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艾宁：问中医几度秋凉

知恩

（七十）

有一次我置身于洪水中，挣扎了两个小时还无着陆希望。我不得不科学地计算我的体能，打算接受葬身江底的现实。这时，我看到一个硕大的暗红色的球体滚到我面前——这是一团蚂蚁，一团抱在一起的蚂蚁。为了不至于让着水一面的蚂蚁淹死，这个球体在不停地滚动，从里到外地翻腾，顺时针地翻腾……。我惊呆了，蚂蚁的个体寿命不长，别说是一代的蚂蚁，就是十代、百代的蚂蚁也未能必能遇到一次大洪水。它们是从何得知这一自救方法的？如果我从这个团蚂蚁中拎出一只来问它，它可自知？你可以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本能，出于偶然，但他们用这种方式保存种群，其作法是不是科学？这智慧是如此地超越蚂蚁，以至于蚂蚁凭着本能把自己交给命运，反倒成为蚂蚁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一个消极行为，当我在洪水中，意识到我身后有一个大过个体，大过科学的大逻辑时，我顿感力量无穷，这个力量使我得救。
   
我说了这么多，有人还说我没有说出中医到底有什么。我知道中医的知识量与西医的没法比。每个学期女儿拿回的西医教材每本都比砖还厚。中医的书的确没有西医的多。

前面我说过，人类大脑的储存量和检索能力比不过“深蓝”电脑。一旦医生的大脑检索能力不及，就可能出现医疗事故。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个医疗事故案的卷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可由于知识的欠缺和检索能力的限制，判断失误，造成医疗事故。在医疗鉴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被一群专家质问、指责、甚至讽刺嘲笑。我想。专家们的学历比他高，年龄比他大，见识比他广，而且他们是一群，做的是事后诸葛亮。他们怎么对基层医院的医生没有一点理解之意呢？

在大医院，总是一大群医生给一个病人会诊，这还不算众多的仪器和操作机器的人员。这不正说明西医的知识不是一个人的脑袋能记完全的吗？那么在基层医院单个医生出现诊断错误不是很正常的么？所以，西医为什么要聚堆，要聚在大医院，要依赖尖端技术，人们为什么要往城市涌，要到北京的医院看病才甘心，能得到什么条件的医疗成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实在是技术逻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逻辑。

大学学医的学制是五年，比一般的大学要长。随着医学的发展，将来医学知识成倍增长时，我们怎么学医？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学医至少要学十年才可以看病，将来这学制是不是得延长到二十年、三十年？出现五十岁时走出校门，然后六、七个人给一个人看病的情况？亦或是干脆就造看病的机器人？

我承认，西医的知识是很“实”的。相比之下，中医的知识和技术要少，学问要“虚”。活到了年近百半我才理解“虚”的用处。年轻时努力学习技术，尽可能地占有知识。老了时，却有意地淡化技术和知识。我的专业是法律，可我现在尽量不用法律，也就是不用我的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有意让自己的内心“虚空”，让我所面临的事物尽量不受我的知识和我掌握的技术力量肢解，整体地进入我的内在。古人把“虚”比做寒潭，云和雁飞过时潭中有影，用来喻人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所以，中医的确是没什么的“虚”。我母亲的第三个师傅，我的田姥爷就很讲究“虚”。他有一次给我母亲专讲这“虚”时，正好我父亲也在座。后来我父亲跟我说起过这事。他说，这足以证明中医没有什么实在东西，这虚就是唬人，就是忽悠、就是见机行事，没有原则……我那时当然是全盘接受父亲的观点。现在我知道，要学技术、学知识并不难，但要把握这个虚对现代人来说真就是很难。我们的内心已被填的太实了，以至于我们本来具有的与其它动物一样灵敏的听觉、嗅觉和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去寻找另一个同事。我远远看见这个同事来了，我就很高兴。两位同事就笑我近视的可以，能把一个陌生人认作是同事。这人走近了，我一看脸，真的不是。可我不甘心，因为我近视，识人不是靠认脸而是认形体，这人的形体分明就是我那同事。于是我上前问他认不认识我那同事，这人说：“他是我哥啊。”

前年，我二十五年没见过面的舅舅来看我。我带着侄子到站台上去接。我告诉侄子我舅舅的相貌特征。并说，就算我认出他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舅舅认出我来的可能性也是百分之五十，加起来就是百分之百。可舅舅就从我眼前走过去，我们谁也没认出谁来。但舅舅一出站，却与后赶来的我女儿相认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女儿长得象她姑姑，而我长得象我奶奶，我女儿和我舅舅是凭什么相认的呢？舅舅一看见我女儿就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我女儿回答说：“接你的人在站台里哪”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让我接到了。”

知恩

(七十一)

最近，一个朋友向我坦白压在她心头二十多年的一件愧疚事，告诉我她和她儿子都是乙肝患者。她这话是用短信发给我的。我没有回信。她问我是不是生气了，不肯原谅她？我回信质问她：乙肝影响友谊么？万一我的孩子被染上了，她是不是就一辈子也不告诉我了？要知道，他儿子小时候经常吃住在我家，就象是我家的孩子。她说在我面前一直压力很大，因为我的另一个有乙肝的朋友到我家吃饭时我分餐。请朋友到家聚餐时，我做自助餐。于是，她不仅绝口不提她的病，还装得和我一样防范。她还为自己辩护说，根据她的经验，乙肝不通过一般性接触比如共餐而传染。她的证据是，她和我另一乙肝患者朋友的丈夫都没被传染。我为她的辩词气得发晕。

朋友这一做法让我觉得在女儿面前颇无面子，也就及时向女儿坦白了，还把朋友的辩词一并呈上。女儿倒很大度，也认可我朋友的辩护，并反问我：“你知道她俩的丈夫为什么没有被传染上？”我是很糊涂与她们二十多年来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的丈夫怎么没有被传染？女儿提示我：“你想想你这两个朋友都是什么性格，她们的丈夫是什么性格？”

我这两个朋友全是A型性格。执着、认真、要求严格，雷厉风行，追求完美，办事不折不扣。其中一个如果让我从市场上给她捎回一斤干豆腐，我就得把我的性格临时调整成A型。我先把市场所有的干豆腐逐一考查一遍，然后选最薄的，颜色最正的，在小贩称时，我还要伸着脖子看称够不够。而我给自己买是绝不费这么大心神的。

有一年除夕，其中一个朋友的儿子跑到我家求助，说他违反了规定上网吧了，怕受惩罚。 我拍胸保证说绝不会的，除夕，就是过去最狠毒的地主这晚也要善待长工。可第二天这孩子就给我看他挨打的伤，把我气得和朋友大吵一场。没见过这么不宽容的。

