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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梁知行

破解《汤液经法图》千古奥秘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组方法则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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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17 14:34:5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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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9/1 17:13:36 | 显示全部楼层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真伪考

作者:罗鸿声


《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自1988年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收载以来,即引起了中医界的注意,近年来,一些著名的中医及医史学专家对《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不是伪书,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人物有:钱超尘、马继兴、冯世纶、丛春雨、王淑民等。
丛春雨先生在《敦煌中医药精萃发微》一书中写道:《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1部,无编号。该卷是敦煌中医药医经类著作中极具代表性之佳作,不仅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至今在临床上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现在通过敦煌出土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却发现了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代‘经方’。《法要》一书虽非梁•陶弘景原著,但系隋、唐时人传录陶氏佚文而成。其时上距汉季未远,故所引录当时所见“经方”之文,多系北宋以后学者与医籍所未能得见者,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冯世纶先生在《中国汤液经方》第一章《伤寒杂病论溯源》写道:“汉晋许多名医都看到过《汤液经法》,陶弘景从《汤液经法》中检录60首,记录于《辅行诀》中,张仲景主要依此撰写《伤寒杂病论》。《辅行诀》中许多方剂和其适应证都可以在《伤寒杂病论》中找到相应的方剂和适应证。”
钱超尘先生在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一文中写道:“《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研究《伤寒杂病论》文献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钱超尘先生的弟子石琳和王庆国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现存版本对比研究一文中写道:“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以上专家的观点在中医界几成定论。然而,我们认真研读《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的来源及原文,却发现此书作伪的痕较多,现拟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的来源:关于本书的来源,较为荒诞离奇,上述专家的说法各不相同。现将有关资料载录如下:
1、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
    十九世纪末,河北威县中医张偓南氏家传医学,所藏医书甚丰。敦煌卷子出土后,闻风前往,曾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轴。书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首尾基本完整,其前尚绘有三皇、四神及二十八宿之图。张氏视为珍宝。殁后传于其孙中医张大昌(为靖)氏。大昌先生多取此书历裁方论治病获有良效,并将此书教授弟子,且录有复本两种。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仅抄本幸免。1974年初张氏用‘赤脚医生”之名将抄本寄送中医研究院。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
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写出了对该卷子年代的初步鉴定资料。为了进一步征求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1975年我曾将此卷子释文及其有关情况请教了社会科学院张政烛和李学勤两教授。经他们鉴定,在结论中也提到:“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南北朝)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与此同时我院王雪苔团志也对此书寄予了很大重视,并专门就此事直接去威县张大昌先生处作了详细调查。并进一步获见保存于其弟子处的另一抄本。故本书此次的整理即特约请王雪苔院长据此两本互助而厘定。
2、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解题:此方书是 1974 年,由河北威县张大昌(字为靖)先生,以“赤脚医生”的名义将本书抄本寄赠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抄本题 “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大昌云抄本所据原件乃来自敦煌石窟藏经洞。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烺和李学勤教授均作有书面鉴定意见。马继兴认为:“《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 抄本所据之原书.不论在其所保留与引用的古俗字、讳字、别名、古病证名称,以及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可以确定绝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赝品,因而其成书年代下限绝不晚于北宋初期以前,是很值得重视的”(见 《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 》 )。张政烺、李学勤认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梁代的作品 … … 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为了解此书的原委,笔者曾 于1991 年 8 月与一同事专程前往河北威县采访八十一岁高龄的张大昌中医师:张先生为我们详细叙述了此书得而复失的经过。张大昌先生的祖父名张光荣,号偓南,晚清时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湖北某军伐(似为王殿圆)手下任军马总稽察。听其祖父说, 1915年奉命往张掖收购军马,随从是姚振阳军需官。因早已听说敦煌多古籍,故顺便前去探寻。因遇风沙,遂留宿敦煌千佛洞。有位王道士问他们是何处人、 什么事业,张光荣未敢暴露其真实身份,只说是行医的,王道士听罢说:“法国人运走了六骆驼垛子卷子,我在装垛时暗中留下一卷,是医方,先生现在行医,我可以将其卖给你。”索价 80 块大洋,后经讨价以 75 元成交,归途路经西安时,在西安画市将其裱背,后送回原籍家中世袭珍藏。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张大昌受到运动的冲击.其家中所藏典籍均被抄没散佚,此卷子也在其中,另外尚有一些竹简。三四年后,张大昌在一村民家诊病时,见此卷子己被剪成了鞋样儿,经询问,是两家孩一子糊风筝所余之物,当时张大昌尚未平反,朝不保夕,故未敢索回余物。说到卷子被毁,大昌先生禁不住痛哭失声。张大昌回忆,此书是写在“绫子”上的,即丝织品。卷子长约一丈二尺,高尺许。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大昌先生并按记忆画了一张“三皇图”。张大昌先生对医学、文学、佛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他对此卷子特别珍爱,年轻时曾将其熟读背诵,井用其医方行医,八十岁高龄的张先生,对此卷子的段落、医方尚能背诵。
3、钱超尘  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
《辅行诀》原藏敦煌藏经洞。1907年法国伯希和至敦煌盗宝,发现大批珍贵经卷,欲携回国,装箱时某道士见此件首尾完具,乃暗藏之。《辅行诀》虽然没有被伯希和盗走,却被国人自己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毁烧了。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古医籍考 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其序言部分专列一节《关于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对此经卷的再发现过程有较详介绍。全引如下:(见上1、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
2002年10月12日笔者打电话给马继兴先生,说:“现这段文字上下文,似《辅行诀》的两本互勘与厘定出自王雪苔先生手,又似王雪苔先生亲自去河北省威 县面见张大昌先生。是否果然如此?”马先生回答:“王雪苔先生未参与互勘和厘定,王先生也未亲自去面见张大昌先生。到威县去的是王淑民,你可以问问她。当 时王先生是院长,这个工作要靠领导的支持,所以就写了王雪苔先生进行互勘和厘定。”
  据此可知,对《辅行诀》首先进行鉴定、校勘、深入研究并肯定非赝品者为马继兴教授,王淑民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委托直接去河北省威县进 行调查,获得张大昌弟子手抄本,于是《辅行诀》才保存下来。马继兴先生将张大昌记忆本、其弟子手抄本两个本子互相对照进行校勘厘定,收进《敦煌古医籍考 释》一书,世人始见《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2002年10月25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举行建所20周年纪念会,会间休息时我问马继兴先 生:“《辅行诀》有没有后人伪托的可能?您说《辅行诀》为陶弘景撰写的可能性很大,您现在的观点怎样?”马老说:“后人伪托是伪托不出来的。我现在仍然认 为《辅行诀》为陶弘景亲自撰写的可能性较大。”
  1994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甘肃中医学院从春雨先生《敦煌中医药全书》,此书对《辅行诀》的存佚介绍如下:
  “此卷子原藏于河北省威县中医师张南先生家,世代珍传至南先生嫡孙大昌先生。时至“文革”,原卷子焚毁,现仅存两个抄本,一本为张大昌先生对原卷子日夜展玩,诵记如流,原卷子焚毁后,追忆成书;另一本为大昌先生弟子据原卷子抄录。两种本子略有出入。
  原卷子存世之时大昌先生曾致信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表示愿献此卷子,惜未被重视。因惧“文革”之祸火,“文革”后大昌先生以和氏怀璧之志,再信北京中 国中医研究院,信转至王雪苔先生手,颇为重视,至此卷子内容重见天日。原卷子的毁损,对鉴定工作带来绝大困难。能够参考的只有两点。其一为原卷子自敦煌石 室发掘后的流传轨迹。据大昌先生云,其流传过程如下:原卷子于敦煌石室发现后,曾被伯希和选中,并欲窃取回国,幸被装车道士爱其全帙暗中留下。民国初年售 予大昌先生祖父南先生,传至大昌先生,毁于“文革”祸火。其二,原卷子内容中大量保存着久已失传的中医古书的内容,如《桐君药录》、《汤液经法》等。故据 以上两点,原卷子颇有可能是出于敦煌石室的唐以前抄本。”
4、张政烺、李学勤鉴定证书
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查,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陶弘景的著作今日流行尚多,并无此种,《华阳隐居内传》(宋•贾嵩撰)卷中之末有‘华阳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九种一百六十六卷,‘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三种五十七卷,其中皆无此书。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现存佛教典籍有《止观辅行传弘诀》一书,唐释湛然著(类伽精舍本大藏经,阳字五、六、七号),是天台宗的著作,天台宗注重医学,这书里也谈到有些医疗的事,但将二书对照,看不出有什么关系,《止观辅行传弘诀》可以简化称为《止观辅行诀》然如简称为《辅行诀》,把表明宗旨的‘止观’二字省略,便很不妥当了。所以,看不出两部书有关系。‘辅行’二字连文最早见于《孟子》(《公 孙 丑 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辅行是‘副使’即辅佐或助再之意。只是一个时代的词汇,佛教道教的人都不妨用,不是什么宗教词语。
陶弘景著的《真誥》内为《运题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皆以三字标题,当时道教有此风气,又《华阳陶隐居集》卷二有《发真隐诀序》、《药总诀序》等,知当时作书常以诀字为书名,盖亦风气如此。
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一个感想是,如果此书是近人伪作,总会流露一些近代的词汇,蛛丝马迹,容易查觉,但寻绎文义,亦非陶弘景自著之书,如云‘隐居曰’‘陶氏云’‘陶云’则作者自非弘景本人,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一行,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
“总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从上述资料看,《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来历较离奇,马继兴先生的说法与钱超尘先生的有出入,开始为两个抄本,后来又生出众多的版本(见附录二),从抄本来源即为可疑。张政烺、李学勤两先生的鉴定是比较慎重的,“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查,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陶弘景的著作今日流行尚多,并无此种”因为他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故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但认为“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所以只能从文字上去找近人作伪的蛛丝马迹,实际上从文字上去找近人作伪的蛛丝马迹是困难的,但张政烺、李学勤两先生提出‘辅行诀’三字及唐释湛然的《止观辅行诀》这就提供了作伪者乃精通医理医史及儒道释等知识的人。张政烺、李学勤两先生的鉴定基本否定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陶弘景所著。
马继兴先生说“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写出了对该卷子年代的初步鉴定资料。” 马继兴先生的鉴定书比较幼稚(参见《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马继兴先生完全被作伪者牵鼻子着走,所以才写出了不伦不类的鉴定资料。


