之下，科学才能表现出其真理性。可见，“科学普遍性”是复杂的社会实践的结果，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依赖于相应的社会实践，依赖于巨大的文化资源和物质投入。

    在这一“普遍性”的意义上，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鉴于二者在文化资源和投入上的巨大差距，很难说究竟谁更有效率。中医在治疗其他民族的病人时同样有效，也正逐渐为外国学者所接受和掌握。7月24日《健康报》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新近发布了一项与中医药密切相关的指导性文件———《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

    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中国传统的文化培养。西学东渐之初，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而西人的思路则难以理解。

    如果脱离了中医在今天异质的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不利处境，泛泛地谈中医理论概念不明晰，认为中医的出路在于首先明晰相关概念的话，所谓概念澄清就很可能会以西方文化为基准而展开，那是一种变相地以西医思路改造中医的路线，是没有前途的。中医的复兴，需要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创造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更多的物质投入。这并不意味着，中医要坐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因为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西方科学传统作为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获得了全球的主导地位，自然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有关，归根结底是由于其强有力的实践操作。例如，当年牛顿的微积分，概念很不明晰，但是由于其强大的解决问题能力，数学家们很早就接受了它，许多年后才澄清概念。

    所以，中医的发展关键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不以西方话语来否定和怀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中医理论，不断提高医疗实践的能力，围绕医疗实践来发展理论，明晰概念。通过其实践有效性，证明其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理论的合理性，逐步消除人们以源于西方文化的理论框架为惟一判断基础的偏见。当越来越多人都能通过其实践有效性，而接受其理论的真理性时，中医的“科学性”问题就彻底消解了。


来源：新京报

梁知行

作者：李 侠

　编者按  7月14日，《新京报》“时事专栏”发表一篇题为《作为地方性知识中医该如何超越自身》的署名文章，作者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提出“影响中医进步的关键障碍”是“概念明晰问题”，认为中医实现自我超越就是“从地方性知识，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8月12日，清华大学副教授蒋劲松在这一专栏发表了题为《也谈中医如何自我超越》的回应文章，对其观点进行了“澄清和补充”，认为“中医的发展关键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版今特将这两篇文章刊出，以飨读者。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医存废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各种媒体广泛关注的焦点，从学界到政府机构都亮明了观点。抛开其中部分情绪化的极端观点，冷静下来，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换成哲学家康德的说法就是，中医何以可能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单纯地提出中医的“存与废”的观点都是于事无补的。

　　笔者2006年曾在《科学时报》撰文指出：中医是一种退化的研究纲领，问题是退化的研究纲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应该废除。科学史上有很多案例都已经证明，有朝一日退化的研究纲领，也可能变成进步的研究纲领，既然这种可能性时刻存在，那么简单地提出废除中医，显然是非理智的做法。同时，笔者认为：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因此它们之间在学理基础上是不可比较的，这种状况也意味着中西医在理论基础上进行结合是不可能的，两者之间所能借鉴的，只是一些方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来的，它基于人类学家对土著居民的田野考察得来的一种知识划分模式。从中医起源的地域性与文化性的特点来看，可以说，中医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现在的问题是，按照传统的观点，知识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性知识则缺少这种规定性，至少这种普遍性是局域性的，那么这种知识如何能存在？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能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知识的，只是人类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如科学家波兰尼曾指出：有很多难言知识是无法转变成明言知识的，我们遭遇的明言知识只是知识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知识的很大部分是处于水下的难言部分。再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基于个人经验的难言知识（或地方性知识），而这些知识是无法普遍化或者明确表达出来的。但不能因为它无法准确表达或者普遍化，就否定这种知识的存在。

　　影响中医进步的关键障碍是什么呢？坦率地说，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它存在数千年的历史已经是很好的证明，在笔者看来，它遇到的不是经验缺乏问题，而是概念明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缺乏的概念明晰性问题，不但影响了它的进步，而且直接决定了它的地方性知识的定位。如中医里的阴阳概念，就很难普遍化，即便今天，我们也无法准确把它传授给一个在不同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问题比经验问题对理论基础更为重要，任何一门学科经验性因素越少也就越成熟。一个理论的概念明晰性，是通过对意义的深入说明和澄清，而获得不断提高的，这也就是休厄尔所说的“对概念的解说过程”。西方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它对学科的概念的不断解说所导致的明晰性。这种对比能够给中医的最大借鉴意义在于，加速中医概念的明晰性，这也是中医需要弥补的一堂必修课。

