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火神派探讨>

杏林箫客

整理说明:以前,本人认为各家医道皆有所长,但也容易各执一端,因此,反对强分流派,但近来重读郑钦安著作,深感火神派确有过人之处,其许多论点,是对仲景学说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也是当今许多临床中医师认识上的盲点.近日拜读张存悌先生所著<中医火神派探讨>一书,感觉张先生的分析十分到位,条理清楚,读之颇有所得.因此,录成文字,与热爱中医的网友分享.经与张存悌先生电话联系,为避免影响出版社的发行,可部分内容在网站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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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存悌  男,1947年生.1982年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现为该校第三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曾在美国行医,治病治学两栖而乐,现已著书10部,包括<品读名医>,<癌症康复指南>等,擅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症,患者多有口碑.今奉献此书,旨在发扬火神派学术思想,留芳杏林.

           第一节  火神派释义

    清末光绪年间，成都府知府朱大人的夫人患吐血病，已经一年多，医药无效，成都府属16个州、县，纷纷推荐当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他们或认为夫人的病是血热妄行；或认为是阴虚火旺，逼血外溢。结果愈治愈坏，日趋严重。经人推荐，请名医郑钦安来府诊视。

    当日郑钦安诊见夫人面容苍白，虽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舌质淡红，苔白腻。诊毕，郑钦安处方：制附片四两，炮干姜四两，炙甘草二两。

  朱知府看方后竞瞠目结舌，且量大超常，治此等吐血重症，焉有不惊之理。孰料，药后，病人自觉周身凉爽，胸口舒畅，吐血竟然止住，而且吃了两小碗稀饭。病人坦途，由此而愈。此方干姜附子都是大热之药，朱知府为表谢意，特赠郑钦安金匾一块，上书“医宗仲景"四字。

    上述案例知府夫人吐血年余，竟用大剂附子、干姜投治，应手而愈，实在令人惊叹，大开眼界。主治者郑钦安，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一个十分独特的医学流派——火神派的开山宗师，本案生动的体现了火神派重视阳气的学术思想和擅用附子的独特风格，使我们领略到火神派学术思想的核心精神。

    火神，喻称“善用热药之良医为一炉火也”，是对擅长应用附子等辛热补火(阳气)药物医家的称谓，称某医家为“某火神”者，显然含有对其擅用附子等热药的推重和赞许，由于附子在热药中的首要地位和代表意义，称某医家为“某附子”者，与“某火神”是等同含意。

    所谓火神派，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子、姜(生姜、干姜、炮姜)、桂(肉桂、桂枝)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3其中，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乃至诸多火神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某火神"或“某附子”雅号，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

    有些学者将该派称为“温阳派”或“扶阳派"，自有道理，而且从理论概念上讲，这两种称法似乎更规范些。而从学术个性化角度看，火神派之称谓则更通俗，它见之于文献并且流传于群众之中，因此火神派之称谓更显特色。这就如同李东垣学派可以称作“脾胃派"，也可以称作“补土派"，但后者更通俗，更具特色。同样郑钦安学派可以称作“温阳派"、  “扶阳派”，也可以称作“火神派”，显然，火神派更通俗，更具特色，自然也流传更广，在民间尤其如此。

    火神派诞生于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因此有学者称之为“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百余年来，传其学者代有其人，著名的有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卢崇汉等，他们均被称为“某火神"或“某附子’’，于今在医林中依然独树一帜，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推崇、传承其学者可称方兴未艾。

    中国医学史上．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举凡伤寒学派、金元四大家、温补派、温病派等等，千百年来各树一帜，异彩纷呈，汇聚而成中医学的渊远源流，至今仍是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理论瑰宝。比较而言，火神派的影响不及这些众所周知的医学流派，当然这里有个诞生时间早晚、长短问题。那么，火神派能否像上述医派那样，称得上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进一步说，它是否具有值得发掘和传承的价值?这正是本书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般公认，凡能构成一家学派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独创的学术思想或者特定的研究课题，创新和特色是医学流派的本质．也是医学流派的生命。纵观医史上每一个医学流派，莫不如此，例如寒凉派的火热论，攻下派的攻邪论等。第二，有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即宗师，例如补土派的李东垣，滋阴派的朱丹溪等。还要有一批跟随宗师的传人(亲炙或私淑、遥承)，对其学说或尊崇，或研究，传承和发扬之，从而形成一个“人才链”，像东垣、丹溪都有很多弟子，否则有派无“流"，难以形成流派。第三，有一部或几部阐述其学说观点的有影响的传世著作，例如伤寒学派的《伤寒论》，温病学说的《温热论》等，否则无法流传下来。

    因此可以说，学术思想、人才链、著作和影响，是划分学派的三条标准，或者说是三大要素，三者之间密切相关，缺一不可，否则难以形成学派，更无以造成影响。按此标准衡量，火神派可谓条条具备，甚至可以说“十分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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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箫客

一、火神派的学术思想

    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创立和发展，都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学术思想最主要的是：推重阳气，善用扶阳方法治病，擅用大剂干姜附子等辛热药物，对阳虚阴盛病证即阴证的辨识全面而深刻，这些观点十分突出甚或超越前人，对后人也颇具影响。当然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与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有所不同，这一点将在以后介绍。

    二、火神派的宗师和传人

    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钦安。郑钦安(1824～1911)，名寿全，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成为当时独树一帜的火神派领军人物。

    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知，人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先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从师于郑钦安， “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郑氏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为“卢火神"。其子卢永定传其衣钵，在60余年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沉疴痼疾，民间亦尊为“卢火神"。卢铸之之孙卢崇汉亦以擅用大剂附子、姜桂著称，为当代火神派代表人
物，现为成都中医学院教授。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

    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私淑、遥承火神派者更多，举其要者录之。

    吴佩衡(1886～1971)，四川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推崇郑氏学说，认为“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解放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可谓桃李满门。其子吴生元、孙吴荣祖(现为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承其衣钵，皆为火神派传人。

    祝味菊(1884～1951)，浙江人，弱冠人蜀，从刘雨笙等研读医经，42岁移沪行医，以擅用附子名噪沪滨，竞至“遂有祝派之称"，可见影响之大。门人有陈苏生、王兆基、徐伯达、徐仲才、胡觉人等。

    吴佩衡与祝味菊二公均以擅用附子著称，人誉“吴附子"、“祝附子”，声名著于国内医坛，为近现代火神派代表人物，人皆知吴、祝二公擅用附子，却罕知郑钦安乃其学术宗师，可能与年代久近有关。

    唐步祺(1917～2004)，四川名医。祖父唐蓉生以医闻于世，私淑郑钦安。唐步祺幼承庭训，研习郑氏之学，民间誉为“唐火神”。终身钻研火神派学术思想，晚年穷十五年之功撰成《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堪称火神派正宗传人，弟子远及海外。

    还有范中林(1895～1989)，人誉“范火神”，以及补晓岚(1856～195O)，人誉“火神菩萨’’，刘民叔(1897～196O)，人誉“刘附子”等川蜀名医，贵州李彦师，人誉“李附子’’等，均以传承火神派思想，擅用附子而有较大影响。

    其他还有重庆龚志贤、成都戴云波、无锡张剑秋、湘潭朱卓夫、西昌张紫衣、云南李继昌先生等，皆为当代名医，传承火神派衣钵，以擅用附子著称。限于笔者眼界，其他未知的火神派传人，尤其在民间，更是不知凡几，无疑已经形成火神派之绵延不断的人才链。

    回顾一下，医史上除张景岳以擅用熟地而称“张熟地”，余师愚以擅用石膏而称“余石膏"以外，像火神派这样众多医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誉的现象，可称罕见，足证其学术观点和用药风格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单从这一点上似乎可以说，其他医派都不可及。


    三、火神派的著作

    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集中阐述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医法圆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该书羽翼《医理真传》，丰富完善了火神派的思想内涵，此二书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也是其一生独特经验之总结。郑氏还著有《伤寒恒论》一书，对《伤寒论》作了阐释。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郑钦安三种医著在1869～1940年的七十年间曾多次刊印，共有30种版本流传于世。在清末，刊行版本种类之多，刊行频率之高，除了经典医籍和以普及医学为特点的陈修园著作外，能如此流行和传播的医书，实不多见，由此可见其影响。1962年云南中医学院在吴佩衡主持下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翻印；1987年、19 90年四川巴蜀书社先后校点出版《医理真传阐释》和《医法圆通阐释》(唐步祺著)；1993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校点刊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余永敏校)；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两书；1996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唐步祺所撰《郑钦安医书阐释》，含郑氏所著三本著作。以上各个版本，均曾多次印刷发行，读者众多，火神派学术思想可谓薪火不断。

    其他火神派传人的著作主要有：祝味菊之《伤寒质难》、《祝味菊医案选》等；吴佩衡之《麻疹发微》、《伤寒论新注》、《吴佩衡医案》等；卢铸之之《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等；刘民叔之《素问痿论释难》、《华阳医说》、《鲁楼医案》等；范中林之《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卢崇汉之《扶阳讲记》等等，这些都是研究火神派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火神派作为独特的医学流派确实具备各项要素，与其他医派相比，毫不逊色。从其大量医案中，可以看出火神派诸家擅用附子、干姜屡起大症、重症，在全国独树一帜，代有传人，至今犹见兴盛之势。

杏林箫客

第二节  火神派的历史渊源》

  探源溯流，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必然有着诸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催生，例如理论根基、时代背景、地域因素等等，下面介绍一下火神派产生的历史渊源。

一、理论渊源
    历史上，各家医派虽然都有自己的一家学说，但是在理论上有继承，有发展，则是各家医派的共同特点，任何医学流派的形成都是继承经典理论和前辈经验的结果。可以说，每个医学流派都有其学术渊源，都可在前辈医家著作中整理出其思想脉络来。比如金元四大家虽然各树一帜，但都学有所本，均以《内经》为宗，并吸收前辈或同时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抓住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研究课题如脏腑病机、六气皆从火化、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等深人钻研，并有所创新而独树一帜，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流派。

    火神派也不例外，总体分析，火神派脱胎于伤寒派，又吸取了温补派的理论精髓，结合自己的多年实践，进而发展为独立的学术流派。
    郑饮安早年师从于名儒刘止塘，尽得其传，刘氏“指示《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余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义"，“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可以看出，郑氏穷二十余年之精力，探索《周易》、《内经》、《伤寒》三书的精髓，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法垂方之义’’。故其学术思想基础，上溯《周易》、《内经》，中得《伤寒》心法，下览历代医家著述而兼采其长，从而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于《伤寒论》研究尤深，著述了《伤寒恒论》，成为其理论的根基，进而提出自己的一
系列学术主张，他在《医法圆通》序中说，自己“不揣鄙陋，采取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判以阴阳，经方、时方皆纳于内，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人，虽非万举万当，亦可为医林之一助云尔”，其著书立说之心昭然已明。所谓“可为医林之一助"者，一种医学见解之意也，志在“俾学者易于进步，有户可人”也，其创立火神派学术思想之心了然可知矣。

    除了《伤寒论》，对其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温补派了。以薛己、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学派继承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既重视脾胃，又深入探讨了肾命学说，从元阴元阳两个方面阐述了人体阴阳平衡的机制及其重要意义，提出注重阳气的学术见解，对后世医家产生积极的影响，追随者甚多，郑钦安及火神派的传人显然从中吸取了很多精华，尤其是重视阳气的观点，为自己创立新说奠定了基础。


二、时代背景

    医学是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任何一个医学流派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各家医派的学术主张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医疗现状以及时弊而提出的。历览各个医学流派产生的背景，都能证明这一点。学术争鸣从来就是催生医学流派的时代因素，火神派同样是为批判世俗时弊，在补偏救弊的过程中形成的。

    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乾隆以后，叶天士更将温病学发展至鼎盛阶段，《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叶)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时人称：“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近代著名医家谢观也认为，“有清中叶，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以至用药多以寒凉轻灵为风气，相延日久，则形成一种倾向，不求经旨，拘守成法，脱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所谓“时方派”、“轻灵派"成为一种时尚，所用之药大都是桑叶、菊花、金银花、连翘、丝瓜络、豆豉、薄荷之类的所谓轻灵之品，给医界带来不良影响。同时代的《吴医汇讲》即指出：“近来风气，畏温热而喜寒凉，每见元虚、湿温、风湿等症，舌白，渴不欲饮者，亦有用犀角、地黄、竹叶、石膏辈，病本在气分，或反引人血分，或胃败不纳，呃逆泄泻，轻病重，重病死，深为扼腕。"加上长期以来积淀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的庸俗医风之影响，更助长了这种恣用寒凉的流弊。

    为了扭转时弊，郑氏从推重阳气的观点出发，反复批驳了“畏温热而喜寒凉"的倾向及对附子等辛热药物的偏见：

    “最可怪者，近之病家好贵恶贱……甘死于参、芪、归、地之流，怕亡于姜、附、硝、黄之辈。此皆医门不幸，亦当世之通弊也"(《医法圆通卷一》)。

    “目前，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

    “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医法圆通卷四》)。

     就在这种与时俗流弊辩争的情势下，郑钦安著书立说，以《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两书应世，大张旗鼓推出了火神派的学术主张，以“为医林之一助"，成为“火神派首领”。

     顺便提一下，郑钦安能够创立并推行火神派学说，与其设帐授徒有一定关系，正是这一点，为传播其学创造了有利基础。相对于其他学派而言，这一点比较特殊。众所周知，一种新学说提出以后，并不一定就形成学派，独木不成林，一人不成派。所谓“派"，需要一定人数作基础，得到一群人的支持、附和，试看各家学派都是由师徒传授、师承教育而形成的。虽然不排除私淑和遥承之辈，毕竟不如亲炙者。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传授其学，显然具备了这一特殊优势。所谓设帐授徒，相当于办了一个学习班、培训班，人数当有一定规模。考金元四大家中尚无设帐授徒之例，仅是传统的师徒传授，人数有限。与设帐授徒比较，人员规模显然有多寡之别。郑钦安作为师长，在培训班中处于核心地位，由他提出火神派学说，众多弟子接受并奉行之，传承下去，自然形成以他为“首领’’的新的医学流派。笔者推测，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二书即是授课教材，观其书中体例．似乎可以看出这一点。再看两书题款，除署名“郑钦安著"以外，尚署有“同门某某、某某……同校”款式，显然是师生合作的成果。

  三、地域因素

  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与医家所处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有着一定的关联。例如．温病学派产生于江浙地带，显然与该地气候偏于湿热，温病高发有关。火神派诞生于四川亦非偶然，著名医家谢利恒先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吾国地大物博，跨有寒温热三带……是以水土气候、人民体质各地不同，而全国医家之用药，遂亦各适其宜，而多殊异。即以长江流域论，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见之，未免咋舌，然在川地则绝少伤阴劫津之弊者，则以长江上游由青海西康雪山中急流人川，寒性正盛，川人饮此寒水，故用乌附热药适得其平，解表亦非多量麻柴无能为力。"

    谢氏所谓“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佐证。已故四川籍名医何绍奇先生(1945～2005)曾回忆说：“(四川)江油为附子之乡，至今街上还设店卖附子，1包1公斤，色如冰糖，谓是上品，用以馈赠亲友。我小时候身体弱，尿床，每到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附子炖狗肉。这时，父亲就带我去他朋友家喝狗肉附子汤。在我印象里，附子的味道和土豆差不多，久煮之后，嚼着面面的，大概1碗4～5片，约1两左右。一次，我在上海拜访姜春华先生，他问我：你们四川人拿附子当菜吃，是真的么?我说我就吃过，姜老为之咋舌。"

    著名学者南怀谨先生抗战时期的一段奇遇也很有趣：“抗战时到达四川后，遇见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外号叫‘火神爷，。这位火神爷家中常年不断地煮着一大锅附子汤，谁都可以喝上一碗。对于这一桩医案，我内心常感不解。到了峨眉山。才因庙中僧人喝附子汤而有所契悟。原来峨眉山中峰大坪寺的开山祖师，当年初建山上寺庙时，受过许多困苦，在他饥寒交迫时，常在山中采集乌头来吃，乌头也就是附子。后来山上众僧相沿成习，每年规定一日，全体僧人停食，只喝附子汤，以纪念开山祖师的艰苦奋斗。当大家喝附子汤的这日子来临时，附子早已入锅煮一昼夜又多了。所以大家年年都喝附子汤，但也没有死过一个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经过久煮的附子，可能毒性早已挥发殆尽，剩下的是增加热能的成分。难怪火神爷家的附子汤大锅，也是日夜不停地在沸腾着"(《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由是可知，四川人真是视附子为“常食品"，“啖附子如芋栗"。在这种饮食习俗中，难怪何绍奇先生说“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四川医生”，“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了。火神派的宗师郑钦安，诸多传人吴佩衡、唐步祺、范中林、卢崇汉等均出自四川自是情理中事。另一传人祝味菊虽系浙江人，但弱冠人川，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3人为师，数年学成，且在四川度过了17年光景，入境随俗，自然形成擅用附子的用药风格。192 6年为避“川乱"迁居上海，名扬沪上，因此祝氏亦可视为“川医’’。同样由于地域原因，与四川比邻，气候特点相似的云南、贵州两省，亦多火神派医家，擅用附子，自是顺理成章。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地域因素虽是火神派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是绝不能成为限制火神派传扬全国的理由。地域虽然不同，医理却是一致。有是病用是药，地域因素绝不可能成为限制一家学说传播的口实，这一点应该是常识。纵观医史，各个学派、各家学说，从未因为地域因素而受限制，试看无论产生于江浙地带的温病学说，还是诞生于中原的伤寒学派，至今不都是在全国通行吗?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例可资证明：祝味菊先生虽系浙江人，但弱冠人川，学得火神派理论后，东赴上海，以擅用附子大行其道，竟有“祝派之称"。他既未因身属浙江籍而反对火神派，亦未因行医沪上而对使用附子有所收敛。当然，这与因地制宜的辨证精神并不相背，这一点毋庸赘言。

四、历代医家的影响

    火神派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但郑钦安绝非最早擅用附子的医家，历代前贤中擅用附子者不在少数。正是这些医家应用附子的长期经验积累，才影响和启发了火神派的诞生。医圣张仲景可谓善用附子第一人，我们另外再论。其他擅用附子者引述如下：
    宋代石藏用：《泊宅编》记载：“蜀人石藏用以医术游都城，其名甚著。余杭人陈承亦以医显。然石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皆有称于一时。俗语云：‘藏用檐头三斗火，陈承箧里一盘冰，。"陆游《老学庵笔记》亦有记载：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弱，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比古人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而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

    明代严观：严观，“仁和人，其治病也，不拘古方，颇有胆略。有‘严附子，之称，以其善用姜汁制附子也。’“或难之曰：附子性热，当以童便制，奈何复益以姜?严日：附子性大热而有毒，用之取其性悍，而行药甚速，若制以童便则缓矣，缓则非其治也。今佐以生姜之辛而去其毒，不尤见其妙乎，是以用获奇效’’(《浙江通志》)。

    明代吴球：16世纪上半叶人，字茭山，浙江括苍人，曾为御医，善用附子，人称“吴附子”。著有《诸证辨疑》，《活人心统》，今存抄本，李时珍《本草纲目》间引其论。《名医类案》和《名医续案》中均载其投用附子验案，颇具功力，常医莫及，援引如下：

    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最后延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但忘携来。令人急至药铺购之，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重三两投之。众医吐舌，私自减其半量，以一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日：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也，今止活一年半耳。后年余果病发而卒(《名医类案卷一》)。

    另有菅姓妇患目眶红肿溃烂，数年愈甚，百计治之不能疗，目亦近盲。御医吴球诊后日：“吾得之矣。"为投大热之剂数服，其病如失，目亦复明。问之，曰：此女人进凉药多矣，用大热剂，则凝血复散．前药皆得奏功(《名医续案》)。按：“十问歌，，云：“再兼服药参机变”，提示诊病需要参考先前用药，以供辨证。此病“红肿溃烂’’，前医势必多用凉药。然其“百计治之不能疗”，知是寒证，故用大热之剂(揣摩当是附子)收效。此等眼界，颇见吴球功力。

    以上石藏用是蜀人，而严观和吴球均是浙江人，并非四川人。单凭这点，可见地域因素并非催生医学流派的必然条件，更不可能阻碍其向外传播。

    其他擅用附子的医家肯定还有，限于眼界无法顾及。由于上述医家未能留下医著，无法窥其学术思想，但其千百年来的经验积淀和传播，无疑会对火神派的诞生起到催化作用，这是可以摁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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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关于火神派的评价与发掘

    火神派不如伤寒派、金元四大家那样影响广泛，医林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当然这与其诞生时间较晚有关。郑钦安1911年辞世，至今不足百年，从《医理真传》1869年出版算起，至今亦不过130多年，因此有人称，火神派是“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这里不说伤寒派，即金元四大家至今亦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与这些古代学派相比，火神派从时间的积淀上恐怕就无法相比，影响与传播自然不如它们。但是百余年来传承火神派的学者却薪火不断，至今未衰，且有逐渐兴盛之势，这就显示出学派本身的影响了。

