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艾宁：问中医几度秋凉

知恩

（四十）
身为中国人，便是做西医时想问题有时也还是有中国人特点。妇产科专家曹泽毅做手术，面对的多是癌症患者，早年他总是尽可能多地清除癌细胞，并为自己清除得比别的医生彻底而骄傲。可是，当看到获得了生命的病人失去了家庭幸福甚至演绎悲剧人生时，他对自己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怀疑。如今别的医生做十来个小时的手术他做都不超过两个小时，切除的很少，他开始冒险，死亡率比从前要高，因为他把治疗的侧重点不仅仅是放在让人活上，更是放在活得象人上，也就是生存的质量上，这就是说，他宁可冒病人可能死亡的险，也拒绝用手术刀开创悲剧人生。

他这种医疗观念是大可商榷的，这是对眼里只见病不见人的医疗观念的反动，这种治疗方式增大了病人的危险系数，在理性上不是强势。可是作为中国人好多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这种治疗方法。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陈国强得知：在东北有一些老中医根据传统的以毒攻毒理论用砒霜治疗肿瘤病人，并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病例。通过对这些病例的研究，发现在当时治疗的32例病人中，有28例能够得到完全缓解。陈国强在临床试验中，每天给急危病人注射10毫克纯三氧化二砷溶液，连续打三四个礼拜，直到病人完全缓解为止，且大多数病人都没有明显的副反应。这一研究成果让西方人惊讶，在西方人的思维里，砒霜就是一种去杀人的或者用来自杀的毒药。他们认为用砒霜来进行静脉滴注而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副反应，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地域的西医有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会偏往中医所走过的道路。我想，是不是东方人的头脑中侧重意象思维的比例要比西方的大呢？

女儿小时，我曾致力于她的科学理性思维塑造，与好多女孩子一样，她天生不接受科学理性，常常是道理给她讲得明明白白了，她说：是的，道理是这样的，可我还是想那样。完，什么道理都白扯。怕女孩子到了中学阶段学不进数、理、化，我提早给她培养兴趣，从她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用了三年时间，每天晚上给她讲《科学演义》。我认为，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不从兴趣入手，割裂科学发展史，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如果我能培养起女儿对科学的兴趣，那么中学的科学教育便不是不可以接受了。三年，我不仅给她讲完了科学发展史，还重点讲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把《物理世界奇遇记》也啃了下来，这下，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 可是到了中学，女儿和班里的绝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对数、理、化束手无策。我认为还是学校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决定亲自教女儿这些课程。结果我发现女儿的头脑拒绝解题，拒绝线性思维。物理老师让她提出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气得在课堂上呼叫天老爷。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是不能让她回到逻辑思维轨道上来，我迷惑不解地问她：“我给你讲了三年的科学，你一直瞪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兴奋、专注地看着我，我问你，你把这三年我讲的东西听哪去了？”她笑嘻嘻地说：“我光看你表演了，哪听你讲了”。我象她的物理老师一样地叫起天老爷了：“天啊，我这三年时间不全是白费了吗？”女儿说：“怎么能是白费了呢，如果你不花这么大的力气，怎能知道我不是科学的料，怎么会接受我学不了科学这个事实呢？” 女儿迫使我接受了人的思维类型是不一样的。其实我知道，我的头脑也不是纯理性思维的，我曾和别人一起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别人能做上来十道题，我能做上来九道，人说，这就不简单了，再努把力不就能做出第十道题了吗？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没做出来的那道题，发现问题根本不是我再努力的事，我根本就作不出最后那道题，那是我科学智力的极限，表面看我与他人的数学能力只差一道题，实质却是天上地下，能做出最后一道题的人必须得是纯数学头脑的人，而我不是。我是用摹拟数学思维做上九道题的，这不能说明我具有数学头脑，在别人看来，我与数学尖子生差不了多少，殊不知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别人，只能学到形似，永远不能达到真是，要想真是，就不能摹仿别人。后来我再给女儿辅导功课时就不强行让她用科学思维学习功课，而是让她用一种模拟思维去学习，这种模拟方式不能使学习达到十成效果，但可以达到八、九成。但在选择一种终生学习方式时，我不能让她选用终生需要模拟思维的，而是要用她本性思维的。因为，在各行业达到顶极成就的无一不是自性思维。