二、文字内容方面:《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文中有三个主要疑点,一是直接提南阳张机及《伤寒论》,二是伊尹撰《汤液经法》,三是《汤液经法》图。
1《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张仲景有三处,如:“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 “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文中均称为张机。众所周知关于张仲景的生平,由于《后汉书》及《三国志》无传,故知之不多,仲景之名最早见于西晋王叔和《脉经序》其文曰: “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其后直至中唐,凡涉及仲景事者,医家和史家均称仲景或张仲景。如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曰: “汉有华佗、张仲景。其它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 “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可施用。” 晋•葛洪《肘後備急方》序云:“余既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南朝•宋•陈延之《小品方》序云: “自古至今,去圣久远,雅有其文,无有传授之者。汉末有张仲景,意思精密,善详旧效,通于往古,自此以来,未闻胜者。” 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上曰: “《神农本草经》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耳。”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曰: “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而张机之称始见于宋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在校订《伤寒论•序》中引唐•甘伯宗《名医录》之文,其文曰: “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甘伯宗史书无传,《名医录》于宋臣校书后亡佚,所言仲景事,魏晋六朝乃至唐代医家均未提及,且仲景任长沙守事,史书所记历任长沙太守均无张机或张仲景之名,故甘伯宗所记仲景事不知源自何典,不可稽考。从以资料可知,即陶弘景本人都称張仲景而不说张机,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直呼南阳张机,与上述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称呼不符。
关于《伤寒论》的书名,自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并由王叔和撰次成书后,直到唐初,典籍所载,均无《伤寒论》书名,如:陈延之《小品方》序载:《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而世上有不啻九卷,未测定几卷,今且以目录为正。《张仲景杂方》有八卷。《隋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经籍三•子》载: 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亡。《张仲景方》十五卷 仲景,后汉人。《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时仍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叹。而至唐•王焘撰《外台秘要》(752年),始有張仲景傷寒論之语,《唐會要》卷八十二醫術有如下记载:“乾元元年(758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後。有以醫術入仕者。同明經例處分。至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長史王淑奏。醫術請同明法選人。自今已後。各試醫經方術策十道。本草二道。脈經二道。素問十道。張仲景傷寒論二道。” 宋臣校书后仲景之书始演变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此外,陶弘景本人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上亦说: “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却说“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 与陶弘景本义不符。
关于“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此说不通,《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其实在仲景《伤寒论》中六神已居其三,即大、小青龙汤、白虎汤和玄武汤(真武汤),若仲景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为何此三者不避,而避朱雀、勾陈、腾蛇呢?且仲景为何要避道家之称呢?
2《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到《汤液经法》亦有三处,如:“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 “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默契经方之旨焉。” “陶隐居曰: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到的《汤液经法》,可分三个问题来谈。第一,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曰: “ 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但并未写明伊尹所撰,故《汤液经法》不能说是皇甫谧说的伊尹汤液。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则明说是伊尹据《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撰《汤液经法》,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第二,陶隐居是否见过《汤液经法》?《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汤液经法》)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载,而《隋书经籍志》主要抄录梁阮孝绪《七录》和《隋大业正御书目录》而成,则《汤液经法》在梁阮孝绪著《七录》前已经亡失,阮孝绪于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有感公私坟籍,多所散夫,乃博采宋齐以来图书,集为 “七录”一书,故《汤液经法》最迟在宋已亡失。陶隐居和阮孝绪为同时代人(陶弘景456年~536年,阮孝绪479-536)如何能见《汤液经法》。
第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有:“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 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上)云:“舊說皆稱《神農本草經》,余以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製,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采藥錄》,說其華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 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 等,更複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 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多少。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 卅種。精粗皆取,無複遺落。”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已明确指出,在汉末魏晋之际,《神農本草經》所载药物虽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但所载药物数量经吳普、李當之等,更複損益,并不是三百六十五味,三百六十五味乃由陶弘景审定,并加入《名醫别录》副品三百六十五味,合七百卅種为《本草经集注》。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说法,则商之圣相伊尹依陶弘景审定《神农本经》的三百六十五味药来撰《汤液经法》三百六十首方,岂不是荒诞吗? 此外,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上)云:“又有《桐君采藥錄》,說其華葉形色。”《桐君采药录》并无上中下三品之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说“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实在不经推敲。
3《汤液经法》图中体用二字值得怀疑,体用并提当在宋代,程颐《伊川易传》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体,指本原、本体;用,指显现、作用。即隐微的理 与显著的象,二者统一,没有间隙。无形的理,当以物象来显示其意义和功能,而有形之物,本于无形之理。所谓一源,即源于一理,理为根本。体用并提出现于此图中,显然是作伪了。
三、献书者简介:张大昌先生,字唯静,1926年农历7月19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他原籍河北威县邵梁庄,后迁居南镇村。1995年农历10月7日辞世。其家几代人皆能文善医,典藏古籍甚丰。早年在平乡冯马兴固寺出家,法号昌玺。戏剧、绘事、技击诸端,皆得前人真传;他传承了古老的技艺,却又隐逸于斯。
综上所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基本可以肯定是一部伪书,作伪嫌疑最大的乃张大昌先生本人,先生精通医理医史,能文,对儒道释有较高的造诣,典藏古籍甚丰,本身具备作伪条件,请参考附录一中张大昌先生《经法述义》的一篇文章即可知。其作伪思路乃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 “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 作伪素材基本取自《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御览》以及一些道教和释教典籍。我不明白上述这些专家为何把一本来历不明且东拼西凑的伪书看成是对张仲景伤寒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真品古籍呢?可悲!!!

附录一:张大昌先生系《辅行决》的收藏捐献者,临床经验丰富,理论造诣极高。现将其未公开发行的《经法述义》中的一篇摘出,以供大家研究。
1、张大昌1982年序
讲解经方,宋时成无己首创之。论药之分剂,引唐•陈藏器《本草拾 遗》云:“诸药有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寇宗奭《本草衍义》云:“此十种今详之,寒热两种何独见遗?如寒可去 热,大黄、朴硝之属也。热可去寒,附子、桂是也。今特补此二种,以尽厥旨。”自尔以往,医家皆依此,谓之十剂或十二剂。其组织制度,以君臣佐使为准则。其 引《神农本草经》云:“方宜一君一臣三使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然依此说核考经方,不能得其意旨。成氏又引王冰补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文,拟定 大、小、奇、偶、缓、急、复七者,以为方之种类,历来医家亦颇见允纳。而据补经理论之谓:“远近汗下多少。”则又与经方凿纳不入。盖王冰补经每发挥敷演, 论理不免夸空。识者不以微瑕弃玉可也。故今仍式其目而名义有所斧正。夫经方者,传统实效者也,万古不易之准则,医药学术之结晶也。其盛誉,其价值非世流之时方可同日而语也。今欲以模为式,引就正统。故但例方若干首,其他则不惶及焉,世间或于传缺佚者,盖师经义,拟比而补之。抑治庄之作,非敢僭妄尔。
张大昌1982年秋