    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是在与时俗流弊的论争中得到认同和发展的，时人誉之为“郑火神"就是一个证明。当然，一个新学派的确立和发展，是以临床疗效为基础的。本文开始所举知府夫人吐血案，就体现了郑氏与“时方派’’的学术较量。这种学术论争，从火神派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很多人就曾予以质疑和诘难。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有些医家通过临床实践认识到火神派的科学价值，接受并奉行其学术思想，以至弃旧图新，成为擅用附子的名医大家，有两则典故颇能反映这一点：

    其一，民国初年，江南一带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寒凉轻清之法为其所推崇，常常不加辨证地施用苦寒，以致贻误病情。1926年祝味菊由四川来到上海，一反俗风，倡用附子、麻桂等温热药物建功，屡次救治危重病人，“如同黑马一般给上海医界带来了强烈冲击”，形成以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为特色的“祝氏医派”。儿科名医徐小圃一向崇尚吴门温病学派，用药主清。其长子徐伯远患伤寒重症，徐氏自用温病方屡治不效，“引水不足以解渴，投凉不能以退热”，愈来愈重。有人劝其请祝味菊商治，徐氏说：“我与祝君虽属莫逆之交，但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孩子患的是热病，若祝君来诊，无非温药而已，此犹‘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但病人已奄奄一息，无奈而请祝氏来治。祝味菊诊毕处方，果然第一味药用的就是附子，徐小圃即闭门入寝，等待不幸。次晨，徐孩身热渐退，且可喂食米汤，后安然入睡，与昨日已判若两人。

    徐孩康复，小圃百感交集，乃曰：“速将我‘儿科专家招牌取下来，我连自己儿子都看不好，哪里还够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意颇坚决，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味菊既惊又敬曰：“你我道中莫逆之交，各有片面之见，兄今如此，令人敬佩。若对我有兴趣，今后与兄切磋，取长补短。如蒙垂青，待令郎长大后可随我学医。”后徐之二子伯远、仲才果随祝氏学医。“小圃原为时方论者，经斯认识，于是一反过往作风，得心应手，遂有祝派之称。一代名医，行道数十年，犹能从善若流，亦足多已"(《伤寒质难》)，终成擅用附子大家。
    其二，沪上名医陈苏生(19O9～1999)早年曾拜钟符卿、沈仲芳等名医为师，“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悬壶不久即有声名。但其34岁时，姨丈家中先后三人罹患伤寒，陈氏自己先“挡了一个头阵"，用药毫无寸功。后遍请中西“大名医"，结果都以病亡告终。短短的一年之内，“经历了三次教训”，他深感负疚，决计再访名师。后结识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茅塞大开，遂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氏门下，每晚抽空到祝师家，质疑问难，并将师生问答笔录整理成《伤寒质难》一书，成为祝氏入门传人。陈苏生的这次拜师，在中医界传为佳话，书法家符铁年先生曾作楹联贺陈苏生日：“早为海上悬壶客，今是山阴(祝氏为山阴绍兴人)人室人’’。

    在现代，许多名家名医都对火神派给予很高评价，下面引证一些：

    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生前对唐步祺先生整理火神派学说备加关注，屡次叮嘱务必完成郑氏三书阐释，俾三书成一完璧。且为唐氏所著《医理真传阐释》和《医法圆通阐释》各题书名。因年事已高，竟预为《伤寒恒论阐释》一书题签备用，以防不测。待该书付梓之时，李氏竞真已作古，殷殷期许之心苍天可鉴。中国科学院院士吴阶平先生亲自为《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题写书名，珍视之情，不言而
明。
    已故著名医家任应秋先生曾“谆谆嘱余(唐步祺)整理发扬郑氏医学’’，他说：“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成都邓绍先、重庆吴棹仙的治伤寒学，都受到郑氏影响较多"(《任应秋医论集》)。   

    吴佩衡先生对火神派学说十分推崇，他说：“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扬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  (为刘铁庵编纂的《郑钦安之医学》题词)。1962年，吴氏任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时，再次将《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参资料翻印，在教学中推广。

    成都中医学院原副院长郭子光教授“一直倡导继承发扬郑氏的学术思想和独到经验"，他认为：“郑氏对仲景阴阳学说和三阴证发挥颇多，是近代不可多得的一位杰出的伤寒学家。由于他学识精深，经验丰富，胆识超人，擅长运用大剂量的大辛大热之药愈疾而名噪一时。他留下的三部著作，对当前临床上治疗疑难病证以无穷启迪，值得研究与发掘。仔细研究，郑氏虽然强调辨别阴阳，实则重在阳气，善用辛热为长，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当今之世，慢性疾病突出，寒凉之剂常难取效，则此书之出版问世，于提高疗效将大有裨益"(《郑钦安医书阐释·郭序》)。

    毕生研究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唐步祺先生总结说：郑钦安的理论，“贯穿以阴阳为总纲，万病不出六经宗旨，不出一元真气的学术思想。特重阳虚阴盛之阐发，达到登峰造极。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郑钦安医书阐释·唐序》)。

    何绍奇先生则称：“这一派不仅善用附子、干姜起大症、重症，惊世骇俗，在全国独树一帜，而且还不断地发扬光大(如祝味菊用附子治高热心衰，吴佩衡用附子治麻疹险症)，历百余年而不衰。"

    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宋兴教授认为，郑钦安“从理论上彻底澄清了长期以来在辛温药运用问题上存在的模糊、混乱，甚至错误的认识，为辛温药的正确运用建立了规矩准绳。在当前，火神心法，尤其值得深人研究，继承发扬。”
    近年发表的有关火神派理论和附子应用经验的文章络绎不绝，互联网上关于火神派的探讨更呈兴盛之势，专为探讨火神派而开设的网站《医理探源》两年间竞有3万次的点击率。这些都表明火神派有着不容忽视的发掘价值和发展前景。笔者看法，火神派确实堪称中医宝库里的明珠，大有发掘之必要。

    事实上，除伤寒派外，在今天，我们很难看到还有谁会以寒凉派、攻下派、滋阴派等自居，这并非说这些流派没有传承下来，但其在现代情势下适应性有限，确是事实。而火神派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仍有很多人在传承，在实践，以其鲜明的用药风格活跃于医林，也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也可看出火神派的影响和作用。在当代，也许除伤寒派外，还在为医家所赏识，还在发挥作用者，火神派无疑是其中之一，这当然有其内在原因和应用价值。

    疗效才是硬道理。火神派的理论独到而精妙，那么它的疗效如何，治病管不管用?任何学说流派，只有具有令人满意的疗效，富于临床应用价值，才具有生命力，也才具备发掘价值。否则不过是在整理文献而已，这就远非笔者的本意了。研究发掘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我们首先着眼于它在现代情势下的临床应用，这才是本书的主旨所在。临床实践才是检验火神派的试金石，像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等辈均有医案传世，仔细揣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火神派医家擅用姜附大剂，屡愈疑难重症，其疗效确实令人惊叹，本书将以大量案例证明这一点。

    下面仅举有“当代火神"之称的卢崇汉教授的一次总结来领略其火神派的风貌和疗效，借此有一个初步印象。卢崇汉教授统计自己1992年所开的全部处方20076张，用药不过42味，而姜、桂、附的使用频率分别为99。7％、98．8％、96．7％，足见使用之广泛。其中制附片一共用了1 9423次，占全年处方的96．7％，其用量在6Og到250g之间，亦即最少60g，多则25Og；用生姜，包括干姜、煨姜、筠姜的处方一共是20016张，占全年处方的99．7％，生姜的用量在30g到200g之间，干姜的用量在25g到90g之间；用桂枝，包括肉桂、官桂，一共19852张处方，占全年处方的98．8％。桂枝的用量在15g到75g之间，肉桂或者官桂的用量在15g到30g之间，足见剂量之大(《扶阳讲记》)。

    当然，像卢崇汉教授这样的火神派大家可能已臻上工境界，不能代表所有火神派医家的诊疗水平，这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至少它体现了火神派的卓著疗效和广泛应用前景。

    从深层次而言，火神派的发掘价值还在于，在当今情势下．无论从疾病谱的变化，还是从现代社会的发病特点来看，火神派都有其广泛的适应性和可以预期的显著疗效，像郭子光教授指出的那样，“当今之世，慢性疾病突出，寒凉之剂常难取效，则此书(《郑钦安医书阐释》)之出版问世，于提高疗效大有裨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火神派研究的现代意义”一节中予以论述。

    实践将证明，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发掘价值，必将为越来越多的医家所接受，对整个中医理论的发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笔者对此充满信心。

杏林箫客

第二章，郑钦安学术思想探源

    郑钦安，原名寿全，字钦安。生于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卒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享年87岁。生于四川临邛(今邛崃县)固驿镇。祖父郑守重，乾隆时拔贡。父亲郑本智，屡次科考均名落孙山，退而开办一个私塾馆。郑钦安为其独子，五岁即从父读，稍长博览群书，十六岁已读完四书五经，随父亲从邛崃迁居成都。其父因屡困科场，痛恨科举压抑人才，令其子拜成都名儒刘止唐为师，专门学医。刘氏号称愧轩教主，是蜀地德高望重的一代通儒，著有《十三经恒解》及有关子、史、诗文集等书数十种。见他聪颖异常，好学深思，赞许其将来的医学造诣，必将光大师门，“指示《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郑氏“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奠定医学理论基础。同时，“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取其所长，医理日精。道光二十八年(184 8)24岁时，开始在成都悬壶行医。

    郑钦安治学严谨，医术臻于上乘。踵门求治者应接不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因临证善用用姜、桂、附等大辛大热之药温补肾阳，量大而准，治愈不少群医束手之大症、重症，包括本文开头介绍的治愈成都知府夫人的重症吐血案，时人颂为“郑火神，又称。‘姜附先生"，誉及云、贵、川数省，声名冠于一时。

    及至中年学验俱富，乃著书立说，陆续将多年医学心悟著书立说，刊行于世。清同治八年(1869年)，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刊行，虽仅仅10万字，却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集中阐述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奠定了他作为“火神派首领”的地位。该书四卷，卷一除概述乾坤坎离、阴阳五行等基本理论外，有辨认一切阳虚症法，辨认一切阴虚症法二章，作为分辨阳虚、阴虚之秘诀；卷二、卷三分别为阳虚症问答和阴虚症问答，并分设数十条实例，一一加以说明；卷四就杂问、切脉、认病捷要总诀、辨认诸症法、用药金针等，一一指出，切要实用，易于掌握。该书要旨，治病先须分辨阴阳；以元阴、元阳为立命之本，而以元阳为主导；同时阳虚、阴虚各列专卷，病况不同，方药亦异，各尽圆通之妙。

    同治十三年(1874年)，郑钦安的《医法圆通》四卷刊行。仍本治病注重阴阳实据之旨，列举杂症数十条，辨明内外虚实，判以阴阳，指示经方时方之要，言简意赅，甚合临床实用。书首“用药弊端说，’举出当时医界积习时弊，而示以用药准绳。书末更指出，善于圆通运用成方，一方即可多用，如四逆汤“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该书亦仅仅1O万字，羽翼了《医理真传》，进一步充实完善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

    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有《伤寒恒论》十卷问世。其特点为不泥于前人陈说，而是结合临床实际，发明仲景原文，详释方义，析微阐奥，质疑辨误，以独特见解立于医林。郑氏自序云：“余阅原文，颇有领悟。兹将原文逐条一一剖析，不敢与前贤并驾，但就鄙见所及，逐条发明，虽不敢云高出手眼，此亦救世之本心，聊以补名贤之不逮。“通观全书，不因袭陈说，能独抒己见，对原文疑似之处，加以纠正，而无曲解臆断之嫌。其最大特点是将条文紧密扣合临床实际，切实说理，将理论与临床密切结合起来，指导辨证、治疗"(任应秋语)。如少阴后篇13条：  “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郑氏认为：“按少阴病而至四逆，阳微阴盛也，其中或咳、或悸者，水气上干也；小便不利者，阳不化阴也；腹痛下重，阴寒之极也。法宜大剂回阳为是，而此以四逆散主之，吾甚不解。"足见郑氏不限于前人所说，独抒己见，对原文疑误之处进行辨证，补仲景之所未及。该书奠定了郑钦安作为近代著名伤寒学家的地位，日本学者伊藤良称其“填补了日本研究汉医史缺清代伤寒学派的空白”。

    晚年，郑氏为将学术传于后代，设帐课徒著书。他的门徒除著名的卢铸之外，现成都地区中医，亦有不少为其再传弟子，其他或私淑，或遥承，研究其著述，继承火神派学术思想，可称桃李满天下。

    郑钦安一生注重医德，从无沽名钓誉之心。为贫苦人民治病，多不取钱，自奉甚俭，终身未置田地房产，又常向贫苦者送医施药，济困扶厄，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敬仰。

    清宣统三年(1 9 1 1年)，郑钦安病殁于成都，享年87岁。其众门徒和感恩苍生自愿集资购一穴地，葬郑氏于成都南门外红牌楼钟家坝，墓上刻有“临邛医士郑钦安之墓"，今已无可寻迹。


下面探讨其学术思想，分题予以论述。

第一节  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郑钦安学术思想的最基本观点，是以阴阳为纲，认识人体生理、病理，辨证、识病，选方、用药等等一切医学问题，由此出发，郑氏所论乾坤坎离、脏腑生克、五行六气、三焦六经、气血水火、外感内伤等均以阴阳为纲，形成非常鲜明的学术体系。因此他“认证只分阴阳"，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并把这种观念称之为“阴阳至理"。

  一、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郑钦安以《易经》、《内经》、《伤寒论》为宗，“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思之日久，偶悟得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于是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医法圆通·郑序》)。
    “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突出阴阳作为辨证总纲的地位，这就是郑氏临床辨证最基本的学术思想，这一观点他称之为“阴阳至理”。因此他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在郑氏学说中，“阴阳至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部《医理真传》通篇都贯穿着这一学术思想。
    “认证只分阴阳"，以阴阳为纲统分万病，体现了《内经》“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精神，具有高屋建瓴，执简驭繁的辨证特点，郑钦安在其著作中，反复阐述这一观点：
    “万病不出阴阳两字"。“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
    “予治一切病证……只要无外感病形，即握定阴阳盈缩治之，见功屡屡，获效多多，真不传之秘法，实度世之金针。"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分而言之，上中下各有阴阳，十二经各有阴阳；合而观之，一阴一阳而已’’(《医法圆通卷二》)。
    “病有千端，漫云易为窥测，苟能识得阴阳两字，而万变万化之机，亦可由此而推也”(《医理真传卷四》)。
    “今与诸公约：病无论乎男女老幼，药无论乎平常奇异，价贵价廉，只求先生认得阴阳，用得恰当，则尽善矣’’(《医法圆通卷四》)。
     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可以使医者提纲挈领，高屋建瓴。然而，许多医家不问阴阳，“不求至理”，一味在“五行生克上追求"，被复杂的症状所迷惑，以至陷入“见病医病"的粗浅境地，郑钦安反复批判这种现象：
    “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追求……开口即在这五行生克上论盛衰，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医理真传卷二》)。
     “历代以来，著作者数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将阴、阳底蕴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论，铺张满纸……宗旨不明，源头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  (《医理真传卷三》)。
     “总之，病情变化，非一二端能尽，其实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若欲逐经、逐脏、逐腑论之，旨多反晦，诚不若少之为愈也"(《医法圆通卷一》)。
     “至于受病，浅深各有旨归。然分类以治之，未始不当，但方愈多而旨愈乱，若不再行推醒，拈出旨归，将来后学无从下手。当今之际，谁非见肿治肿，见胀消胀者哉"(《医法圆通卷二》)。
     “学者切切不可一味见病治病，务要将内外病形，阴阳实据熟悉胸中，方不致误人性命"(《医法圆通卷一》)。
     “吾愿天下医生，切切不可见头治头，见肿治肿，凡遇一症，务将阴阳虚实辨清，用药方不错误"(《医理真传卷四》)。

       总而言之，郑钦安在辨证论治中，只讲“阴阳至理”，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袭用“套方套药”的市习；只在阴阳两纲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认证只分阴阳，不在“五行生克上追求"。套用一句《内经》的话说，就是“谨熟阴阳，无与众谋"，这在历代医家中确实独树一帜，诚如郑氏自述，“虽非万举万当，亦可为医林一助云尔。"



    二、阴阳两纲，各有实据

    既然“认证只分阴阳"，  “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那么，临床辨认阴阳就是头等大事了。郑氏在《医理真传》自序中开宗明义，就强调阴阳辨证的地位和作用：“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他认为，“识阴阳"是诊病最重要的课题。全书通篇从阴阳角度来阐述医理，探求病因，据证立法用方。

    但是，“阴虚与阳虚，俱有相似处，学者每多不识，以致杀人。"那就应该制定、掌握判别阴阳的标准，郑钦安称之为“阴阳实据"。他强调“阴阳务求实据，不可一味见头治头，见咳治咳，总要探求阴阳盈缩机关与夫用药之从阴从阳变化法窍。"
    那么“阴阳实据”在哪儿呢?“三阴与三阳，病形各殊，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三阴不足之症，所现全是阳色，为其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此辨认阴虚、阳虚之切法也”(《医理真传卷三》)。这是区分阴阳的纲领，简单说来，阴证所现“纯是阴色"，郑氏经常又称为“阴象’’、  “寒形"；阳证所现“全是阳色"，郑氏又称为“火形"、“热象"。他总结的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对阳虚证和阴虚证分别作了明确概括，提出辨认要点，他称之为“阴阳实据”，又称“阴阳辨诀"，视之为“辨症认症之子午针也"，足见意义非同一般。这是他数十年临床经验所形成，也是对阴阳学说的丰富与发展。在郑氏学说中，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以后我们将经常提到之。

    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阴象"呢?在“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中他指出：  “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应该指出，郑氏所谓阳虚，既指虚寒，也包括实寒。

    哪些是判断阴虚证的“热象"、“火形”呢?在“辨认一切阴虚症法，，中说：“凡阴虚之人，阳气自然必盛。外虽现一切阴象，近似阳虚症，俱当以此法辨之，万无一失。阴虚病，其人必面目唇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或潮热盗汗，干咳多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种种病形，皆是阴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益阴以破阳，"两相对比，  “阴色"、  “阴象，，与“热象’’、“火形”，确如郑氏所说，“阴阳二症，判若眉列"。同样应该指出，郑氏所谓阴虚，既指虚热，也包括实热。

    在《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中他再一次明确：“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这就是郑氏所谓的“阴阳实据’’或称‘‘阴阳辨诀"，亦即判断阴虚阳虚的“秘诀”。
在《医理真传》卷二、卷三中，他还分别列举31条阳虚病症，29条阴虚病症，采取问答形式，一症一解，详加论证，“以便学者参究"。

    郑钦安是如何凭着“阴阳实据’’来判分各种病症的阴阳属性呢?下面举例证明之。

    比如眩晕，“眩晕一症，有上实下虚者，有上虚下实者，有清阳不升者，有浊阴上干者，有夹虚风者，有夹虚火者，有脏腑偏盛而致者，种种不一。括其旨归，总不出阴阳二字……其人面白无神，饮食减少，二便自利，困倦欲卧，喜热畏冷……脉浮无力而空，诸如此类，都属阳虚……察其人精神不衰，舌黄喜冷，饮食易消，二便短少……脉实有力而长，诸如此类，都属阴虚火旺上干所作"  (《医理真传卷三》)。

    论吐血，“吐血一症，其要有三。有阳虚者，有阴虚者，有因外邪阻滞者……凡阳虚吐血之人，言语无神，脉息无神，面色无神，气衰力竭，困倦喜卧，不思饮食，咳多清痰……阴虚吐血之人，言语有神，面色有神，脉息有神，吐虽多，不觉其病，咳多胶粘之痰”(《医理真传卷四》)。

    论眼科诸症，“目症有云七十二症，有云三百六十种，名目愈多，旨归即晦。今为之总其大纲，括以阴阳两字为主，余不足录。阳症两目红肿，羞明眵翳障雾，赤脉贯睛，目泪痛甚，小便短，大便结，喜冷饮是也。阴症两目微红，而不羞明，即红丝缕缕，翳雾障生而不觉痛甚，二便如常，喜饮热汤者是也”(《医理真传卷四》)。

    论发斑，阳证发斑，“其人口臭气粗，壮热饮冷，脉大而实……"阴证发斑，  “其人懒言嗜卧，不渴不食，精神困倦"(《医法圆通卷二》)。
    总而言之，辨认任何病症，  “总在考究阴阳实据为要"。“挈定阴阳实据治之，发无不中"(《医法圆通卷一》)。能做到这一点，用郑的话来说，“便可超人上乘，臻于神化"。火神派医家根据郑氏“阴阳为纲"的理论，积累很多治验案例，读者可以互相参看。