我看到高工在文章中提出：历史上进入中国的黄种民族甚至占领者都被融入了中华文明，而被中国控制时间长达2000年之久新疆地区的非黄种人接受中华文明的程度就非常低，比周边黄种人国家的还要低，至今也没有一个白种人部族接受了中华文明，这只是简单的巧合吗？这使我不得不想到，中医的思考方式可能真的让西方人难以接受？

知恩

（四十一）
有些人认为，没有数、理、化头脑，没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不能搞科学，或者说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所搞的东西就不是科学，是“伪科学”，要被科学捍卫者棒杀。

我承认科学是以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为衡量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不是科学我不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学不好科学也正确，但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来划分智能高低，来划分理性和非理性，甚至决定留存的问题，那么我与“科学”的斗争就是为了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了，就是不愿做奴隶的斗争了，这是捍卫头脑领地，不做精神殖民地的斗争。我从来没有说要取缔西医，可消灭中医的口号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来了。难道我的头脑就不是头脑？这坚船利炮还顶到脑瓜门上来了？

且不说数学家桐丘城认为数学与美学紧密相联，也不说外科医生在做手术中找到与艺术大师同样的创作感受，更不说艺术感是各领域人的创作动力，只说科学发展难道一直是靠科学自身获取动力和成果的吗？翻开科学史一看，其中充满了由旁门左道，触类旁通，无心插柳，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从来就没有走过一条康庄大道，科学真正讲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才几天？袁隆平如果走一条中规中矩的科学道路能有今天的杂交水稻吗？多少大科学家当初所做的不是被“科学”否定的？我不知道把科学打扮的过于圣洁的用意何在？灰姑娘的出身是科学不能接受的？我相信，“科学”现在也还是在用试错法前进。

我想，当年为了不让女儿被当今纯洁、崇高的科学吓住，我在给她讲科学史时，是不是把科学发展的本来面目植入了她的头脑？我给女儿讲了三年的《科学史演义》的意外之得是她对科学不迷信。或许她现在正在走一条最本源的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如今如此圣洁，以至于象袁隆平也是很艰难地当上了工程院院士。据说他以后再也不报科学院院士了。科学在一些被称做是科学家的捍卫下才变得纯洁了，可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活力？科学的专制，使有些高级科学家除了捍卫科学的纯洁性已难有其它做为。他们把持着发明、发现权。凡是不符合他们科学要求的统统打成“伪科学”。他们甚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中医的色彩为此一直是灰色的。这样一来，科学高高在上，与其它人类思维产物不可通约，失去了强大的生存基础和营养来源。中国的科学所患的正是气血两虚之症。

我在家里生豆芽，把一斤豆子放到盆里，浇上水，放到温暖的地方。不两天，齐刷刷的豆芽就生出来了。我把豆芽取出做菜。盆底总要剩几粒豆子纹丝不动。我称它们为钢豆子。放在手里，看着它们。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死的就错了，它们是对水、温度，规律，齐刷刷……对生豆芽的反动。我当中学老师时，班上总有几个学生是不进盐酱的，既不是科学头脑，也不是意象思维，被别的老师称做是花岗脑袋。我有时轻拍他们的脑袋，感慨他们是人类的钢豆子，他们受比生豆芽更大的规律支配。他们更是种子。

我庆幸女儿的头脑不是科学型的。她知道，推动科学发展的不一定得是大专家，而是多有一技之长，动手能力强，侧重感性认识，注重实效，不太受科学理论束缚的人。

女儿放下紧张的备研要去深山访一位八十多岁的采药人。我说，这会影响你考研的。她说，采药人已经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继承他的所知，你以为他还能等吗？在考研和去访采药人这两者之间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我当然认为后者重要。女儿的朋友们认为前者重要，理由是，采药人只有一些感性经验，他采用一些当今人长久不用的草药，用不符合现代人理念的方式配伍使用，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能用科学解释。女儿说，这些东西虽然她现在还不能理解，但先抢救性地传承下来，留待以后再研究也不能让它现在灭失。