但她们的丈夫却都随和、宽容、无怨无悔的。女儿说，我这两个朋友总是着急、上火、不满、这肝能好么？而她俩的丈夫万事不往心里去，就是把肝病放在他两身上，不出一个月也让他们养好了。女儿这一说法让我笑了，这么说是啥人得啥病了。

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我们单位，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的人也多是A型性格。我知道要想做好我们的工作非这种性格不可。我的口号是“惯着他们，让他们A上加A！”所以，我电脑里备有几套检讨书的样本。一旦有同事与领导冲突，我先劝架，然后替同事填写一篇检讨交上去。想想看，A型性格的人对工作要求高，压力大，这肝负担就重，再和人生气难以释怀，这身体损伤该有多大？所以，这一纸检讨书就是泻肝火的药方。

工作本是大家的，可却有一部分人比别人工作得更认真、更严肃，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身体代价。我这辈子仅有的几次超常发挥全是在A型性格人的逼迫下干的。要想跟上A型人的工作节奏真的很难，所以多做检讨是十分必要的。有一天，我用电脑制作了一组幽默图片，大家看得笑声一片，可领导看了却气得不得了。我赶紧写了一份检讨递上去。这份检讨如果读出来那就是一个相声小品，可他没笑，认真地看，觉得写得很深刻。他也有肝炎。A型性格的人在高压下工作，时间长了而不自觉。

暑假时，女儿回来到我单位去找我。一男同事伸出胳膊让女儿号脉。女儿说这是一个伤了元气的脉，就一个劲地刨根问底要找出伤了元气的原因。同事说没做过手术，没得过结核，刚做过的体检没啥大毛病，每天跑步，做伏卧撑，身体很好。说着还给我们演示他胳膊上的肌肉。可女儿眉头紧锁，还是苦思原因。我劝女儿道，可能天下就有这种脉弱而身强的人。女儿急燥地说，不可能，找不到原因就等于没找到身体中埋藏着的地雷，那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正是这样的人才容易发生猝死。女儿这么一说，我也重视起来了。我提示同事说，你是不是出去抓逃累着了？同事说出去抓逃犯120天，吃不好，睡不好，大脑的弦绷得紧紧的，真的是累坏了，但这是工作啊，有啥说的，大家不都这么干？女儿说，这种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工作方式是很伤人的，过劳死就是这么来的。女儿说，找到原因了事情就好办些了。女儿建议我的同事注意休息，不要做激烈运动……

近日，西班牙的一位足球运动员突发心脏病死了，才二十二岁，那身体多好，从哪来的心脏病？我想还是运动伤身了。

知恩

(七十二)

女儿的父亲有一段时间天天醉归。他的一个朋友好喝酒，酒量又大，喜欢把他喝倒，而且是天天倒。我一看这么喝也不行啊，就宴请这位朋友进行规劝。谁料这位朋友不但不听劝，还宣称谁也不能阻止他的“残杀”行动。我一看劝不了，只好换招，于是，给孩子爹扎上“神功元气带”，做上理疗，吃上药膳，采取了一系列强身健体措施。这一下，孩子爹的酒量上来了，不仅自己不倒，还能让他这位朋友倒。这位朋友不甘失败，奋力抵抗，终于有一天醉后在楼梯上滑倒，撞破玻璃掉下楼去。虽经全力抢救，还是成了植物人。

事出后，我追悔莫及，自责不已。我的这点医药知识把他害了，这医学知识岂可强用？出于自责，我常去医院看他。他象个婴儿般躺着，他妻子问我怎么办？我说，重新开发智力吧。到街上，我买了各式各样一大堆玩具回来给他。但他只喜欢一个玩具——布娃娃。这让我很奇怪，一个大男人，当所有社会意识被滤去之后，他喜欢的玩具竟是布娃娃。如果说他完全没有社会意识也不对，他妻子说他玩布娃娃时如果身旁有人看，他会害羞。和他同病房的病友也是脑部出了问题。表述不清。他想说东时，表述出来的肯定是西。他为人们听不懂他的话而生气。有一天，我去时他正在砸东西。大家躲在一旁看他发泄。我看了一会后。把纸笔递给他，让他画。他画了一个杯子。大家松口气道：“哦，他原来是要喝水啊”。后来我再去时。他给我看他的本夹子，已画了厚厚一叠，而且越画越好。他再也不发火了。看来，概念这东西在人的大脑中不是一种稳定的储存，它的调取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岩画多是图，少有文字。雅玛人倒是留下了文字，到现在破译不出。

当我们在使用知识时，在挖掘自身潜能时，意识不到其中冒险成分，意识不到当一个变数开始变化时，会引发其它的相关变化，这个整体性的变化不一定就是和谐的、良性的。对身体，对社会来说都是如此。可我们人类的本性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科学就是这样一个产物。这是人类的进步所在，也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阴阳五行是一个模式。中医的衰落，在于这个模式与现实脱节。这与其说是模式跟不上时代，不如说是人类偏离了自然。是科学的保障作用使人类不再与自然同步，或者说是科学地改造自然使人类无有可同步的自然。我倒不因阴阳五行失效而有什么挽惜，我担心的是自然力量会不会来个闪回，以一种拓朴方式，击破我们的保护壳，把我们重新拉回到自然？那时我们会不会捧着金碗饿肚子？

我知道阴阳五行的模式可能不够好，可它却也在支撑着一角天空。社会是以单科突进的方式推进的，却是以多种文化支撑的。砍断中国文化这个 “不周山”，就会出现天塌西北的情况，那么，这个天补不补呢？

我与女儿出门旅行，她认为只带钱就可以了，而我除了带足银两还要揣一个大饼。我揣大饼的行为会遭到年轻人耻笑，大饼最后可能会因发霉而被丢弃。但只要人类还在路上，我的任务就是要揣个大饼。前年，我跟一个团队出门，同事们告诫我：“这次你不要操心，万事别管，只玩好你自己的就行了。”我答应了。可当我看到领队把银行卡、身份证等所有重要东西全放到一个小包里时，我还是没忍住，说：“把银行卡给我揣着吧？”领队问为什么。我说你那些东西放一起会使卡消磁。领队把卡给了我。三天后，他的包被盗，因卡在我这，总算没影响日程。

我对女儿说，中国人多灾多难，谁敢保证你们这代不会遇上战争和灾荒？诺大个医院只要没电就是废墟。我从没有说西医不好，从没有说不发展大医院，从没有说上路不带足银两，我只要求自己是个拾遗补缺的人，不为人类留下我女儿这个大饼我不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更年期的妇女就是这样忧心匆匆。

女儿打小就总批判我，好象不否定我就不能成长似的，我也甘于让女儿否定。从女儿身上我也悟出，历史不是被供奉的，神不是被推崇的，其鲜活的生命在于不断被否定和肯定的使用中。肯定和否定的本身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人在成长。中医在被否定和肯定中，这说明我们在成长。