    任何一种学术观点都是有其适应范围的。分析郑钦安关于阴阳实据的论述，可以看出，所谓阴阳两纲主要是指阳虚(包括虚寒和实寒)、阴虚(包括虚热和实热)，亦即寒热两类病变。这与广义的阴阳概念分别指里、虚、寒证和表、实、热证有所不同。因此在谈到郑钦安阴阳两纲时要明确两点：一、有表证时当先顾表，郑氏反复强调这一点，“审无表证"，方可再辨阴阳。二、对里实证如七情、痰湿、食滞等症，当按治疗实证方法处理，这也不属阴阳两纲范畴，可以《金匮》杂病论之。在《医法圆通》论治胃病不食等多种杂病时，郑氏亦反复强调这一点，总之，按郑氏所说，要“察究外内虚实"，“按定阴阳虚实、外感内伤治之"，这是严密完整的说法。

杏林箫客

第二节  注重阳气  肾阳为本

    郑钦安学术思想的最基本观点，是从阴阳立论，认为元阴元阳即肾中真阴真阳，是人身立命之根本。因此他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在此基础上，郑钦安根据《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之义，筑  提出火神派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就是重视阳气，崇尚扶阳。也乏  就是说，在阴阳两纲中，他并非等量齐观，而是特别看重阳气，阳主而阴从。在人身各种阳气中，他又特别推重肾阳即元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当然也是人体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

一、阳统乎阴，阳主阴从

    郑钦安认为元阴元阳是人身立命之根本，但是在阴阳两纲中，表面上看，阴阳在相互为用的关系中，处于等同地位，互为消长，缺一不可。然而在相互消长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却是“阳统乎阴"，“阳主阴从”的现象。因此他认为阴阳二者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阳气，阳为主，阴为从，只有阳气致密于外，阴血才能固守于内。二者虽说互根，但又有主次之分。所以郑钦安特别重视阳气，认为“阳者阴之根’’，“有阳则生，无阳则死”。郑钦安推崇辛热扶阳治法，擅用姜附等药，显然都是建立在注重阳气的理论基础之上。在其著作中，他反复阐述这些观点：
    “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
    “阳旺一分，阴即旺一分，阳衰一分，阴即衰一分。"
    “阳统乎阴，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
    “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人身立命就是一个火字。”“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气乎。气者阳也，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医理真传卷二》)。


二、。肾阳为本，人身赖之

    “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坎中一阳”即肾阳，为人身阳气之本，立命之根，这是郑钦安在注重阳气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观点。人身阳气有上中下部位之分，上焦有心肺之阳，中焦有脾胃之阳，下焦有肝肾之阳，但是，“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下焦肾阳是上焦、中焦阳气之根。也就是说，在诸种阳气中，他又特别强调肾中阳气的作用，称之为“真阳"、“元阳"、“真气"、“真火"、“龙火"。“肾中真阳为真气，即真火”，在其学说中，他亦反复强调这一点：
    “少阴乃水火交会之地，元气之根，人身立命之主也。病至此际，是元气虚极，剥至于根……这一点元气澈上澈下，包罗天地"(《医法圆通卷四》)。
    “凡人之身皆赖一团真火"，“真气命根也，火种也。”“人活一口气，即此真气也。’’
    “有形之躯壳，皆是一团死机，全赖这一团真气运用于中，而死机遂成生机。"
    “有形捌区壳，皆后天之体质，全赖先天无形之真气以养之。"
    “人身立命，全赖这一团真气流行于六步耳。真气乃人立命之根，先天种子也”(《医理真传卷二》)。
    “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日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医法圆通卷四》)。

     溯本求源，郑钦安重视阳气的学术思想除本于《易经》、《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论著之外，他还“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因此历代医家中注重阳气的观点对他不无影响，其中最主要者当属明代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诸家。下面引用一些前贤关于注重阳气的论述，借以看出郑氏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传承关系。

    张景岳：“阳之为义大矣。夫阴以阳为主，所关于造化之源，而为性命之本者，惟斯而已"(《类经》)。“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生化之权，皆由阳气。”“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类经附翼·大宝论》)。  “难得而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惟此阳气’’(《景岳全书·传忠录》)。

    明·李念莪：“火者阳气也。天非此火(指阳光)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指阳气)不能生养命根，是以物生必本于阳。”“天之运行，惟日为本，天无此，则昼夜不分，四时失序，晦冥幽暗，万物不彰矣。在于人者，亦惟此阳气为要，苟无阳气，孰分清浊?孰布三焦?孰为呼吸?孰为运行?血何由生?食何如化?以天无日等矣”(《内经知要》)。

    明·周慎斋：“人身以阳气为主，用药以扶阳为先”(《慎斋遗书》)。

    对照上面郑氏关于阳气的论述，完全可以看出他与张景岳等辈的认识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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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首重扶阳，擅用姜附

    郑钦安最重要的学术观点是重视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他又特别推重肾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那么在病理状态下，他自然也重视阳气，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也就是说阳气衰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证时首先考虑元气损伤情况，以辛热之药扶阳抑阴，擅用姜、附、四逆汤之类的方药，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创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医学流派——“火神派"。

  一、首重扶阳，元气为本

  郑钦安注重阳气，我们在前面已经充分论述，这无疑是他倡导火神派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人体患病时，他自然也要以元气为本，倡导扶阳，对扶阳抑阴有着深刻的认识，形成独具特色的扶阳理论。这方面郑氏有很多论述，下面归纳三点：

    (一)病有万端，治之但扶真元

    他说：“外感内伤，皆本此一元有损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医法圆通·卷三》)。“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

    他以中风一症为例，突出表达了推崇扶阳的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兼看何部病情独现，用药即在此攸分。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医理真传卷二》)。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还有健忘一症，老年人居多，世多以为心脾不足，精血亏损所致为主，用药“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确是市习常法。郑氏则认为，此症“总以精神不足为主”，属阳气亏虚，治应培补阳气，“方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封髓丹)、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医法圆通·卷二》)。突出扶阳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癫痫二症，“缘由先天真阳不运，寒痰阻塞也”。“以予所论，真气衰为二病之本，痰阻是二病之因，治二症贵宜峻补元阳，元阳鼓动，阴邪痰湿立消，何癫痫之有乎?’’(《医理真传卷四》)与通常治法确实不同。

    再如小儿痘症，世医“见下陷不足之症，用药总在这参、芪、鹿茸、归、芍，以为大补气血，究竟致死者多"，“而不知在人身立命之火种上用药。"“以为四逆汤乃伤寒之方，非痘科之方，不知此方正平塌下陷痘症之方，实补火种之第一方也"(《医理真传卷四》)。
    举一反三，可悟郑氏推崇扶阳思想的真谛，即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着手，以元气为本，此乃“握要之法"。

    清·王昂曾云：“医以辅养元气，非与疾求胜也。夫与疾求胜者，非味杂辛烈，性极毒猛，则得效不速，务速效者隐祸亦深，吾宁持久缓而待其自愈也。"徐灵胎亦认为：“诊病决生死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以上所论治病以元气为重的观点与郑氏推重肾阳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二)阴证三候，皆宜扶阳

    郑氏归纳的扶阳法的适应证是：“大凡阳虚阴盛之人，满身纯阴，虽现一切证形，如气喘气短，痰多咳嗽，不食嗜卧，面白唇青，午后、夜间发热，咽痛，腹痛泄泻，无故目赤，牙痛，腰痛膝冷，足软手弱，声低息微，脉时大时劲，或浮或空，或沉或细，种种不一，皆宜扶阳”(《医法圆通卷三》)。显然，这不仅指纯阴之证，还包括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均属阴盛格阳)以及阳虚欲脱诸多阴火假热之证，笔者将纯阴之证、阴盛格阳、阳虚欲脱称之为“阴证三候’’，郑钦安正是主张阴证三候，皆宜扶阳，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纯阴之证运用扶阳是正法正治，谁都会用。郑氏独到之处在于对潮热、出血、目赤、耳肿、唇红、牙痛等诸多阴盛格阳和阳虚欲脱引起的阴火假热病症，均倡导温热扶阳，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丰富的经验，这也正是郑氏扶阳理论中最独到之处，以后我们将详细论之。

    (三)三阳不足，分别扶之

    阳气有上中下三部之分，治疗应该“按定上中下病情消息"，“随其所伤而调之’’(《医理真传卷二》)。所谓“病情有定向，用药有攸分。这是郑氏扶阳法用药的一个很具体的原则。“真阳或不足于上，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上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中，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中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下，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下之阳，以协于和平。此三阳不足，为病之主脑也。"总之，“损之于何脏何腑，即在所发之处求之，用药自有定见”(《医理真传卷二》)。具体用药则讲究圆通活法，“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二》)。

    当然应该指出，郑氏推重扶阳，并非一味追求温热，事实上他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且也颇有特色。他不仅擅用姜、附等热药，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都十分纯熟，亦堪借鉴，因其不属我们研究的重点，故不多作探讨。

    下面举范中林、吴佩衡先生案例以资验证郑氏扶阳理论。

    偏枯(脑血管意外)：陈某，女，65岁，成都市人。因“脑血管意外”患中风，左侧半身不遂已经8年，口嘴歪斜，流清涎不止。每年秋冬开始卧床，次年春天可扶床缓慢移步。1971年冬，病势沉重，患者一再告之家人：今冬难以熬过，命备后事，遂来求诊：入冬以来，畏寒蜷卧，重被覆盖，左侧半身不遂，骨瘦如柴，手足厥冷。头部发木，如盛盒内。脸面浮肿，面色苍白。舌质淡，苔白腻。辨证：半身不遂多年，阳气日衰，属少阴寒化，阴寒内盛，阳虚水泛已极。急须回阳救逆，化气行水，以四逆汤并真武汤加减主之：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Og，炙甘草6Og，白术30g，茯苓30g，炮姜6Og，上肉桂15g(冲服)。上方服1剂后，全身发痒，如虫爬行。连服4剂，身上开始感觉轻松，头木之感渐消。上方随证加减：遇有外感风寒、关节疼痛，加麻黄、桂枝、细辛；阳气渐回，则姜附酌减。其后，又酌加人参、黄芪、当归、菟丝子等，以增助阳益气、活血养血之效。如此坚持服药半年，面色渐转正常，浮肿消退，食欲倍增，四肢变温，精神好转。1972年4月已能起床，依靠拐杖或他人搀扶，能缓缓移步；同年7月，可丢掉拐杖而行。七年来再未卧床不起，能料理家务(《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中风偏枯已经八年，病势沉重，若按通常治法，可能以益气活血为法，选用补阳还五汤之类套方。范氏观其舌证，认为少阴寒化，阴盛阳衰已极。故投大剂四逆汤，随证加减，始终以扶阳为法，充分体现了郑氏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范中林深谙此旨，在案中说道：“不能按一般中风之常规论治’’，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始终用大剂四逆汤加味治之，终于起此八年沉疴，扶阳理论得以生动体现。

    石淋(肾结石)：黄某，男，44岁。以腰痛数年而住入昆明军区某医院治疗，经X线摄片检查，发现右肾肾盂有十粒结石影像，小如花椒，大至蚕豆，诊断为“肾结石”，因身体虚弱不能耐受外科手术，遂出院延吴佩衡先生诊治。腰痛已久，时有所发，痛如绞作，延及腰腹，下引宗筋，痛甚则神怯而畏寒肢冷。小腹胀痛，小便短涩。饮食欠佳，精神缺乏。舌苔白滑而厚腻，脉沉迟无力。辨为肾脏寒极，寒湿不化，内结
成石，以温肾扶阳温化之法主之，投以四逆汤加味：附片6Og，杜仲1Og，桂枝30g，干姜40g，茯苓30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北细辛6g，甘草6g。服药11剂后，相继经尿道排出结石四粒，其中曾有一粒较大者，排出时嵌于尿道口，尿线中断，其痛非常，经用镊子夹出。X线复查，尚余6粒结石，但影像均较前为小，原大如蚕豆者已不复见。唯因肾寒日久，腰尚冷痛，结石未全排尽，其法不变，继以扶阳温化主之：附片1OOg，干姜5Og，狗脊1Og，北细辛6g，苡仁30g，桂枝30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甘草1Og。因服药有效，信心不移，连服不断，病情大减，食增神健，体质大为好转，前后相继数十剂，腰痛已不复作，开始恢复工作。再以上方加减，数月后，最后一粒结石亦随尿排出(《吴
佩衡医案》)。

     史潮流见石不治石，而能成功排石，靠的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入手，用大剂四逆汤加味，生动的体现了扶阳理论的威力。全案始终未用一味排石药，竟能愈此结石重症，令人惊佩。

     慢性前列腺炎案：张某，男，57岁。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3年。开始仅尿频，睾丸不适。服中药清热利尿剂数付，即告缓解。其后屡犯屡重，不仅尿急，尿频，尿路灼痛，并常感生殖器冰冷麻木。曾用中西医各种方法治疗，服清热解毒利湿等中药15O多剂，自觉症状有增无减，并发展至阳痿，全身瘫软，步履艰难，被迫全休。刻诊：恶寒蜷卧，肢体萎软，神靡，头晕，失寐，食欲大减。睾丸坠胀及腹，常感凉麻疼痛，小便浑浊频数，阳痿。面色萎黄暗黑，舌质淡白，白苔密布，根部苔淡黄厚腻，脉沉微细。此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法宜补阳温肾，散寒止痛，以四逆汤加上肉桂主之：川附片120g(久煎)，干姜120 g，炙甘草6Og，上肉桂15 g(研末冲服)。连服3剂，少腹和睾丸坠胀疼痛减轻，小便色转清，尿频也好转，阳气渐复，前方附子、干姜减至60g；再加茯苓、炒白术以健脾除湿，继服30剂。头晕、失眠、恶寒、乏力，少腹及
睾丸坠胀，均进一步减轻，生殖器凉麻感亦较前轻。舌质稍现红润，黄白厚腻之苔已减。继续温补肾阳，兼顾其阴，再佐以温中健脾，以四逆并理中加味主之：川附片6O g(久煎)，干姜60g，炙甘草6Og，党参30g，上肉桂1O g(研末冲服)，冬虫夏草15g，宁枸杞30g，菟丝子30g，云苓2Og。服药十余剂，诸症继续好转，前列腺炎基本痊愈。同时，多年来之低血压、头昏、失眠等症，亦均消失。3个月后恢复工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慢性前列腺炎，一般都从湿热论治，多用套方套药，其实效果并不可靠。验之临床，本病多有属于阳虚证型者，奈何湿热者认同多，阳虚者辨识少，乃至错认虚实，治之越旋越远尚不觉，皆是不识阴阳之过也。本案前曾服用清热解毒利湿中药多剂，病情有增无减，亦可见其治未中的。范氏“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从阳虚阴盛着眼，“治之但扶其真元"，摒弃一切清热利湿之药，以大剂四逆汤治之，3个月治愈3年痼疾，尽显火神派风格。

    支气管哮喘：刘某，男，49岁。十余年前，患慢性支气管炎，后发展为哮喘，经常发作，每冬必重。医院确诊为“支气管哮喘"、“肺气肿"，久治未愈。1978年7月来诊。刻诊：气紧，心累，乏力，偶有咳嗽，痰少，清稀色白。体稍胖，两颧赤暗，唇乌，舌淡白，苔灰白厚腻。时值伏天，哮喘虽未大作，病根犹存。证属少阴，法宜扶先天之元阳，镇纳浊阴之气，以四逆加味主之：制附片60g(久煎)，干姜片6 Og，炙甘草1 8g，上肉桂1 5 g，生白术30g。二诊：上方加减服20余剂，诸症皆减。活动后仍觉气紧、心累。舌质仍淡，苔腻稍退，守原法再进。又服20余剂，气紧、心累明显减轻。双颧暗赤色稍退，舌质微现淡红，苔厚腻减。为巩固疗效，拟四逆、理中合方加味，配成丸药，坚持服用两月，处方：制附片15Og，干姜片15Og，炙甘草60g，红参30g，炒白术120g，上肉桂60g，宁枸杞120g，菟丝子120g，紫河车120g。共研细末，加红糖为丸，如枣大，每日2次，每次2丸。经服药后，该年冬季与往年截然不同，在严寒之晨，可在室外打太极拳和跑步约1小时，坚持工作己一年多，咳喘未再发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多年哮喘，宿根缠绵，逢寒则重，难以根治，已是该病通例。范氏着眼于少阴肾阳亏损，从“扶先天之元阳"入手，又是大剂姜、附，未用降气平喘化痰之类套方套药，而能愈此顽症，再次显示了扶阳理论的临床价值。

    虚损：陈某，男，28岁。1971年，到西藏执行任务，长期风餐露宿，自觉指尖、手掌、下肢关节咯咯作响，继而面肿，心悸，腰痛，夜不眠。逐渐行走乏力，神疲纳呆。曾出现脑内如鸣，头顶发脱，心悸加重，动则气喘，身出冷汗，肢体皆痛，四肢麻木等证。至1977年1月3日，自觉口内从左侧冒出一股凉气，频吐白泡沫痰涎，胸中如有水荡漾，左耳不断渗出黄水，听力减退，走路摇摆不定。血压70／50mmHg。同年5月22日，突然昏倒。面部及双下肢浮肿加重，头昏胀难忍，转送某医院会诊。左半身痛、温觉明显减退，左上肢难举。结论为：“左半身麻木感痛觉障碍，左上肢无力，水肿待诊。"数年来，服中药千余剂无效。1977年9月，转来就诊。
   初诊：面部与双下肢肿胀，左半身及手足麻木，四肢厥冷，脑鸣，头摇，神疲，心悸，失眠，记忆力及听力减退，身痛，胁痛。口中频频冒冷气，吐大量泡沫痰涎，纳呆，大便稀薄，小便失禁。舌质暗淡、胖嫩，边缘齿痕明显，苔白滑厚腻而紧密，脉沉细。此为少阴寒化，迁延日久，阴盛阳微，气血亏损，已成坏病。法宜回阳救逆，化气行水。以四逆汤、真武汤加减主之。处方：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Og，生姜1 20g，炙甘草30g，茯苓30g，白术3Og，桂枝1O g，辽细辛6g。上方服2O剂，脑鸣消失，心悸好转，面部及下肢浮肿显著消退，小便失禁转为余沥。守方略作改动，续服1O剂，口中已不冒凉气，神疲、肢冷、纳呆、便溏均有好转，但仍不断吐白沫。少阴阳衰日久，沉寒痼冷已深；积重难返。法宜益火消阴，温补肾阳，以四逆汤加上肉桂，嘱其坚持服用。可连服四、五剂后，停药两天，直至身体自觉温暖为止。处方：制附片6Og(久煎)，干姜3Og；炙甘草3Og，上肉桂1Og(冲服)。上方连服半年，全身肿胀消退，摇头基本控制，身痛和手足麻木显著减轻，心悸明显消失，吐白沫大减，二便正常。血压回升到12O／8O mmHg，身体逐渐恢复正常，重新工作。
   
   范氏认为，本例初诊时明显可见三阴俱病，五脏皆虚，全身虚寒十分明显。“病情虽复杂，其症结实属少阴寒化，心肾阳微，尤以肾阳衰败为甚。所谓‘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故抓住根本，坚持回阳救逆，益火消阴，大补命门真火，峻逐脏腑沉寒，守四逆辈，连服半载，多年痼疾始得突破"(《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二、擅用姜附，独树一帜

  理论上郑钦安推崇扶阳原则，在具体遣方用药上，则以擅用附子、干姜、四逆汤等温热方药著称，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

    在扶阳法中郑氏最推崇的药物是附子，道理何在?他说：“用药者须知立极之要而调之"。“热不过附子，甜不过甘草，推其极也。古人以药性之至极，即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二物相需并用，亦寓回阳之义。"“非附子不能挽欲绝之真阳”。郑钦安反复提到：“附子大辛大热，足壮先天元阳。”“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至极，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自然上下奠安，无偏盛也"(《医理真传卷二》)。

    总之，他认为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用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的元阳，自是顺理成章。后来祝味菊先生称附子“为百药之长”，唐步祺先生称“附子为热药之冠"，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干姜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等几个特点，下面分别述之。

    (一)厂用
    郑钦安治疗阴证几乎方方不离附子，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仲景应用附子，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指征，病至少阴方用。郑氏则提出“凡一切阳虚诸症"均可应用，不必等到病至少阴方用。显然，郑氏扩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围。

    纵观郑氏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的就是四逆辈。他在论述四逆汤的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医理真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成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氏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其二．在应症方剂中另加附子。这是因为“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无下阳即是无二阳也"(《医理真传卷二》)。凡见阳虚，均可加用附子。例如治阳虚怔忡心悸，方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再重加附子’’。“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四》)。又如治头面畏寒者，  “法宜建中汤加附子，，。鼻渊、鼻浊而流清涕者，缘由阳衰不能统摄津液，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吴萸。  “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医法圆通卷一》)。