2、张大昌1990年序
《汤液经法》此书始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类中。为已佚古医方类著作。
经方者,传统实效者也,万古不易之准则,医药学术之 结晶也。其盛誉,其价值非世流时方可同日而语也。古方制度,有君、臣、佐、使之说,有一君、一臣、一佐、一使,有一君、二臣、二佐、二使也。《素问•至真 要大论》文,拟定,大、小、奇、偶、缓、急、复七方。《本草拾遗》云:“诸药有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昔黄帝 与臣工、岐伯、雷公等,编难问证,详病变之情,脏腑经俞之景,以为《内经》。商•伊尹以元圣之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求诸物,近求诸身,撰用《神农本 草》,准次阴阳之道,参伍之变,错综其事,引而伸之,触类以专之,化为《汤液经法》。今欲以模式,以阴阳为两综,剂分十二,以应十二地支,方分十种,以应十天干,据此为十二剂,每剂十方,共计百二十方也,以应《汤液经法》中“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之目。
张大昌撰,弟子范志良整理1990年冬
十二神方
四神、八维方
北方壬癸水,其季冬,其位子,其神玄冥,其兽玄武,其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其气凛,其剂渗。经云:“渗可祛湿”。其方玄武,白术、茯苓、生姜、甘草属。
东方甲乙木,其季春,其位卯,其神勾芒,其兽青龙,其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气散,其剂轻。经云:“轻可祛实(一云闭,邪气闭实也)”。其方青龙,麻黄、甘草、杏仁、桂枝属。
南方丙丁火,其季夏,其位午,其神祝融,其兽朱鸟(雀),其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其气润,其剂滋(一云润)。经云:“滋可已枯”。其方朱鸟,阿胶、鸡子黄、黄连、黄芩属。
西方庚辛金,其季秋,其位酉,其神蓐收,其兽白虎,其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其气肃,其剂收。经云:“收可已耗”。其方白虎,石膏、粳米、知母、甘草属。
北东其位丑,阳气始生,地气始动。其宿咸池,其气滑。经云:“滑可祛著”。其方咸池,榆皮、葵子、黄芩、滑石属。
东北其位寅,日出之方,阳气初生,其宿阳旦,其气温。经云:“温可祛寒”。其方阳旦,桂枝、甘草、大枣、生姜属。
东南其位辰,阳气大振,万物思动。其宿天阿,其气宣。经云:“宣可祛郁”。其方天阿,生姜、半夏、橘皮、桂心属。
南东其位巳,阳气大张,大雨思降,其宿螣蛇,其气泄。经云:“泄可祛实”。其方螣蛇,厚朴、大黄、甘草、枳实属。
南西其位未,未者,味也,百味斯实。其宿神后,其气涩。经云:“涩可固脱”。其方神后,赤石脂、干姜、禹粮石、粳米属。
西南其位申,阴气初盛,月出之地。其宿阴旦,其气清。经云:“清可祛热”。其方阴旦,黄芩、大枣、甘草、芍药属。
西北其位戌,大地澄清,生机已减。其宿紫宫,其气重。经云:“重可祛怯”。其方紫宫,牡蛎、龙骨、滑石、赤石脂属。
北西其位亥,阴气思收,大地闭塞。其宿勾陈,其气补。经云:“补可扶弱”。其方勾陈,甘草、生姜、大枣、人参






附录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现存版本对比研究
作者:石 琳 王庆国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中医文献杂志》2008年4月25卷2期 文献综述
【摘要】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一部重要的敦煌遗书。它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长期以来,关于它的文献资料十分稀少,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入。经过近20年的搜集整理,伤寒文献专 家钱超尘教授获得张大昌弟子先后抄录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14个不同抄本。笔者跟随钱先生对现有的这些文献进行细致的研读,对所掌握的《辅行诀脏腑 用药法要》现存版本的来源及诸个版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期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进行重新校注选定最佳的底本和校本。
【关键词】  辅行诀 版本 对比研究
    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该书的确切名称当为《五行诀五藏用药法要》。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辅行诀》的研究囿于资料 的稀缺,始终没有得到更深入的发展。伤寒文献专家钱超尘教授经过近20年的搜集整理,先后获得张大昌弟子抄录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14个不同抄本。 例如:①中医研究院打印本(1975~1976年)、②范志良抄本(1965年2月)、③衣之镖抄本(1976年5月)、④刘世忠抄本(1979年12 月)、⑤王云廷抄本(时间不详)、⑥经法述义(1995年)、⑦孙伯果抄本(1976年)、⑧《敦煌古医籍考释》本(1988年)、⑨《敦煌医药文献辑 校》本等(后两种为正式出版发行本),基本囊括了现有的有关《辅行诀》的大部分文献资料。同时钱教授还多方走访与《辅行诀》的发现和研究相关的人员,亲自 到河北广宗县,与张大昌弟子座谈,尽可能多地掌握关于这本书的真实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为了能够整理出一个尽量接近原卷子的版本,更好地对其与《伤寒论》之 间的学术渊源进行挖掘,笔者跟随钱先生对现有的这些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研读,把《辅行诀》现存的几个版本加以对比和筛选,以期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进行 重新校注选定最佳的底本和校本。
    版本的来源
    《辅行诀》原卷子藏于敦煌藏经洞。1907年法国伯希和至敦煌盗宝曾选中此卷,后被装箱的王园?道士暗中留下。1918年河北威县张?南奉命去张掖收购军 马时顺便前往敦煌,偶然间从该道士手中买下此卷子,后送回原籍家中世袭珍藏。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幸有张大昌在广宗县的弟子王子旭在文革 前曾进行过抄录。20世纪70年代初,张大昌开始追记卷子本的内容,并拿王子旭的抄本作为参考。因王子旭抄录时仅为十二三岁,其抄本难免次序不整,错讹颇 多。后该抄本又经张海州复抄。1974年初,张大昌将自己的追记本寄送中国中医研究院。起初并未引起重视,后转交至马继兴教授手中。经过马教授反复考察, 认为此书绝非今人伪造,其成书下限决不晚于宋初。1975年还就此卷子征求了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社会科学院张政?和李学勤两位教授作出“此书不是近代的 伪作,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结论(此即王雪苔1988年为《敦煌古医籍考释》本《辅行诀》校勘所用的“乙本”)。 当时王雪苔正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负责中医线装书的鉴定工作,此书转到他手后,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委托其负责该文献的调查和处理工作。1975年 底王雪苔直接到河北威县进行调查,才得知1975年4月张大昌曾再次向中医研究院献书,所寄材料就是张海州抄录的王子旭抄本。所幸的是,回到中研院后王雪 苔几经周折找到了这个抄本(也就是1988年《敦煌古医籍考释》本《辅行诀》校勘所用的“甲本”)。王雪苔教授将张大昌追记本、其弟子手抄本两个本子互相 对照进行校勘厘定,形成了《辅行诀》的第一个校本,即中研打印本,其时间是1975年12月16日。而后于1988年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 王雪苔以“特邀编写”的身份根据甲乙两个版本完成了《辅行诀》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本(简称《考释》本)。20世纪90年代初,张大昌弟子们把张大昌的部 分藏书和临床经验汇总合集而成《经法述义》,其中收录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即所说“经法述义”本。1991年,为了进一步考察敦煌卷子本的发现经过 及其特征情况,中研院王淑民和陶广正两位教授赴河北威县走访了张大昌先生。而后形成了《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的《辅行诀》(1998年),在王淑民 1999年出版的《敦煌石窟秘藏医方》一书中即有《辅行诀》的记载,其版本与《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相同。为了进一步探索《伤寒论》的学术渊源,钱超尘教 授也十分重视《辅行诀》的研究,在此后的10余年间,钱教授从同行或张大昌的弟子处陆续收集到其他6个版本,2007年6月还亲自到河北威县见到了张大昌 的11位弟子,其中包括曾亲睹《辅行诀》卷子原件的王子旭,获得了很多关于《辅行诀》的珍贵资料。
    版本的对比
    1.三个重要的抄本
    《考释》本  《考释》本是最早正式公开出版的《辅行诀》版本。其特点是:资料来源较为可靠,版本校注出自专家之笔。此处特引王雪苔教授在《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对《考 释》本《辅行诀》资料来源的说明:“今存两种抄本。甲本乃张大昌弟子之间转抄者,保留原貌较多,但转抄中偶有省略及按抄者理解妄加改动处;乙本乃张大昌追 记而成,内容较全,但难免有误记之处。现以甲本为底本,并据乙本补入缺文,凡补入文字均在其下加重点符号‘•’,不另作注。”而王雪苔教授不仅是中医文献 方面的专家,且是亲自走访张大昌的第一人(曾先后于1975年年底和1976年年初两次到河北威县调查)。由此可见,《考释》本具有严谨性和相当的权威 性。此后十几年间,关于《辅行诀》的研究也基本上都是以《考释》本为基础,这对于《辅行诀》研究的连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仍选择《考释》本为 底本。《考释》本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形成仅限于张大昌的记忆本和其弟子传抄的一种版本,资料单薄,使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对困难。
    范志良抄本  范志良,张大昌大弟子。其1965年抄本虽然不是从卷子本直接抄录而来,但是比较接近卷子本。通过对照校对,它在内容上和《考释》本的差别不是很大,这也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版本比较真实可靠。越早的版本保留原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把范志良的这一早期抄本作为主要校本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版本的最大价值 在于,其中记载了金石药,而这是《考释》本中所没有的。后据张大昌弟子回忆,张大昌在捐书时有意删掉了金石药的部分。就陶弘景的身份而言,金石药常为道家 所重视,从这个角度考虑,书中载有金石药当在情理之中。对照中研打印本,其文章末尾处载有:“石青木、石胆火、石硫磺土、?石金、淄石水、代赭石木、?石 火(以下残断)。”由此可知在张大昌最初捐献的版本中是有金石药的。据此,笔者认为金石药当为敦煌原卷子所有。
    中研打印本  此打印本原系山西中医药研究院中医文献学家李茂如先生所存。李老先生生前对伤寒文献研究颇有建树,对《辅行诀》也十分重视。李老先生于2000年去世,其 文献资料交山西中医研究院赵怀舟同志整理。赵怀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拜钱超尘教授为师,当得知钱教授正在做《辅行诀》相关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就于 2005年2月将李茂如先生收藏的这份《辅行诀》中研打印本复印寄送予钱超尘教授。
    之所以重视中研打印本,原因在于通过对该版本的仔细研读,并与其他资料对照研究,此版本较为接近张大昌先生的背诵稿。王雪苔在《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的调查与校勘考释》一文中清楚地介绍了中研打印本的由来,明确了中研打印本即为《辅行诀》的第一个校本。据此,我们把中研打印本作为旁校本。在王老的文章 中提到了一个“王子旭”抄本,也就是“甲本”的原形,但是该抄本的原件已经不知所在。这一版本的毁损对于《辅行诀》的研究是一重大损失。
    2.其他版本
    此外还有:衣之镖抄本(1976年5月);刘世忠抄本(1979年12月);王云廷抄本(时间不详);《经法述义》本(1995年);孙伯果抄本 (1976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共计6个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多是张大昌之弟子抄录或辗转传抄而成。《经法述义》中记载:“张大昌从其父张阿翮 手中传得此书,从十三岁开始咏诵此卷,记忆纯熟,铭记于心。及后临床亦多取此书方论而获良效,遂将此书教授弟子,相与传抄。”据悉,张大昌共有弟子十余 名,每个人手上基本都有一部抄本。据张大昌的弟子衣之镖讲,诸抄本大体是两类,即有“更补”等字样的版本和无“更补”字样的版本。
    衣之镖抄本  衣之镖,张大昌弟子,河北省威县中医院医师。他在得知钱超尘教授在做有关《辅行诀》的研究后,于2005年1月将所存之抄本复印寄予钱先生。他在信中说, 其抄本抄录于1976年,《考释》出版后亦未调整过。但是对于正文中“原本治”、“又”、“另补文”、“更文”、“补文”、“原补文”等的解释不甚清楚。 关于这个问题,张大昌的另一个弟子刘德兴在给钱教授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刘德兴在信中说:“关于重整稿中,衣抄本是按我的抄本所抄录的。”同时他还详细说 明了该本中“原本治”、“又”、“补文”、“另补文”、“更文”、“更补文”字样的来源。他在信中写道:“首先声明,以上这些字样不是先师亲笔所加,也不 是《法要》原卷所有,更不是前人及诸抄本所加写的,而是我在重整先师的三个抄本时,自己所加写的。但其条文、文字是原抄本所有,不是我所加的。”他说: “我在75年以前共有三个抄本,在75年得到先师最后一个抄本时与前二个抄本(1965年、1972年)校对时发现主治条文、方药、剂量、加减例等各有不 同之处,参考、查对、学习起来很不方便,又为保持原貌,不敢妄加改正和补充。凡是三个本子的证治条文都相同的,就原文抄录。第一个本子主治条文与此不同之 处,就加用了‘原本治’或‘补文’或‘更文’加以区别开来。这样便形成了三个本子合而为一的《合订本》,也就是重整稿中所谓的衣抄本。”但是遗憾的是他 说:“至于其原底本未加保存,已不知去向。于1993~1995年,我们众弟子整理《经法述义》时,又按合订本、衣抄本、范别抄本、王抄本、刘抄本等进行 互参重整载于《述义》中,自《述义》出版后,我以前的这个合订本未加注意保存而佚失。”
    将衣抄本和《考释》本校读发现,确实存在很多的“补文”、“更文”,还有一些衣之镖所注的说明,很难说是一个接近原貌的本子。但是其中也记载了“金石药” 的有关内容,所以在此方面的研究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另外,从衣、刘二人对“更补文”的来源解释来看,刘德兴所述当可信赖,对于该抄本的成稿时间1976 年,没有异议。衣之镖在信中明确指出《考释》本未参考过该抄本,这也正是该抄本的价值所在,或可以补《考释》本之不足。所以我们把衣之镖抄本作为研究的参 考版本。
    刘世忠抄本  刘世忠,河北省广宗县北塘町公社医院医生,其人非张大昌弟子,与张大昌弟子王云廷相熟。刘世忠从某病人手中得到《辅行诀》传抄本,因王云廷善书法,故请王 云廷为其抄录。从内容上看该抄本为节录本,非全本。该抄本可以作为一种拾遗补缺的参考。但终因其来源不详且并不完整,所以不做为主要依据。
    王云廷抄本  王云廷,河北省广宗县北塘町村人,张大昌弟子之一。此抄本是按照中研打印本抄录而成。经与中研打印本校读,内容基本相同,仅在该抄本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 “此本是中央医学院校校定者,为余诵出。文多错谬,读而细察可也。”由此可见,此抄本张大昌本人曾阅读过,而其内容当与张氏诵记稿相近。此版本作为打印本 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印证了打印本的价值。
    《经法述义》本  《经法述义》是河北省威县名老中医张大昌的弟子们为其点校整理的医学专辑。其中附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经法述义》本的特点是,它是在张大昌弟子所 保存的多个抄本的基础上汇总而成。后人的改动增补较多,对于这一版本的使用应仔细甄别。2007年6月10、11日两天,钱超尘教授赴广宗县访书时,见到 张大昌所有的弟子。座谈中议定撰写一部包括所有传抄本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由钱超尘、范志良、赵怀舟任主编(该书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当 谈到《经法述义》时,诸弟子均认为《传承集》里不要收录其所附的《辅行诀》,因为失真之处太多。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出版于1998年。在其书中《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题解中提到:“本释文主据张大昌先生提供的三种抄本参校而成。”“特别是在第二 次访问时作了较详细的调查记录和录音,在此过程中又获见了张氏传人的另外两种抄本(简称乙本、丙本),为进一步校勘次数原文提供了重要参考。”这里的第二 次访问指的是1991年王淑民、陶广正赴河北威县的走访。其所称乙本、丙本并未说明明确来源,录音今存,但已模糊不清。该版本从内容上来说,与《考释本》 相距不远,只是在载方上多了大小钩陈、大小?蛇4首。经多方考证,该4首方剂不是原卷子所有,乃张大昌增补。
    孙伯果抄本  此抄本为河北威县孙家陵村孙伯果医师于1976年抄录,也是《辅行诀》较早的抄本。 该抄本的重要意义在于两点:一、孙伯果抄本的名称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而不同于之前版本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从该书的内容来看,这个名称更为恰 当,因为书中没有涉及到“六腑”。钱教授在2007年6月走访张大昌弟子之时,王子旭、范志良、姜宗瑞均称卷子原名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二、该抄本 中亦载金石药,以表格形式出之且多注语。对于《辅行诀》所载金石药的研究十分有意义。
    版本对比研究的意义
    1.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从张大昌献书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对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认识还是比较统一的。《辅行诀》可能不是陶弘景亲撰,但是其书绝不是近代或今人之伪作,作为 记载了大量古经方的古籍传抄本,尤其是从一侧面证明了《伤寒论》与《汤液经法》之学术渊源,对于古医方和《伤寒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对其现 存版本的收集整理使我们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更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尽可能地接近文献的原貌,以利于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2.明确了《辅行诀》文献研究的重点
    通过版本的对比研究,《辅行诀》文献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文献的原题目应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二、敦煌原卷子是否存在金石药。三、它所体 现的辨证用药精髓。在这几个问题解决的基础上,对于《辅行诀》所反映的《汤液经法》的辨证治疗思维,组方用药规律,以及《伤寒论》的学术渊源研究才更准 确、更有意义。即将出版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尽收张大昌弟子的所有传抄本。王雪苔、范志良、衣之镖、王子旭、刘德兴、孙伯果等均撰文说明他们的 抄录本的原委。该书的出版,对于《辅行诀》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楼主| 发表于 2008/9/4 22:39:10 | 显示全部楼层

