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医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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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的发现 (转贴)
-应邀在成都毓秀苑宾馆的演讲

首先，感谢冯老师（书院院长冯学成先生）的热情介绍！冯老师学识宏深渊博，德能深孚众望，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以大誓愿、大魄力、大智慧开办成功龙江书院，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堪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脊梁！

其次，还感谢热衷于公益事业而在冯老师感召下，主要负责书院医学这一块的半部居士赵军先生！没有他，大家可能很难有今晚和我的缘分。

我是昨天带着我一个大学生弟子赶来成都的。来成都，很有种“回家”的感觉。我1989年到1991年的时候，曾在这个文化氛围很浓、传统积淀深厚的都市求过学，这里有我的恩师——四川教育学院的赵伯勤老师，我今天的人生转折，就是从那时最先开始的。

我是重庆人，重庆直辖以前是四川行政区划的一个部分，那时的四川叫“大四川”，习称“巴蜀”。如今虽然重庆独立了出来，但是我对外，仍然骄傲地自称 “巴蜀郎中”。巴蜀之地人杰地灵，自古藏龙卧虎，尤其名医众多，作为中医当代郎中，我总割舍不了这个“巴蜀”情结。

今晚因缘殊胜，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在座的各位交流一下祖国医学的问题，我既惶恐，又感到高兴。高兴的是，有这么多道友，好象还有个别成都中医药大学学生，大家齐集一堂，让我看到了《兰亭集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盛况的再现；道友们看来都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业或不同的阶层，却能和我一起来共同关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医, 使我对祖国医学的研究和传播充满了逆流挽舟的信心。惶恐的是，我虽然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我并不是中医大学毕业的科班生，如果说，我今天对中医能有一点儿感悟，那不过是“半是师承半自悟”的结果罢了。

大家可能都已知道，当今中医界有一位老中医名叫李可。李可自称“山野村夫”，山西人，他著过一本书叫《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我第一次听说他，是去年在杭州参加的“第七期全国名中医临床经验高级讲习班”上，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当代顶尖级中医临床大家朱良春先生在讲课中说，张仲景而后，医家胆识唯数山西李可，李可急救重用附子深得仲景心法。我说，先生，临床喜欢常用和重用附子的医家，据我所知，以前还有享誉上海的祝味菊和施惠云南的吴佩衡，他们都是出自巴蜀；当代常用温阳药并重用附子的，津京地区一位叫孙秉严的治癌医家也算一个；我，通常也重用附子等温阳药救人。

大家可能都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大四川好象一向都出温阳补火的高手。的确，“火神派”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比如，郑钦安郑火神，卢铸之卢火神，唐步祺唐火神，都是极其有名的。火神派当代传人卢崇汉先生，也何其了得，你们都知道的，他好象前些时侯，还曾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演讲过“业医感悟”对不？

我的师父也是四川的，乐至县人，早年落难贵州，后来就在贵州端着金碗，出家当了和尚。临证他也常用温阳药，特别是干姜，剂量少则3克、5克，多则15克，治病救命不少，我只跟了他三个月，当时未曾理会得到，但是后来对于包括干姜在内的温阳药，如肉桂、附子等等，引起了我高度的重视。这源于一个让我至今还心有余悸的教训。

记得那是1995年的初秋，我正有滋有味、怡然自得做业余郎中的时候，有一位30来岁的家庭主妇，因自觉发烧难耐，其家属接我上门去诊治。患者睡在床上，精神忧郁萎靡，面色晦暗萎黄，舌质淡红而瘦，苔薄白，六脉濡数，畏风，惊悸，饮食极差，自认为必死。其家属称，已找过远近各大小诊所、医院，本地最有名的几个个体中医也请过了多次，总是退不下烧，但考体温又不高；病程已有数月，西医基本用尽了消炎伎俩，几个中医开的也几乎全都是清热解毒一类的药方。遇烧当退，见热消炎，中医同一思路地清热解毒，似乎也无可指责，但为何惘然无效？我当时推理：可见热烧不该是实火，加之体温又基本正常，看来定是虚火内烧无疑。于是很自信地处以滋阴降火的中医著名汤头知柏地黄丸类。不曾想到，服药差不多快半个月了，待我上门去看时，病家居然把盖棺论定的“材子”都置备下了！怎么回事呢？凭感觉这病是死不了人的，可事实上，大家就只等着病人落下最后一口丝微之气了！我当初很不理解，也极不心甘，可是又无可奈何。

