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存废之争背后的逻辑

梁知行

羽良 为《中国制造》杂志撰稿


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不难注意到，自晚清以降，现代医学（国人惯称“西医”）随基督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现代医学与传统中医之间的冲突几乎从未间断。

起先，这种冲突表现为中医对西医的妖魔化描述和国人对西医治疗方式的怀疑；而后是西医借助国家行政力量欲废中医于本土。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旨在将中医积极纳入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改造运动，使得中医与西医的冲突隐性化，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而随着改革开放，在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话语下，新一轮的中医存废之争卷土重来。

最新的一场争论出现在2006年，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张功耀于2006年4月，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文中用非对称的案例比较方法，历数中医不符合科学之处，并提出“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此文一出，即在中医圈内引发巨大的争议。随后，张功耀陆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中医诸“优势”辨析》、《“中医科学化”失败的原因分析》、《“中医内部改良”何以失败？》、《从实践的角度看中医中药》等文章。张功耀的观点，不仅在网络上征集到了相当数量的签名支持，而且得到了此前一直批评中医的理论体系为“伪科学”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著名反伪科学人士方舟子和司马南的支持。

作为反方，国内中医药业内人士和大部分关注此事的网民，对张功耀等人“取消中医”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乃至最终卫生部不得不以官方表态的形式介入这次中医存废的争论之中，以中医是国之瑰宝，坚持走中医科学化探索之路为由，为这次中医存废之争暂时划上了句号。

复述历次因中西医冲突导致的“中医存废案”的细节详情自有史家著述，本文不作重复。笔者所感兴趣者，乃是这一次次卷入冲突其中者，起先往往囵于医药界专业话语之争。而后却总是其中一方（多为西医派）迫不及待的想借助国家行政权力，绞杀另一方于公权之下。结果却在不意间转变为一场带有全民参与性质的公共大讨论。可以说，历次中西医冲突始于“蜗角之争”，却最终演变为形态各异的政治/社会运动，这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中所凸现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转型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界内部专业之争的范畴了。


中医的“社会医学”之觞


无论是1929年西医余岩、褚民谊等人所倡并在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会议上通过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即著名的“民国废止中医案”），还是新进由张功耀等人所发起的“取消中医”运动，其“废中医”所围绕核心话语都是“科学”。

与之对应，捍卫中医者所持之论，除了“中医国粹说”等牵强的泛文化理由外，亦是围绕着“科学”的话语展开。只不过，中医支持者强调的是中医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体系与作为科学的西医（现代医学）不同，两套理论体系在针对个体医患的实践有效性上，并无显著差异。因此，不应以科学与否作为标准去考量中医的“存废”。

若以国人习惯理解的狭义“科学”（多指“自然科学”）为标准看，中医的合法性确实岌岌可危。无论是其理论还是临床实践，都无法符合科学所要求的可证伪性、可重复性等要求。然而，若以中医历史和临床经验而言，宋朝以后，中医中的祝由科已遭废弃，中医中纯粹巫医的成分已经被剔除。在面对个体病患时，中医临床的有效性也从未遭到过社会大众的广泛质疑。而经过了科学化过程的西医，在临床有效性的体现上并未展现出可以百分之百替代中医的效果。因此，虽然围绕着“科学”话语展开的中西医冲突在逻辑上，西医始终占据着强势地位，但并未就此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可以说，中西医之间的冲突和争论，一直处于“西医胜而未胜，中医败而未败”的局面。

这就不能不令人生出如下的疑问：为什么这种起时激烈却每每落于僵局的中西医冲突，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出现？

冲突背后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医是否科学，以及西医是否一定要置中医于死地而后快这样的表面矛盾。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医（包括中医药体系）的社会功能在于解决中国传统社会大众医疗服务的需求。中医存续的命脉深深根植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其公共医疗卫生的作用可用适应几千年稳定的、未经受资本主义文化冲击的传统中国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秩序。也因此，中医又逐渐演变并嵌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然而，晚清以来，民族救亡运动启动了中国作为前现代国家的民族国家化进程。在这一千年未有的社会剧变中，社会结构的瓦解、社会文化的消弭再造、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的扩张、行政体制的官僚理性化，政府公共财政与社会政策的权责逻辑的兴起，无一不是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医社会存续的土壤。

中国近现代史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伴随着以纳税权利和政府责任为核心的社会契约关系的再缔结。以往传统封建社会中的行政格局和行政效率，完全不能适应现代民族国家对于社会控制的要求。中医存续的尴尬，正是这一不适应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具体体现。现代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本质上是需要集国家财政之力向每个国民（至少是绝大多数）提供的公共物品，这就要求从专业培训到医药理论，再到提供医疗服务方式，乃至整个医疗产业和医药文化，必须能够适应现代国家提供作为公共物品的医疗服务的行政效率要求。

如果能够解读出中西医冲突背后的上述背景，那么反观中医的状况，就不难理解为何它虽然未输舆论，生存空间却在被逐步蚕食了。传统中医模式无论是专业教育，公共医疗预防措施、医药生产乃至整个中医产业，其致命的软肋在于无法“大规模且质量稳定的进行复制”，无法制度化并与现代国家行政体制对接，才是中医的死穴。

历史学家杨念群在谈及他的新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时，表达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观点：“中医所以被排斥，并不完全在于它依赖阴阳五行的中国观念，或在于它的不科学、无法界定的模糊性、缺乏无法准确计量的标准等等。最重要的是，中医跟现代医疗行政制度的冲突——实际上，中医只面对个体，现代医疗制度是面对群体，不是面对个体，比如非典来了，西医要隔离，要动员所有的社会力量，把病人活动限制在一个区里面，如果这个区发生了传染事件，还要被封闭起来。对于这一点，中医是无能为力的。当时对于中医的批判，一个关键点就是中医作为一个社会医学，它是不合格的。什么叫社会医学？就是面对这个社会的群体会采取什么态度。中医本身已经变成一个社会医学的救治对象，中医大夫本身就是社会医学应该清除、改造的对象。”