《 十一师秘要》(张大昌先生弟子个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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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由赵俊欣著,学苑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发行。

简要内容:


本书作者自16岁起拜师访道,跻身于中医行列。迄1993 年先后从师十一位。诸师在医术上既有共通认识点,又各具独到之处。他们给予作者的不仅仅是孜孜不倦的教诲。而且将医术.医诀,验方,秘方,以及终身在握的爱籍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作者.对作者的医术日益精进具有很大的帮助。为了感谢恩师的教诲.作者惟恐这十一位恩师的医疗经验.家传秘籍有所湮没.故将诸恩师传授的秘要予以编述.间或将师之所传予以论释发挥。为了纪念恩师.起书名为《十一师秘要》。
 楼主| 发表于 2008/9/8 19:29:57 | 显示全部楼层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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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由王雪苔编著,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年9月1日出版发行。


简要内容:


本书共分三篇,上篇收载《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繁体字校注本、简体字厘定本及作者的校注厘定说明;下篇收载作者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调查与考证的论述;附篇收集了有关《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资料选编。


 楼主| 发表于 2008/9/8 19:48:16 | 显示全部楼层

伊尹《汤液》之经论考

作者:方国强


白沙游子无闻居士曰:如能确定《辅行诀》卷中所论述的均为《伊尹汤液经》之内容,那么,伊尹《汤液》中有如下之经(典)论(述):
1、汤液经法 ——《汤液经法图》昭示了失传将近二千年的中医药组方用药法则;
2、病症脉法 —— 开创了“辨证施治”,一病一证一脉的辨证法与一方的治疗法;
3、方药 —— 肇基了方剂学与药物学,记载先秦汉代张机《伤寒杂病论》以前的大量古传中医药佚方,根据《桐君采药录》体系对中药药品进行分类与应用;
4、创立了疾病的分类方式与诊治指导思想 —— 治疗“五脏虚实症”(杂病)用五行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治疗“外感天行病”(伤寒)用阴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用八卦理论作为方剂药品味数运用的指导思想。
5、确立了随证加减化裁法 —— 五脏小补汤随证加减法,五脏大补汤与五脏小补汤用药的化裁法;
6、建立了方药剂型与治法 —— 以汤剂作为主打剂型,配以丸、散(膏、丹)等剂型;按病症病情分别采用内治与外治法(见救急类方);
7、宣明了汤液的熬制与服法 —— 按分类疾病的方剂与药品味数用相应适量的水熬制一定数量的汤液,按药品质性明确煎熬的先后顺序,按方剂类型规定服法(日、夜)与次数;
8、传承了中医针灸 —— 以针灸作为“汤液”治病的辅助疗法。
以上八项之经论,在《伤寒杂病论》中都可觅见其踪影,只不过仲景未与明言罢了,只不过吾人没有对《辅行诀》进行逐字逐句、细致地分析总结罢了。
本文着重对八项中的第8项,关于《伊尹汤液经》中有无涉及中医针灸内容的问题进行探讨。为此,笔者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中有关中医针灸的论述摘录如下:
“一、辨肝脏病证文并方:肝虚则恐,实则怒。肝病者,必两胁下痛,痛引少腹。虚则  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澹澹然如人将捕之。气逆则耳聋,颊肿。治之取厥阴、少阳血者。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则胻善瘛,节时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耳间青脉以去其瘛。陶云:肝德在散。故经云: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适其性而衰之也。”
“二、辨心脏病证文并方1:心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心病者,心胸内痛,胁下支满,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取其经手少阴、太阳,及舌下血者,其变,刺郄中血者。邪在心,则病心中痛,善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经云:诸邪在心者,皆心胞代受,故证如是。陶云:心德在耎。故经云:以咸补之,苦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三、辨脾脏病证文并方:脾实则腹满,飧泄;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脾病者,必腹满肠鸣,溏泻,食不化;虚则身重,若饥,肉痛,足痿不收,行善瘛,脚下痛。邪在脾,则肌肉痛,阳气不足,则寒中,肠鸣,腹痛。阴气不足,则善饥。皆调其三里。陶云:脾德在缓。故经云:以甘补之,辛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四、辨肺脏病证候文并方:肺虚则鼻息不利;实则喘咳,凭胸仰息。肺病者,必咳喘逆气,肩息,背痛,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咽干。邪在肺,则皮肤痛,发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取之膺中外腧,背第三椎旁,以手按之快然,乃刺之,取缺盆以越之。陶云:肺德在收。故经云:以酸补之,咸泻之;肺苦气上逆,食辛以散之,开腠理以通气也。”
“五、辨肾脏病证文并方:肾气虚则厥逆,实则腹满,面色正黑,泾溲不利。肾病者,必腹大胫肿,身重,嗜寝;虚则腰中痛,大腹小腹痛,尻阴、股、膝挛,胻足皆痛。邪在肾,是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项强痛,时眩仆。取之勇泉,昆仑,视有余血者尽取之。陶云:肾德在坚。故经云:以苦补之,甘泻之;肾苦燥,急食咸以润之,至津液生也。”
以上五段文字中的黑体字部分,是用中医针灸治疗五脏虚实证候之论述,该部分内容是否为陶隐居摘录《伊尹汤液经》之内容,抑或是陶隐居引用别家著述以论治,但从文章的整体性与语句的连贯性而言,从每段文字最后的“陶云”、“经云”的之注说而言,该部分应是陶隐居摘录《伊尹汤液经》的内容。为能确定此推测,笔者将以上内容与《黄帝内经》中和《伤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关论述作比较,从中寻求依据。

(一)、《黄帝内经•素问》:
《素问》,在汉魏、六朝、隋唐之代各有不同传本:主要为齐梁间全元起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唐•王冰注本,王冰于宝应元年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自称得自其师秘藏的七篇“大论”补入(宋代又增补了两章遗篇);至北宋嘉佑、治平年间,由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而定型并刊行。
流览《素问》全篇,知其乃主要是论述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但笔者从针灸术角度去观察,则发现其所有的论述均围绕“针灸治病”这个主题,八十一篇中直接阐述针灸术的在四十篇以上。在此主旨下,其他篇章包括由王冰补入的运气七篇以及北宋年间补遗的二篇在内,均为中医针灸学之人体生理、病理、病机、疾病、诊法、治则等方面之讲述(此论著适用于中医药学的任何专门学科,故被后世医家引用为吾中华医药学之“辨证论治”原则),均为中医针灸学之“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运气学”等理论基础之论述(此理论基础被后世医家引为吾中华医药学之基础理论)。
笔者摘录《素问》中的有关段落,以证《辅行诀》及《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中医针灸的相同相似的内容。
1、移精变气论:
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
2、汤液醪醴论:
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
3、诊要经终论:
①、故春刺散俞,及与分理,血出而止,甚者传气,间者环也。夏刺络俞,见血而止,尽气闭环,痛病必下。秋刺皮肤,循理,上下同法,神变而止。冬刺俞窍于分理,甚者直下,间者散下。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
②、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气着藏,令人胀,病不愈,又且欲言语。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堕,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无言,惕惕如人将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气,时欲怒。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为,起而忘之。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时寒。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见。冬刺夏分,病不愈,气上,发为诸痹。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
4、经脉别论:
太阳*****至,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也,表里当俱写,取之下俞,阳明*****至,是阳气重并也,当写阳补阴,取之下俞。少阳*****至,是厥气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阳独至者,一阳之过也。太阴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气少,胃气不平,三阴也,宜治其下俞,补阳写阴。一阳独啸,少阳厥也,阳并于上,四脉争张,气归于肾,宜治其经络,写阳补阴。一阴至,厥阴之治也,真阴(疒娟之右)心,厥气留薄,发为白汗,调食和药,治在下俞。
5、藏气法时论: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目巟)(目巟)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
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取其经,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月端)(骨行)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取其经,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血者。
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
6、血气形志篇: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是谓五形志也。
以上六篇与其后的宝命全角论、八正神明论、离合真邪论、通评虚实论与刺热篇、评热病论、疟论、刺疟篇和咳论、腹中论、刺腰痛篇、痿论、厥论、病能论、奇病论、刺要论、刺齐论、刺禁论、刺志论、针解篇、长刺节论、皮部论、经络论、气穴论、气府论、骨空论、水热穴论、调经论、缪刺论、标本病传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征四失论、阴阳类论等篇均为针灸术的学说,可以说,《素问》除运气七篇与遗篇外的七十二篇,为自成体系而论述以针治病的,笔者姑且称之为《内经》体系;而由唐•王冰据其先师张公秘本而补入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的运气七篇,据考证属另一部医书《阴阳大论》,篇序在《六元正纪大论》与《至真要大论》之间的《刺法论》、《本病论》二篇,则据北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之《素问遗篇》而补遗的,这二篇的内容实际上是运气七篇的延续与补充,故有明代•马莳之中肯评价:“按此《刺法论》《本病》二篇,皆正本所遗,其《本病论》乃所以发明此篇内有折其郁气,资其化源语。大义见《六元正纪大论》中,但彼引而不发。至此二篇,始有下手处,惟升之不前,降之不入。故成五郁。惟不退位。故不迁正。司天不得迁正,则刚失守而后三年成五疫。司地不得迁正,则柔失守而后三年成五疠。后世不知司天在泉,天之右旋。地之左旋,及夫五郁者,以其不知此二篇升降之意也。不能治疫疠者,以其不知二篇退位迁正。刚柔失守之义也”。无论是从这九篇所论述的内容,还是从其编入《素问》的时间来说,都可视为不同与《内经》之针灸学体系。故白沙游子无闻居士以为,《素问》中的这九个篇章,是属于《内经》以外论述针灸治疗的医学体系著作,笔者暂且把他列入《汤液》体系。

(二)、《黄帝内经•灵枢》:
《灵枢》虽有《九卷》、《九虚》、《九灵》和《针经》等传本(或卷名),但在隋唐之代均已散佚。宋•林亿、高保衡等在校正医书时因其残缺过甚而欲校不能,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南宋•史崧将家藏的《灵枢经》改成二十四卷献出并予刊行,该传本虽与王冰所引之《灵枢》及王唯一所引之《灵枢》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却是现今行世的唯一版本。
观《灵枢》自第一篇《九针十二原》至最末的《痈疽篇》,共八十一篇,全部为著作中医针灸脏腑、经络、腧穴、针具及刺法等之言,其中不乏中医辨证法之论述,然笔者以为,此亦专为针灸治病而立,故《灵枢》无愧有《针经》之名讳。为寻找与《辅行诀》及《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中医针灸的相同相似的内容,笔者摘录《灵枢》中的有关段落如下:
1、五邪篇:
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欬动肩背。取之膺中外俞,背三节五脏之旁,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
邪在肾,则病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痛,时眩。取之涌泉、昆仑,视有血者尽取之。
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也。
2、热病篇:
①、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
②、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外内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一寸旁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者各一,项中一,凡六痏;巅上一;顖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
《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等基本理论;而《灵枢》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理论论述。故使其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历朝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依据。
从笔者摘录《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与《黄帝内经•灵枢•五邪篇》段落中的黑体字部分,可看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中有关中医针灸的论述,有可能是陶隐居引用《内经》之内容。但据廖育群先生在《歧黄医道•今本〈黄帝内经〉——〈素问〉与〈灵枢〉》中所云:“从以上这些难以说通的地方看,《素问》和《灵枢》必定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内经》十八卷’。直接言明这一点的是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冰为之注。冰以汉志有内经十八卷,以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当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海南出版社2008年5月版)。廖君又在《中国传统医药•垂世经典》中云:“今本《黄帝内经》,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可以认定包含有《汤液经法》、《黄帝神农食禁》等多部已佚著作的内容”(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8月版)。廖先生还在《歧黄医道•针灸疗法》中云:“针灸疗法向理论医学迈进的第一步,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与经脉学说结合起来。这一过程肇始于战国,完成于汉代……对于针灸疗法来说,只要确定了某一病症归属某一经脉,即可施以治疗;而当时药物疗法的理论体系则是将身体各部分的疾病或通过经脉学说,或直接归属于五脏,进而依靠五行学说将五脏与药物的五气、五味联系起来,确定相立的用药原则及组方”。吾人所知,《伊尹汤液经》、《桐君采药录》、《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四经均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代,是吾中华医药学之经验积累与理论形成并中医学术整理时期,是“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之针药并用阶段,将日常所用之“针”“药”医术同时撰著于卷册中,应是常理中之事。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指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笔者以为,在同一时期内完成的医学经典《伊尹汤液经》与《黄帝内经》,虽然所论各有偏重,但可肯定会将当时的医技疗法记载在册,因有《内经》论“针”兼述“药”之事实,故有《汤液》言“药”亦及“针”之推测。因此,《黄帝内经》之《藏气法时论》与《五邪篇》中之说,亦有可能原为《伊尹汤液经》中之论。这又是笔者之异说,但不管如何,还是留之以存疑。