在中国，的确能发生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在五岁时得了肾病。在当地医院治，到省院治，最后到北京长年住院治。这些治疗只是为了延缓孩子的病，为的是能坚持到十二岁，才可以换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给孩子治病，他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为了让他散散心，能找到他时，我们就请他出来吃点饭，喝点酒。他总是一杯酒下肚就伏在桌上哭。大家都给他捐钱，他会裱画，我就给他揽这样的活，让他多点收入。大家认为他会让这个病孩子拖垮的，应该另做打算，就推举我去跟他谈。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说，这个孩子也算是治到家了，再生个孩子吧……他没容我把话说完就急了，表示绝不放弃这个孩子另做打算。我只有叹气，无可奈何，等待最后悲惨结局的到来。可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头，祖传一个方，只治肾病中一种类型，在乱投医的心理支配下就给孩子用上他这药了，结果这么大的一个病，就象治个感冒似的就好了，好的让人难以置信，什么后遗症都没留。后来我看到这个孩子，不仅健康，而且顽皮，我问这孩子怎么比别的孩子活跃，她父亲说，这孩子小时整个接受的是医疗教育，也算是特殊教育了。这个治病的人根本就不是医生，不知医理，病理，跟神奇不沾边。

知恩

（四十二）
最近，两个熟人死了，一个四十二岁，一个不到四十岁,两个人都很肥胖，得的同是高血压、脑出血类病。看到他们的亲人悲痛欲绝，我感到人的生命实在是很脆弱。

回忆小时候，很少看到胖子，有高血压病的人很少。偶尔遇到一个高血压病人，我母亲会很感兴趣。医院也很重视高血压，血压高一点就给开病假条。有想偷懒歇一天的人，就想办法把血压弄高点。我记得方法是：先跑上八百米，再喝上一大杯热水，大夫给量血压时攥紧另一只拳头……这血压就高了，能得到休息一天的病假条。

78年上大学后做体检复检，有个同寝室的女学看着血压计就紧张，量时血压就高了，医生让她一边站一会再量一遍，她脸色大变。我过去安慰她，给她按摩两肘的曲池穴。医生再喊她量时，血压就正常了。事后她谢了我一个大苹果。

据我国1979－1980年全国高血压抽样普查结果，20岁以上成人确诊高血压患病率为5.8％，临界高血压患病率为3.3％。如今，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上海城乡的高血压患病率为29.2%。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杜松澎公布了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部分数据说，超过一半的中学生血压偏高。从数据库的统计数字看，高血压病和与高血压病密切相关的心肌梗塞、脑卒死等心血管疾病占人口死亡原因的一半。为此，每年的10月8日已被定为全国高血压日。

我就奇了怪了，这高血压的人如今怎么这么多了？一般说来，这种时代性，集体性的疾病在历史上往往是传染病，这高血压不会是有“高血压菌”传染的吧？这要是按早先的标准，这一半的中学生和三分之一的上海人岂不是都得休病假？

对高血压的成因，医学界说还不清楚。有关专家认为，九成半高血压病来自遗传。我想这高血压家族也和我们一样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专家估计的1.6亿多患病人数也不可能都是高血压家族的人。这种翻番的增长不能不使我把高血压看成是一种时代病。

为什么高血压病在当今增长这么快呢？女儿说，当然是今人的生活方式使然了。统计数字已表明，高血压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现今高于从前。高血压病是当今世界引人瞩目的流行病，而且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患病率越高。这就更说明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对人的影响。

看我迷惑不解，女儿说作为不是医生的我完全可以简单理解。她说，血管可以当成水管来看，血压为什么会高？供血量太足或不足了呗，太足了，血压自然会高，在供血量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办？人的代偿功能就会提高血压，这就是高血压。常用的降压药是扩张血管，水管子粗了，一量血压，当然就不高了。可是造成血压升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心脏的负担没减轻，血管总被不自然地扩张，心脏承担着血管扩张带给它的更大调节负担，这病不但没治愈，还给心脏和脑带来隐患。

我问女儿，如今的高血压都得终生服药，古时的高血压是什么样，是不是没法治呢？女儿告诉我，血压计是1896年意大利医生里瓦罗基发明的。血液的测定大约始于1910年前后，因此历史上中医学没有高血压的概念。高血压属中医学眩晕、头痛的范畴。中医认为引起血压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血脂高，血粘稠能影响血流速度，从而引发高血压，而贫血，气血两虚的人，也可以是高血压。所以，胖子可以得高血压，瘦子也可以得，但中医的治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医认为高血压发病与体质因素、情志因素和生活失调等有密切的关系，而以体质和情志关系更为重要。体瘦、急躁易怒的，阴虚阳亢，患高血压的多。体胖的人，脾气虚而多痰湿，风痰相煽，因而血压升高……