    (二)重用
    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其书中随处即有“峻补坎阳"、“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例如，他治疗阴证口臭，“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若二三剂后不见症减，认为病重药轻，“仍宜此法重用多服"(《医法圆通卷一》)。可以说，他擅用附子，不仅体现在广泛应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重用附子的剂量上。虽然郑氏没有留下医案，但据唐步祺先生讲，郑氏用附子常至1OOg、200g……超越常规用量，可谓前无古人。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胆识与风格，人们称之为“郑火神"，也许更多的是惊叹于他所使用的超常剂量。仲景应用附子，最大量是3枚(桂枝附子汤及白术附子汤)，约合今80g，而且主要用于治疗寒湿痹痛。用于回阳时，四逆辈类方最多不过大附子一枚，约合30g。所以郑氏用量显然超过仲景，这正是火神派超常之处，显出其独特风格。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李可、卢崇汉等用附子也常至1OOg、200g甚至更多，确实显出鲜明的用药风格。后人常常议论火神派的惊世骇俗，主要就指他们投用附子时的超常剂量，  “令人咋舌"。郑氏在其书中未提到重用附子时须先煎，而祝、吴、范氏等用附子时均倡导先煎1～3个小时，这一点应该提醒注意。

    (三)早用
    郑氏扶阳，提倡早用姜附，“务见机于早”，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免致虚阳上浮、外越甚至酿成脱症，延至病势严重时才用。他在论述四逆汤时指出：“细思此方，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指头痛如裂、气喘促等阳虚欲脱之状)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夫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方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酿成纯阴无阳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为庸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医生之误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医理真传卷二》)。四逆汤本为阳虚厥逆而设，不要等到阳虚欲脱时才用，“务审机于先"，他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症，不必延至脱时而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凡见阳之下趋诸症，不必定要现以上病情(指四肢厥逆，二便失禁已成脱症)而始用逆挽，务审机于先，即以逆挽益气之法救之，自可免脱症之祸矣’’(《医理真传卷一》)。

    (四)专用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人，不夹阴药。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他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他认为，扶阳专用温热药物乃是仲景所倡：“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阳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法圆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
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白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

    他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点：“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法圆通卷四》)。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参是补阴药而非扶阳之品，“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与景岳视人参为温阳要药截然不同。

    “仲景不用参于回阳，而用参于大热亡阴之症以存阴，如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之类是也。”“至于阴盛逼阳于外者，用参实以速其阳亡也’’(《医理真传卷三》)。应该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郑氏反复批驳了世习对附子等药的偏见，其一是“阴阳不明"，当用而不会用：“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恶温，专究平稳，当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医法圆通卷四》)。

    当然，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医法圆通卷四》)。“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太阳少阴总论》)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施法并不偏颇。

  三、常用扶阳方药举隅

  郑钦安用药讲究精纯不杂，其用于扶阳之品主要是附子、干姜、生姜、炮姜、肉桂、桂枝、吴茱萸等，辅助用药主要有甘草、砂仁、半夏、丁香、茯苓等等。药味颇精，所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也。其中，“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自是首选药物。干姜用为补脾阳主药。桂枝用为补心肺阳气主药。肉桂用以补下焦阳气，兼善气化，小便不利者多用之。如“前后二便不利，三五日亦不觉胀，腹痛，舌青滑，不思饮食者……此下焦之阳虚，而不能化下焦之阴也。方用四逆汤加安桂’’(《医理真传卷二》)。吴茱萸用为厥阴主药。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者……此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乳头属肝，乳盘属胃，故决之在肝胃也。此病当与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此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夫两胁者，肝之部位也，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凡见气机上逆者，多加砂仁、吴茱萸、半夏、丁香等，如：“反胃者……有因胃阳不足，中寒顿起，蔽其下行之机者，法宜温中降逆，如理中加吴萸、半夏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四》)。

    关于方剂，郑钦安提倡“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善用经方，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四》)。因为经方已广为人知，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但四逆汤作为其最常用方，视为“补火种之第一方”，故将郑氏对此方的论述予以简介。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所以大大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他说：“四逆汤一方，乃回阳之主方也……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实有令人难尽信者。余亦始怪之，而终信之。信者何?信仲景之用姜附而有深义也。故古人云：热不过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仲景深通造化之微，知附子之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用之以为君。又虑群阴阻塞不能直入根蒂，故佐以干姜之辛温而散，以为前驱，荡尽阴邪，迎阳归舍，火种复兴，而性命立复，故日回阳。阳气即回，若无土覆之，光焰易熄，虽生不永，故继以甘草之甘，以缓其正气。缓者，即伏之之意也。真火伏藏，命根永固，又得重生也，此方胡可忽视哉"(《医理真传卷二》)。

   现在主要对郑氏自制的几个扶阳方作以介绍。

    潜阳丹：用治阳气不足，虚阳上浮诸症。药物组成：砂仁30g(姜汁炒)，附子24g，龟板6g，甘草15g。郑氏解曰：“潜阳丹一方，乃纳气归肾之法也，夫西砂辛温，能宣中宫一切阴邪，又能纳气归肾。附子辛热，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况龟板一物坚硬，得水之精气而生，有通阴助阳之力，世人以利水滋阴目之，悖其功也。佐以甘草补中，有伏火互根之妙，故日潜阳’’  (《医理真传卷二》)。

    姜附茯半汤：用治阳虚兼见痰湿诸症。药物组成：生姜60g取汁，附子30g，茯苓24g，半夏1 g。郑氏解曰：“姜附茯半汤一方，乃回阳降逆、行水化痰之方也。夫生姜辛热，宣散壅滞之寒。附子性烈纯阳，可救先天之火种，真火复盛，阴寒之气立消。佐茯苓健脾行水，水者，痰之本也，水去而痰自不作，况又得半夏之降逆化痰，痰涎化尽"  (《医理真传卷二》)。

    补坎益离丹：用治心肾阳虚诸症，尤以心阳不足为适应证。药物组成：附子24g，桂心24g，蛤粉15g，炙甘草12g，生姜5片。郑氏解曰：“补坎益离者，补先天之火，以壮君火也。真火与君火本同一气，真火旺则君火始能旺，真火衰则君火亦即衰。方用附、桂之大辛大热为君，以补坎中之真阳。复取蛤粉之咸以补肾，肾得补而阳有所依，自然合一矣。况又加姜、草调中，最能交通上下"(《医法圆通卷一》)。

    唐步祺曾治李某，男，60岁。心慌不安，脉搏120次／分，西医诊断为“心房颤动"。动则气喘，面容苍白无神，声音细小，两脚浮肿。怕冷，虽暑热炎天两足亦冰凉。口干口苦，咽喉干燥，口中无津液，但不思饮水，脉浮数。舌质淡红，苔白滑。乃师法郑氏用补坎益离丹治之，连服五剂，自觉咽喉干燥减轻，口中微有津液，无其他不良反应。附片用量逐渐增加至每剂200g，连续服20剂，精神好转，两脚浮肿消，不复畏寒，口中津液多，已不口干口苦，脉搏稳定在9 5～1 OO次／分左右。继服用原方加补肾药物，如蛤蚧、砂仁、益智仁、补骨脂、仙茅、黄芪、人参等，续服20剂，脉搏8 5～9 O次／分，其他症状消失(《郑钦安医书阐释》)。

    姜桂汤：生姜45g，桂枝30g。专扶上焦之阳，治鼻流清涕不止，忿嚏不休等症，“学者不可视为寻常，实有至理存焉"(《医理真传卷二》)。
    其实上录方剂，基本未离四逆汤方意，郑氏自谓：“阳虚篇内所备建中、理中、潜阳、回阳、封髓、姜桂诸方，皆从仲景四逆一方搜出”(《医理真传卷二》)。毫无疑义，四逆汤是郑氏扶阳最为推重之方，用为阳虚主方，能化裁推广治百余种病，此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

    封髓丹：黄柏30g，砂仁21 g，甘草9g。本方原出于元代《御药院方》，功能“降心火，益肾水"。虽非郑钦安自拟，但郑氏非常推崇此方，认为“此一方不可轻视，余尝亲身阅历，能治一切虚火上冲牙疼、咳嗽、喘促、面肿、喉痹、耳肿、目赤、鼻塞、遗尿、滑精诸症，屡获奇效，实有出人意外，令人不解者……至平至常，至神至妙"(《医理真传卷二》)。广泛用治真气上浮各症，如鼻渊、鼻浊，“予治此二证，每以西砂一两，黄柏五钱，炙草四钱，安桂、吴萸各三钱治之，一二剂即止。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头痛偏左偏右者，“予常以封髓丹加吴萸、安桂，屡治屡效。”还用治目中五彩光华等多种病症，难以枚举。

    郑氏解释此方说：“封髓丹一方，乃纳气归肾之法，亦上中下并补之方也。夫黄柏味苦入心，禀天冬寒水之气而入肾，色黄而人脾。脾也者，调和水火之枢也。独此一味，三才之义已具，况西砂辛温能纳五脏之气而归肾，甘草调和上下又能伏火，真火伏藏，则人身之根蒂永固，故日封髓。其中更有至妙者，黄柏之苦合甘草之甘，苦甘能化阴。西砂之辛合甘草之甘，辛甘能化阳。阴阳合化，交会中宫，则水火既济，而三才之道，其在斯矣……仔细揣摹，而始知其制方之意，重在调和水火也。有意思的是，郑钦安在此方之后竟附七绝一首，盛赞该方：
    阴云四合日光微，转瞬真龙便欲飞。识得方名封髓意，何忧大地不春归。

    并加以注释：“真龙即真火，或上或下，皆能令人病。在上则有牙痛、喘促、耳面肿痛诸症。在下则有遗尿、淋浊、带诸症。学者苟能识得这一点真阳出没，以此方治之，真有百发百中之妙，(《医理真传卷二》)。对封髓丹一方赏爱之情跃然纸上。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等常将此方与潜阳丹合而用之，名之为潜阳封髓丹。

    除自拟的温阳方和几首时方外，其余皆使用《伤寒论》原方，而且常用的仅数方而已。凡外感多用麻黄汤、桂枝汤、麻黄附子细辛汤；治上焦，用补坎益离丹、姜桂汤等；治中焦，用理中汤、甘草干姜汤、黄芪建中汤等；治下焦，用四逆汤类及乌梅丸等。其常用药物尚不及《伤寒论》所用的一半，风格简练，十分鲜明。

    总体而言，其所用各方，无论经方时方，都是药味少而分量较重，精纯不杂，不乱堆砌药物，不似一般所谓“包打围攻"之芜杂，每方用药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确有经方法度。达到他所称“法活圆通，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医法圆通卷一》)的纯熟地步，此亦郑氏用药的一大特点，值得学习。

  四、阳药运行，须知反应

      桂附干姜等辛热之品大多药性峻猛，古人即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训，而且附子具有一定毒性，这些都使得医家畏之若虎，不敢轻用，加上喜清恶温、贪图平稳之流俗，无疑都影响了辛热药物的使用。此外，服用辛热药物确实可能引起一些不适之感甚至剧烈反应，颇似“变证蜂起’’，使得病人惊惧，医家疑惑，乃至中断用药，迷失正确治疗方向。《友渔斋医话》曾谓：  “凉药误人，人不易觉；热药误人，一服便见……前人有用热药如君子，凉药如小人之喻，所谓君子者，苟有过人必知之。为人则可，药关人性命，用之不当，虽君子亦何取乎，况小人耶?’’所言确是实况。

    当然，在已经出现异常反应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辛热药物，确实存在风险，应当慎重。因此，弄清服用热药反应，判认其是正常还是异常反应，药误还是药效，病进还是病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用郑钦安的话讲，“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

    郑钦安认为，凡服药后常有“变动"，要知道这些变动有的是“药与病相攻者，病与药相拒者"，属于正常的药物反应，“岂即谓药不对症乎?’’他擅用姜附，尤其对热药之反应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这也是其擅用姜附的重要体现。郑氏对服用姜附等热药反应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医法圆通》中“服药须知，一节中，认真学习可以从中得到十分宝贵的经验。

    他说：“初服辛温，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上窍而出也。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服辛温四五剂，或七八剂，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此是肺胃之阴邪，从上出也，切不可清润。服辛温十余剂后，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七窍而出(此句疑为“周
身，，之误)也，以饮食渐加为准。服辛温十余剂，或二十余剂，或腹痛泄泻，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下窍而出也。但人必困倦数日，饮食懒餐，三ti2日自已。其中尚有辛温回阳，而周身反见大痛大热者，阴陷于内，得阳运而外解也，半日即愈。"

    以上这些反应郑氏均认定为“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乃是药效，不可疑为药误。要知道，未服阳药之前，机体阴盛阳虚，正气无法抗邪，故无激烈的反应。服用阳药之后，阳气振奋，兴起抗邪，正邪交争，矛盾尖锐对立，故有形似异常，实则正常的剧烈反应。提示后学，这是正邪相争的关键时刻，切不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中断治疗，或改投清凉，误人歧途。

    至于表现各异如“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  “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或腹痛泄泻”等等，乃是阴邪分别从上窍、从肺胃、从周身、从下窍等不同部位而出的原因使然，与邪气所在部位、药物作用脏腑有关。这是郑氏多年经验积累所得，见解深刻，可谓发前人所未发，足以为后世指点迷津。

    由于胸中烦躁、鼻出血、满口起疱等症状似乎火热之象，容易令人疑惧，当此之时，郑氏提出一个辨识标准：“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这提示津液未伤，并非过用或误用阳药所伤，这就设下了一条确认药效而非药误的底线。此外郑氏还提出一个辨识标准，“以饮食渐加为准’’，提示脾胃健和，自是佳兆，毋庸自扰。还有，郑氏还提出这些“异常反应’’，可自行消退，一般都能“三五日自已’’，“半日即愈"等，无须过虑。这是由于正邪交争，“变证"遽发，随着正胜邪却，这些“变证’’自然自行消退。这几条标准，深刻的
把握了“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病理变化本质，具有很高的临床指导价值，可让医家守定真情，坚持既定方案，“切不可清润"。

    此外，郑氏还总结了其他一些服用热药之反应，如发热身疼、小便痛甚、口中异常气味等，均系切身体会，世人难以见识，均属“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如“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见身疼，而却不发热者，是里有寒也……但服温里之药，多有见大热身疼甚者，此是阴邪溃散，即愈之征，切不可妄用清凉以止之’’(《医法圆通卷三》)。又如淋证，“但服回阳等方，初次小便虽痛甚，而尿来觉快者，气机将畅，而病当解也。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医理真传卷二》)。还有，“阳虚阴盛之人，投以辛甘化阳二三剂，
即有现口苦、口酸、口淡、口辛、口甘等味，又服二三剂，而此等病形即无。予仔细推究，皆缘真阳失职，运转力乖，兼之服药停积未去，今得辛甘化阳之品，运转复行，积滞即去，故口中一切气味出矣。昧者不识此理，见酸即治酸，见苦即治苦，鲜不增病。医理之微，不诚难哉"(《医法圆通卷一》)。

    当然，郑氏所论诸般反应，均系或然之症，并非必然发生或者同时发生，不得以此为定式，胶柱鼓瑟，他指出：“虽然邪之情形，万变莫测，以上所论，不过略陈大意耳，学者须知。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等辈，皆对服用大剂姜附的反应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使得他们临证之际进退自如，胸有成竹。

    还有一个问题，辛热药物究竟要服用到什么程度为准呢?历来没有一个明确标准，一般多视病情缓解，症状消退而定，难以准确把握。郑氏积多年经验，在“服药须知"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原则，即“阳旺阴消，邪尽正复，方可了扶阳之品"。他说：“凡服此等热药，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此乃全身阴邪化去，真阳已复，即与以一剂滋阴之品，以敛其所复之阳，阳得阴敛，而阳有所依，自然互根相济，而体健身轻矣，，(《医法圆通卷三》)。在“阳旺阴消，邪尽正复’’的原则下，郑氏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判断标准，即“总要服至周身、腹中发热难安时，然后与以一剂滋阴。"同时，顺势提出来善后处理方法，即“与以一剂滋阴"。值得注意的是，对滋阴之品为何要限定为“一剂"?此中自有奥理。因滋阴药物性多寒凉滋腻，多用恐有伤阳之虞，导致阴邪复生，病变反复，故而限定为“一剂"。郑氏未提滋阴的具体方药，据火神派传人唐步祺先生经验，他用的是黄连阿胶汤，可供参考。

    医界向有“投凉见害迟，投温见害速，投凉之害在日后，投温之害在日前"之习见，因此能够辨认热药反应，守定真情不变，确实不易，诚如郑氏所言，“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必须仔细推敲，精审详勘，方能识得真情。郑钦安对服用热药之反应以及疗效判断和善后处理等项，确有丰富经验和深刻的体会，用起姜附热药来进退有据，应付裕如，达到精细人微的境地，不愧为擅用姜附之火神派大家，其经验足资我们借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郑氏擅用姜附确实别具一格，多有创见。其广用附子，重用附子，独树一帜，某些方面超过仲景，自成一套学术体系乃至创立了火神派。任应秋先生曾说：“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任应秋医论集》)，唐步祺先生称其“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两位所评确是公允之论。郑氏理论在医坛上无疑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下面介绍几则案例，展示吴佩衡、范中林先生如何掌握附子的用药反应，从中获取一些感性认识。

    胃痛：徐某，男，年四旬余。患心胃痛证已二十余年，经中西药物屡治未效，近则病情日见增剧，形体消瘦，面容不展。胸膈痞胀作痛，两胁满闷不舒，脘腹灼痛，痛极则彻于胸背，固定不移，从心下至脐腹隆起板硬如石，按之亦痛，腰背如负薄冰，'。不N"。不N-…-~J寒。时而泛酸上冲咽喉，呕吐黄绿酸苦涎水，心中嘈杂，知饥而不能食，唯喜烫饮，饮而不多。大便干结难解，小便短涩，手足不温，少气无力，入夜难寐。舌淡苔白滑腻，脉来沉迟，息间仅两至半，且短而弱。良由病久阳虚，真火内衰，阴寒内结，脾阳不运，无力以制水邪，肝郁不
舒，挟寒水上逆犯胃凌心。阳虚为病之本，寒水泛溢为病之标，乃本虚标实之证，法当扶阳温散寒水之邪治之，先拟乌梅丸方一剂：附片lOOg，干姜30g，桂尖30g，细辛10g，黄连10 g，焦柏10g，当归25 g，川椒3g(炒去汗)，党参3g，乌梅2枚。
    服上方痛稍减，呕吐酸苦水已少。此病历经二十余载，根深蒂固，邪实而证顽，欲除病根，非大剂辛温连进方能奏效。以吴氏多年体验，此证每于服药之后，或见脘腹增痛，或吐酸、便泻、小便色赤而浊等征象，可能一时有所表露，此乃药与病相攻驱邪之兆，若药能胜病，犹兵能胜敌，倘畏惧不专，何以克服!古云：“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吴氏将此理告于病者，务期早除痛苦，病人则严然信守，遂以吴萸四逆汤加味治之：附片150 g，吴萸18g，干姜6O g，上肉桂18 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茯苓30g，白胡椒3g(研末，兑服)，
甘草15g。
    服药后果如前言，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吐出黄绿苦水盈盂，而后胸胃痞胀舒缓，白滑苔渐退。更照原方附片量增至200g，每日一剂，连进十剂，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小便色赤，但较长，已十余日不大便，诊视则白滑苔已退尽，但舌本透白而无血色，脉转缓和稍有神，仍喜滚饮而畏寒，正邪交作，势均力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拟方白通汤加上肉桂：白附片300g，生盐附子1 50g，干姜150g，葱白9茎，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人)。连服二剂，大便始通，色黑如漆，腹痛，痞硬稍减，能略进饮食。再服数剂，大便则畅泻，色黑绿，臭不可当，脘腹疼痛及痞硬顿失其半，胃逆作酸已减少。此阴寒溃退，元阳渐复。照原方去葱白加茯苓30g，砂仁15g，白术30g，甘草1 8g。连进数剂，大便由稀而溏，色渐转黄，饮食渐增，舌质已略显红润之色，脉沉细一息已四至，腹中痞硬已消去八九，唯胃脘中仍感灼辣疼痛，时而吐酸水一二口，复主以乌梅丸方。服三剂，吐止痛减，食量增加，背寒肢厥已回温。唯形体枯瘦，精神尚差，胃中尚时而隐痛，继以桂附理中汤加口芪，并兼服乌梅丸，每日三丸。连服十余剂而愈，体健如常(《吴佩衡医案》)。

     此例颇显吴氏胆识。进以大剂姜附，预先告以可能有所反应，令患者有心理准备。及至服药后果然“一剂则痛反较增，二剂则腹中气动雷鸣，三剂则涌吐大作’’，进而“愈服越见吐，痛不减反有所增之势”，当此之际，一般医家恐难守持。吴氏不愧经验丰富，“仍照前法，再进不怠"，而且附子加量，让人领略火神派风格。