　　那么，中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未来又怎样呢？笔者认为，中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随着其关键概念的明晰性的不断提高，中医将会逐渐从地方性知识，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这就是中医对自身的超越。任何超越都是有边界的，换言之，我们只有看到了作为竞争对手西医的存在，我们才能感受到中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存在的事实。试想，在清朝末年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西医，我们还能提出废除中医的想法吗？显然不能，之所以有些人批评中医，是因为看到或者至少是从表面上看到，西医无论从效率还是从效果上，都比中医有优势。这种认识恰恰是中医超越自身的边界条件，换言之，只有在与西医的实际共存中，才能最大程度克服中医的传统惰性，并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医的发展。

　　作为知识的存在形态来说，地方性知识是普遍的，反而是普遍化的知识是少数的。这种认识进路决定了地方性知识演化的路径：从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的知识进化。坦率地说，这条进路是漫长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知识的背后都暗含了太多的社会因素，权力、利益、格局等都在影响知识进化的路途。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坚决反对废除中医的观点，因为这种论点犯了两种错误：其一，把知识的存在形态单一化，没有认识到地方性知识在知识演化链条中的存在与重要作用；其二，这种论点反映了一种错误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由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决定的，功利与实用成为某些人判别知识存在的合法性的惟一根据。


来源 : 中国中医药报

梁知行

作者：皋永利　

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讨论中医的定位和发展路线，可谓慧眼独具，别有洞天。《中国中医药报》8月22日在视点版同时转载了李侠先生《作为地方性知识中医该如何超越自身》与蒋劲松先生《也谈中医如何自我超越》两文，表达了两种中医由“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发展过渡的不同认识。其实，两文的观点也正是当下学术界对中医发展不同认识的集中反映。
　　何谓“地方性知识”，李侠先生的解释是：知识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普遍性，地方性知识则缺少这种规定性，至少这种普遍性是局域性的。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能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知识的，只是人类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有很多难言知识是无法转变成明言知识的，我们遭遇的明言知识只是知识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知识的很大部分是处于水下的难言部分。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它遇到的不是经验缺乏问题，而是概念明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缺乏的概念明晰性问题，不但影响了它的进步，而且直接决定了它的地方性知识的定位。
　　笔者以为，以中医“缺乏概念明晰性”为根据，将它定位于“地方性知识”是合理的。中医之所以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传授，而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根本问题就在于它概念缺乏明晰性。概念是理论形成的基本单元，也是逻辑推理的基本前提，概念不明晰，直接导致了中医理论的笼统性与模糊性，导致了规律认识上的猜测性与弱必然性，进而带来的便是临床实践中的试探性与弱重复性。例如对脉象的认识，由于概念缺乏明晰性，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对同一个病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类似的情况，中医理论中是屡见不鲜的。
　　中医二千年的发展使理论的系统性更加完备，但是，理论的系统性并不与理论的严格水平必然相关。理论的严格水平取决于概念的明晰程度。正如李侠先生所说：一个理论的概念明晰性，是通过对意义的深入说明和澄清而获得不断提高的，这也就是休厄尔所说的“对概念的解说过程”。西方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它对学科的概念的不断解说所导致的明晰性。
　　中医如何由“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发展过渡进而超越自身呢？李侠先生认为：“概念问题比经验问题对理论基础更为重要，任何一门学科经验性因素越少也就越成熟。中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随着其关键概念的明晰性的不断提高，中医将会逐渐从地方性知识，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这就是中医对自身的超越。”
　　但是，中医要超越自身，要解决概念不清晰的问题，有一个基本前提是不能绕过的，那就是要首先弄清造成中医概念不明晰和持久不能澄清的原因，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问题的敏感之处。也许正因为问题敏感，所以李侠先生在文章中点到为止而未展开进一步阐述。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就应当把话说完，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直截了当地说，中医概念不明晰的原因不在于它具有的浓厚的传统文化特性，而在于它说理水平始终局限于古代哲学的层面，一个阴阳五行学说，承担着所有中医原理的解释，建立在这样一种“一般性”、“普遍性”原理基础上形成的概念，是不可能具体、明晰的。我们不能将中医知识的地方性只归于文化的差异性，把向世界传播的困难归于对异种文化的难以理解上，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根本的原因在于理论概念自身存在的缺陷。换言之，如果理论概念本身就存在着“难以说清”的问题，即使是没有文化上的差异，也不可能准确理解和把握概念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影响中医向普遍性知识发展过渡的根本，不在于文化差异，而在于说理水平始终没有突破古代哲学层面，使中医理论的概念终未得到具体、清晰、准确的表述。