人在盛怒之下，肝气上逆，血随气升，就会发生高血压症。大喜、大悲、受到惊恐，情绪紧张而不安宁，心肝受扰容易患高血压病。生活失调同样可以引起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也会导致发生高血压症。劳逸失度会引发高血压病。

饮食失节在高血压发病诸因素中占有重要位置。过食肥甘厚味，伤脾碍胃，生湿酿痰，痰湿阻滞，风痰上扰，会发生高血压。酗酒之人，助湿留热，肝阳易涨，容易发生高血压。过食辛辣等物，伤阴化火，阴精损伤，火热上冲，从而引发高血压。尤其是嗜食咸味者，血脉凝涩，肾气损伤，则血压上升。

以上这些致病因素在当社会都得到空前的强化。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估计现有超重和肥胖人数分别为2亿和6000多万。大城市成人超重率与肥胖率分别高达30.0%和12.3%。这些人是高血压的易患人群。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景怀斌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大概是2％，到了2000年，我国精神病发病率已经达到了14％。这个数字说明，精神紧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特点。

女儿说，有着这么多胖人和这么多精神紧张的人做基础，社会怎么可能不流行高血压呢？其实，治疗高血压并不难，只要调整生活方式就可让高血压患病率大幅下降，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可人们宁可服用副作用很大的降压药，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肯改变生活方式，这种心态下，人们接受中医当然更难了。

知恩

（四十三）
朋友来我家玩，手中拎一方便袋，从中拿出一盒盒的“龟灵膏”让我吃，说是美容养颜。她自已先开了一盒吃起来，说是每天都得吃三盒。

我拿起一盒，看了上面写的成分说：“这东西不适合你吃”。

她说：“你看功效啊，功效写的是排毒养颜，美容护肤啊。”

我一时语塞，和现代人说话是真费劲啊，想起女儿说她师傅遇到这类情况时往往不做解释，当人们把中药象西药一样理解成功效固定时，她觉得你看成分就是多此一举。

朋友是个身体很弱的人，每年都要吃上几剂“生脉饮”，可你一眼照看不到，她就吃什么“珍珠粉”喝“苦丁茶”，这又冒出了“龟灵膏”，真是让你防不胜防。

我说：“你老要排什么毒？你身上有什么毒？你所说的毒是什么？一般人所说的毒是指毒火，

你有火吗？中国人有几个是阳亢的？你一派寒凉，全指望夏养阳，你可倒好，用这些寒凉的东西把这点阳气全压下去了，搞得脾胃虚寒，真奇怪，你吃这些东西竟然不肚子疼？”

她捂着肚子说：“我肚子疼，要上卫生间。”我被她气得哭笑不得：“你这人的心理暗示性也太强了，我没说你时，你一天吃三盒也不肚子疼，我一说，你马上就肚子疼。”

她说：“不是的，这之前吃了也肚子疼，可我没往这上想，让你这么一说，就挺不了了。”

我曾谈过中药的毒性问题，明确反对“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治病就是三分害了。砒霜是人所共知的大毒，健康人吃了会死的。但用它来治病时，用的人不仅不会死，反倒会起死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说砒霜是毒药也是有前提的。而对一些普通食品，我们有谁会认为它有毒呢？可我却总是提醒这个或那个朋友不要吃这个，少吃那个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比如我的这位朋友我就劝她不要喝绿茶，不要喝凉茶。她不肯，说绿茶美容。我说你阳气总是升不上来，脸色晦暗，何谈美？我反对她开空调，反对她吃冷饮，甚至反对她吃苦瓜。如此看来，我不是把一些食品当成有害的东西么？的确是这样，用的不正确，别说药，就是食品也有“毒”，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入口的东西皆有利弊之说，中医也讲“病从口入”，当然不是指细菌，而是指寒热。

不仅是食品，我对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反抗着。当家用冰箱刚上市不久我就买了一台，我以为我会喜欢，因为我喜欢烹调。可只用了一年，我就把冰箱淘汰了，此后再就没有用过冰箱。
现在，我宁可天天到市场上去买菜，而不用冰箱诸存，宁可给家人吃温热的东西，而不让他们吃什么冰镇西瓜之类的。空调，冰箱，让人阳不得升，脾胃虚寒，夏不能养阳。