     下利虚脱(正伤寒)：黄某，男，11岁。初感全身不适．病情逐渐加重，神志昏迷，高热至40℃以上，腹泻。正值肠伤寒流行季节，省立医院确诊为“正伤寒’’，认为病已发展至极期，已属不治。曾以大量犀角、羚羊角、紫雪丹等抢救。虽高热退，腹泻止，而病势却更加沉重，四肢冰冷，脉微欲绝，终至垂危。初诊：连日来昏迷蹉卧，面色灰白乌暗，形体枯瘦。脉伏微细欲绝，鼻尚有丝微气息。四肢厥逆，手足冷过肘膝，通体肢肤厥冷。此为病邪已由阳人阴，发展为少阴阴寒极盛，阳气顷刻欲脱之险恶阶段。急用驱阴回阳，和中固脱之法，以大剂通脉四逆汤一剂灌服急救。处方：川附片120g(久煎)，干姜120g，炙甘草60g。上方连夜频频灌服，翌日凌晨，家长慌忙赶来说：“坏了坏了，服药后鼻中出血了!"范氏回答：“好了，好了，小儿有救了!’’患儿外形、病状虽与昨日相似，但呼吸已稍见接续、均匀，初露回生之兆。宜继守原法，以通脉四逆倍加量再服。川附片500g，干姜500g，炙甘草250g。先以肥母鸡一只熬汤，以鸡汤煎附片一个半小时，再人姜、草。服药后约两小时，患儿忽从鼻中流出紫黑色凝血两条，约三寸长，口中亦吐出若干血块。这时缓缓睁开双眼，神志开始清醒，并开口说：“我要吃白糕!"全家顿时破涕为笑。遂遵原方，再进四剂。患儿神志已完全清醒，语言自如，每日可进少量鸡汤等。面色青暗，舌质淡白乌暗，无苔。上肢可活动，开始端碗进食，下肢僵硬，不能屈伸，四肢仍厥冷。病已开始好转，阳气渐复；但阴寒凝聚已深，尤以下肢为甚。原方稍加大曲酒为引再服。次日下肢即可慢慢屈伸。再服两剂，能下床缓步而行。服至十三剂，逐渐康复。患者30年后函告，身体一直很好(《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此例由于失治，病由阳入阴，阳气衰微，阴寒凝滞，故现面色灰白乌暗，脉伏细微欲绝，四肢通体逆冷，甚至昏厥不省。病势已发展至少阴寒化之危重阶段，属典型之四逆证，非急投大剂通脉四逆回阳救逆不可。灌服后，患儿忽然鼻孔出血，家长惊慌失措，以为误用姜附必死无疑!不知此际一派阴气弥漫，周身气血趋于凝聚。通脉四逆汤回阳返本，峻逐阴寒，冰伏凝聚之血脉为之温通，血从上窍而出，实为通脉四逆推墙倒壁之功，初见起死回生之兆。范氏胸有定见，不为所惑，抓住转机，在原方基础上再加倍用药，姜、附均增至5OOg，凝结之血条血块，均被温通而逐出，终于转危为安。本例患儿在半月之内，每剂附子用量25O～500g，累计6500g，此为范氏附子用量最重之案，经过3O年检验，未见隐患。

    血栓性静脉炎：杨某，男，3 2岁。双下肢小腿部血管胀痛，皮色发青，双足冰冷，终日不能回温，稍多行走，则足软无力，胀痛难忍，步履维艰。昆明某医院诊断为慢性血栓性静脉炎”，建议手术治疗，病者不愿接受，因而改服中药。吴佩衡先生视之，认为此系阳气内虚，寒湿凝滞下焦，阳不足以温煦筋脉，遂致寒凝血瘀，血脉不通而作痛。察其脉沉迟而涩，舌质含青，杂有瘀斑瘀点，主以温肾助阳，行瘀通络之法。方用：附片80g，干姜30g，桂枝5 0g，北细辛1 0g，伸筋草1 Og，桃仁1 Og(捣)，红花8g，甘草8g。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遂来复诊。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照原方去桃仁加羌活9g，吴芷9 g，连服二剂则疼痛渐除，双足回温。在原方基础上加减散寒除湿活络之剂调治之，数剂而愈(《吴佩衡医案》)。此例“初服则胀痛更甚，再服觉痛麻兼作，患者疑之"。吴氏胸有定见，“告之此乃阳药温化运行，行瘀通脉之效果，再服无妨。’’若无经验者，恐怕只能改弦易辙矣。


第四节  详辨阴证，多有创见

    “万病起于一元伤损”，郑钦安推重阳气，临证时首先考虑阳气损伤情况，对阳虚阴盛亦即阴证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全面的认识。由于阴证表现复杂多变，且常有假象，人多不识，因此郑钦安对于阴证的辨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论述方便起见，笔者按其程度由轻到重分出纯阴之象、阴盛格阳(含虚阳上浮和虚阳外越)、阳虚欲脱三种证候，郑氏对其分别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我们将其归纳为郑氏所论“阴证三候’’或称“阴证三层次"。尤其是由阳虚衍化而出现的种种变证，如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和阳虚外越)、阳虚欲脱等证候的认识和论述细致人微，能勘破重重迷雾，辨伪存真，指明阴火之症，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成都中医学院的郭子光教授认为郑氏“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是祖国医学中一份珍贵宝藏。"即是指此而论。下面分而论之。

  一、详辨阴证，揭示“真机"

  纯阴之象为阴证第一层次，“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哪些是判断阳虚证的“阴色"呢?在“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中他指出：“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这种“阳虚的真面目’’，郑氏常常称为“阴色"、“阴象"、“寒形"，是辨认阴证的主要“实据"，又称为“阳虚辨诀"。为了更有条理起见，笔者以“神色、形态、舌脉、口气、二便"各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
    神——目暝倦卧，无神，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青白，爪甲青。
    形态——身重畏寒，腹痛囊缩。
    舌——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淡黄润滑色，强调舌润滑不燥。
    脉——脉浮空或细微无力。口气——必口吐清水，饮食无味，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
    二便——二便必自利。这样应该更清晰了。
    在临床实践中，遇到复杂疑似、阴阳难辨的证候，在上述阳虚辨诀中，郑氏更强调从神、口气等方面来辨认“阳虚的真面目’’，这是郑氏非常独到之处。
    其一，以神为重。凡“所现脉息、声音、面色、饮食、起居，一切无神"者，皆为阴证。例如他在辨治“谵语"一症时，就是以无神为准，“不问发热、汗出、谵语、口渴、饮冷，但见无神，便以大剂回阳饮治之，百治百生。"显然，这是符合“上工守神"之经旨的。

    其二，重视口气，即口中感觉。在“辨口气"中指出，凡“气有余(阳证)：所现气粗，气出蒸手，出言厉壮之类。气不足(阴证)：所现气微，气短，气冷，出言微细之类’’。特别是要询问口渴与否，进一步还要探明是渴喜热饮还是渴喜凉饮，往往由此判决阴阳，郑氏所谓“饮冷饮滚(指滚烫热水)兮，阴阳之形踪已判。’’此外，郑氏特别提出，呼出之口气是“气出蒸手"还是“气冷”，借以辨别阴阳。有时在错综复杂、阴阳难辨之际，凭此一点就可作出判断，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辨证心法。例如郑氏在判断“身冷如冰，形如死人”一症时，就是这样求证的：  “病人八九日，初发热，口渴饮冷，二便不利，烦躁谵语，忽见身冷如冰，形如死人。此是热极内伏，阳气不达于外，证似纯阴。此刻审治，不可粗心，当于气口中求之，二便处求之。予经验多人，口气虽微，极其蒸手，舌根红而不青，小便短赤。急宜攻下，不可因循姑息，切切不可妄用姜、附。"

    其三，脉无定体，认证为要。当脉病不符时，舍脉从病。在“辨认脉法’’中，指出倘病现阴色，而脉见浮、洪、实、数等阳脉，脉病不合之际，不为脉所囿，  “舍脉从病”，判为阴证，反之亦然。郑氏所谓“病"，是指证候表现。
    进一步探讨郑氏关于阴证的辨认思路，我们还可以得出更精确的概念。
    在《伤寒恒论》中，郑氏评点仲景“三阳合病"相关条文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按“三阳合病"本指太阳、少阳、阳明三经同时发病，所现当是阳证。但郑氏并不拘泥于此，认为“其中实实虚虚，千变万化，实难窥测。有名为三阳，却非三阳”者。也就是说，郑氏对《伤寒论》中有些所谓“三阳证"的判断并不认可，甚至可能是三阴证，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其“阴阳实据"，“不可不详辨之"。那么，怎样详辨呢?郑氏指出：“有似此三阳者，余亦详而验之，但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余即不按三阳法治之，专主回阳，屡试屡效’’。也就是说，只要“其人舌无苔而润，口不渴者’’，即使“有似此三阳者"，也按阴证处理，专主回阳，而且“屡试屡效”。

    在对三阳证使用汗下之法前，郑氏再次“详辨”：“学者务于未汗下时，详其舌之润与不润，舌之燥与不燥，口气之粗与不粗，口之渴与不渴，饮之喜凉喜热，二便之利与不利，而三阳合病之真假自得矣"，仍旧强调从舌象、口气、二便中判认“三阳合病之真假"。

    在评点“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这一条文时，郑氏对仅凭“脉滑而厥”就判为“里有热"主用白虎汤亦持有异议，认为还要看“其时口燥舌干欤?气粗口渴饮冷欤?"否则，就不一定是热证，“不可执一"。

    在评点“少阴病，得之二三日，而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这一条文时，对仅凭“口燥咽干"就定为“急下"之证，亦持异议，他说：“余每常见口燥咽干而不渴，舌尚润滑，小便清长，治之不外扶阳，阳气上升，则口燥咽干自愈’’。显然，这是阳虚津不上承所致，与少阴火盛急须下之之证绝对不可混同，二者为阴阳之异。“若此证断为急下，务要察其口咽干而喜冷饮，气粗而蒸手，小便短赤痛，脉健有力，方可以主急下法，否则断乎不可"。

    归纳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判认是否真为热证(反过来就是阴证)时，反复强调以舌象、口气、二便表现为重点。仔细品味《伤寒恒论》的这几条论述，再结合《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中的论述思考：“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郑氏判断阴证的“真机"主要就是：只要舌不红绛，苔不黄燥，口不渴，不思冷水，口气不粗不热，二便不黄赤秘结，“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统统按阴证看待，这就是郑氏强调的百发百中的“用药真机"。它突出舌象、口气以及二便这几点在辨认阴证(反过来就是阳证)时的重要意义。其中，舌淡红与否和口气反映的是机体是否有热，苔润与否反映的是津液是否耗
损，这三者在辨认阴证时至为关键。从“阳虚辨诀”到“用药真机"，使得我们辨认阴证的方法无疑更简练更精确了。

    在郑氏学说中，“用药真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是他对阴证和阳证的最精辟的概括，最便于指导临床，也是郑氏学说中最重要、最“与众不同”的观点之一，对指导我们辨认阴证有着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也为以后辨认虚阳上逆外越所致种种假热之症奠定了基础。

    临床上，寒热疑似、阴阳难辨，这种复杂局面，最是关键时刻，所谓识见不明，“误用即死’’的紧要关头。陈修园曾谓：“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已；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可见识别阴阳的重要性。郑钦安在这方面总结出的“阴阳实据"或“用药真机"，应该说是他一大贡献。

二、真气上浮，须识阴火

    临床上见到阳虚阴盛，“满身纯阴”之证，由于证候单纯，从辨识阴阳的“实据”、“真机"着眼，辨识并不困难。关键是阳虚之证有很多变化，“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或者“以为阴虚火旺”之证，容易惑人。郑钦安十分注重阴盛逼阳的变证，亦即“三阴上逆外越"引起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证情，此即阴证第二层次，这是郑氏学术思想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毕生研究火神派的唐步祺先生评曰：“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当系指此而言。本节主要探讨阴盛格阳中最常见的真气上浮或称虚阳上越的辨识问题。

    (一)阴盛逼阳，真气上浮

    《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烦劳则张”，“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郑钦安发挥经旨，揭示了肾阳的生理特性：“先天之真阳，喜藏而不喜露，藏则命根永固，露则危亡立至”。“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沉潜为顺，上浮为逆”(《医理真传卷二》)。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肾阳“上浮为逆”的病机，“反复推明虚火之由”：“若虚火上冲等症，明系水盛，水盛一分，龙亦盛一分(龙即火也)，水高一尺，龙亦高一尺，是龙之因水盛而游，非龙之不潜，而反其常。故经云：阴盛者，阳必衰。即此可悟用药之必扶阳抑阴也……历代注家，俱未将一阳潜于水中底蕴搜出，以致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医理真传卷一》)。这就从病机角度指明了虚阳上越的机理。同时郑氏还指出，虚火上冲之证较之纯阴之象病情更为严重，“病至真气上浮，五脏六腑之阳气，已耗将尽，消灭削剥，已至于根也。经云：‘凡五脏之病，穷必归肾，，即此说也”。因此笔者将其和虚阳外越(二者均属阴盛格阳)归纳为阳虚的第二层次。
    换个角度，他又讲了元气随人虚处而“发泄之机”：“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医理真传卷二》)。郑钦安将病理情况下的这种“元阳上奔"称之为“真气上浮"或“虚火上冲"或“真阳上腾’’，实际上亦即常说的“虚阳上越"。我们在讨论中仍沿用郑氏最常用的概念“真气上浮"。

    (二)假热真寒，人多不识

    从证候角度讲，由于真气上浮，而见上热下寒，假热真寒之象，其上热者乃阴盛逼阳而上越之虚火，郑钦安称之为“阴火”。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即随人身之脏腑经络虚处便发。如经络之虚通于目者，元气即发于目；经络之虚通于耳者，元气即发于耳；经络之虚通于巅者，元气即发于巅，此元阳发泄之机，乃假热之证；其下寒者乃阴盛所致之真寒，此为病机本质。粗工不知，往往以为上热之“阴火’’为火症或阴虚火旺。郑钦安用大量篇幅阐明真气上浮的假象与本质，特别指出，该证极易被误认为外感阳症和阴虚火旺，这是他最深刻的学术见解之一。他说：“真气上浮之病，往往多有与外感阳症同形，人多忽略，不知真气上浮之病大象虽具外感阳症之形，仔细推究，所现定系阴象，绝无阳症之实据可验，学者即在此处留心，不可猛浪"(《医理真传卷二》)。

    “阳气过衰，阴气过盛(势必上干)，而阴中一线之元阳，势必随阴气而上行，便有牙疼、腮肿、耳肿、喉痛之症，粗工不识，鲜不以为阴虚火旺也。不知病由君火之弱，不能消尽群阴，阴气上腾，故牙疼诸症作矣。再观于地气上腾，而为黑云遮蔽日光，雨水便降，即此可悟虚火之症，而知为阳虚阴盛无疑矣’’。

    “乃市医一见虚火上冲等症，并不察其所以然之要，开口滋阴降火，自谓得其把握，独不思本源阴盛阳虚，今不扶其阳，而更滋其阴，实不啻雪地加霜，非医中之庸手乎?余亦每见虚火上冲等症，病人多喜饮热汤，冷物全不受者，即此更足证滋阴之误矣”(《医理真传卷一》)。即或在今日，如此误认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三)欲辨假热，阴象为凭

    那么怎样辨认真气上浮之证?关键就是根据“阴阳辨诀”、“用药真机”，从病人的“阴象”中求之，这是郑氏关于辨证之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他反复强调：“大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阴气盛必上腾，即现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大小便不利之病。不得妄以滋阴降火之法施之……辨察不可不慎，总在这阴象追求，如舌青、唇青、淡白、无神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二》)。“总在这阴象追求’’，就是辨认真气上浮的关键。

    在《医理真传》卷二中，郑氏列举了31条真气上浮的病症进行辨认，如“齿牙肿痛"一症，“因真阳虚而阴气上攻者，其人齿牙虽痛，面色必青白无神，舌多青滑黑润、黄润、白黄而润，津液满口，不思茶水，口中上下肉色多滞青色而不红活，或白惨黄而无红色"。其人“齿牙虽痛"，形似火症，其他舌象、神色、口气等俱为阴象，故知乃真气上浮之证。郑氏以此示范，告诫我们：“以上等情，不仅此症，一切阳虚病多见
此情。”

    又如“病人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日二三次，脉无力者”之症，郑氏辨析：虽“两唇肿厚，色紫红，身大热”，  “近似胃中实火，其实非实火也”。从“口渴喜热饮，午后畏寒，小便清长，大便溏泄"来看，乃系“中寒之情形悉具”，“阴盛逼出中宫之阳”，方见两唇红肿等阴火之象。

    再如午后面赤一症，“凡午后面赤，或发烧，举世皆谓阴虚，不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阳气日衰，不能镇纳其阴，阴邪日盛，上浮于外，况午后正阴盛时，阳气欲下潜藏于阴中，而阴盛不纳，逼阳于外，元气升多降少，故或现面赤，或现夜烧，此皆阴盛之候，若按阴虚治之，其病必剧”。


    (四)头面诸症，须知阴火

    从肾阳“沉潜为顺，上浮为逆”的病机出发，很明显，真气上浮最容易引起的就是头面五官诸疾，即所谓“上热”假象，他在论述“耳目口鼻唇齿喉"病变时指出：  “各部肿痛，或发热，或不发热，脉息无神，脉浮大而空，或坚劲如石，唇、口、舌青白，津液满口，喜极热汤，二便自利，间有小便赤者，此皆为气不足之症，虽现肿痛火形，皆为阴盛逼阳之的候。市医往往称为阴虚火旺，而用滋阴降火之药极多，试问，有阴虚火旺而反见津液满口，唇舌青滑，脉息无神，二便自利者乎?"

    归纳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亦即阴火，或者说上部假热之表现，郑钦安指出很多症象，如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头痛如劈、目痛如裂、目肿如桃、、耳痒欲死、唇赤如朱、两颧发赤、腮肿、耳肿、喉痛、目赤颧红等症状外，众多医家还总结了许多其他见症，如鼻衄、舌衄、头汗、面红如妆、口鼻燥热等诸多表现，可供我辈掌握。诸症且多呈昼轻夜重之特点。

    由此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对于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一定要有真气上浮的概念，要有阴火的概念，不要一见红肿热痛就只想到“阴虚火旺"，或者“外感阳症"，妄用滋阴降火之法，“实不啻雪地加霜"。郑钦安曾深刻指出，“后学懵然无据，滋阴降火，杀人无算，真千古流弊，医门大憾也。”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湖北麻城名儒敬云樵先生就此在《医法圆通》上眉批道：“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学者勿因其小而失之。”此语意味深长，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

    综上所述，郑钦安关于真气上浮的认识和理论，所积累之独到经验，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堪称郑氏学术思想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即或在今日犹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五)医案例举和临床经验

    下面举火神派医家有关真气上浮各症的临床经验和若干案例，领略其理法方药特色。应当指出，本节所论病症均系按阴阳辨诀判为真气上浮即虚阳上越所引起者，实热或阴虚阳浮引起者不在此例，读者自当明察。

杏林箫客

1．齿牙肿痛

  吴佩衡治案：孙某，男，38岁。受寒感冒，服辛凉解表银翘散一剂，旋即牙痛发作，痛引头额，夜不安寐，其势难忍。牙龈肿痛，齿根松动，不能咬合，以致水米不进，时时呻吟。舌尖红，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辨为表寒误服辛凉，寒邪凝滞经络，里阳受损，虚火上浮。治宜宣散经络凝寒，引火归元，纳阳归肾，方用潜阳封髓丹加味：附片45g，炙龟板9g，肉桂9g(研末，泡水兑人)，砂仁9g，细辛5g，黄柏9g，白芷9g，露蜂房6g，生姜12g，甘草9g。煎服一次，牙痛减轻，夜能安寐，再服则疼痛渐止。2剂服毕，牙龈肿痛痊愈(《吴佩衡医案》)。
    此属虚火上浮所致牙痛，极易误为实火。论其牙龈肿痛，舌尖赤红，似属外感火热。然从病史看，受寒感冒，服辛凉之剂，旋即牙痛，显然不符。舌尖虽红，但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综合判断，属于“里阳受损，虚火上浮”，说到底是阴火。潜阳封髓丹正为此类证候而设，故而效如桴鼓，其方由潜阳丹、封髓丹二方合成。


  2．齿衄

  吴佩衡治案：王某，男，32岁。患龈缝出血已久，牙床破烂，龈肉萎缩，齿摇松动，且痛而痒，屡服滋阴降火之品罔效。余诊之，脉息沉弱无力，舌质淡，苔白滑，不思水饮。此系脾肾气虚，无力统摄血液以归其经。齿为骨之余，属肾，肾气虚则齿枯而动摇。脾主肌肉，开窍于口，脾气虚而不能生养肌肉，则龈肉破烂而萎缩。气者，阳也。血者，阴也。阳气虚则阴不能潜藏而上浮，阴血失守而妄行于血脉之外。法当扶阳以镇阴，固气以摄血，俾阴阳调和则血自归经而不外溢矣。拟方潜阳封髓丹加黑姜、肉桂治之：附片60g，西砂仁20g(研)，炮黑姜26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人)，焦黄柏6g，炙甘草10g，龟板13g(酥，打碎)。服一剂稍效，三剂血全止，四剂后痛痒若失。连服十剂，牙肉已长丰满，诸症全瘳。
    吴氏原按：附子、肉桂温补下焦命门真火，扶少火而生气，砂仁纳气归肾，龟板、黄柏敛阴以潜阳，黑姜、炙草温中益脾，伏火互根，并能引血归经，故此方能治之而愈。余遇此等病症，屡治屡效，如见脉数饮冷，阴虚有热者，又须禁服也。