我之所以活到了五十岁还觉得活着有意思，是因为总能品味到生活的神奇。我过了一个由母亲伴随的童年。女儿出生后，陪伴着她，我又过了一遍从母亲的角度重新审视的童年。这时我才发觉，自以为懂事的我当年并不那么懂事，本以为不懂教育的母亲其实并不那么简单。由此，我知道人的童年不是过一次，等我陪伴我的外孙过童年时，是不是还要再过一次童年？而且捡拾回由我奶奶陪伴我的那段美好时光呢？

历史，为什么被人反复推敲？原始，为什么令人割舍不下？人们为什么要回溯，要寻根？因为人类不是一次就能长大的，需要反复成长。所以，回溯不是返旧途而是走新路。是捡拾回本属于我的人生，是让自己完整无缺。在我陪伴女儿而过的童年中，母亲的形象的确高大起来，具有了神性。由此我也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讲做人，为什么敬祖先。

女儿说：“妈妈，你死后，如果我想辩论有谁能替代你呢？”我心中暗自得意，是女儿的不断否定，把我否到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我死之后，会不会在女儿心中也获得几分神性呢？

知恩

（七十三）

遇到从前的邻居，我打听他家的太奶奶。他说死了，春天死的，享年98岁。我纠正他，不是98，而是103岁。中国人不让自己满百，自称是九十八、九十九的人很可能过了百岁。这个老太太十年前到我邻居家来住亲戚，一早溜达到我家来串门。老太太看上去也就是七十来岁。她告诉我，老了，大牙掉了一棵，记性也不行了，上街要买三样东西，结果只买两样就回来了。我告诉她，四十岁的我，大牙掉了两棵。上街只想买一样东西也能忘了。当老太太告诉我她93岁，还给全家做饭时，我是惊讶不已。

今年五一时，到郊区参加义务劳动，遇到同事的奶奶，也是九十三岁。老太太一个人过，生火、做饭、洗衣，儿孙全住楼，谁接也不去。见我拿出相机要给她照相，老太太忙摆好姿势，笑容满面地对着镜头。

从长寿老人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人老了，并不必然招人烦。九十多岁的老人不仅自己照顾自己还为家人服务，看着不让人赏心悦目？可我们好多人刚刚上了一点年纪就要求别人照顾，不仅要求儿女常回家看看，还在物质索求之外搞感情勒索，这不是给儿女当包袱？每当电视播出那条常回家看看的公益广告时，我就对女儿说，我足够坚强，她不用常来看我，而我时刻准备着为她服务。

有个很自私、冷酷的同事，对父母、妻子、儿子都没什么感情。但是，接到奶奶病危的电话，他把私房钱全取出来往家乡赶。奶奶九十六岁，医生说没有治疗价值了。我这同事问医生，还有没有没用上的药？医生说还有一种德国进口的很贵的药没用，但这药也没有回天之力。同事问，这药用上有没有什么坏处？医生说那倒没有。同事说，好，只要没有坏处就用！他把钱掏出来给奶奶用进口药……昏迷了几天的奶奶睁开眼，看见他就笑了：“我大孙子回来了！你是不是没睡觉？看把你累的，快躺在奶奶身边睡一会……闭上眼睛。” 摸索着拉过被子给他盖上。同事对我说，此时拉着奶奶的手躺在奶奶身边，对他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刻。而他母亲，在他面前诉说病痛，向他要点钱吃止痛药他都不给。近百岁的老人是我这位冷血同事的情感对象的确让我惊异。

我问女儿，等我老了，什么用也没有了，是不是我的价值就降为零了？她拍着我的肩说：“不会，你还有对我的无限忠诚。”哦，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狗一样的价值。女儿说：“妈妈，你老了时坐在床上，一看见我下班回来，就咧着没牙的嘴冲我笑，你说，你是不是比什么宠物都好？”女儿话给我指明了一个前途——做个宠物。我想，如果我真的没出息，活个七老八十的，废物得象猫狗似的吃闲饭，我是不是起码得有宠物的价值？这使我不由地留心起宠物们的表现，狗的热情，猫的柔媚，鸟的乖巧……这都是我应综合学习的长处。在关于当一个什么样的老人才好的思考中，我还真没有想出比做一个宠物更好的角色。

街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自己做荷包出来卖，虽不精致，但里面装的是她种的香草。女儿说，这才是真正的香包哪。女儿常年放这种香包在枕边。还有一位九旬的老人讨钱。听他编出的讨钱的理由，我为他思维敏捷所折服，掏出钱给他，还指给他一家饺子馆，告诉他什么馅的饺子好吃。我有一位老年朋友，她活到九十六岁。在八十四岁那年，她偷着到儿子盖房的工地帮着搬钢筋。结果从没有护栏的楼上跌下来摔断了三根肋骨。我想这下肯定完了。就买点礼品，跑去看她。看着她的惨状，我一时找不到安慰的话。她却告诉我两点。一，八十四岁了，死了不算夭折。二，断的三根肋骨已经好一根了，再好一根就可以干活了。果然没几天，老太太就挣扎起来给家人做饭了。我佩服她的思维虽然简单，但却有力。之后的一天中午，她告诉我她病了。我看不出她怎么病了。她就表演给我看，她喝了一口水，但这水顺着嘴角淌下来，她嘴合不上，老太太中风了！我冲出去给她儿媳打电话。儿媳带车回来要拉她上医院。她抱着门框不肯走。她儿媳对我说，老太太的儿子出差了，出事可怎么交待？又给老太太的女儿打电话，老太太的女儿开车来把老太太接家去了。临上车时，儿媳妇塞给老太太一盒再造丸。一周后老太太自己走回来，病好了。她告诉我没上医院，只把那盒药吃了。

我观察这些长寿老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我四姨爷活了近百岁。他的生活方式为我奶奶所不耻。我奶说他不管什么死猫烂狗，瘟死的鸡、病死的猪，全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吃了。邻居的三大爷也活到九十多岁。他喜欢钓鱼，却总钓不到鱼，每次都钓到一只甲鱼回来。我奶常拿这事开他的玩笑。小时候我经常蹲在他身边，想看他怎样对甲鱼做斩首行动，可我总是没耐性等到甲鱼把头伸出来。他喝甲鱼汤时，不仅没人讨要，还都笑他。现在我很后悔没要点汤喝。

知恩

（七十四）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曾是纠缠我多年的顽症。.试过许多种药，或无效，或当时有效很快又复发。也曾到过一些专家门诊，挂了号，坐在诊室听，听上一阵子就离开了，因为那些治法我都不认可。我觉得这真是一种讽刺。我母亲治银屑病治得好，可我偏偏就得了这病，而我母亲治银屑病的药酒方我又没记下来，只好就带病生存了。