惭愧地叹息着回到家，一天，偶然翻开新买的一部明朝大医家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当读到其中“传忠录” 开篇里面的一段，顿时全身震栗，汗毛直竖。那一段是这样的：

“…… 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故凡欲保生重命者，尤当爱惜阳气。此即以生以化之元神，不可忽也。曩自刘河间出，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伐此阳气，其害已甚。赖东垣先生论脾胃之火必须温养，未能尽斥一偏之谬，而丹溪复出，又立阴虚火动之论，制补阴、大补等丸，俱以黄柏、知母为君，寒凉之弊又复盛行。夫先受其害者，既去而不返，后习而用者，犹迷而不悟。嗟乎！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若二子者，谓非轩岐之魔乎！”

我居然正好也用上了克伐阳气的黄柏、知母，成为数百年前我家门大医怒目挞伐的其中又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西医在现今普及、发达，用药卫生、方便，民众有病，病不论大小，基本都是首先选择西医药治疗。而西医呢？又几乎把一切疾病都视为“炎”，因而一刀切地动则强制消炎，把抗生素作为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所谓抗生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抗击人体生生之气即生命能量的化学质素。化学质素过于滥用，其结果是在治病的同时，无可避免地克伐和耗伤人体的阳气，以致可能治好了小病，却多半又埋下了大病病根。

为什么当今西医越发达、越深入人心，民众的疾病反而好象越多、越杂、越怪，什么原因？我在想，是不是大家都几乎自觉不自觉地被滥用的西医药搞成了无可奈何的虚寒性体质，少了或没了“卫外而为固”的阳气？阳气对于人体生命究竟有多重要呢？中医经典《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受损，可是要折寿的哟！

我当时读完那段，顿然意识到了整个的错。于是赶紧合上书，奔向病家去，处以名方补中益气汤加附子一味，抓药立煎，竟使气息奄奄半入土之人数服而起。

从此，温阳方药就成了我悟入精研的关注重点，以至于在去年的一篇题目叫《读书与临床》的著文中，我提醒说：由于当今西医药的过分滥用，中医人在精读核心经典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对温阳派医家李东垣、薛立斋、张介宾等花更多的研究时间，近人今人如祝味菊、吴佩衡、孙秉严、李可等等已故或健在的温阳派老医家，也是咱们应当要特别注意学习的。

下边，简要讲一讲我对中医的发现。我这个发现，自然不是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的那个“发现”。想必大家都知道“柯云路”嘛，他在把民间医胡万林吹过了头并最终害了胡万林的著作《发现黄帝内经》一书中，把我们中医源头经典的部分篇章，动则起行分段地白话一遍，就居然也算是他的一种“发现”。当然啦，他到底只是作家而不是医家，我们对他把这样白话一遍的行文方式作为“发现”，应该能够表示理解。

我对中医的发现，源于我师父的一句话。当年我跟他从游的时候，他指点说：“阴不足就补阴，阳不足就助阳，不论那里痛，都有效。”那意思好象应该是，不管病在哪个脏还是哪个腑。但我当时听来，却是云里雾里，懵里懵懂。后来为了带徒，我发觉不明阴阳，于是便开始了阴阳研究。从阴阳研究开始，通过悟入精研，我从此发现了一系列中医数千年来尚未明确或大家一直都未曾意识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从基础到临床，足以改写现行科班整个停滞落后的中医药理论体系。

我发现的第一点：中医有三大基本观念。

我们的中医先辈通过仰观天、下临地的累积观察，发现了人首先是受自然环境、其次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形成了深刻的相应关系。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本来就是与天、地、人三才相沟通。其与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无时无刻不进行着物质、动力和能量的交往与流通。具体是，通过肺系，主要是皮肤与鼻，人与天通；通过胃肠系，主要是口与二阴，人与地通；通过心脑系，主要是眼与耳，人与人通。人因为三通而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应，即人天相应、人地相应及人人相应，自然环境有什么风吹草动，社会环境有什么异样变化，人体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必定会作出相应的反应。这就是中医的第一大基本观念——人境相应观。