    李可治案：患者45岁，舌中有5分币大之光红无苔区，尿热而频，令服知柏八味丸5日不效，无苔区反扩大，且干裂出血，又见齿衄，诊脉沉细，不渴，膝以下冰冷，询知近年异常发胖，又见面色发暗，断为上假热，下真寒，予四逆汤1剂，附子用30g，干姜改姜炭，煎成冷服(因上有假热，故用热药冷服，偷渡上焦之法)，于子时顿服，次日诸症均退，舌上生出薄白苔(《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
    对于阳虚格阳于上，上有假热的病人，李可提倡热药冷服。因为附子性大热，下焦寒极非此不能愈。但假热在上，热药热服则两热相争，格拒不纳。今把热药冷透，披上“冷"的伪装，入口凉爽，“骗’’过咽喉一关，入胃则热性缓缓发挥，引浮游之假热归下而病愈，是极巧妙的治法。古人形象地比喻为“偷渡上焦"，此亦《内经》治则中的反佐法之一。

    3．口腔溃疡、复发性口疮(口糜)

    唐步祺经验：治一口糜病人，先用炮姜甘草汤加桔梗2剂，继以附子理中汤4剂，最后用潜阳丹4剂而愈，“以后即用此方治愈这类患者数十人"。
    吴生元经验：吴生元，1 9 3 7年生，乃吴佩衡先生嫡子，云南中医学院附院主任医师。他用郑氏荐赏的潜阳封髓丹二方加减，“能清上温下，引火归元，纳气归肾，对于下元不藏，虚火上浮引起之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证有显著疗效。’’曾报道用治复发性口疮、虚火牙痛、皮肌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四案。常用方：黄柏20g，砂仁、补骨脂、骨髓补、肉桂各1 5 g，蜂房、细辛各8g，龟板、山豆根、板蓝根、桔梗、甘草各1 Og。阳虚不甚，去附子，而用肉桂、补骨脂、骨髓补、细辛，多加山豆根、板蓝根、蜂房(驱风攻毒)。四案基本方大致如是(《四川中医》2000年3期)。

     4．慢性咽炎、喉炎、扁桃体炎(乳蛾)
  范中林治案：李某，男，3 6岁。1 9 7 1年5月起，咽部有异物感，吞咽不利，并伴有项强、胸满、肩酸、背痛等症。某医院诊为“慢性咽炎”，服用炎得平、六神丸、四环素类，外用冰硼散治疗，病势不减。后服清咽利膈、泄热解毒中药半年，咽喉疾患益重，并现恶寒身痛，胸憋气短，胃腹胀痛，完谷不化等症，自疑“癌"变，思想负担沉重。于1 9 7 2年2月来求范中林先生诊治。初诊：咽痛，吞咽如有阻塞，胸满，纳
呆，便溏，头痛，咳痰，四肢清冷。舌质偏淡，苔微黄滑，脉弱无力。此病乃过服凉药，以致阳气虚微，复因旅途劳累，受风寒侵袭。本少阴喉痹，又兼太阳外邪。以麻黄附子甘草汤加细辛、生姜，扶阳解表，通达内外。处方：麻黄1 O g，制附片60g(久煎)，甘草20g，细辛3 g，生姜30g。四剂后，头痛、胸满、咳痰俱减，余症无明显变化，原方再服四剂。身疼减，饮食增，便溏止，咽痛痹阻稍有好转。因肾阳虚衰，阴
气上腾，痰湿上干清道，日久凝聚较深，致喉痹难愈。以大剂四逆汤壮阳驱阴，加上肉桂温营血，助气化，益火消阴，散寒止痛。处方：制附片1 2 O g(久煎)，干姜6 0 g，炙甘草3 0 g，上肉桂1 2 g(冲服)。三剂。四诊：咽痛痹阻之证基本消失，精神大振。久病气血皆亏，应培补脾肾，以理中丸加阴阳平补之品，嘱其缓服。处方：党参3 O g，白术3 O g，干姜3 0 g，制附片6 O g，上肉桂1 5 g，紫河车3 0 g，冬虫夏草3 O g，菟丝子3 O g，炙甘草2 O g，三剂。共研细末，水打丸。日服三次，每次1 O g。月余病愈上班(《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喉痹之证，须分阴阳。本例喉痹，曾服大量清凉退热之品，病势不减反增。参之舌、脉诸证，显然与风热、燥热等邪实上犯之喉痛有原则区别。由于少阴经脉循于咽喉，故咽喉疼痛属痹阻少阴者屡见不鲜。范中林先生曾经说：“口中少实火"，确实是阅历有得之谈。比如此例，客寒咽痛，喉痹日久，邪聚益甚，且少阴寒化之证突出；初诊时，太阳伤寒之表证比较明显，故首以太阳少阴两经同治，寓解表于温阳。再峻投四逆汤加味，以补命门，散寒滞，最后培补脾肾以收全功，处处顾护阳气，实属火神派风格。

    李可治案：患者，王海清，男，4 5岁。患咽干痛，口舌生疮，用清火、滋阴诸法60余剂无效。渐至食少便溏，神倦，缠绵3月不愈。其症日轻夜重，不渴尿多，四末不温，双膝冷痛，舌淡润，脉沉细。判为肾宫寒极，逼火上浮，“则成上假热，下真寒格局"，处以四逆汤加桔梗、益智仁：炙甘草6 0g，附子30g，干姜30g，桔梗、益智仁各1 0g，水煎冷服2剂，诸症已减七八，续进2剂而愈(《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
经验专辑》)。


    刘力红治案：曾治一咽喉肿痛患者，病已月余，抗生素、牛黄解毒片类已服半月，咽痛丝毫未减。诊见扁桃体肿大，满布脓点。口甚苦，舌淡，边齿印，脉沉细弱。察舌按脉，一派阴寒之象。视为龙火沸腾(即郑氏所谓真气上浮)所致，理应温潜。但顾及口甚苦一症，乃以小柴胡汤合潜阳丹，自以为必效无疑。5剂后仍无点滴之效。再诊舌脉仍是一派虚寒，毅然剔除小柴胡汤，纯用温热之剂，以郑氏潜阳丹加味治之：附
子、砂仁、龟板、炙甘草、桔梗、熟地。其中附子6 0g，炙甘草24：g。5剂后，咽痛消失，脓点不见，扁桃体亦明显缩小
(《思考中医》)。
    @此例咽痛，刘教授已从舌脉判为阳虚真气上浮，显出见识。只因“顾及口甚苦一症”，参以小柴胡汤，结果影响药效。后认准证情，“毅然剔除小柴胡汤，纯用温热之剂’’，扶阳收纳，终获良效。其实，以笔者看法，此例口苦之症，亦是真气上浮表现。刘教授在此案后，颇有感慨，写下一段话令人心动：“诸位要是信得过，且听我一句话，那就是抱定这个阴阳，朝于斯，夕于斯，流离于斯，颠沛于斯。果能如此，不出数年，包管大家在中医上有一个境界，也包管大家能够真正列入仲景门墙。”


    5．头痛
    郑钦安经验：头痛偏左偏右者，“常以封髓丹加吴萸、安桂，屡治屡效。"头面浮肿，身重欲寐者，倡用潜阳丹：砂仁3 Og(姜汁炒)，附子24g，龟板6 g，炙甘草1 5 g。
    唐步祺经验：用潜阳丹“治愈头痛如裂(即一般所说之脑震荡)患者多人，即以其无外感可凭，有阳虚之症足征，而断为阴气逼阳上浮，用潜阳丹一服即效，数剂痊愈。
    范中林治案：张某，男，3 8岁。1 9 70年患头痛，逐渐加重，看书、写字时，头痛目胀尤甚。先后经几处医院，未明确诊断。至1 9 7 6年1 O月，病情转剧而来诊：数日前头暴痛如裂，不敢睁眼。卧床休息并服药，仍阵阵发作。心烦、气短、四肢厥冷；面色青暗萎白，舌质淡而乌暗，边缘有明显齿痕，苔灰白薄润，脉沉微。此少阴阳衰阴盛证头痛，有阴阳格拒之象。法宜通脉回阳，宣通上下，以白通汤主之：制附片6 Og(久煎)，葱白头60g，干姜30g。连进4剂，头痛和精神好转。但阳衰阴盛日久，须兼顾太阴。法宜继用驱阴助阳，温中益气，以四逆合理中加味，配成丸药服用。处方：制附片60g，干姜30g，炙甘草20g，生晒参30g，炒白术30g，茯苓3 Og，上肉桂1 5 g，宁枸杞20g，菟丝子30g，1 O剂，水打为丸。1 9 7 9年7月追访，三年来，虽经常加夜班，头痛始终未犯。
    范氏在此案后引用《医法圆通》之论：“因阳虚日久，不能镇纳浊阴，阴气上腾，有头痛如裂，如劈，如泰山压顶，有欲绳索紧捆者，其人定见气喘唇舌青黑，渴饮滚汤，此属阳脱于上，乃属危候，法宜回阳收纳为要，如大剂白通四逆之类，缓则不救。"认为头痛属少阴头痛者，亦屡见不鲜。诊断此证必须具备少阴病之主证，参之舌现淡白，皆应以白通、四逆辈主之(《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6．鼻渊(鼻流清涕，经年累月不止)、鼻浊(鼻流浊涕，其色如米泔，或如黄豆汁，经年累月不止)
    郑钦安经验：  “每以西砂1两，黄柏5钱，炙甘草4钱，安桂、吴萸各3钱治之，一二剂即止，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即甘草干姜汤加桂尖、茯苓亦可。

杏林箫客

三、虚阳外越，多有创见

  郑钦安揭示的阳虚衍化而出现的变证中，阴盛格阳是阳虚第二层次，含真气上浮和真气外越两种情况，这二者的病机都是一个，即“阳虚不能镇纳阴气，阴血上僭外越"，“此症(指真气外越)又与上热下寒同，但上下内外稍异耳。病形虽异，总归一元”。故郑氏在论述时，二者常常混同并谈。究竟说来，二者毕竟有“上僭外越"之不同，不仅在部位而且在症状方面均有所不同。真气上浮是格阳于上，又称“虚阳上越"，“虚火上冲”，症状偏于头面五官局部诸疾，以红、肿、疼痛等“阴火"之象多见，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经作了重点介绍。而真气外浮则是格阳于外，又称“虚阳外越”，症状偏于全身，以发热、发斑、肿块、汗出等症状多见，亦是“阴火”之象。当然临床上亦有上僭外越并见之症。
    比较而言，虚阳外越比真气上浮病情更加严重。例如：“病人牙齿肿痛二三日，忽皮肤大热，而内却冷甚，欲厚被覆体，有时外热一退，不畏寒者”一症，郑氏认为，“病人牙齿肿痛二三日"，并无阳症可凭，“已知其阴盛而元气浮也"。以后皮肤大热，而内却冷甚，欲厚被覆体，则“明明元气尽越于外，较牙痛更加十倍’’(《医理真传卷二》)。本节主要介绍虚阳外越的表现。
    从病机角度讲，虚阳外越与真气上浮的发病机理是一致的，均为“三阴上逆外越"引起。“阳气若伤，群阴即起，阴气过盛，即能逼出元阳’’，元阳上奔则有真气上浮之症；元阳外奔则有虚阳外越之症。归纳郑氏观点，虚阳外越还与几种因素或者说辨证要点有关：
    其一，是“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其阳气必然受损，可致虚阳外越。
    其二，药误，比如“服克伐宣散太过之人"，阳气受损，也可导致虚阳外越。
    其三，午后发病或病情加重者，提示阳虚外越。
    其四，有大吐大泻大汗病史，吐泻发汗过度，均可伤及阳气，引起虚阳外越。
    从证候角度讲，由于真阳不足，虚阳外浮，而易见外热内寒，假热真寒之象，这种假热，也称之为“阴火”，以发热、发斑、肿块、汗出等症状多见。许多虚阳外越之症，往往与热证、阳证相似，极易惑人，这一点与真气上浮症形十分相似。郑钦安用大量篇幅阐明虚阳外越的假象与本质，特别指出该证极易被误认为阳症和阴虚火旺，如同辨认真气上浮一样多有卓见，这同样是他最重要、最深刻的学术见解之一.
   
    那么怎样辨认虚阳外越之证?当然还是要以“阴阳辨诀"为凭，从病人的“阴象"、“阴色"中求之，“此乃认证关键”。下面分别述之。

    (一)发热   
    郑钦安对发热病症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在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两书中论及发热的条目有24条，其中属虚阳外越引起者即有21条之多，可知他对此症研究甚多，而且颇多创见，见解深刻。

    1．阳虚发热总以阴象为凭
    对于虚阳外越发热的鉴别，当然还是以阴阳辨诀为标准：“阳证邪火，其人脉息、声音一切有神。若阴气上腾之阴火，脉息、起居一切无神，阴象全具。此乃认证关键，不可不知’’(《医法圆通卷三》)。也就是说，阳证实热总以“火形”、  “阳证”为凭；虚阳外越所致发热，与真气上浮所致诸症一样，总以“阴象”、“阴色”为凭。
    例如：“素禀不足，无故身大热，舌青，欲饮极热者，元阳外越也，亦有口不渴皆可”(《医理真传卷四》)。
    又如：“身热无神：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或偶劳心，忽见身大热而不疼，并无所苦，只是人困无神，不渴不食。此是元气发外，宜回阳收纳，一剂可愈。若以为发热，即照外感之法治之，是速其危也，世多不识。”
    再如：“身热内冷：久病之人，忽见身大热而内冷亦甚，叠褥数重。此是阳越于外，寒隔于内……切不可认作表邪，若与之解表，则元气立亡。’’
    还有“身热无疼：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与服克伐宣散太过之人，忽见身热，而却无痛苦，并见各部阴象足征。此是阳越于外也，急宜回阳收纳’’(《医法圆通卷三》)。
    这些都是凭借“舌青，欲饮极热者’’，“人困无神，不渴不食"，“叠褥数重"等“各部阴象”判为虚阳外越发热。当然，还应该注重到，这些阴火发热多有一个前提，即“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大多出于内伤病变。

  2．午后发热辨为虚阳外越
    在“握定阴阳辨诀’’的基础上，郑氏辨认阳虚外越发热还有一些独到经验，见解超拔，与传统观点不同。
    例如凡午后发热或病情加重者，判为阳虚。理由是：“人身真气从子时一阳发动，历丑寅卯辰巳，阳气旺极，至午未申酉戌亥，阳衰而下潜藏。"也就是说，午后至夜间子时这一时段，是阴气当令，此时发病或病情加重者，是阳虚逢到阴令，雪地加霜，故而发病或病情加重。
    郑氏反复批驳了将午后发热视为阴虚内热的传统观点：“《经》云：阴虚生内热。是指邪气旺而血衰，并非专指午后、夜间发热为阴虚也……一见午后、夜间发热，便云阴虚，便去滋水。推其意，以为午后属阴，即为阴虚，就不知午后、夜间正阴盛之时，并非阴虚之候。即有发热，多属阴盛隔阳于外，阳气不得潜藏，阳浮于外，故见身热"(《医法圆通卷三》)。
    “予于此证，无论夜间、午后发热烧，或面赤，或唇赤，脉空，饮滚，无神，即以白通汤治之，屡治屡效。”由此推论，可知“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或夜卧，或午后两脚大烧，欲踏石上，人困无神。此元气发腾，有亡阳之势，急宜回阳收纳为主。切不可妄云阴虚，而用滋阴之药。"“凡素秉不足之人，忽然两手肿大如盂，微痛微红，夜间、午后便烧热难忍。此阴盛逼阳，从手脱也，急宜回阳收纳为主。"
    总之，阳虚发热与外感发热不同，“即有烧热，多在午后，非若外感之终日发热无已时也。”他还举出自己验案为证：“予治一易姓妇，每日午后即面赤发热，口渴，喜热汤，至半夜即愈，诸医概以补阴不效。予以白通汤，一服而愈"(《医理真传卷三》)。

  3．吐泻发热，阳脱所致
  大吐大泻大汗以后，均能伤及阳气，亦可引起虚阳外越导致发热。如“大吐之人，多缘中宫或寒或热，或食阻滞。若即吐已，而见周身大热，并无三阳表证足征。此属脾胃之元气发外，急宜收纳中宫元气为主……予于此证，每以甘草干姜汤加砂仁，十治十效。"又如“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然大泄，渐而身大热者，此属阳脱之候。大热者，阳竭于上；大泄者，阴脱于下。急宜温中收纳为主。切不可一见身热，便云外感，一见大泄，便云伤食。若用解表、消导、利水，其祸立至，不可不知”(《医法圆通卷三》)。

    (二)皮肤发斑、浮肿、肿块

    发斑一证，有阴阳之分。郑钦安指出，阳证发斑，“其人口臭气粗，壮热饮冷，脉大而实，或周身疼痛，二便不利者，此为外感，阳证发斑是也。"阴证发斑，“或饮食伤中，克伐过度；或房劳损阳，过于滋阴；或思虑用心过度；或偶感外邪，过于发散，以致元阳外越，或现斑点，或现通体紫红。其人懒言嗜卧，不渴不食，精神困倦。或现身热，而却无痛苦情状，行动如常。或身不热，而斑片累累，色多娇嫩，或含青色者是也。粗工不识，一见斑点，不察此中虚实，照三阳法治之，为害不浅。法宜回阳收纳为主，如封髓丹、潜阳丹、回阳饮之类。予曾经验多人，实有不测之妙"(《医法圆通卷二》)。作者认为，斑发于阳，因外感而致，其证为阳，知之者多；斑发于阴，因阳虚而致，其证为阴，识之者少。郑钦安在此着重指出其阳虚难识的一面，用心良苦。

    关于浮肿，郑钦安指出，“真阳之气外越，亦周身浮肿"。例如：“病将瘥，一切外邪悉退，通身面目浮肿者"一症，郑氏认为“此中气不足，元气散漫也"。又如“病人两耳前后忽肿起，皮色微红中含青色，微微疼，身大热，两颧鲜红，口不渴，舌上青白苔，两尺浮大而空’’之症，郑氏认为系“元阳外越，气机附少阳而上也……方宜白通汤主之。"分析其“口不渴，舌上青白苔，两尺浮大而空"之症，说明“阳虚阴盛无疑’’。而两耳肿起，身大热，两颧鲜红之症则属“元阳外越之候的矣’’(《医理真传卷二》)。

    关于皮肤肿块，郑氏指出：“元阴不足为病者，火必旺即为实邪，多红肿痛甚。元阳不足为病者，阴必盛即为虚邪，多不肿痛，即有肿痛甚者，乃元阳外脱之候，必现阴象以为据"(《医理真传卷三》)。例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之症，郑氏认为是“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治以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郑氏认为是“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粗工不识，一见肿起，色赤如朱，鲜不以为风火抑郁所作，而并不于身重，爪甲青黑，不痛处理会，直以清凉解散拔之，祸不旋踵……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医理真传卷二》)。

    关于虚阳外越引起的病症还有一些，比如汗出，“更有一等阴盛隔阳于外之证，夜间亦汗出，此为阳欲下交而不得下交，阳浮于外，故汗出”(《医法圆通卷二》)。

    归纳一下，阴盛格阳引发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病机，可以导致很多种病症，呈阴火假热之象，世多不识。多少医家一见五官肿痛、发斑、红肿、发热等症，便谓火热或阴虚火旺，抱定成见，只见阴火之表象，不识阳虚之本质，不求阴阳至理，迷失治疗方向，似乎已成医林通病。郑钦安独具卓见，力排众议，不仅对阴证的认识细致入微，对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病情的论述尤为详尽，对此引起的假热之象认识深刻，能够勘破重重阴霾，去伪存真，洞察实情，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这是其学说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他对仲景阴阳学说的发挥和贡献。


    (三)医案例举

    1．假热真寒
    王镇，字泰岩，清时华亭县名医，擅治伤寒。时有北郊汤某，盛暑之际壮热九昼夜，势甚危殆。诸医争以黄连石膏投之，发热愈甚。乃延王镇诊治。王问病者思饮否，日思饮甚。问思饮水乎、饮汤乎，日思饮汤甚。遂主以干姜附子定方，一剂热退，不数日瘥。盖此证乃假热真寒也(《松江府志》)。
    此案辨证眼目有两点，一、以黄连、石膏等凉药投之，“发热愈甚”，可知并非实热之证。二、虽然渴饮，但“思饮汤甚”，表明有内寒存在，据此可断为假热真寒之证。