由此，中医成了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社会革命对象。这是中医的“社会医学”之觞。

讽刺的是，“中医败而未败”的原因，竟也源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变革。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因为或内或外的战乱打断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基于西方现代医学的公共医疗卫生管理体系，始终未能全面建立起来，甚至国家自身的行政体制都处于幼稚阶段。因此，那些无法受惠于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广大底层民众，依旧为中医的存续提供了一时的土壤。但必须指出的是，之所以说“一时”，是因为社会剧变带来的是每个人生活的改变乃至社会结构的重塑。当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被裹挟进这样的剧变过程后，中医的生存土壤也就将随之灰飞烟灭了。


“中医科学化”的政治社会学


为什么历次起于学理的中西医冲突，最后都要诉诸于政治权力来“一槌定音”？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利益维护。早期传教士在教会医院对民众进行西医治疗，根本目的在于向中国的百姓传教。而西医治疗过程中病人亲属必须与病人隔绝以及相对封闭的治疗环境，与当时国人所熟悉的中医“坐堂会诊”和“游街串巷”的治疗模式大相径庭。西医作为达成传教目的的工具手段，理所当然的被中医视为“抢饭碗”的行为，从而给了中医以妖魔化西医的机会。

到了民国年间，废止中医案之所以受到中医界的强烈抵制，更与中医产业的利益集团息息相关。据学者左玉河的研究，当时中医界为扭转第一届中央卫生会议上通过的西医余岩等人所提出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牵头者最早动员起来的是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代表在六马路仁济堂举行大会，商讨对策。这天，上海中医界1000多人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数百人参加。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统一行动，议决3月17日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从这一记述中不难发现，对中医存续最为敏感的是有着明确相关利益的中医从业团体和中医药产业集团。

当这样两个冲突的利益团体，面对着一个缺乏社会共识和民主化的政治公共选择过程的转型社会时，裁决利益的终极方式，便是诉诸于更高一级的权力。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这种更高一级的权力便是政治权力，更准确的说，是政治强权。

在这样的权力逻辑下，政治权力对利益的裁决口径，便成为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切入点。考虑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备受屈辱的被侵略历史，近现代的中国政治家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或信仰，几乎无一不是“科学救国”的迷信者。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支撑下的坚船利炮对中国精英阶层思想世界的冲击力之巨大，是言语难以形容的。因此，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为临摹本的中国政治精英们，几乎无可避免的在总体上倾向于支持西医。这不仅有政治家教育经历的原因，更有前文所说的现代西医易于与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对接的政治实用主义的驱使。更进一步来看，现代西医治疗过程中所呈现的“隔离”、“技术改造”和“专业权威判决”等特点，暗合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中国政治家所急欲追求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和社会控制程度的深化。

不过，千年未有之巨变的特征之一，就是社会在巨变过程中社会共识的分崩离析，更突出的表现为取得政治强权的精英阶层与广大社会底层民众利益和认知冲突。当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出台之后，中医界展现出了惊人的社会动员能力。从舆论动员，到组织代表奔赴南京国民政府情愿，“中医存废”引发的全国性抗争活动，直接影响到刚刚统一全国的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政情稳定。故而，尽管有汪精卫等人的支持，但当时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对废止中医案异常不满。立法院副院长林森在接受请愿书时安抚请愿代表说：“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搅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昨天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现在中央正在拉拢四川归附。所以这个电报，力量大得很，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这种平衡政治冲突的权宜之辞，成为后来的中西医冲突政治化的注脚。

而今，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改造社会、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并未显现出超过前人“社会工程师”情结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实践能力。因此，正如留德政治学者吴强所指出的，“尽管中国已经有一个按照社会工程模式建立起来的公立医疗教育和医院体制，但它们与社会、与本土的医药和器械产业都是脱节的。病患在接受西医治疗时，实际上是在面临这个脱节的医疗体制，抛开正常的治疗效果，大多数人的抱怨和痛苦既是身体的、更是社会的。如此，濒临绝望的病人转向低成本的、很多时候也行之有效的安慰疗法、中医或者某些功法，实在是很理性的选择。”

更令人悲观的是，执着于政治强权裁决的中西医冲突双方，都会不遗余力的将各自优劣的细枝末节加以强化，而不愿或无暇正视细节以外的、更为广阔的社会问题。中医自保的策略也就注定沦为对西医借用政治强权绞杀自己的被动反抗。中医存续的社会文化基础也随着这样的被动反抗消耗殆尽。如此下去，中医真正消亡之日，便真可能成为传统文化覆灭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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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文中所言中医只面对个体，现代医疗制度是面对群体，不是面对个体,
这正是中医优于西医的地方,天下很难找出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每个人生病的方式和原因也是不一样的,疾病的发展对不同的人也是不一样的,而西医对某个病的处理方式是基本一样的,所以一旦发生所谓的并发症就棘手的很,所以说西医不科学,至少还很低级,但是对于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西医的一些措施还是比较合理的,中医在这方面没有上升到群体社会医疗的高度,这也跟中医长期以来的地位有关,
所以至少在现在中医和西医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要知道西医无法对付的疾病太多了,还而且对抗医疗的方向也未必正确,所以现在疾病越来越多,医治不了的毛病也越来越多,西药也越来越多,其实这对人类未必是好事,虽然中医也有不足之处,但是为什么不把西医作为中医的补充呢?
当然这跟现在中医的整体水准下降也有很大的关系,再按照西医的方式去培养中医,今后中医就不再是传统的中医了,也没有真正的中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