后来我偶然听我的一个精神病医生朋友说，银屑病可称为人类第二精神病。这使我开始注意这病的身心疾病特点。我知道A型性格在银屑病人中比例比较高，但我不属于A型性格，我这病怎么可能是身心疾病类的呢？ 专家说银屑病是一种多基因的遗传疾病。其发病谈不上什么规律。我想，这病如果是来自基因方面问题的遗传性疾病，那么精神还能左右基因么？再说，我的精神挺好的，怎么惹着基因了呢？ 但细心的观察使我发现，我的病情的确是随同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我以男性的、社会化的方式工作、生活和思考时，我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我是愉快的，可这时我的病情却是最重的。而当我以感性的方式顺其自然地生活时，没有人赞扬和肯定我，但病情却相对稳定。这说明什么问题，难道我们的社会性需求和生理性需要是不一致的？ 经过再三思考，我改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止了在别人看来发展很好的事业。很快，我的银屑病消失了。此后也有几次复发迹象，我只用调整生活的方式就控制了复发。 其实，牺牲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我还是很伤心的，甚至可以说是悲痛的，可我的病竟在我的悲痛中痊愈了。于是我知道快乐并不是检验心理健康的标准。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因离婚而悲痛欲绝，大家让我劝劝她，我说不用劝，我知道伤心有时比快乐更符合人的心理逻辑。朋友表面美满的婚姻把她弄得七拧八裂，身患多种疾病，她的大哭让她把颠倒了很长时间的逻辑再颠倒回来，不是坏事，我为什么要劝她呢？ 我称我的癣为“心灵小窗口”，只要它们出现，我就静坐下来，深挖思想根源。这些根源有些真的是埋藏很深很深，是没有疾病提示我无法认识到的。在日常生活中，人怎么可能认识到带给你荣誉、金钱和社会地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其实并不适合你呢？ 有些人向我打听我的病是在哪治好的，我说这病是可以自己控制的，让它好就好，让它犯就犯。别人听了觉得不可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由此我想到，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短，是不是过于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对男人的身体也有损害呢？男人真的是社会动物？女人尚还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抽身，男人往哪躲？成功的喜悦是否真就是生命的喜悦呢？人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 女人大量地进入社会，接受社会理性，感性认识不再占人类的半壁江山。我的一个朋友说，人类的认识如树，女人的感性是树的地下部分，男人的理性是地上部分。男人的理性应是“读”女人感性的结果。当女人不再感性时，人类的认识之树就连根拔起，男人的理性就成了无本之木，人类的认识也就不再是树而是藤，藤虽然可以爬得很高、很长，但是它更会以攀附物为现实而不是以自身为现实。如今我还能通过深挖思想根源查寻到自身的病因，将来呢，科学能够帮助人们追本溯源么？ 许多慢性病都和顽癣一样是身心疾病，对此，科学在用高科技攻坚。 许多人批评说中医是在“猜病”。审视我探索自己病因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个体的、偶然的、猜测的特点，其中难以找到对科学的应用。小时候因受父亲的影响我对猜测性的东西是拒绝的，所以，一直不猜迷语，不打扑克，不买彩票。感到“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这样的迷语是无聊透顶的游戏，为什么我们要对花生做这样一番曲解呢？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迷”呢？我从没有因猜“灯迷”、“字迷”而得过奖，我觉得动这种脑筋真是太没必要了。 可是，后来我逐渐注意到，中国的历史、哲学、医学、文学到处充斥着这种“迷”。一本《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大的迷，让人们猜个不亦乐乎。什么“道”，“气”，“阴阳五行”等等我们认为不值得费脑筋的东西都在向我们说着“麻屋子，红帐子……”，引我们去探寻与其对应的历史上真实的“花生”。 离我们最近一个设迷者是鲁迅，可我们现在连猜解他的能力也在急速下滑。有人会说，鲁迅之所以设“迷”是因“白色恐怖”，我们古人有什么必要在文化上设迷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古人也感受到了一种文化建立上的毁灭性力量。“花生”这个词能顾名思义么？中国人造字，造词都追求顾名思义，这个思义不仅仅靠文字的“象形”更要“会义”，还要有连锁的，连绵不断的形和义，比如说个“南”字，如果这个南字背后有“神”的话，它在“时”中的形就是“午”，在物中的形就是“火”，在人体上就是“心”在季节上就是“夏”在……你可以一直这样猜解下去，源源不断，永生不灭，这个字再不是简单的一个字。 “麻屋子，红帐子……”可以摆脱“花生”这一“形”而存其“义”。当“花生”这个词不能向我们传达它的本意是什么时，我们可以通过对“麻屋子，红帐子……”的猜解在我们这个空间找到花生。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重拾、重建我们的文化。

知恩

（七十五）

我在一个兽医院看到许多中药，感到有些奇怪，兽医告诉我，他在好几个养殖场当技术顾问，养殖场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他的积极性给他算了技术股份。这样一来，他的挣钱方式就发生了变化，由从前挣治病的零碎小钱，变现在挣股份大钱。工作重心也由原来的治病变为现在的防病。于是，除了疫苗外中药就成了他的首选，因为他要算经济账。

我问，虽说同是动物，可这鸡与人可相差太多了，这中药如何用呢？兽医说，怎么不能用？和人同理啊。上了秋，天一转凉，这鸡的肺子也会有不适，用点中药粉拌在食中喂了，也就不发大病了。春天，采些苦苦菜喂上，对防止春瘟也有很好的效果。如果等有了病再治，就算鸡不死也影响产蛋，经济上受损失不是？西医除了疫苗哪有防病的药？再说西药也太贵了。

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地笑了，我想，如果把社会比做鸡场当然不合适，但谋划医改的人如果能参考办鸡场模式，那么中医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体现出来。所以，中西医之争的产生与其说是学术冲突，我看不如说是经济模式的滞后。

母亲之所以在大杂院内外致力于防病和治小病在于一旦让小病酿成大病，不是中医不能治，而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放弃治疗。仅仅十二元钱，那个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跟我同岁的女孩就因她妈妈没有给她抓药就死了。女孩死时母亲掉泪了，母亲说这付药贵在“羚羊角”上了，但治这病不能不用这味药。母亲深为不能用更经济的方法治女孩的病而自责。中医一开始就没有发展成高成本，高风险医学的条件。华佗如果不想治大病可能也不会掉脑袋。

中西医的结合在我看首先不要急于医术上的结合，而是社会资源分配上的结合。当然这要取决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治国方向了。在人类的前进方向上，古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而我们说 “改天换地”。事实上，我们没有亡，天地也没有换。但逆天的成本太大这一点却是明摆着的，难道我们就不能与天地搞好关系么？