    2．乳腺炎
  谢某，女，24岁。产后六七日，因夜间起坐哺乳而受寒，次日即感不适，恶寒、发热，头身疼痛，左乳房局部硬结，肿胀疼痛。当即赴省级某医院诊治，服银翘散、荆防败毒散等方加减数剂，发热已退，仍有恶寒，左乳房硬结红肿不散，反见增大，疼痛加剧。一周后，创口溃破，流出少许黄色脓液及清淡血水，经外科引流消炎治疗，半月后破口逐渐闭合。但乳房肿块未消散，仍红肿疼痛，乳汁不通，眠食不佳。每日午后低热，懔懔恶寒，历时一月未愈，延吴佩衡先生诊视。患者面色咣白，精神疲惫，脉沉细而弱，舌质含青色，苔白厚腻。此乃寒邪失于宣散，阻滞经脉血络，迁延未愈，血气耗伤，正气内虚，无力抗邪外出。局部虽成破口而脓根未除尽，创口虽敛而痈患未能全部消除，此即所谓养痈而遗患也。法当温通里阳，排脓消肿，散结通乳。方用白通汤加味：附片1 50g，干姜1 5 g，川芎1 O g，当归1 5 g，桔梗1 Og，皂刺9 g，赤芍1 Og，通草6 g，细辛5 g，白术1 2 g，葱白3茎。二剂后，恶寒、低热已解，体温退至正常，左乳房红肿硬结渐消。惟乳头右下方复
觉灼热、刺痛，局部发红，稍见突起。此系得阳药温运，气血渐复，血脉疏通，正气抗邪，已有托脓外除之势。脉沉细而较前和缓有力，舌质青色已退，舌心尚有腻苔。继以上方加香附9克，连服二剂。腐败之血肉已化脓成熟，局部皮肤透亮发红。服三剂后，脓包自行溃破，流出黄色脓液半盅多，疼痛顿减，红肿消退。再以四逆汤合当归补血汤加白术、杭芍、桂枝、川芎等连进四剂，脓尽肿消，创口愈合，病告痊瘳(《吴
佩衡医案》)。
    此症乳房红肿疼痛，午后低热，容易认作阳热之症。观其“面色咣白，精神疲惫，脉沉细而弱，舌质含青色，苔白厚腻’’，则是一派阴象，因此断为虚阳外越所致，竟用附子1 5 Og大剂治之，非吴氏这等火神派大家，难以有此手眼。

     3.发热
  于某，男，7 3岁。半月前受凉后出现低烧，头痛，流清涕等症。经抗感冒、消炎治疗无明显好转，反汗多，体温在3 7℃～3 7．5℃之间，午后较高，伴畏寒，身困倦，眠差纳少，口干渴喜热饮，手冷，咯少量白色粘痰，便调。血象：WBC6．9×1 09／L，N 6 2．3％。胸片提示：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吴生元教授辨证为阴盛于下，格阳于上，投以白通汤加味：白附片100g，干姜1 5g，细辛8g，陈皮10g，法夏1 5g，茯苓1 5g，砂仁10g，银柴胡1 5g，葱白3茎。2剂后发热减轻，畏寒缓解，食增，二便正常，舌淡苔薄白，脉沉缓。原方去法夏、细辛、银柴胡、陈皮，加桂枝、炒芩、枣仁、远志，续服三剂，体温正常，诸症平息(《云南中医药杂志》1 999年1期)。
    @吴生元教授系吴佩衡先生嫡子，深得乃父家传，断此症发热乃因虚阳外越所致，径用白通汤加味，附片用至1 00g，不夹阴药，且弃甘草之缓，单刀直入，颇有乃父风格。

    4．高热
    患儿张某，9岁。高热3 9℃以上，注射针药已4日，高热不退。哭闹不宁，似将转为抽风。请唐步祺先生诊治：以手抚小儿头部、上身，热可烫手，但腿部以下渐凉，至脚冰冷。此为阴盛格阳，上下不通，虽发高热，却非凉药可治。白通汤能宣通上下之阳，但须加猪胆汁或童尿为引，故处方如下：附子30g，干姜20g，葱白30 g，童尿为引。服后一剂减轻，二剂痊愈。以后凡治此类高热．久治不愈者，即以此方轻重上斟酌治之而愈，其例不下十数(《郑钦安医书阐释》)。
    @此案未见舌脉记述，仅凭上热下寒就判为阴盛格阳，似乎不够缜密。但“一剂减轻，二剂痊愈’’的疗效证明了辨证的准确性。且“以后凡治此类高热，久治不愈者，即以此方轻重上斟酌治之而愈，其例不下十数。"说明经得起重复。《医经密旨》指出：“治病必求其本。本者，下为本，内为本。故上热下寒，但温其寒而热自降；表寒里热，但清其热而寒自已，然须加以反佐之药，以免格拒。’’可称对唐案的诠释。


  四、阳虚欲脱，当识危候

      在“阴证三候"中，阳虚欲脱是阴证第三层次，也是最危重的病候。郑钦安在其著作中论及此证的条目达80余处。其善用姜附、四逆、白通等辛热之剂，多有应对阳虚欲脱之候，所以他对此证的辨治无疑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

      归纳郑氏对阳虚欲脱的辨认经验，仍旧是以“阴阳辨诀”为基础，以阴象、阴色为辨认依据。在此前提下，按照郑氏论述，阳虚欲脱通常还具有下列几个特点：多系久病、素秉不足之人；症状严重，其来者骤；脉象异常，浮空劲急；多可见有阴火假象；预后不良。下面分别解释一下。

      久病、素秉不足之人：原因显然是阳气逐渐亏损，病情逐渐加重，累积而致阳虚欲脱之证。郑钦安反复强调，“要知虚损之人，多属气虚，所现证形，多有近似阴虚，其实非阴虚也。予尝见虚损之人，每每少气懒言，身重嗜卧，潮热而不渴，饮食减少，起居动静一切无神，明明阳虚，并未见一分火旺阴虚的面目”(《医法圆通卷三》，下同)。虚损之症多为阳虚而非阴虚，这是郑氏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症状严重，其来者骤：此系阳虚欲脱发病的一大特点。患者症状十分严重，发病突然，如头痛如劈、目痛如裂、身痒欲死、心痛欲死等等。典型的如“身痒欲死"之证：、“若久病、素秉不足之人，其来者骤，多不发热身疼，即或大热，而小便必清，口渴饮滚，各部必有阴象足征。’’

     脉象异常，浮空劲急：阳虚欲脱之证具有典型的浮空劲等脉象表现。“凡虚损已极之人，脉象只宜沉细。若见洪大细数，或弦，或紧，或劲，或如击石，或如粗绳，或如雀啄、釜沸，皆死亡之候，切切不可出方……苟能脉气和平，即有生机。”

    “久病之人，忽见气喘脉劲，此阳竭于上，旦夕死亡之候，急急回阳，十中可救一二。但非至亲，切切不可主方，即主方亦必须批明，以免生怨。切不可见脉劲而云火大，便去滋阴降火。"

    多可见有阴火假象：阳虚欲脱之证多从虚阳上浮或外越逐渐发展而来，故多可见到阴盛格阳引起的红肿、疼痛、发热、出血等阴火假象，千万不可受其迷惑，误以为外感、阴虚火旺等证，郑钦安屡次告诫医家注意。

    预后不良：病至阳虚欲脱之际，无疑已经垂临危境，“其人五脏六腑元阳已耗将尽，满身纯阴，逼出先天立命一点精气，势已离根欲脱，法在不救”(《医法圆通卷一》)。郑氏屡次告诫：“脱绝之征，法在难治”，“旦夕死亡之征"，“缓则不救"，“十中仅救得一二"。

    下面举例说明郑氏辨认阳虚欲脱之证：

    头痛：“因阳虚日久，不能镇纳浊阴，阴气上腾，有头痛如裂如劈，如泰山压顶，有欲绳索紧捆者，其人定见气喘，唇舌青黑，渴饮滚汤，此属阳脱于上，乃系危候。法宜回阳收纳为要，如大剂白通四逆之类，缓则不救。若误用发散，旦夕即亡，，(《医法圆通卷一，下同》)。
    目病：“有一发而即痛胀欲裂，目赤如榴者，由先天真气附肝而上，欲从目脱也。定见唇口黧黑，或气喘促，喜极热汤水，六脉或暴出如绳，或脉劲如石，或浮大而空，或釜沸者是也。”
    口臭：“口虽极臭，无一毫火象可凭，舌色虽黄，定多滑润，间有干黄、干黑，无一分津液于上，而人并不思茶水，困倦无神，二便自利，其人安静，间有渴者，只是喜饮极热沸汤。以上等形，俱属纯阴。若凭口臭一端，而即谓之火，鲜不为害。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一二剂后，口臭全无，精神渐增，便可许其可愈。若二三剂后，并不见减，十中仅救得一二。"
    呃逆：“因元气将绝而致者，盖以元阳将绝，群阴顿起，阻其升降交接之机，其人或大汗、自汗出，或气喘唇青，或腹痛囊缩，或爪甲青黑，或头痛如劈，目眦欲裂，耳肿喉痛。种种病情，皆宜大剂回阳降逆，十中亦可救二三。"
    耳病肿痛：“更有一等内伤日久，元阳久虚……满身纯阴，先天一点真火种子暴浮于上，欲从两耳脱出，有现红肿痛极欲死者，有耳心痒极欲死者，有兼身痒欲死者。其人定见两尺洪大而空，或六脉大如绳而弦劲。唇舌或青，或黑，或黄，或白，或芒刺满口，或舌苔燥极，总不思茶水，口必不渴……此等病情，法宜大剂回阳，不可迟缓，缓则不救。"
    郑钦安总结道：  “大凡现以上病情，不独耳疾当如是治，即周身关窍、百节地面，或疮或痛，皆宜如是治法。’’
    郑氏在其《医法圆通》中有专门论证“辨认阴盛阳衰及阳脱病情"一节，在列举了5 8条具体病症后，说道：“以上数十条，揭出元气离根、阳虚将脱危候，情状虽异，病源则一。学者苟能细心体会，胸中即有定据，一见便知，用药自不错乱。虽不能十救十全，亦不致误人性命。但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人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对阳虚欲脱之证作了十分精辟的总结。

     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实际上，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阳虚证型多被忽略。前贤对此早有认识，元·王好古云：“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若夫阳证，热深而厥，不为难辨；阴候寒盛，外热反多，非若四逆脉沉细欲绝易辨也"  (《阴证略例》)。他的《阴证略例》一书把历代著作中有关阴证的论述作了较为广泛的整理，给后世包括郑钦安在内研究阴证以很多启发，但就观点归纳的系统性、理论认识的深度、临床应用的价值而论，均有不及郑钦安处。同时，由于郑钦安是阴阳对比论述，使得“阴阳二症，判若眉列’’，较之王好古的单论阴证，显然更容易为人理解。唐步祺先生曾赞许郑钦安，“特重阳虚阴盛之阐发，达到登峰造极……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此语不虚。

     归纳“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可以看出郑氏对阴证的辨识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其认识细致入微，其观点颇多创见。郑氏所论“阴证三候"各有深度。其对“纯阴之证”总结出的辨认“阳虚要诀”，进一步点化为“用药真机"，确实精当而实用，为前贤所未备；对阴盛格阳导致的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两种情况，充满真知灼见，能够勘破重重阴霾，辨识阴火，批评习俗，充满创见，这是郑氏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对阳虚欲脱之危候，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足资后人借鉴。总而言之，郑氏有关阴证的认识，是对仲景学说是一种发展，郑钦安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医学大家。

杏林箫客

下面列举火神派医家治疗阳虚欲脱案例，以供体会。

    1．阴极似阳(一)
    杨某，男，32岁，云南姚安县人。始因风寒，身热头痛，某医连进苦寒凉下方药十余剂，且重加犀角、羚羊角、黄连等，愈进愈剧，病发已20日，危在旦夕，始延吴佩衡诊治。刻诊：“目赤，唇肿而焦，赤足露身，烦躁不眠，神昏谵语，身热似火，渴喜滚烫水饮。小便短赤，大便已数日不解，食物不进，脉浮虚欲散’’。吴氏认为证系风寒，误服苦寒太过，真阳逼越于外而成阴极似阳之症。“外虽现一派热象，是为假热；而内则寒凉已极，是为真寒。如确系阳证，内热熏蒸，应见大渴饮冷，岂有尚喜滚饮乎?况脉来虚浮欲散，是为阳气将脱之兆"。治之急宜回阳收纳，拟白通汤加上肉桂为方：附片6Og，干姜26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葱白4茎。方子开好，病家称家中无人主持，未敢服药，实则犹疑不定。次日又延吴氏诊视，“仍执前方不变”。并告以先用肉桂泡水试服，若能耐受，则照方煎服。病家如法试之。服后即吐出涎痰碗许，人事稍清，内心爽快，遂进上方。病情即减，身热约退一二，出现恶寒肢冷之象，已无烦躁谵语之状，且得熟睡片刻。乃以四逆汤加上肉桂续服：附片1OOg，干姜36 g，甘草12g，上肉桂1Og(研末，泡水兑人)。服药一剂，身热退去四五，脉稍有神。尿赤而长，略进稀饭。再剂则热退七八，大便已通。唯咳嗽痰多夹血，病家另请数医诊视，皆云热证，出方不离苦寒凉下之法。鉴于前医之误，未敢轻试。其时病人吃梨一个，“当晚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又急邀吴氏诊视，见舌白而滑，  “仍喜滚饮’’，判为“阳神尚虚，阴寒未净’’。仍主以大剂回阳祛寒之法，照第二方剂量加倍，另加茯苓3Og，半夏16g，北细辛4g，早晚各一剂(即日进2剂)。连服6剂，3天后再诊，身热已退，咳嗽渐愈，饮食增加，小便淡黄而长，大便转黄而溏。前方去半夏、细辛，加砂仁、白术、口芪善后，连进十余剂，诸症俱愈(《吴佩衡医案》)。
    此案既显出吴氏辨证准确，独具胆识，又示其火神用药风格。在一派热象之中，以“舌白而滑，渴喜滚烫水饮，脉浮虚欲散"为辨识阴证眼目，郑氏“用药真机”在此正可作为依据。另外，从其服苦寒凉下之药而病“愈进愈剧’’，亦可推知绝非阳证。最可奇者，病人吃一梨后，竟然“忽发狂打人，身热大作，有如前状"，此系阴证食凉必然加重之理，阳气欲脱之象，吴氏加倍重用附子，不夹任何凉药，挽回此等重症，确有超人见识，实在令人钦佩。吴氏重用附子，均令先煎2～3小时，以口尝不麻口舌为准，虽大剂量亦不偾事。这一点应该提请注意。


     2．阴极似阳(二)

    患者秦某，1 3岁，患伤寒重症发烧已20余日不退。其父系云南省昆华医院院长、著名西医秦某，与同道多方救治均不见效，认为已“无法挽救”，无奈邀请吴佩衡诊治。
    1月7日：发热20余日，晨轻夜重，面色青黯，双颧微红，口唇焦躁已起血壳，日夜不寐，人事不省，时而烦乱谵语，双手乱抓。呼吸喘促，食物不进，小便短赤，大便多日不通。舌苔黑燥，不渴，喂水仅能下咽二三口，脉浮而空，重按无力。吴认为系“伤寒转入少阴，阴寒太盛，阴盛格阳，心肾不交，致成外假热而内真寒之阴极似阳证。外虽现一派燥热之象，内则阴寒已极，逼阳外浮，将有脱亡之势。"“法当大剂扶
阳抑阴，回阳收纳，交通心肾，方可挽回。”拟以白通汤加肉桂主之：附片25Og，干姜5Og，葱白4茎，上肉桂15g(研末，泡水兑人)。
    1月8日：热度稍降，唇舌已较润，烦乱亦止。处方：附片3OOg，干姜80g，茯苓30g，葱白4茎，上肉桂15g(研末，泡水兑人)。
    1月9日：热度稍降，神情淡漠，不渴饮，夜间烦躁复作，认为药不胜病，尚须加量，处方：附片400g，干姜15Og，茯神5Og，炙远志20g，公丁香5g，生甘草20g，上肉桂20g(同前法)，昼夜连进2剂。
    1月1 O日：身热退去十之八九，黑苔退去十之六七，唇舌回润，脉已浮缓。病似转安。上方出入加减，但附子用量一直是400g，且昼夜连进2剂，直至1 3日，病情稳定向好，经七八天善后调理，终至痊愈(《吴佩衡医案》)。

    此症发热，口唇焦燥，双颧微红，烦乱不寐，小便短赤，大便不通，舌苔黑燥等颇似阳热之象，怎么看都是热证；但从面色青黯，人事不省，不渴，脉浮而空等症判为内真寒而外假热，“阴寒已极，逼阳外浮，将有脱亡之势"，其认证之准确，令人不胜钦佩。毅然投以大剂白通汤，不夹一味阴药，每日一诊，随时调方，附片从2 5 Og增加到400g，且日进2剂就是800g，终于救治如此危症，确实惊世骇俗，真善用附子大
家也。当时有一学者曾题嵌字联盛赞吴先生：“济世全凭寸心无任钦佩，处方独具斗胆谁能抗衡"。

     3．假热真寒

     车某，男，74岁。1 9 7 5年4月初感受风寒，全身不适。自拟温补汤剂服之，病未减轻，勉强外出散步，受风而病情加重。头昏体痛，面赤高热，神志恍惚。查体温3 9℃，诊为感冒高热，注射庆大霉素，高烧仍不退，病势危重，邀范中林先生至家中急诊：高烧已三日，阵阵昏迷不醒，双颧潮红。虽身热异常，但重被覆盖，仍觉心中寒冷。饮食未进，二便闭塞。脉微欲绝，舌淡润滑，苔厚腻而黑。
     辨证：患者高热，神昏，面赤，苔黑，二便不通，似阳热之象。但虽高热，反欲重被覆身；身热面赤，而四肢厥冷；二便不通，却腹无所苦；苔黑厚腻，但舌润有津；高烧神昏，无谵妄狂乱之象，而脉现沉微。参之年已古稀，体弱气衰，实一派少阴孤阳飞越之候，生气欲离，亡在顷刻。虽兼太阳表证，应先救其里，急投通脉四逆加葱白，直追散失欲绝之阳。处方：制附片60g(久煎)，生甘草30g，干姜60g，葱白6 Og。
服上方二剂，热退，黑苔显著减少。阳回而阴霾初消，阴阳格拒之象已解。但头痛、身痛表证仍在；肾阳虚衰，不能化气，故仍二便不利。以麻黄附子甘草汤驱其寒而固其阳，加葱白生少阳之气，处方：麻黄1Og，制附片60g(久煎)，生甘草20g，葱白1 20g。
     上方服四剂，头不觉昏，二便通利，黑苔退尽，唯身痛未除。虽阳回表解，仍舌淡，肢冷，阴寒内盛，呈阳虚身痛之象。宜温升元阳而祛寒邪，以四逆加辽细辛主之。处方：制附片60g(久煎)，炙甘草2Og，干姜30g，辽细辛6g。服二剂，余症悉除，以理中汤加味调理之(《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本例高热，面赤，二便不通，双颧潮红，颇似阳热之象，但脉微欲绝，脉证不符。范氏遇此寒热真假难辨之际，特别重视舌诊，凡舌质淡或淡红、暗淡，舌体胖或有齿痕，舌苔白腻、灰腻、白滑者，均视为附子或四逆汤的使用指征，此系范氏独到经验，实则本于郑钦安“用药真机"所示阳虚辨诀。本例其舌淡润滑，为阴寒内盛；苔黑而润滑有津，乃肾水上泛；脉微欲绝，则系少阴典型脉象。总之不可误认为阳热，实
为阴寒内盛，虚阳外浮之象。范氏辨证精细，步步推理，令人信服；先救其里，后解其表，处处以阳气为本，擅用附子，尽显火神派风格。


4．重型肺脓疡

  海某，女，19岁。行剖腹产失血过多，经输血抢救后，突然高热40℃以上。经用青霉素、链霉素等治疗，数日后体温降低，但一般情况反见恶化，神识昏愦，出现严重呼吸困难，白细胞高达2O．0×109／I。以上。因病情危重，未做X线检查。继续以大量抗生素治疗，配合输液吸氧，均未效，延吴佩衡先生会诊：神志不清，面唇青紫灰黯，舌质青乌，鼻翼煽动，呼吸忽起忽落如似潮水，十指连甲青乌，脉弦硬而紧，按之无力而空。认为肝肾阴气内盛，心肾之阳衰弱已极，下焦真阳不升，上焦阴邪不降，一线残阳将绝，已现衰脱之象。唯有扶阳抑阴，强心固肾，尽力抢救垂危。主以大剂回阳饮(即四逆汤加肉桂)：附片150g，干姜50g，上肉桂l0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20 g。因附片需要先煨三四小时，故让患者先服上肉桂泡水，以强心急救。并预告病家，服此方后可能有呕吐反应，如呕吐之后喉间痰声不响，气不喘促，舌质色较转红，尚有一线生机可以挽回，否则难治.