　　对蒋劲松先生的观点则是不能苟同的。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传统的文化培养。西学东渐之初，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而西人的思路则难以理解。”这种解释不仅不能对中医“概念不明晰”问题进行有力辩护，反而为中医概念存在的缺陷提供了依据。这恰好印证了李侠先生的观点：“我们只有看到了作为竞争对手西医的存在，我们才能感受到中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存在的事实”。换言之，我们只有看到了西医的一些优势，才感受到了自身的一些不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西学东渐，没有西方科学在东方的普及，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现代科学的文明与发展，就一定还停留在以阴阳五行解释科学现象的古代科学水平上。西学东渐，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现代科学对中医的发展也将是如此。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原因就在于没有与西方科学形成比较。经过了比较，我们才发现对自然科学现象完全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来解释是过于笼统、模糊的，同样发现，以此来全面解释中医诊断、治疗疾病的一切原理，概念也是不清晰的。
　　认为“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传统的文化培养”的观点，把中医概念不明晰的原因归结于传统文化培养的缺乏，也是很有问题的。中医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古代哲学内容，那么要问：加强对古代哲学的培养就能解决中医“概念不清晰”问题吗？蒋劲松先生的观点显然是只看到了中医人文科学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医自然科学的一面。中医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缺失，靠传统文化的培养是不能弥补的。哲学只能对具体科学的发展起到宏观的指导作用，而不能对其具体理论的完善和概念的明晰有实际帮助，任何一个科学学科的理论发展只能靠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实践去推动，中医也当如此。忽视中医具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是影响中医发展和认识统一的症结所在。只强调中医的人文科学属性，而不关注中医的自然科学属性，中医研究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其理论概念的明晰也不会得到显著改善。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提出来与大家讨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是否就成为了科学对立的理由？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科学和技术能否被东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医研究所借鉴和利用？强调科学具有多元性，是否就意味着多元的科学之间毫无相通之处而不能发生任何联系？应当说，科学研究是不应该受到“文化语境”限制的，我们的中医在西方一些国家不是一样发展得很好吗？中医概念如果能在西方科学的“语境”中得到科学阐明，对中医的发展和中医走向世界不也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吗？认为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就是“一种变相地以西医思路改造中医的路线”，认识是偏激的。西医的思维方式对中医的发展到底具有怎样的影响，这需要我们从现实中去判断，从实践中去把握，限于理论层面的争论是找不到答案的。现代中医基础与临床研究对西医方法的大量引进，不能单纯认为只是对方法和技术的借鉴，其应用的背后必然有一种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作指导。说白了，在中医研究的实践中，自觉向实证性方向发展已成为难以回避的事实。
　　有人曾对我以前文章的观点提出相反意见：“所谓‘中医发展需要超越阴阳水平’的提法，实质上是要把中医理论从形上学降低到形下学的水平。”说对了，中医现在需要补的课就是对“形下学”的研究，但这不是对中医理论水平的降低，而是在“形上学”的指导下对中医具体原理的现代科学阐释，是一种进步和发展。也只有如此，中医的“概念不明晰”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所以说，文化上的差异不是中医超越自身的障碍，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医能否挣脱古代哲学的桎梏，摆正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最后再一次引用刘大椿先生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本来富有辩证意义的阴阳范畴，一旦固定为自然科学本身的解释模式，就会对科学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为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解释上。”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净面尊者

呵呵!
与蒋劲松先生相比,这位皋大教授为其提鞋都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