天、地、人的关系铸就人的生理和心理规范，认识和把握这一规范并将其转化为医学就是中医。当然，我认为也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学。
中医是中国人的集体创作。母亲给人诊脉时，一屋子的病人在看、在听，病人是主考官，掌握着主动权，医生是参谋，医生得不到病人的认可就不成其为医生。母亲年轻时行医肯定是医术不高的，但在为病人当好参谋的过程中，与病人的良性互动使她的医术不断提高。因此，中医是一种人民医学，如今我们轻易地否定这一集体智慧。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层这么大的一“面”，之下还有厚厚的沉积层。“面”是脸，沉积层是身，脸是现代的，身却要求贴近天地。人类的身首异处来自现代的只要“脸”不要“身”的“斩首行动”，其结果是造成身和首的相互呼唤——焦虑。

相对西医来说中医的“术”显得“空”些，可中医在“术”之外的学习内容却要比西医大得多，而掌握天、地、人的关系正是把握中医的前提。
中医的“空”，正是中医这个“器”的盛装作用。我们用 “器”来盛装个人的东西。医院的规范排斥个性，母亲正因为有太多自己的东西，才不见容于医院。
相对于西医，中医看上去很简单，好象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就象中国的大衫比之西服。
我的业余爱好是制作服装。我对朋友们说，除了西服我几乎什么服装都能做。朋友们笑说，还是技术不行吧，不然怎么做不了西装呢？我说，西装的每一道工序几乎都需要科技支持，西装的“型”不是手工制作出来的，而是在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塑型机中高温、高压塑出来的，我手工怎么能办得到？

小时候，我家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病人，他微微一动，衣摺就递次展开，不动，周边也轻起微澜，整个人如同从一首诗中走出来，儒雅至极。我围着他转了好几圈，考察他的魅力来源。

经过一番理性研究后，我认定他的魅力来自他穿的对襟中式便装。

自小在大杂院以懂事著称的我，从不与人攀比吃穿。这次，我一反常态，向母亲郑重提出，要一件中式便装。母亲也没含糊，很快，一件平纹布做的蓝褂子就给我穿上了。

虽然我穿上了蓝褂子，却没得到丝毫诗意。同学们说我象只灰老鼠。我也不知我这件做工颇精细的褂子为什么穿上了不好看。

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我这件衣服用的是西式立体裁剪法和工艺，板整，合体，没有摺，穿起来不仅没有中式服装的飘逸，也没有西式服装的挺拔。而那位病人的衣服是他妈妈手工制作的，用的是平面剪裁、连袖，领口要向后深挖些，在装领子时，不能等份缝制，要确定三四个点缝深，这样一来，衣服前撅后翘，自身不平衡，又不停地在自己找平衡，人不动而衣也动，出来一种裙装效果。

所以，看着2001年在中国举办的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唐装”也和我当年穿的一样死板，我就很想与各国领导人解释说 “唐装”不是他们穿的这样的。一个西式上袖就足以把中式服装的韵味搞没了，可是包括服装设计师在内，有人觉得亚太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唐装”有什么缺陷吗？

知恩

（七十六）

我的一个朋友，当他得知自己患了肝癌后，让妻子给我打电话要见我。我捧了一束花去医院，他向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是否还有必要与疾病抗争？看着他以每天掉三斤体重的速度刀削般瘦下去的身体和他胸前吐血留下的斑斑血迹，我狠下心来告诉他，不争了。他听后吩咐家人，把朋友刚送来的一只甲鱼放生。他说，既然它不能救我，我何苦还要它的命。第二个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好人不长寿？”。我一时不好回答，只好反问道：“这个世界不那么好吧？”当天夜里他就死了。

我这个朋友是个很有灵性的人。有一次说到跳舞，我说每一个与我跳舞的男士都变跳舞为给我上辅导课，可我最终还是没有学会跳舞。他听后笑了，邀请我跳了一次舞。那次我成了舞会的皇后，如同穿上了“红舞鞋”，跳舞成了我的天才表演。此后，我还是不会跳舞，但当男士们再给我上辅导课时，我的态度就不再是谦虚好学了，因为我已认定不是我不会而是对方不会。 他临死时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价值的，我不能说人的好坏与寿命毫无关系。我没有真正回答他的问题，让他带着哀怨走了。

其实我承认好人不长寿的事实存在，知道这算得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曾有一个罪犯，在审问他的犯罪动机时，他说当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没有几天可活了时，他就决定犯罪“痛快”一回。调出他的病历一看，诊断的确是癌，按医生的诊断他应该活不到审判结束。为此，法医押着这名罪犯到医院复查，结果却没发现癌细胞。罪犯生气了，要求医生解释，医生说只能解释为误诊了。罪犯不因自己没了癌症而高兴反为自己坐牢而怒骂医生。 我想，医院误诊的可能性不大，多半是罪犯的“痛快”化解了肿瘤。当好人让他得了癌，当坏人却治了他的病，这不是对好人无长寿的注解？ 当好人受压抑甚至损害健康，说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市场。

我的朋友临死时提出的这一问题反映出他做人的困惑，当我们崇尚竞争、斗争等争强好胜行为时，象我朋友这样心性的人怎能不压抑？他能让一个不会跳舞的人感到自己是跳舞天才，说明他致力于让他人的能力得以发挥而不是表现自己，这是多么难得的品质？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同龄人中，我从事的职业算是比较多的，每当单位搞竞聘上岗，末位淘汰时，我就受不了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我会对同事们说：“我反对竞聘上岗，主张有能力的人离开，我还能找到饭碗，我走。”我不会在竞争的胜利中感到喜悦的。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是反对计划生育的。文章说，中国人是多，可多的是孩子吗？然而我们计划掉的却是孩子。读罢，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感到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挤占了孩子的生存空间。如此说来母亲师傅的行为真是很自觉，没什么不可理解。也许好人本不应该长寿的。 可是，做坏人坏事能够让人心情舒畅本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因为社会不是这么建立的。我对道德并不另眼相待，我对女儿说，道德不是什么美好的东西，谈不上虚伪与否，一群强盗想要在世上活过三天也得建立和我们一样的道德。做不遵守道德的坏人却能痛快和长寿，支出的是他人的健康和生命成本，其受损的不仅是好人，还有社会，这个大医学账不能不算。 人类社会的奖励机制离人的自然本性越来越远，当人的本性要求回归时，往往走上的是犯罪道路。比如，盗窃和贪污可能比工作挣钱更能让人找到原始人采集的乐趣。有一个贪官，家里并不缺钱，可他却贪污受贿不止。蹲了监狱后，我以为他会精神崩溃，有一次我们搞法制教育，有人提议让他现身说法，讲讲他的犯罪心理，我说他不会做这种丢面子的事，没想到他却很痛快地答应了。在监狱里，我看到他还象从前做官时一样精神抖擞，他计算给我看他挣的分最多，减刑最快，监狱的奖励机制让他找到了与贪污受贿一样直接的快乐。 可是在社会中，我们却很难从工作中获得“采集”和“猎取”的原始快乐，往往只承受社会压力而不得舒展人的本性，身体怎么能不出问题？但是，如果让好人违背社会原则去做坏人的话，同样也会让好人付出身体代价，这样一来，不把人类生活规则理顺得使其与人的身心逻辑一致，好人想长寿是有些难了。 女儿跟我说，和尚们也看病，她摸了一些和尚的脉，皆诊断为虚证。女儿说，这说明出家当和尚的做法是违背自然的，人还是要正常饮食，适当吃些肉类才对。 我说，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要红烧肉吃？多是在写完文章和打了胜仗之后。如今的出家人，难离红尘，好多和尚上网、甚至炒股。一动心神就是消耗，这时再一味素食，身体怎能不虚？所以，不是和尚的生活方式违反自然，而是和尚的现代生活脱离了原来的的轨道。如果站在当代的时空点上判断和尚的生活是否合理，那么和尚不仅应该吃肉，还应该娶老婆，这样一来也就无所谓和尚了。 我们太需要站在其它时空点上审视一下当下的时空位置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事事用今天的眼光横看世界纵看历史，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要把握“今天的历史”还要能够把握“历史的今天”，这正是历史在今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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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mbwu   
时间: 2007/11/12 03:23