    复诊：服上方后果如前言，呕吐涎痰后已见转机，神识较前清醒，嗜卧无神，已能缓慢答问，吃流汁，舌尖已见淡红色，苔白滑厚腻，口唇青紫较退，两颊紫红，鼻翼不再煽动，呼吸仍有困难，咳嗽咯大量脓痰，脉仍弦滑而紧，按之而空。衰脱危候大为减轻，仍以扶阳温化主之：附片150g，干姜50g，上肉桂lO g(研末，池水兑人)，半夏1O g，茯苓20g，甘草8g。

    三诊：神智清醒，面颊微转润红，指甲唇舌青紫已退十之八九，鼻头、目眶微青，午后潮热，喘咳气短，咯大量脓痰，脉弦滑，病已转危为安，再以上方加减：附片200g，干姜lOOg，茯苓30g，上肉桂lO 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法夏lOg，橘红l0g，甘草8g，细辛5g。

    四诊：面颊微红润，口唇、舌质青紫已退，呼吸渐趋平稳，午后潮热已退，咳嗽、咯脓痰稍减少，胃气已开，能进食，人事言语已近常态。大便溏泻，系病除之兆，脉转和缓。大病初退，情况好转，经X线检查发现双肺有多个大小不等的圆形空洞，细菌培养，检出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后诊为“严重型肺脓疡"。拟方：附片15Og，干姜50g，广陈皮8g，杏仁8g(捣)，炙麻茸8g。连服四剂，喜笑言谈自如，病状若失(《吴佩衡医案》)。

     此症凶险至极，若从白细胞20．o×1 09／I。、咯吐脓痰、金黄色葡萄球菌、肺脓疡等着眼，势必陷入到痰热蕴肺，热毒盛极的认识中，难免大剂黄芩、鱼腥草之类苦寒套方，后果可想而知。吴氏不为其所惑，从神色舌脉断为阴寒内盛，“一线残阳将绝’’，已呈阳脱之象，处以大剂回阳饮，附片从15Og增至200g，挽起此等重症，其胆识、经验皆非常医所及，不愧火神派大家。


    5．头痛
    张某，男，36岁。头痛已6年，逐渐加重。看书写字时，头痛目胀尤甚。1976年1O月初诊：头暴痛如裂，不敢睁眼。心烦，气短，四肢厥冷，面色青暗萎白，舌淡而乌暗边缘有齿痕，苔灰白薄润，脉沉微。
    辨为少阴阳衰阴盛，阴阳格拒之证。其面色青暗，四肢厥冷，全身乏力，舌淡乌暗，苔白灰滑，脉沉微即是阴盛明证；而心烦气短则属阳为阴困，阴盛于内，格阳于外之象。法宜回阳通脉，白通汤主之：制附片6Og(久煎)，干姜3Og，葱白头60g。连进4剂，头痛与精神好转，阴盛日久，须温补少阴兼顾太阴，以四逆汤合理中丸加味，配为丸药长服：制附片60g，干姜30 g，炙甘草20g，生晒参30g，炒白术30g，茯苓
30g，上肉桂15g，枸杞20g，菟丝子30g。1O剂，水打为丸，缓服。随访三年来，虽经常加夜班，头痛始终未犯(《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如此暴痛如裂之头痛，未用一味芎、芷、蝎、蜈之类套方套药而能治愈，仗的是治病求本，从阴寒内盛，逼阳欲脱着眼，以大剂附子、干姜取效，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俗辈所及。郑钦安对此早有论述：“因阳虚日久，不能镇纳浊阴，阴气上腾，有头痛如裂如劈，如泰山压顶，有欲绳索紧捆者，其人定见气喘唇舌青黑，渴饮滚汤，此属阳脱于上，乃属危候，法宜回阳收纳为要，如大剂白通四汤之类，缓则不救。”范氏此案正本于此。


第五节  失血诸症,多属阳虚

    郑钦安对各种出血病症积累有十分丰富的经验，见解不同凡响，值得单独列出讨论。从探求阴阳至理的观念出发，他首先强调血症辨治像其他病症一样，也要按照阴阳虚实为纲，他在“血证门"  (吐血、鼻血、牙血、毛孔血、耳血、二便血)中指出：“血证虽云数端，究竟不出阴阳盈缩定之矣。“予治一切病证与此血证?只要无外感病形，即握定阴阳盈缩治之，见功屡屡，获效多多，真不传之秘法，实度世之金针’’(《医法圆通卷二》)。他对阳虚不能统血，阴血外越引起失血诸症，尤具卓见，可称超凡脱俗，独有建树。下面予以介绍。

一、阳虚居多，十居八九

    郑钦安辨认血症的标准仍然不离阴阳两纲：  “天包乎地，气统乎血，气过旺，可以逼血外越，则为阳火；气过衰，不能统血，阴血上僭外溢，则为阴火。阳火，其人起居，一切有神；阴火，动静起居，一切无神"(《医法圆通卷二》)。把血症分为阴阳两纲，称之为“阴火”和“阳火”，亦即阳虚和实热。一般都认为，血症由热盛即阳火引起者多见，“举世宗之而不疑，群医信之而不察”。

    然而，以郑氏“经验多年”而论，认为阳火引起的血症很少见，而阳虚即阴火引起的血症则多见，“十居八九"。他说：“失血之人正气实者少也，正气一衰，阴邪上逆，十居八九，邪火所致十仅一二。"“宜苦(寒)者，十仅一二，宜平(热)者十居八九’’(《医法圆通卷四》)。这一点确为真知灼见，与世行观点大不相同，是他关于血症理论最独到的观点。以笔者认识，郑氏经验才符／~-,ll床实际，后面所附验案可以证明。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即或是由阳火(郑氏有时又称“邪火”)所致失血，在用凉药止血时，也要掌握分寸，适可而止，切不可一凉到底，免伤元气。他说：“俟火一去，即宜甘温甘凉，以守之复之，又不可固执。须知道血下既多，元气即损，转瞬亦即是寒，不可不细心体会”(《医法圆通卷二》)。体现了郑氏一贯推重阳气的观点。



二、判认阳虚，阴象为据

     郑氏判断“阴火”血症的根据仍旧是“阳虚秘诀”，从阴象中求之：如“鼻血一证，有由火旺而逼出，定有火形可证，如口渴欲冷，大小便不利之类……有元阳久虚，不能镇纳僭上阴邪，阴血外越，亦鼻血不止(不仅鼻血一端，如吐血、齿缝血、耳血、毛孔血、便血等)。其人定无火形可征，二便自利，唇舌淡白，人困无神。法宜扶阳收纳，如潜阳、封髓、甘草干姜或加安桂、吴萸之类。学者切切不可一味见病治病，务要将内外病形、阴阳实据熟悉胸中，方不致误人性命也"(《医理真传卷一》)。

    下面举例示范郑氏判认虚阳外越之血症：

    如齿牙出血：“素秉阳虚之人，并无邪火足征，阴象全具，忽见满口齿牙血出。此是肾中之阳虚，不能统摄血液，阴血外溢，只有扶阳收纳一法最妥"(《医法圆通卷三》，下同)。
    皮毛出血：“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见皮毛出血，此乃卫外之阳不足，急宜回阳收纳。’’
    大便下血：  “久病与素秉不足之人，忽然大便下血不止，此是下焦无火，不能统摄，有下脱之势。急宜大剂回阳，如附子理中、回阳饮之类。”
    吐血身热：“凡吐血之人，多属气衰不能摄血。吐则气机向外，元气亦与之向外，故身热。急宜回阳收纳为主，切不可见吐血而即谓之火，以凉剂施之。"

  三、月经诸症，须识阳虚

    妇科月经各病多有涉及失血诸症，郑氏对此也颇有研究，很多观点含有创见，值得深思。
    比如经水先期而至，他说：“诸书皆称虚中有热，为太过，为气之盈……以为血中有热，热清而血不妄动，经自如常。予谓不尽属热，多有元气太虚，血稍存注，力不能载，故先期而下。其人定见面白无神，少气懒言，稍有劳动，心惕气喘，脉细而微，亦或浮空。此等法当温固元气为主，不得妄以芩连四物汤治之"(《医法圆通卷二》，下同)。
    再如“经水来多而色紫成块"，他说：  “诸书皆称火化太过，热盛极矣。多以凉血汤及生地四物加芩、连之类，法实可从，其病形定是有余可征。若无有余足征，而人见昏迷，困倦嗜卧，少气懒言，神衰已极，又当以气虚血滞，阳不化阴，阴凝而色故紫，故成块。不得妄以清凉施之，法宜温固本元为主，如理中汤加香附、甘草干姜汤、建中汤之类，方不为害。’’
    又如血崩一症，世多以火旺逼血妄行论治，他说：“按崩证一条，有阳虚者，有阴虚者。阳虚者何?或素秉不足，饮食不健。或经血不调，过服清凉。或偶感风寒，过于宣散。或纵欲无度，元气剥削。如此之人，定见起居动静、言语、脉息、面色，一切无神。元气太虚，不能统摄，阴血暴下，故成血崩。实乃脱绝之征，非大甘大温不可挽救，如大剂回阳饮、甘草干姜汤之类。切切不可妄以凉血、止血之品施之。"
    以上月经诸症，世习确实多以实热火邪论处，郑钦安独具慧眼，不为所惑，“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全在有神无神处，仔细详情，判之自无差矣。"
    归纳上述所论，可以看出，他不囿于旧说，坚持阴阳至理，善于辨别阳虚阴火所致月经诸症，代表了他在妇科方面的建树。


四、针砭时弊，驳斥旧说

    针对时弊，郑氏反复批驳了市习一见血症“皆谓之火"，“称为火旺”的观点，认为“毒流有年，牢不可破"。“今人一见失血诸症，莫不称为火旺也。称为火旺，治之莫不用寒凉以泻火。举世宗之而不疑，群医信之而不察，所以一得失血证，群皆畏死。由其一经失血，死者甚多，不知非死于病，实死于泻火之凉药耳。"“此其中亦有故，故者何?惑于血色之红也，不知血从火里化生出来，经火锻炼，故有色赤之象，岂得以色红而即谓之火，即宜服凉药乎?此处便是错误关头。毒流有年，牢不可破"(《医法圆通卷四》，下同)。

    既然辨证有误，视阴火为阳火，那么治疗用药势必有错。郑氏亦指斥其谬：“今之失血家，群皆喜服清凉而恶辛温，每每致死，岂不痛惜……失血之人，血行于上，而气伏不升可知。欲求血之伏于下，是必待气之升于上，气升于上，血犹有不伏者乎?知得此中消息，则辛温扶阳之药，实为治血之药也。’’郑钦安并作“七绝二首"以教世人：“吐血都传止血方，生军六味作主张。甘寒一派称良法，并未逢人用附姜。血水如潮本阳亏，阳衰阴盛敢僭为。人若识得升降意，宜苦宜辛二法持。”前一首讲甘寒泻火止血之法，后一首讲辛温扶阳止血之道。怎奈当今医界对前者附和者众，而后者识得者寡。
    稍后于郑氏的近代名医范文甫、曹颖甫等辈止血亦倡用温阳之法，善用附子理中汤，范文甫认为：“服寒凉药止血，血得寒凉而凝结，血止是暂时的。血凝而不流畅，必致妄行而外溢，故愈后常复发。血得温则畅行，畅则循环无阻，血行经不外溢，故愈后不复发。”曹颖甫也指出：  “人之一身，惟血最热。少年血盛则耐寒，老年血虚则畏寒，血虚故也。妇人血败，虽当盛暑，亦必寒战，此其明验也。故无论吐血、衄血、便血及妇人崩漏，其体必属虚寒。至于亡血而身热，则里阴不能抱阳，阳荡而无归矣。至是而用凉血之药，十不活一。所以然者，为其阴中之阳气，一戕亡于血，再戕于凉药也。”二公所言颇含至理，也为郑氏倡用温阳止血之法加了注脚。


五、医案例举

  1．鼻衄
  刘某，男，5岁。某年春季，其父背来就诊说：小儿一人在家，中午忽发现鼻出血不止，倦怠无力，躺在椅上，面色苍白。曾频频用凉水冷敷，流血反而加剧，急请范中林先生诊治：患儿精神萎靡，四肢逆冷，唇舌淡白。此为少阴寒证，阳气衰微，不能摄血，阴气较盛，势必上僭。法宜壮阳驱阴，温经摄血。急投四逆以救其里。处方：天雄片30g，炮姜30g，炙甘草20g，一剂。嘱急火煮半小时许，先取少量服之；余药再煮半小时，续服。患儿父亲将处方拿回家中，其母见之，大吵大闹：“从古到今，未见鼻流血用干姜附片!"其父仍坚持服
用。一剂未尽，血立刻止住。傍晚，患儿在院内玩耍如常(《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鼻衄一证，外感风邪，肺郁化热；过食辛辣厚味，胃火上逆；暴怒气逆，肝火妄动；肾阴耗损，虚火上炎等等，均可热伤脉络，迫血妄行，治则常以清热凉血为主。但临证确属虚寒，血失统摄而致衄者，亦非罕见，若误用凉药每成偾事。

    本例精神萎靡，四肢逆冷，唇舌淡白，显系阴证，范先生以大剂四逆汤，一剂即能取效，颇见火神派功力。


    2．吐血
    患者王某，男，4 2岁，身体消瘦，面容萎黄无神，耳鸣，两足发烧，虽冬季晚上，足部亦伸出被外，其他部分怕冷。咳时气紧，吐白泡沫涎痰，略带盐味，舌质淡红，苔白腻，脉沉弦。近来咳喘日益加重，不能平卧，突然咳吐鲜血。从上述种种症状来看，此为肾阳虚寒之证。先以甘草干姜汤守中以复阳，止血而宁咳。炮姜、炙甘草用量各120g。两剂后，血止而咳亦减。肾为水脏，肾中真阳衰微不能化气行水，水邪上
逆，冲肺而咳，以大剂真武汤治之。附片初为50g，继增至120g，连服8剂，咳喘明显好转，痰亦减少，已能平卧，怕冷感亦减。为预防再次吐血，以炮姜易生姜，去白芍加上肉桂以补肾中真阳，又服10剂，诸症消失而告愈，此为唐步祺先生案例(《郑钦安医书阐释》)。
    此症一派肾阳虚寒之象，出血属阴火无疑。唯“耳鸣，两足发烧”之症容易惑人，其实是由阳气上浮、下脱引起，不可误为阴虚火旺。

    3．经行血崩
    杨某，女，4 1岁。适值月经来潮，因抬重物用力过猛，骤然下血如崩。先后经二医诊治，皆云血热妄行，服用清热、止血之剂，血未能止，迁延十余日，以致卧床不起，延吴佩衡先生诊治：面色蜡黄，精神疲倦，气短懒言，不思饮食，手足不温。经血仍淋漓不断，时而如潮涌出，皆清淡血水兼夹紫黑血块，腰及小腹酸胀坠痛。舌质淡，苔薄白少津，脉沉涩。此乃阳气内虚，冲任不守，气不纳血，血海不固，致成崩漏之证。方用回阳饮加人参扶阳固气：附片12Og，吉林红参9g，炮黑姜9g，上肉桂9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9 g。服二剂后，流血减少其半，血色淡红，瘀块减少，呼吸已转平和，四肢回温。原方加炒艾15g，阿胶24g(烊化分次兑服)，炒白术9g，侧柏炭9g。连服三剂后，流血大减，仅为少量淡红血水，精神饮食增加，面色已转润泽，舌质显红润，苔薄白，脉缓弱，已能起床。阳气回复，气血渐充，欲求巩固，仍须与甘温之剂调补之。以四逆当归补血汤加味：附片90g，口芪6Og，当归3Og，干姜15g，上肉桂12g(研末，泡水兑人)，炒艾15g，阿胶12g(烊化，分次兑服)，甘草9 g。连服五剂，流血全止，精神、饮食基本恢复，颜面唇舌已转红润，脉象和缓，能下床活动。继服四逆当归补血汤加上肉桂、砂仁，服二十余剂，气血恢复，诸症获愈(《吴佩衡医案》)。

    4．胃癌出血
    上海圣仙禅寺惠宗长老患病胃癌，吐血便血并作，“血溢于上，并注于下，昏昏沉沉，不能与人语。面浮足肿，唇淡舌浊，脉微欲绝。"5天中输血5次，但随输随吐，终不能止。第6天西医还要输血时，请刘民叔会诊。刘力阻输血，谓“外血输人体内，必赖身中元气为之运行。今脉微欲绝，元气将脱，兼之身面浮肿，水气内甚，若再输入外血，则此若断若续之元气能载而与之俱运否?……徒见失血而输血，病既未除，益其血必复失之，往复为之，血不能益，反损其气，势必不至耗尽元气不止。”乃以大剂附子为治：黄附块3Og，干姜15g，灶心土9g，生地15g，花蕊石3Og，阿胶12g，白及9g，甘草6g。另用云南白药，每3O分钟服一分。三帖而血全止，以原方为基础，前后调理32天，  “安全康复"(《鲁楼医案》)。刘民叔亦为火神派名家，有“刘附子"之誉。


第六节  勘破阴霾，独辨阴火

    我们在“详辨阴证，多有创见"一节中，论述了郑钦安对于阴证三候的全面认识，尤其是他对阴盛格阳(含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与阳虚欲脱所产生的种种假热之症，能够辨伪存真，识破假象，是其学术经验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郑氏所识别的假热之症与其他种种假象，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它们都是在全身“阴象’’、“阴色”的基础上，在重重阴霾中产生的局部假热之症，如头面五官诸般“肿痛火形"和周身发热、发斑、肿块等症，这些假热之症郑钦安称之为“阴火"。在辨认病证时，他曾说过：“不必细分，总在阴火阳火判之而已。"这句话，可以说是他探求阴阳至理，“认证只分阴阳’’的翻版。因此我们换个角度也可以说，郑钦安学术理论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对阴火的辨识。

    尽管我们多次论述了郑氏对阴盛格阳与阳虚欲脱所致种种阴火的辨识，但是，由于辨识阴火的重要性，以及它在郑钦安学术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因此本节专从辨识阴火的角度再来探讨郑氏的学术经验。

一、辨认阴火，必现阴象

    临床上寒热真假、混淆不清的情况十分常见，阴火常被误认为阳火，这是有原因的，下面试作分析。

    阴火是与阳火相对而言，阳火又称“实火"，郑钦安有时又称“邪火”，指由邪热而产生的火症，其病性(本质)与症象均属阳热(实热)，二者标本一致。而阴火，阴证所生之火，是在全身“阴象”、“阴色"亦即阴证的基础上产生的局部虚热，乃假热之症，因此可以称之为“假火"。阴证是本，是实质；虚热是标，是假相，二者具有矛盾特征。这样就可以看出阴火与阳火的异同了，所异者二者的病性相反，前者属阴属
寒，后者属阳属热；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具有发热症象，但一为假相，一为真相，这就是二者易于混淆，阴火常被视为阳火的原因。郑钦安有时又称阴火为“虚火"，但虚火既可由阴证产生，也可由阴虚等因素产生(即阴虚火旺)，因此这个概念不太确切，毋宁说阴火、假火更切当。顺便提一下，阴虚火旺所生之虚热(或称虚火)自是热象，与其阴虚病性是一致的，不存在矛盾现象，因此不能称作阴火。按郑钦安的概念，阴虚
与实热属于一体，均视为阳症，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就如同将阳虚与实寒均视为阴症一样。

   怎样辨认真假寒热，阴盛格阳所产生的种种阴火之症?郑钦安最根本的主导思想就是以阴阳实据为凭，“总在考究阴阳实据为要"。郑氏诫日：“学者务于平13，先将阴阳病情，真真假假熟悉胸中，自然一见便知，亦是认证要着。”所谓阴阳实据，是他辨认阳火、阴火的不二法门，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介绍，不再赘述。他说：“当知阳证邪火，其人脉息、声音一切有神。若阴气上腾之阴火，脉息、起居一切无神，阴象全具。此乃认证关键，不可不知"(《医法圆通卷三》)。

    那么要辨认阴火，就是从阳虚辨诀中识之，从阴象阴色中求之。他在论述真气上浮所现阴火时说：“大凡阳虚之人，阴气自然必盛，阴气盛必上腾，即现牙痛龈肿，口疮舌烂，齿血喉痛，大小便不利之病。不得妄以滋阴降火之法施之。若妄施之，是助阴以灭阳也。辨察不可不慎，总在这阴象追求，如舌青、唇青、淡白、无神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二》)。“总在这阴象追求’’，就是辨认真气上浮所现阴火的关键。
    在论述虚阳外越所现阴火时说：“元阳不足，阴必盛，即为虚邪，多不肿痛，即有肿痛甚者，乃元阳外脱之候，必现阴象以为据。若无阴象可验，便是实火，此认症之要也’’(《医理真传卷二》)。“必现阴象以为据"，乃是辨认虚阳外越所现阴火的关键。

    关于真气上浮与虚阳外越所致阴火问题，无疑是郑氏理论中的精华部分，但是前面已经多次论述，还有各种血症多数属于阴火问题，已经另设专题阐述，故而这里不再重复。本节重点讨论一下郑钦安对于其他方面的阴火辨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