慈禧太后的御医虽然给“老佛爷”弄的不是营养配餐，但却是按中医的养生观配餐。从她的食谱不难看出御医的用心，连用的盘碗也是很讲究的，需要保温的用沙锅，需要凉的用薄瓷碗等。五谷杂粮搭配，应季的蔬菜……

对我的这些做法许多人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不会享受现代文明。他们暴饮暴食，贪食生冷，从外面一进来马上就把空调开到最大，觉得夏天不让自己热着，冬天不让自己冷着才是高级生活。吃反季节的食物，……千百万年与自然协调一致的身体不再和自然协调了，内在紊乱了，许多现代病出现了。

有人会拿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反对我的说法，因为外国人的生活很现代，身材却很健康，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我很注意了解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是怎么解决现代生活带给他们的脾胃虚寒这样的问题呢？

我注意到了外国人的体育活动。比如说，他们的健身活动是全民性的。他们热衷于每天跑步这样活动量比较大的运动，不是那种做做样子的跑步，而是真的跑，很大量地跑。这个跑就是一个升阳的做法，在运动生热的过程中使阴阳有机会寻求平衡，它可以抵消，缓解，矫正生活方式的副作用，成为西方国家平衡阴阳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运动成瘾，不运动就会很难受。
一段时间以前，人们争论到底是“生命在于运动”，还是“生命在于静止”？各执已见，莫衷一是。依我看来，“生命在于平衡阴阳”，如果运动能平衡阴阳，生命就在于运动；如果静止能平衡阴阳，生命就在于静止，事情就这么简单。

知恩

（四十四）
我朋友的婆婆，听人说起我女儿便找上门来让女儿给她瞧脉。一搭上脉，我就觉得女儿神情不对……等人都走了之后，女儿搓着手说：“她这是什么脉啊，怎么无根呢？”

我听了笑了：“这就对了嘛，她的寿是从阎王那买来的，她的脉怎么会有根呢？”。

我讲给女儿，三年前这个人病得很重，全身性的渗血，尿里有，便里有，眼睛里有，反正是能渗血的地方全渗血。西医诊断不出来是什么病，也没法治。中医说是亏了肾精，不好补。整个人要完了。朋友这时良心发现，念起婆婆的种种好处来，起誓发愿地要救人，但她也没办法，只是天天找我发泄，闹得我实在是烦。

于是，我把她送到一个女巫那去，因为这时只有女巫还有“办法”。不料女巫对我说，这人已走了，你让我怎么办？我说，你到那头去看看人归没归位，如没归位，想想办法，买个寿什么的。

于是，女巫指挥我这朋友，搞了一些法术“买寿”，这样一来，朋友有事干了，就不来磨我了，而她的婆婆竟活了下来。

我笑对女儿说：“她是那边的人，这点寿是买来的，她人在这边不过是“假释”，她的脉无根不是正对吗？”女儿无奈笑道：“你真能闹，脉无根还能这么解。”

“当然不能这么解”，我收了笑，严肃道：“不过对于生命的认识真的还有待加深。”记得鲁迅曾说，给他看病的德国医生惊讶说，鲁迅身上这病要是放在欧洲人身上，五年前就死了。于是鲁迅说也就不能指望这个医生给五年前就死了的人治病了。如果鲁迅当时要是见到欧洲的女巫，是不是也得认为他这个人“已经走了”？

朋友的婆婆是个无私奉献型的母亲。她心中装满家人，唯独没出她自己。让她活下来的不是求生的欲望，而是对家人生活的极度不放心。她点灯熬油般地熬靠，换做是别人，五年前也就死了。

养花的人都知道，有的花性格是“要花不要命”，有的是“要命不要花”。菊花的性格就是前者。几个孩子跳到我的园子里拔了一棵要开的菊花。第二天我在路上捡到这棵已不成样子的菊花，我把它又栽到土里，浇上水。这花又开了，开得一如它没有受过摧残一般。花开过后，这棵菊花死了。面对这棵死去的植物，我久久伫立，心中百感交集。这棵死去的植物不是枯黄色，我一直以为枯黄色是死亡的颜色，它的整个植株，茎、叶呈深褐色，象大酱的颜色，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竭尽生命，什么是真正的死亡。

到了秋天，我来到田野，大地一派金黄，我知道这不是死，这是止，是收，是藏，生命还在继续……

朋友的婆婆正在呈现这种深褐色的生命。延续她生命的是她的真元，是她的肾精。我们都知道人在特殊情况下会迸发出超常的能力来，会做出他平时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母亲，这种力量更不可思议，那么，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就是肾精。