“为什么好人不长寿？”,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好人都不长寿，简单的说，学过医的人都知道，有很多偏远山区的老太太，一生与世无争，过着自足开心的日子，生活特别自然，他们一生都很仁慈，却非常长寿，即使过世的时候那都是寿终正寝。以他们的例子足可以证明世界上是有好人可以长寿的！

“为什么好人不长寿？”问出这话的人心里好委屈，觉得自己一生真的是好人啊。可是，诸法皆空，因果不空啊。

首先界定一下，什么才是“好人”。我想起一句话，我和几个朋友聊天时常常说到的一句话，“一个真心帮助你的人，他永远不求你的回报，他所希望的仅仅是某一天再见面的时候，你能微笑着跟他打招呼，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这句话说明的意思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所希望的回报不是自己有多少福报，而是让他所帮助的人心里种下善的种子，他帮助的人越多，善就越广！这就是所谓的大善人的意思。诸位读读佛经，一个人行善后总是惦记着自己到底能得多少福报的人，是没有什么福报的！这位感慨“为什么好人不长寿？”的先生身上充分说明了佛没有骗我们，那么到底道理何在？

其实艾宁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只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答案是如此简单。“此后，我还是不会跳舞，但当男士们再给我上辅导课时，我的态度就不再是谦虚好学了，因为我已认定不是我不会而是对方不会。”诸位看看这句话，可有意思了！这位男士教艾宁舞蹈后，艾宁学会了什么呢？善良？感恩？微笑？都没有吧！她学会了骄傲，暴躁，委过予人！那么问题来了，这位男士教艾宁舞蹈真的是在做好事么？

所以作好事真的很难很难，诸位想想儒家的操行德守，《弟子规》《三字经》好好实践了以后，做人的道德好了以后每天都还要三省吾身，看看自己所作所为是否对得住家人君主天下百姓，这还不够，还得对得住鬼神，即使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不敢动坏念头，动了怀念头，鬼神知道啊！

佛家相对来说，判断标准简单些，行善，种下善种子，而且完全不记在心上！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切割身体的时候，心里无怨恨，还想着来生要先度歌利王！佛家认为最大的善是度人以智慧，如果不行，那至少得在别人心中种下善的种子！佛教里面的早课晚课干什么的？早课提醒自己今天一天应该怎么做人处事，晚课反思自己一天行为处事有那些不对不足！

再来看看，我们自己是怎么认为自己是好人的！我们对好人，尤其是对自己判断那更是宽松的很！只要帮别人做了一件事，心里记住了，觉得自己是好人了，还在心里算我该有福抱了吧！那些做过的不好的事就更不说了，早忘光了。对于反思自己所作所为是否真的为善，反思自己过错，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诸位有空认真反思，自己认为自己做过的好事，真的是好事么？标准太简单了，能否激发别人心里的善，人间的善，对一切众生的善！

真的好人不会说这些话的，一个真的好人不但要最大限度激发自己心中的善良与快乐，还要把这些快乐，善良的种子播到别人心里社会上去。一个心中常常充满感恩与快乐的人不会想着自己的福报的，本来快乐就是对一个人最大的福报。我们求功名富贵，不就是为了得到那短暂的快乐？