(三)、《伤寒论》中有关针灸的论述:
1、伤寒例:
①、凡治温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其三十九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为灾,并中髓也。
②、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上第五:太阳病,头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③、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2、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
①、伤寒腹满谵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②、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
③、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
3、辨少阴病脉证并治:
①、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②、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③、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四)、《金匮要略》中有关针灸的论述:
1、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
①、问曰:血痹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②、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师曰:病有奔豚,……发汗后,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主之。
③、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
2、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
①、妇人伤胎,怀身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大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
②、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
③、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
④、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久则羸瘦,脉虚多寒,三十六病,千变万端,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子当辨记,勿谓不然。
从《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有关针灸治病的论述中,吾人可看出其中部分内容是与《黄帝内经》相同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不同的,特别是在分证论治中直接注明了某穴位治某病之论说,有违于《黄帝内经》论理而无涉具体诊治针穴之主旨,这部分内容来自何处,值得探讨。但笔者以为,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对于《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有关针灸治病的论述,足已说明了张机著作《伤寒杂病论》时,在阐述疾病的诊治中,在治疗技术与方法的取用上是针药并用的。
对于《伤寒杂病论》针灸治病说的来源,笔者分析后认为来自二个方面:来自《伊尹汤液经》或是来自《黄帝内经》。假如《伤寒杂病论》中有关针灸治疗的论述来自《伊尹汤液经》,那么从中更能看出两者的传承关系,也证实了笔者的“该部分应是陶隐居摘录《伊尹汤液经》的内容”之推测。倘若《伤寒杂病论》中有关针灸治疗的论述来自《素问》、《九卷》(《黄帝内经》),则可因此而证实张机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这二十三字,确为仲景之亲笔,从而纠正后世之由王叔和窜入之议论矣。如若张机著作《伤寒杂病论》时,同时取用过《伊尹汤液经》与《黄帝内经》中有关针灸治疗之内容,则笔者上述二点均可成立。
从以上摘录的文字与分析来看,在中医药历史上,无论是针灸或是汤液,均存在医药学术流派之分。而且,在中华医药“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之初始阶段,行医者对“针”“药”的使用是不分家的,《黄帝内经》主要论述针灸并涉及药治(汤液),而《伊尹汤液经》则主要论述药治(汤液)并兼及针灸,笔者以为,这可能是最接近于二经原貌之推测。故白沙游子无闻居士如是曰:如能找到足够的证据,任何的推测都有可能是真实的。
吾人还可从中发现,无论是《黄帝内经》或是《伊尹汤液经》中,都有“针灸”与“药治”两大内容,或主或辅,缺一不可,这就给我们确立了一个判别一名纯正中医师的标准:如不能“针”“药”并用者,不能称之为“纯正”者也。
白沙游子无闻居士认为,“农、黄”流派尊《内经》为经典,以针灸为主体,以“汤液”为辅助;“桐、伊”流派奉《汤液》为圭旨,以“汤液”(药治)为主体,以针灸为辅助。至仲景合二为一,仲景之后,“针”、“药”别立,流派分呈,中华医药从此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但也由此导致了“汤液经法”的失传。后世医家把《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奉为四大经典,而把中医药经典中之元典——《伊尹汤液经》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矣。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5 13:57:23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辅行诀》原卷中有无金石方药之记载
以及张唯静在《汤液图法释》中所言之是非