在理论上肾精是不能补的，亏一分就少一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消耗肾精的生活方式。他们让自己处于兴奋状态下，在高新陈代谢的状态下，肾上腺素分泌一直偏高，遂觉得精力旺盛，不知疲惫。

这正如西医用激素，激素治病很神奇，不管什么病，用上都会有奇效。所以非典来了，不知该怎么办，那么就上激素。激素激出来的是什么？就是肾精。就是动用人的先天储备。人在临死时的回光返照用的就是肾精。激素的治病作用不是通过扶助元气来完成的,而是通过不断调动元气完成的。

正如运动员用激素会大大提高运动成绩,其作用是靠瞬间调动大量元气完成的,可运动员的猝死不是激素直接导致元气瞬间消散吗？,便是不死，肾主骨髓,主藏精。肾气大衰就无法完成藏精生髓的工作了。于是,骨坏死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拆东墙补西墙”之举,急功近利的心态是与固本强身的医旨背道而驰的,

养生之道，养的是什么，生的是什么，不可不知啊。

知恩

（四十五）
如果要从科学上解释“肾精”的话，我想，它应是大自然给我们储备下的“超能”。当我们遇到紧急情况，比如遇到虎狼，我们可能会突然跑得比平时快，爬得比平时高。科学称之为潜能。
可有时我们把这“潜能”一下用得太多，就会“伤力”。

女儿因太极拳打得好被选拔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赛前进行了四个月的集训，是由专业的体育教师训练。这下可把女儿训“伤”了，如今一提起运动她就害怕。她对教师说：“我打的是中国的太极拳，为什么要进行体能训练呢？”老师告诉她这是科学训练方法，必须得这么做。于是，每天长跑五千米，做俯卧撑二百个，仰卧起坐二百个，扛七十五斤扛铃一百个……
女儿的体能本来是不错的，平时打篮球，踢足球，高中时班里的足球队组建是男女平等，公开选拔，女儿是唯一的女生进班级足球队。可她却被后来的科学的体育训练搞得对体育失去兴趣。

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这在我看来已超出一般的体育健身的概念，是无限挖掘人的潜能，挑战人体极限。

但是，大多数运动员却因为运动失去了健康:据保险公司对6000名已故运动员的资料统计,运动员平均寿命才50岁,远低於七十岁这一平均寿命。每年约有1000名德国人在打网球和练习攀援时死亡。根据俄罗斯卫生部体育与运动医学联邦中心的资料，在获得辉煌体育成绩的运动员中，仅有12%是健康的，

看世界杯，中国足球为什么就不行的话题再一次被提出来。

排除其它因素，单从体质上看亚洲人与欧美人就是不一样的。让中国人与意大利人踢足球，我觉得就同让女人与男人踢足球差不多。

相对于欧美洲人，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我想应是属“阴”性的。

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身高1.8米左右的欧美白种人，其肠子的长度大约是5.4米，肠长倍数为3；身高1.7米左右的亚洲黄种人，其肠子的长度大约为8.5米，肠长倍数为5。而肠子的长和短正是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区别。由于肉类等动物蛋白质与人体的蛋白质很接近，很容易被动物或人的机体所吸收，成为机体生长必需的营养成分；素食中的植物蛋白与动物或人的机体中的蛋白质存在着较大差距，较难于吸收，所以摄取食物中营养的通道——肠子必须较长才能完成吸收营养的任务，所以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素食者总比肉食者的肠子长些。

仅仅要是肠子的长短不同便罢了，可我们都知道肉食动物与食草动物在性情上还有很大的不同。食肉动物获得的营养较高，如蛋白质较多，因而比较强壮和具有攻击力；而食草动物所获得的蛋白质和激素较少，因而脾气较为温和。同样，欧美人食肉较多，因此不仅比较强壮，也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而亚洲人主要以植物性食物，即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不仅个头较小，脾气也较为温和。

欧美人的狩猎的生活方式也要求他们的暴发力要强。所以，他们的体质是阳盛。肠子要消化吸收动物蛋白质，会分泌出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激素。长期进食肉类等动物蛋白质，就会较多地分泌这种激素。由于去甲肾上腺素会增高血压、刺激大脑皮层，且降低控制情感区域的能力，于是就导致长期以肉食为主的西方人具备了易兴奋，容易产生激情，好创新，好冒险，好出头的秉性。这也是对于长期猎食动物所必须的秉性。