知恩

（七十七）

如果没有酒，我说，这住院的和蹲监狱的人可以少一半。 烟、酒没有营养成分，但吸烟、喝酒的社会成本却很大。据说，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将超过爱滋病、结核、难产、车祸、自杀、凶杀所导致死亡人数的总和。可在中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全球每10支香烟中就有3支是在中国消费的，每100个中国成年男性就有67人吸烟，吸烟给中国带来的健康损失一年达到42.9亿美元。喝酒人数在中国超过了５亿。因酒后驾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占所有交通事故的80%；“酒依赖”已被正式列入精神病的一大类别，这类精神病人已占到住院患者总数比例的近10％，酗酒已成为“社会第一公害”。 我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他说为瘾所制的人，容易失去自尊。对吸毒的，父亲认为那就不是人了。看外国影片，一个警长，英雄豪杰，被黑手党注射了毒品，结果就变成一个匍匐在地乞讨毒品的可怜虫。所以，英雄气慨有时敌不过一针毒，半斤酒，从这上意义上说，人真是物质的，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没错。 蹲监狱最难受的是什么？是烟瘾。我提审时总是为每人备一支烟。有一次提同案的两个人，先提的这人把一支烟抽完了，问我要留给他同伙的那支烟，说那人不吸烟，我就把烟给他了。提第二个人时，这人满怀希望地向我要烟，得知烟被同伙贪占了，他的眼泪直落下来，哭得十分委屈，接着就下决心揭发同伙的其它犯罪，说：“他竟然狠心抢我这支烟。”就一支烟，把两人的“友谊”彻底瓦解了。 一个杀人犯恨酒，对我说：“是酒害了我，执行前的那杯酒我不喝了。”开庭时是从小号中把他提出来的，我问他违犯什么监规了？他说是因为喝酒。有人带进号里一小袋塑封的酒，“铺头”赏他喝两口，他不喝，让“铺头”一顿骂：“看你是个死囚，没几天可活了才让你喝两口，不识抬举，这时后悔有屁用，想改好也没机会了……”他觉得骂的是，仰头便喝了两口，酒味让管教闻到了，他就蹲了小号。他问我：“你说，我是不是让酒害苦了？” 害人的是酒，可法律惩治的是人，酒却逍遥法外。 小时候曾想当官，幻想能象林则徐那样禁烟、禁酒。可当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禁酒时我却笑了，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找直接原因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为西方所欣赏。可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件事，以他一国总书记之威，怎么就没禁成呢？ 小时候崇尚钢铁意志，虽不是党员也想把自己打造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父亲虽不动烟酒，却吃零食，而我连零食也不好，因为奶奶说，嘴馋也容易被人拉拢。母亲劝我说：“馋，是健康的表现。”而我自觉抵御母亲的“腐蚀”，整个生活就跟清教徒似的。 这种生活的直接后果是使我的感觉越来越敏锐，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骨子里就是个瘾君子，对烟、酒闻着就很想往，只是我没把烟、酒作为靶目标罢了。我先后爱好过咖啡、茶等饮品并成瘾，因造成失眠不得不戒，在戒的痛苦中我意识到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毒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嗜茶成癖者，时时咀嚼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大可叹惋。至于咖啡的害处就更不用说了，都说巴尔扎克的早逝与此有关。我还戒过辣椒。女儿说心脏不好的人不能象我那样一片片嚼辣椒，犯了心脏病后我只好停了辣椒。 在一次次戒“毒”的痛苦中，我理解了精神空虚的含义，那不是世界观出了问题，不是要思想来充实，而是直接需要物质填补。于是，我嚼槟榔，捡人家吃剩的什么“山楂丸”、“归脾丸”、“益母丸”来嚼着，还安慰自己说这比捡烟头要有自尊。女儿说，这何苦的，不如直接开中药吃。我找医生开药说，我之吃中药，确切地说，就是想吃草根树皮！至此，我意识到，所有瘾君子的靶目标归根到底不全都是“草根树皮”么？如果把我放归大自然，可能我自己就会找一些草来吃，说不定就成了又一个神农。都说毒品生理上的瘾不难戒而心理上的瘾难戒，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心理上的瘾？这种瘾不是冥冥之中的呼唤？烟草、咖啡、罂粟、茶叶、大麻、辣椒等等都是大地上的“草”，“草”瘾已沉淀在人的基因里，如果这瘾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烟、戒酒又怎么会成功？ 科学家会用化学解释毒瘾的机理，我承认这个世界是化学的，人是化学的，“百草”也是化学的，甚至人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瘾”呼唤着人的内在与外在化合。“瘾”，时时需要满足，又时时都要戒，中医关于节制的思想就是化学中的配平要求。 提纯技术和人工合成制成的毒品变填充为压倒，使戒毒几乎成为不可能。西医戒毒，往往把毒瘾弄没了，人也没了，要不就是戒毒药又成了毒品的替代品。如今中医参与戒毒，同治疗癌症一样，不是直接杀癌和戒毒，中医所要做的是留人，是扶持正气，平衡身体各部分的失调。中医用的药是“草根树皮”，是“瘾”的本源，是打开与外在原素化合、配平的窗口，使人与自然在化学反应上取得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中药——这一多种自然“原素”。

知恩

（七十八）

人的生命之脆弱，往往瞬间就能消散；人的生命之顽强，又为现代科学解释不了。

我认识一个十八岁卧床至今已四十载的全身瘫痪的类风湿病人。象霍金一样，他全身也只有三个手指能动，霍金还可以坐在轮椅上，他连坐也不能。

霍金在二十二岁时被医生判定只能活两年，而今他过了六十五岁生日。

霍金报名参加2009年的太空翱游，准备实现儿时的梦想。医生们断言，霍金要是上太空非死在飞船里不可。我同意医生的看法，但霍金要是活着从太空回来，就颠覆了生理学。

我那位因醉酒从楼上跌下来的朋友，卧床不到一年就死了。医生讲解说，只要卧床一周以上，人的肌肉力量就减少２０％，人体功能是用进废退，卧床使人呼吸运动、胃肠活动减弱，血液循环缓慢，免疫力降低，各系统退行性病变、继发性器官损伤不可避免，总之是条条道路通死亡。我们这位朋友就死于肺感染。

既然瘫痪病人从生理学上讲很难活，为什么我认识的这人瘫痪四十年还活着？而且大有活过一些肢体健全人之势？为什么象霍金这样早就被西医宣判死刑的人，其生命还在令人不可思议地延续？他们身体的抵抗力真的象西医说的那么低吗？如果低，他们怎么会活这么久？如果不低，又是什么道理？

用生理学理论不好解释躺着不动也可以长寿。健康与长寿、生命与运动的关系现代科学还不能完全阐释，这使我对进化两端的人类生命生出许多想象，生命到底是什么形态，可以是什么形态呢？

对霍金，我们还可以说他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照料——好几个专业护士24小时护理。而我认识的这人，幼年丧母，中年丧父，无学历、无工作，领低保，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身边常常无人照料，他要能耐饥渴，忍不便……

我看他总是以一个姿式躺着，一双棉手套时不时在身下垫垫。他的腿看上去与正常人差不多粗细，细看却没有肌肉，是腿骨疏松膨胀了，这样的骨质，一碰就碎。他身上曾烂出几个洞，露出骨头，没有药，贴几张纸，也自愈了。

他的生命，让人震撼，给人启示。

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上帝造他时只造个脑袋，没造身子。只活一个脑袋的霍金几乎颠覆世界。而我认识的这个人，其精神力量也相当强大。

记得中学读书时课本里有一篇古文《狱中杂记》，说的是监狱环境恶劣，有传染病，每天都死不少人。而令人奇怪的是，犯重罪的大盗却几乎不染病，便是染了病也很快就好。作者说，这是因为大盗气盛的缘故。当时我就想，看来气盛提高人的免疫力。

无论是霍金还是我认识的这人，都是身虽残而气不衰，不说是气贯长虹也是气冲霄汉。霍金的雄心自不必说，我认识这人的父亲在世时曾双手合什冲天说道，天啊，多亏老天让他躺下了，不然他还不把天捅漏啊？

从霍金这样瘫痪人身上我们可知男人的雄心可能更具有精神特质。据说，霍金家里贴有多幅梦露的画片；他第二任妻子是他漂亮护士中的一个。我认识的这人也曾令几个女人动心，他从中选出的妻子让许多肢体健全的男人眼红。

书，是精神力量的代表。我们看到，失去了“身体”的男人无不用书来实现自我。霍金是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这样；我认识的这人也写了一部二百多万字的书。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作了九次大手术后凭直觉意识到治病与保命的关系。他对要给他做第十次手术的医生说：“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留着干点别的事吧。”然后他开始写书。

西医的着眼点是在“病”上，而中医的落脚点是在“命”上。有“命”，“病”尚可治，没“命”，便是华佗再世也回天无力。为了攻“病”便是攻了“命”也在所不惜的做法，中医当然是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有时的确是反对治“病”的。

“治病治不了命”这句话是说病可治而命不可治，命只能保。便是治不了的病，病到让人全身瘫痪，也不一定要人命，而非要治这样的病很可能就要了人的命。我想，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不做那九次大手术伤了元气的话，凭他的顽强意志，也许不至于三十二岁就死。