中医的第二大基本观念是动态联系观。咱们的先辈中医人通过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观察，特别是通过自身疾病的深刻体察，发现一脉不和，周身不安，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凭借天才的内证实验，确认了人体自身动态联系规律的存在，从而形成了针对人体自身的动态联系观。这个动态联系观认为，人体是一个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复杂整体，这个复杂整体的生命元素之间，各个功能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形质部分的左右上下、内外表里之间，都有着复杂而非线性的联系关系，这种联系关系并不是机械地静止不动的，而是始终处于不停的运动状态之中；运动是联系的，联系是动态的。依据动态联系观，可以推知：人体里面的脏系信息必然反映在体表，而表现为某种特定的外征，因而通过体表特定的外征，便可以得知体内某一特定脏系的信息变化。这就形成了中医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的诊病特色。中医学中还有很多特色，比如此病治彼、未传先截的施治特色等等，都是来自于这个动态联系观。

中医的第三大基本观念是生物全息观。生物全息的提法出自今人张颖清的著作《生物全息诊疗法》，但生物全息的思想却是中医所固有的。生物全息观认为，特定的部分是整体的缩影，整体通过特定的部分能够得以反映。根据生物全息观，中医就有了掌诊、眼诊、耳诊等特殊的诊断理论及其临床应用；利用生物全息观，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受精卵会发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体。当代生物学上的克隆技术，是否也有生物全息观的指导？大家可以思考。

我发现的第二点：中医研究的核心是生命元素。

生命元素是人体生命得以存在的宏观基本要素，包括作为生命能量的精、作为生命动力的气和作为生命物质的津与血。中医对人体生理、心理和病理的研究，着眼点和最终归属就在生命元素精、气、津、血。其中，作为生命能量的精存在着收敛和释放的两种状态，其释放状态称为“阳”，收敛状态称为“阴”，这就是中医传统里边与气、血并立的阴阳。

大家或许都知道，“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点，也是中医特有的特长，那么“证”究竟是什么？至今还没有哪部书能够简明地说清楚。看看数十年来，我国各中医大学所用的中医教材，对于“证”的概念真是绕过来绕过去，说得要多复杂有多复杂，甚至有的版本在长长的定义里边，还居然添加有再次注释性的括号！这反映了什么呢？只能反映了我们对“证”的把握还不是很清楚。

大家看，这个“证”是一个正面的“正”和一个言字旁，表示什么呢？表示“正”有外征，我们能看得见，言说得出，找得到根据。可能有朋友要疑惑了：从前中医里边，证据的“证”和症状的“症”是没有明确区分的呐！对的，这反映了中医概念的不严谨，应该值得今天的中医人反思。

我们不妨再来研究一下这个症状的“症”字。症字是一个正面的“正”和一个病字头，什么意思？可否认为是“正”病了？“正”病了，也就意味着正“异常”了嘛。看看，这是不是还是一个正面的“正”的问题？

那么，绕了这么一个大圈，这个正面的“正”所指为何？显然就只能是生命元素。生命元素精、气、津、血是这样的一种正面力量，即在其相对衡定的正常范围保持在内升降出入的往来流通，和对外吸纳排泄的交换代谢，以维护人体脏器、组织等各系统组成部分的生理功能，促进整个机体维持正常的身心平衡，顺利完成生、长、壮、老、已的自然生命过程。这种正面力量，就是中医学所指的“正”。正是与邪相对待而言的。正对邪具有天然的抗拒不受、吞噬化解和遏制排泄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大小，代表了正的势力的强弱，这就是传统中医所称的“正气”。正气足，则能抗邪化邪排邪，邪不伤正，无病可发，或病发而能轻易自愈。这就是我们中医在源头经典中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意思。

“正”既可以量变为病质而为阴虚、阴凝、阳虚、阳亢、气虚、气郁、津亏、津停、血虚、血淤等，也能够质变为病邪如滞气、瘀血、痰饮、结石、郁火、积水之类。辨证，其实就是在个体人疾病条件下，辨析正或邪在其全身或局部的表现状态，比如阴虚气滞、阳虚寒凝、肝血不足、胃气上逆、湿热下注、痰饮阻肺，等等。大家可以查查中医教材《诊断学》或任何一部涉及中医疾病辨证分型的书，辨证的结果无不都是根本落实到阴、阳、气、血或津液上。

我发现的第三点：中医研究脏系而忽略脏器。

中医的脏象系统是生命元素精、气、津、血储存和流通于脏腑组织器官的反映。在中医看来，人体生命元素一旦凝结或丧失，纵然各脏腑组织器官完好，也不过就是一具尸体；相反，生命元素只要不是太过于凝结或丧失，移植、废掉抑或切除部分脏腑组织器官，也可能一时半会儿无损于人的生命的存在。因而中医自古以来有理由忽略脏器。