作者:方国强

笔者首先申明,本文纯粹为学术讨论,不针对任何个人,如文中牵涉到那位先生学者,或有不当、欠妥之言论,笔者在此先予致歉,并敬请给予谅解。

关于《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张大昌、钱超尘主编 学苑出版社2008年9月版)诸多抄本中,载有三十味金石药精与三十首金石类方剂,是否为《辅行诀》原卷子所有之问题,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前言》中云:“有的抄本有金石方,有的抄本则无,是否为原卷所有,读者亦有不同意见,尚需博雅之士有所考察”。笔者虽不能入“博雅之士”之流,但自谓对《辅行诀》有所钻研,故不知量力,欲对此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白沙游子曾对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之前刊行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传本中,五十一个医方所用七十二味药物,按五行药(属)性逐方逐味进行过相互比较与验对,也曾对部分汤方所用药品按组方法则进行了增减调整,认为三十味(笔者认为,《辅行诀》如载有金石类药精的话,只能是二十五味,不会是三十味,因为草木类药精只有二十五味,故金石类药精也只能是二十五味,古人讲究的是对仗工整)金石药精与三十首金石类方剂,均由张大昌先生所增补,不为《辅行诀》原卷中之所有。
考《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二十一个抄本,按其抄录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记有完整三十味金石药精并有金石药方的,二是在卷末载有二十五(此数为笔者推测)味金石药精残留七味者,三是既没有记载三十味金石药精与金石药方,在卷末又无残留七味金石药精的。
记有三十味金石药精与三十首金石药方之内容的抄本计有十二个:《辅行诀》范志良抄本(1965年)、《辅行诀》刘德兴抄本(1975年)、《辅行诀》衣之镖抄本(1976年)、《辅行诀》孙伯果抄本(1976年)、《辅行诀》丁勤喜抄本(1979年)、《辅行诀》刘世忠抄本(1979年)、《辅行诀》赵俊欣抄本(1985年)、《辅行诀》周连淼抄本(1966年内容,1989年过录)、《辅行诀》刘祥之抄本(1998年)、《辅行诀》王子旭抄本(1964年内容,过录时间不详)、《辅行诀》范志良第二次抄本(1972年前)、《辅行诀》张大昌抄本残卷(1977年前)。
在末尾记有“(【原文】)木(木)
石青木
石胆火
石硫磺土
礬(矾)石金
淄石水
火(火)
代赭石木
石火
(以下残断)或(原卷以下残断)”等字句的抄本有六个:其中有《辅行诀》中国中医研究院打印本(1975年),以及《张大昌注辅行诀》衣之镖抄本(1979年)、《张大昌注辅行诀》刘德兴所藏抄本(1983年)、《辅行诀》王云亭抄本(1979年后)与《张大昌注辅行诀》周连淼抄本(1981年后)、《辅行诀》张义霄抄本(1988年前)。
既没有三十味金石药精与金石药方,又没有金石药精残留七味记载的抄本有《辅行诀》张大昌抄本(1974年)、《辅行诀》张偓南别集本(1980年)、《辅行诀》周连淼第二次抄本(1988年后)等三个。
从以上三种内容抄本的抄录时间来看,最早为1965年的范志良抄本,即张大昌先生首次外传本,其本中有三十味金石药精与金石药方等内容。然而,从王子旭抄本来看,虽过录时间不详,但其原件为1964年的内容,故可说,此本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外传本。然此二个抄本是否即为《辅行诀》之原本?笔者以为,不能如此轻断。因为其它抄本的抄录时间虽比此二本要晚,但由于其被抄母本之时间不能确定,故仅凭抄本之抄录时间是不能确定被抄本是否为原本;如以抄本的多寡为依据则更属无理。
由于《辅行诀》原卷子已在“文革”中被毁,张大昌先生又已仙逝,《辅行诀》原卷中到底有无三十首金石药方?三十味金石药精记载是否真有或是否为三十味?笔者以为,只能从《辅行诀》所载之内容中去寻找,从所录之方药中去求证。
陶隐居在《辅行诀》中云:“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之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从此段话中吾人可知,《辅行诀》仅摘录《汤液经》方六十首。笔者曾在有关论文中提出:“现《辅行诀》刊行本中仅载医方五十五首(不计“正阳旦汤”),如减去大小勾陈、螣蛇汤四方,实际上只有五十一方,所缺的九方是何内容?”之问题。
现据《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辅行诀〉范志良抄本(1965年)》(有的抄本以表格的形式抄录金石五脏大小补泻汤),其中金石方剂达三十首,使原所缺九方的三倍多,医方总量达到八十一首,如再加上“正阳旦汤”,共计八十二首,已大大超出陶隐居所云的六十首。此乃对原卷中有否此三十首金石方的存疑之一。
据《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辅行诀〉范志良抄本(1965年)》所云:“今将金石药三十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列左:
味辛皆属木,琅玕,桂枝主,龙肝、生姜为火,黄土、干姜为土,砒石、细辛为金,阳起石、附子为水。
味咸皆属火,磁石、旋覆花主,凝水石、大黄为木,禹粮、泽泻为土,芒硝、厚朴为金,硝石、葶苈为水。
味甘皆属土,赤石脂、人参主,云母、甘草为木,石英、大枣为火,石膏、麦冬为金,乳石、茯苓为水。
味酸皆属金,白矾、五味主,石绿、枳实为木,石胆、豉为火,硫磺、芍药为土,皂矾、薯蓣为水。
味苦皆属水,滑石、地黄主,代赭石、黄芩为木,丹砂、黄连为火,雄黄、术为土,垩土、竹叶为金。
硇砂、桂心为木,矾石、栝蒌为火,姜石、薤白为土,曾青、山萸肉为金,卤碱、龙胆为水。”
上述之言有如下之疑点:
1、范本所云:“今将金石药三十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列左”之句,与之前的“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如左”句重复,前贤会如此不注意修辞吗?其实,从此句可明显看出张大昌先生套用前句之痕迹。
2、既云“今将金石药三十种……列左”,而所列的药物则有六十种,虽其中有金石药物三十种,但在金石药内为何又要间列草木类药物三十种?在前置言中为何不加以说明?又,草木类二十五味药精之一的木中火——“椒”,为何又不在这里的三十味药精中,与隐居所云“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之说相违?
3、“硇砂、桂心为木,矾石、栝蒌为火,姜石、薤白为土,曾青、山萸肉为金,卤碱、龙胆为水”。此十味药物是“味苦皆属水”吗?如是,则不论其它药物的五行属性是什么,而“桂心”为水中木,则与二十五味(草木)药精中“桂”为木中木相异。又,至何朝何代时才有“桂”、“桂枝”与“桂心”之区分?难道是在秦汉之代或是在二晋南北朝吗?都不是,大约是在元代王好古之《汤液本草》中才有此种分而别列之记载!
4、三十种金石药精中之代赭石、矾石二味,在“《辅行诀》中国中医研究院打印本”之卷尾所录,代赭石为火中木,矾石为木中金,而在此则代赭石为水中木,矾石为水中火,两者孰是孰非?考《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传本中之小补心汤 2、大补心汤2,二方中有代赭石,点眼以通肝气方中有矾石,此二味,笔者依据五行药理在方剂中的作用而推出它们之五行属(药)性,与“中研本”所载五行属性相同。即上述三种抄本中,“卷末载有二十五味金石药精残留七味者”之述,应为《辅行诀》原卷所有,反之则可证,此三十种金石药精是张大昌先生所为。
5、对此三十味金石药物之五行药(属)性,其实,张大昌先生自己也把握不定。在“范本”之后的“《辅行诀》刘德兴抄本(1975年)”、“《辅行诀》衣之镖抄本(1976年)”等十一个抄本中,对药物五行药(属)性进行了多次改变,特别是在“《辅行诀》刘祥之抄本(1998年)”中的,已把代赭石列为火中木,并将其它十一味金石药作了调整。姑且不论“刘祥之抄本”中三十味金石药的五行药(属)性之正误,但由此则可认定,此三十味金石药精由张大昌先生所为,不是《辅行诀》原卷中所有。对此之结论,肯定有人会提出质疑,难道不会是抄录者之所为?笔者以为,抄错字的情况在所难免,要说多处抄错是不可能的,何况是如此珍贵的医药资料,抄录者又都是张大昌先生之入室弟子或私淑弟子!再是,“刘祥之抄本”中,在三十味金石药物药(属)性表前,记有“下面中小字药名系张君新修改文”之注明。如此这般,一方面说明张大昌先生对待学术之严谨,另一方面也可说明对此三十味金石药五行属性之定性,连张大昌先生自己也没有绝对之把握,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多次的修订,如为《辅行诀》原卷所有,有必要这么做吗?
6、若此三十味金石药物的五行药(属)性之论述,乃由张大昌先生之所为,即由张大昌先生加入《辅行诀》卷中,那么,卷中的三十首金石医方也可确定由张先生所写入。
吾人还可从另外的角度来确定《辅行诀》原卷中,是否载有完整的三十味金石药精与三十首金石药方之问题。
考《张大昌注辅行诀》之“衣之镖抄本(1979年)、刘德兴所藏抄本(1983年)”等六个抄本,在卷末录有“(【原文】)木(木)
石青木
石胆火
石硫磺土
礬(矾)石金
淄石水
火(火)
代赭石木  石火
(原卷以下残断)或(以下残断)”等字句。吾人分析其为何会在此六个抄本中出现?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出现的?此说是否为《辅行诀》原卷所有?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首先要从张大昌先生研习《辅行诀》的过程中寻求答案,即考察以上三种内容抄本的母(原)件写成的先后顺序,也就是说,“《辅行诀》抄写本母(或追记)件”与“《辅行诀》金石药方内容写本”以及“《张大昌注辅行诀》”等,各是在什么时间段里整理成册的。因为,只有从此处着手,才有可能过滤出解决问题的依据来。