做为科学，应该不仅能解释一般现象，还应能解释特殊现象。中医关于命、气血、精神等理论或许可以解答我对霍金这样人的生存疑问。中医的精神是指精血和神识。中医认为，人无形则神无以生；无神则形不可活。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中医是把物质做为第一性的了，然而中医又认为，神为形之主，神统摄着人的身体。从这一点上看，中医又无比强调精神的重要作用。神以精血为基，精血为阳气之依归，阳气在人体中的升降运行才是人的生命，而“命”才是人的最本质特征。瘫痪人有病也有命，其“神”的统摄作用没放弃，精血还在为命所用，为神所用，还在为霍金思想的产生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霍金思想的洞穿力全世界人都感受到了。我认识的这个人象霍金一样，其最大运动就是头脑中的思想风暴。其思维之敏捷，反应之迅速令我惊叹。从命这个角度看，霍金等人的生命不仅是顽强的，甚至可以说是健康的，所以外邪不侵。霍金在身体瘫痪的过程中还生了三个孩子，而他对女人的兴趣也一直未减，这不是精血运行的作用？我认识的这人，气色红润、声音洪亮，目光如炬，他三十八岁结婚后生了一个孩子。

知恩

（八十）

对于我的中西医结合的主张，我听到了一些来自中西医两方面的反对意见。有个网友来信说，你的中西医结合主张如同让天上的飞机拉着地上的火车跑。我觉得这个把西医比作飞机，把中医比作火车的比喻比我的“牛刀”、“鸡刀”比喻好。我们有了飞机之后并没有取消火车，从发展前景看飞机也不能取代火车。这不是仅仅靠论述飞机和火车的功能就能成立的。还要考虑地球能源和大气污染的承受能力。再说，有的人不肯坐飞机纯就是害怕。我一看飞机乘务员演示救生方法就忍不住笑，这飞机要是往下一掉，啥救生法管用？

中西医结合不是我从理论上选择的主张，而是现实中的存在。百姓在看病的选择上已进行中西医结合了。病人们看中医时手里是拿着一叠片子和检验单来的。来找中医的病人身体或是浸透了西药，或是做过手术的，还有受过放化疗的，这些都是中医需要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医已不可能在纯自然的环境下不考虑西医在人体中的作用单纯给病人看病了。如果说我母亲的师傅可以不考虑西医因素给人治病，到了我母亲这一代中医就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经过西医治疗的病人，我母亲必须判断西药在人体内起了什么作用，便是一个感冒，用过西药后由表症变成里症，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中医也无法施治。等到了女儿师傅这一代中医，不仅治病时经常借用西医病名和医学术语，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也要面对病人通过检验单和扫描图象检测中医治疗效果并让你中医做出解释这一现象。我想，通过检验单上数据的变化，中医人对中药和中医效法也多了一个思考角度，这对中医未必不是好事。

我先后得过几次急症，想找中医一时上哪找去？为此，我也用过激素，甚至用过进口的，激素量大到当地医生不敢用，还是北京专家叫喊着让成倍加量。但西药的副作用让人感到如同多得几个病，苦不堪言。通过弟妹我服用一个外地九十多岁老中医的药使我这些年得以控制病情。考虑到老中医年龄大了，他的方子又保密，怕他去世了没人救我，加之便是用快件邮药也得三天，根本来不及，我就把他给我配的药每次都存下来一些。服药时，我不用水，而是在口中嚼着猜测药的成分，竟然就让我把主要成分猜着了。我把猜到的药买来服用，效果也很好，自己颇为得意。上次犯急症，急服存下的药，又再次买来我猜出的药服用竟然无效。只好又用激素，又被副作用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老中医知道了责问为什么不找他。弟妹就把我存了药吃了不好使的事告诉了他。老中医听了哈哈大笑，笑我自作聪明，说我每次发病的起因和病症都不一样，我这次是连同心脏病一起发作，药借不上心力，所以发挥不了作用。他又给我配了新药，再次救了我。这次吃老中医的新药我就不猜是什么成分了，甚至不想知道他治病的药方了。因为我知道就是把药方告诉我也没用，他不是用方治我的病的而是用医理，这怎么是我能把握的呢？如果老中医死了我再发病就只有用西药到死了。

人的认识进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一个不断给人类添加眼睛，添加头脑，也就是添加新的感觉器官的过程。我曾说，什么是哲学？就是瞎子论颜色。一万篇瞎子论颜色的论文不如让瞎子睁开一只眼睛。西医的仪器锐化了我们的眼睛，可这是不够的。

我一个朋友说，三星堆出土的人物为什么会有柱形的眼睛？因为那时的人已经认识到人的眼睛是横目，只能见到空间而见不到时间。所以三星堆人用柱形的眼睛告诫人们要用历史的眼睛看事物，这就是纵目。中国人对纵目认识的追求便对当今科学也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医是时空医学，尤其是时间医学。所说医学的境界就是变肉眼为法眼、慧眼。爱因斯坦说，世界最神奇的事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我想，做为认识的主体，人是这个世界最高超的检测仪器。我们在开发机械和电子仪器的同时，不要乎略人这个由造化自然加工了亿万年精密仪器。

做为中国人，我主张活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我对女儿说，生命智慧有如池塘中的荷花，一天增一倍，二十天满池。其实在二十七天时智慧才是半池，人生很可能在最后时段获得大满贯。所以我相信古人有智慧。时间不是任人表演的平面舞台，就象好酒，好香水都要长时间撂置以便各种成分一遍又一遍地相互微调一样，我们个人的人生随着时间的推进“今天”要与“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逐一产生化学反应。每一次反应都会使“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的颜色和质地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随意人为中止生命进程，同时想告诫中止自己生命进程的人，他对人生意义所下的判断不是定论，如果真有科学探索精神，就要等一下时间赐予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我也反对给历史划分阶段。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体的，历史的意义随着“今天”这个棋子的落下，色彩会为之一变，你甚至会发现，历史与今天早有呼应，曾有过某种“暗示”。西医今日的“起”是起于当初的“伏”；中医今日的“伏”蕴藏着他日的“起”，这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真正的中医人并不急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同事调离时送我办公室一盆攀爬植物。这盆植物很快爬到了我苍翠的“八宝树”上。 缠得“八宝树”渐渐失去颜色几近枯死。就在我认为“八宝树”在这场生存竞争中失败了时，我发现它开始反败为胜，最后“克”得攀爬植物枯死，只留下小小一根枝条。花盆中的“护盆草”结有细小如针尖的褐色种子，它用“爆破”的方式播撒种子。我望着天棚上密密麻麻的褐色种子奇怪：这得多么大的“爆破”力量才能使这么小的种子附着到天棚上？如果它有苹果那么大，它不是原子弹？我在桶里养着“开运竹”，每次我只给它换一半水，半年后，我竟在桶里发现为数不少的水螺！要知道我们的自来水不是来自河里，可是地下水啊！小小一间办公室中的生态系统足以让我困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