但是，中医所研究的脏系又是有实体解剖脏器为根据的，从造字大家看，“脏”、“腑”两个字是不是有“月肉”旁？五脏中，“心”字是个象形字，其他“肝、脾、肺、肾”都有月肉结构；六腑中，“胆、肠、胃、膀胱”同样有月肉结构。月肉结构表示什么？表示那字所代表的名物和肉质实体密切相关。

我曾在一篇论文里边总结说，中医就如摄影与建筑：一方面它有真，有对真的粗略写实，因而实用，数千年来历代医家的医学实践足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咱们今天的中医人还在倚重它治病救人；另一方面它对真所作的是艺术的再现，不是机械死板的写实，比如肝、心、脾、肺、肾五脏，它是有解剖基础的，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实体的脏器，它是以实体脏器为基础的五个不同而又关联的脏象系统，即脏系。

人们不理解：西医可以把一个人的脾切掉，切掉以后，为什么中医还可能说这个人脾虚，并且大肆开一些扶脾的药？这根本是不了解中医的缘故。还有，中医说“肝气郁结”，那就意味着肝有问题，可是照光照片B超CT查血化验，分明没问题嘛！西医人对此基本都嗤之以鼻，认为中医太不可思议。

我发现的第四点：中医研究生态而忽略细菌病毒。

我在一篇论文里边说，中医自古以来都不从病理学的微观角度研究细菌病毒,也不从解剖学的精确角度研究组织脏器。它不是从解剖室或试管里蹦出来的精致理论,更与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无关。

事实是的。中医是生态医学，它对疾病的诊疗，着眼点和现代西医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我国现在已是乙肝大国。西医怎么治疗乙肝？据我所知，它是死死地盯着乙肝病毒，想办法试图把乙肝病毒全部杀死，以使那几个“加”——所谓阳性，立马变成“减”——所谓阴性，加号变成了减号，乙肝病就算治好了。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无懈可击的，可事实上，针对乙肝病毒用药的狂轰滥炸，好不容易所有检查数据、化验指标都正常了，好象病没了，但结果呢？人也该入土了。

对曾令国内外谈虎色变的SARS非典型肺炎的治疗，西医是同样如此，管你后来是否死于或残于后遗症——股骨头坏死，只要当时不死于非典型肺炎，那就表示了我对SARS治疗的成功。

中医不同，它不知道什么乙肝病毒、SARS冠状病毒，也不明确也无须明确什么细菌。它认为，这些细菌或病毒，它们的存在或猖獗为害，不过是在病原条件下，人体生命元素失常的结果。生命元素的失常，使病毒或细菌获得了适合其大量繁殖或生存为害的生态条件与环境，中医就要消除这个有利于病毒或细菌的生态条件与环境，而不一定要直接杀死什么病毒什么细菌。这在兵法上，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大家都知道，我们古代有部著名的兵书叫《孙子兵法》，作者孙武就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智慧。

当然，中医也并不一味地反对攻邪。在我们中医历史上，比如金元四大家，还有攻邪派哩。但它针对的邪却不是西医的细菌病毒，中医有它自己的一整套病邪体系，并且它的攻邪原则是攻邪不伤正，适可而止，不一味地蛮干。早在中医源头经典时期，我们的中医先辈在《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就强调了，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决不太过，并影响及今。从西医与中医对SARS治疗泾渭分明的结果，大家足可看到这一点。西医让完全接受其治疗的SARS病患者后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应该值得医界内外所有关注生命的人们深刻反思。

归纳一下我讲的四点发现：第一点、中医有三大基本观念；第二点、中医研究的核心是生命元素；第三点、中医研究脏系而忽略脏器；第四点、中医研究生态而忽略细菌病毒。

从医十余年来，我对中医的发现当然还有很多。我把我所有的发现拉通起来，形成了一套新的中医理论体系，无以名之，只好权且称为“新中医”。由于时间有限，我今天就只能是给大家蜻蜓点水地讲到这四点，抛砖引玉，权作在座各位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学习或研究祖国医学的参考。

最后，再次感谢冯老师，感谢赵军先生，感谢龙江书院所有道友的热情接待！我的演讲就到这里，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