从《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中可知,金石药精残留七味的内容,是在“《辅行诀》中国中医研究院打印本(1975年)”中首次出现。从时间上来说,要晚于“《辅行诀》范志良抄本(1965年)”、“《辅行诀》周连淼抄本(1966年内容,1989年过录)”、“《辅行诀》王子旭抄本(1964年内容,过录时间不详)”、“《辅行诀》范志良第二次抄本(1972年前)”、“《辅行诀》张大昌抄本(1974年)”等抄本。在此(1964年至1975年)时间段内,三种内容的抄本都有,从表象看,对它们的母本之成书顺序是无法作出判断的。但是,笔者以为,可以从王子旭抄本中寻找答案。
因为,从时间上讲,“《辅行诀》王子旭抄本(1964年内容,过录时间不详)”为最早,其本中抄录的有关金石药之内容,与“范志良抄本”相同。但据王雪苔编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校注厘定说明》(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年9月版)所云:“《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卷子已毁,现存两种早期传本,可供校勘之用。其一是王子旭于一九六四年依照原卷子抄录后,张海洲又于一九七二年依照王子旭抄本录出的转抄本,简称甲本;其二是张大昌医生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凭借素昔背诵整理出来的追记本,简称乙本”。“王子旭抄本之过录本”(有金石药精与金石药方)与“王子旭抄本张海洲转抄本”(无金石药精与金石药方),二抄本之内容各异,那一个过录本为王子旭一九六四年抄本之原样,亦无法判别。但由“王子旭抄本张海洲转抄本”而整理的“中研本”中无金石药精与金石药方,已成定论(相信作为吾国中医药学术研究的最高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对于中医药古籍的整理刊行,肯定会严谨又求实的,何况是考古发现的孤本)。
再考“中研本”中七味金石药精抄录之来历,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附篇》第五节,《张大昌来信原件影印·(二)》之“张大昌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的来信”中,有张大昌先生的“……去学生家找出他第一次抄本……他(估计为王子旭)还说原卷后近残断处有
木石青木。石胆火。石硫磺土。礬(矾)石金。淄石水。
火代赭石木。 石火。下便残断了「依例诸汤皆草木,独心汤为石 想心汤皆石汤错‘ ’(书者‘哉’)」 这条我也似(是)记有的”等语。从张大昌先生的此段话中,吾人可澄清二个问题。
1、从“依例诸汤皆草木,独心汤为石”词句之字面解,《辅行诀》原卷五十二个方剂中,除补心、泻心汤外,都为草木类药方。考《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已刊行本之“心汤”中,仅大小补心汤(2)二方中有一味金石药——“代赭石”;如“独心汤为石”句乃是指大小补心汤(2)中的“代赭石”的话,则可证明《辅行诀》原卷中没有纯金石药方。张大昌先生此“独心汤为石”句所指为何,已不得而知。但如仅是对一味“代赭石”而言,也谈不上《辅行诀》原卷中有金石方。
2、卷末残留的七味金石药精,如真的为《辅行诀》原卷所原有,那么,三十味(估计为二十五味)金石药精之记载,应该在此处,而不是紧跟在二十五味草木药精之后;而且,此七味金石药精,在三十味金石药精的归属中,其五行属(药)性亦不同,两者假如同时出现在卷中,先贤会如此粗心大意,让显而易见的错误记载于卷册,留传与后世吗?故对“《辅行诀》范志良抄本(1965年)”、“《辅行诀》周连淼抄本(1966年内容,1989年过录)”与“《辅行诀》王子旭抄本(1964年内容,过录时间不详)”等之抄本中,记有完整的三十味金石药精并金石药方之内容,为《辅行诀》原卷所有亦复存疑。
又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下篇·第四章·考释本》中,王雪苔教授之说,“在「甲辰本」里……在二十五味药五行互含五味变化表之后,增加了三十种玉石药(原作「金石药」)五行互含五味变化表及用玉石药组方的「诸小泻散汤法」「诸大泻散汤法」「诸小补散汤法」「诸大补散汤法」「大泻诸散汤法」「五劳五方」。这些玉石药方,等于将本书三分之二的方剂用玉石药置换了植物药。那么,这些玉石药方是不是出于原卷子本呢?我认为不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药方是张大昌对《辅行诀》拾遗补阙的产物……”并在其后提供了三条证据。对于张大昌先生之拾遗补阙而对《辅行诀》原卷子内容作增补的做法,王教授曾提出意见(并在2007年3月1日给赵怀舟的信中,再次表明自己的观点:“大昌医生有个缺点,他总想以自己的摹拟来补辅行诀之缺失,我曾为此而批评过他”),张大昌先生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信中表示接受:“雪苔兄……你批评我的话,我值得永铭的”。
综上所述,笔者大致归纳出张大昌先生研习《辅行诀》之过程,与整理撰写三种版本之时间顺序。在建国前后的几年里,是张先生研习《辅行诀》之初期,在抄录、学习《辅行诀》中,为钻研《辅行诀》而大量阅读中医书籍,在此期间可肯定曾有抄本在世;五十年代,为研习《辅行诀》之中期,是学而致用时期,在此期间,张大昌先生积累了丰富的《辅行诀》古方应用的临床经验,是注释《辅行诀》之最佳时期,《张大昌注辅行诀》之本,大约是在此期间写成;六十年代,是张先生研习《辅行诀》之成熟期,也是张先生为传承《辅行诀》之中华古典医药而收徒传教时期,在此期间,张先生完成了对《辅行诀》之研究,对《辅行诀》抄本拾遗补漏地进行了修订,并结合自己渊博的医药知识与丰富的临床经验,多次对《辅行诀》抄本进行了补充。其后,按学生的资质给以不同的抄本,故致如今出现三种不同内容之抄本(如按大同而小异者计,其实还不止三种)。
笔者认为,《辅行诀》原卷子末尾是有二十五味金石药精残留七味之记载,而三十味金石药精与三十首金石药方乃为张大昌先生所增补。以上为笔者之分析与推测,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关于《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张大昌注辅行诀〉》抄本中,张大昌先生之《汤液图法释》说:“及乎图下两条,曰阳进为补,其数七,火数也;阴退为泻,其数六,水数也。此河图水火之成数,缀此何意,则不得而知,缺如可也”。然而,笔者以为,数六与数七,既是五行之成数,亦是阴阳之理数,水火者,乃阴阳也;而且,显于图中虽只有水、火之成数,而隐于图外则更有天一地二水、火之生数与金、木、土之生成数。故“其数七,火数也,阳进为补;其数六,水数也,阴退为泻”,该二十字之用处甚大,《汤液经法图》中是绝不能缺少的,去之则其图之用不能明也。
明代医学大家张景岳在《类经图翼·运气上·五行生成数解》中曰:“先有生数而后有成数,乃成一阴一阳生成之道,此天地自然之理也。虽河图列五行之次序,而实以分五行之阴阳,阴阳既有次序,气数必有盛衰”;在《阴阳体象》中又曰:“四象既分,五行以出,而为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中,复有五行,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相合,万象乃生。本乎阳者亲上,本乎阴者亲下……故二五之气,无乎不具”,先贤张介宾此说可以证之,数六与数七,在《汤液经法图》中之作用。
白沙游子以为,张唯静先生既云“此河图水火之成数,缀此何意,则不得而知”,于后又曰“缺如可也”此多余之言,先生此说,似乏考虑,失之草率,且有束缚后来者思路之嫌。但也由此可以内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绝不是张大昌先生之作伪也。
又: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与《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两书中,所附的《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图》,笔者以为,没有按原图绘制,没有忠实于原作。附图中日月、四神与二十八宿之方位,诚如王雪苔教授所说,是依张唯静先生草图摹绘而成,则大昌先生又误矣,图中方位与吾国古代左东右西、上南下北之传统方位习惯绘画法相违,而且,对此方位问题,在书中也没有加以任何的说明。恕笔者直言,在二书中,虽说《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图》是尊重草图摹绘而成,但编著者并没有按传统习惯仔细审核,从而造成该图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中的《汤液经法图》之方位相违背,与吾中华医药学之“左肝(东)右肺(西)、上心(南)下肾(北)”说相违背;因为,是图原是绘制于近千年前成卷的中医药古籍孤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卷首,古人会以现代人之“右东左西、南下北上”的方位规则来绘制《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图》吗?如此之图,则有可能会又一次引起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真伪之争。但笔者相信,此仅是张大昌先生之疏忽,不会因此而影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作为敦煌遗卷之真实性与可靠性。
感谢钱超尘教授,感谢王雪苔教授,感谢张唯静先生与先生的众位弟子,为吾人提供翔实而又丰富地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原貌、而且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挖掘《辅行诀》古方之临床医药诊治价值,为复原《伊尹汤液经法》的古为今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楼主| 发表于 2009/5/10 17:30:46 | 显示全部楼层

《内经》与《辅行诀》二书的五行与五味配属分歧原因初探

作者:方国强


关于《黄帝内经》书中对五行五脏五味配属的论述,前后似有矛盾,古今中医学界对此虽有议论,因不明其中之原理而至今尚无定论。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经考古发掘整理行世以来,《汤液经》遗存——《辅行诀》与《内经》之五行五味配属不同,时人虽有论及,但限于此类资料之匮乏,对此二本“典籍”论述五行五脏五味配属问题,孰是孰非,谁行之于先,谁用之于后,无人进行研究。无闻居士以为,这是中医药古籍研究之一大空白,致使中医药典籍迄今存有瑕疵(如本草类古籍对药品性味的确定有点乱,《内经》对五行五脏五味配属前后不同等)。
   
经白沙游子无闻居士研究,并因此推测《黄帝内经》与《伊尹汤液经》论述五行五脏五味配属之差异,及《黄帝内经》论述五行五脏五味配属前后矛盾之产生原因:
   
其一是由于中华先祖、中医药先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之古典哲学观所造成;
   
其二是《黄帝内经》之整理编撰者在收集资料时因缺失其中之插图,无法了解原图之内容,又不敢随意更改图注文字,只能按原样进行编撰,造成偏离原著;
   
其三是由于《伊尹汤液经》之佚失,抑或是整理编撰者一时收集不到原书,无法在编撰中进行对照修订,所以有此前言不对后语之论说;
   
其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是图画,五行五脏五味之原始配属很可能也来肇始于图画,而传世之中华医药四大典籍中却无一图,这大概是文字可书(刻)于竹简而图画则无法运用汗青,即便是可图于木牍,因材质不同而易佚散。
   
其五是《伊尹汤液经》中关于五脏(六腑)疾病传变理论(五脏五行生克制化关系),《黄帝内经》已与收录,因此说,《内经》其实是集“周、秦、汉”之代(在东汉医圣张仲景之前)的中华古医药之大成者。
   
根据以上之观点,白沙游子无闻居士进而推测,中华医药先哲在医古籍中论述五行五脏五味之配属关系,是先画图而后注文,采用图画加文字注释之方法进行描述的,图文并茂是中华圣贤著书立说之最佳选择(《辅行诀》卷中的《汤液经法图》即可为证)。因此,欲解开《黄帝内经》五味配属之谜,除从“文字”内求证外,还得从“图画”中寻求解答。
   
唐兰在《古文字导论》中曰:“文字的起源是图画”,先有图后有字,“文字”是人类社会文明之标志,“图画”是现代文明起源之先导。
   
《易经》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中华医典药典之横空出世,《伊尹汤液经》与《黄帝内经》论述五行五脏五味之配属,大概亦从此而来。这亦是中国远古文化史上先有图,后有字之佐证。
   
笔者拟以画阐意,特绘制以下四图(图1~4),供观者诸君参考。


五行五味四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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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若对以上四图进行分析,吾人从中可知,中药药物五行五味配属关系,不存在孰是孰非问题。但正是由于有上述之四种(其实可能还不止四种)配属关系,因而造成中药药物五行五味配属之紊乱,从而导致行医者不易把握药物之性味,引来对《黄帝内经》中中药性味之争议与非议。从现代中医诊治疗效来看,剔除行医者之个人水平因素外,药物的性味不能统一、不易分辨、难于把握等,也有着很大的干系。
笔者再绘制二图(图5、图6),供有志于此项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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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二图的五行与五味的配属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理论功效中,吾人或可窥探,为何传世的本草类古本药书中,对药物五味的确定会产生出不同的性味来。即同一味药品,在《本经》、《药录》等书中,性味可能是不相同的,如:
   
附子. 《神农》味辛;《岐伯》、《雷公》味甘,有毒;《李氏》味苦,有毒,性大温。
   
虎掌. 《神农》、《雷公》味苦,无毒;《岐伯》、《桐君》味辛,有毒。
   
莽草. 《神农》味辛,性温;《雷公》、《桐君》味苦,有毒。
   
雷丸. 《神农》味苦;《黄帝》、《岐伯》、《桐君》味甘;《扁鹊》味甘,无毒;《李氏》大寒。等等……

(摘自“辑本《本经》”:魏•吴普编著、朱平生点校《神农本草经》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笔者提出此项问题,主要是想通过对该项目的研究,从而能实现统一中药药物的五味品性之目标,以解决“药物的性味不能统一、不易分辨、难于把握”之难题,以解决如何能普遍提高现代中医药在临床诊治疗效上的一部分问题。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中医药的与时俱进,任重而道远!

                                                                                         
二00九年三月十五日14时45分
发表于 2009/8/10 20:25:59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分感谢知行的努力,看过此贴后,对《内经》中关于性味讲述的疑问已比较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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