东方亚洲人千百年来，以素食为主，性格一般比较温和柔顺、内敛深沉；而足球是一项对抗性极强的项目，欧美人善长这项运动是有他的道理的，那是先天的。与之相比，黄种人的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晚，可是出现了张德培（他是美国的黄种人），杉山爱，斯里查潘，在中国的一些选手，没有很好的条件，也没有很好的网球氛围，但屡屡有击败种子选手的报道，这是因为网球也是对敏捷要求很高的有拍运动，也就是说黄种人有打网球的天赋。

都知道中国是举世公认的“第一杂技大国”，可又有一句话说“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在吴桥”也就是说，中国的杂技人材并不是全国选拔的，而是一个县的人才就是世界顶级的了。
有人说“我国的110米栏选手刘翔也并非例外，他的短跑并不是很好，只是他的攻栏技术很好，节奏好。110米栏是一个动能与势能相互转换的过程，他每一次攻栏，都将动能转化为势能。因为，刘翔的攻栏技术好，所以他每一个栏都能节省下一点势能，几个栏下来，刘翔节省的势能到了后程就显示出优势，所以人们看到刘翔都是后程发力，最后几个栏超越对手。”这就是说，刘翔要是去跟人家比百米的话也是不行的，咱们占了技巧优势了。

我想，在发展体育运动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更科学点的理念呢？

知恩

（四十六）
探索生命的奥秘需要生理解剖这类学科，但这类学科真的能直达生命的奥秘吗？

生命有如音乐，我们在探索音乐的奥秘时是否用物理方法研究琴弦，解剖琴体？研究发声原理是否等同于研究音乐？我们在研究生命时真的找准“科学”对象了吗？探索音乐的奥秘不拘于对乐器的研究。中医理论超越人体研究生命，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外在身体，注重外在身体和内在身体的谐调，在这种生命研究中中医把握的不是生命的本质？

除了把自然界作为人的外在身体统一在中医理论中，中医的另一特点是注意把握技术与医学的辨证关系。

医术有时会背离医学方向，如同游泳技术会把泳者引向死亡。

年轻时认为“淹死会水的”这个论断不能成立，因为不合乎逻辑。真要是会水怎么会被淹死？既然被淹死了又怎么能称上是会水？于是，凡是被淹死的，我就否定其游泳技术，其被淹死就是其技术不过硬的证明。我认为这个逻辑象铁三角一样牢不可破。

可我后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好多泳者正是死于其有比较好的游泳技术，从而验证了人们的“淹死会水的”这一说法。

我研究游泳者淹死过程的照片，通过分析，我认为有的泳者技术相当好，姿势没问题，力度也很强，之所以淹死，问题不是出在技术上而是出在游泳观念上。最让人痛心的是，死者到最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游泳观念有问题，如果他们在最后一刻改变认识都能完成自救，他们成了自己思想认识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人们凭借技术走到自然的对立面。技术成为人们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武器。我们不仅形成技术依赖，还形成了技术思维定势。这就造成了在危急时刻，有时有技术比没技术糟糕的情况。靠技术游泳，尤其以竞技状态渡江是很鲁莽的做法。如果泳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能收敛技术，顺应水性，不与风浪搏击，把自己当成水的组成部分，你就会发现水并不是与你敌对的，不是想置你于死地的。当你不是拼命想要掌握控制身体的主动权时，你会发现你并没有失去这一主动权。

那么多的泳者不是死于游泳技术而是死于游泳观念，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

让一个技术高超的人在关键时刻能丢弃技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味拼博，到最后也不另辟道路是大多数人的做法。

看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录象，我颇吃惊。他老人家没有泳姿，他游泳就是在水里翻滚，无技术可言，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不会游泳，但你得承认他识水性。他为什么号召人们到江、河、湖、海里去游泳？因为游泳池里没有多少水性可识。

学游泳，技术不是一切，有很多东西是在技术之外，不知道这一点，就算是会游泳，也不能算是识水性，而不识水性就有送命的危险。

中医有时候看上去是那样地缺少技术含量，是那样地无技可用，无技可依，既使有技，这个技也是藏在自然的状态之中，那样地不显、不露，这在科技时代真是有点让干中医这行的人蒙羞。可是，正象一个走进原始森林现代人，他的信心和勇气不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来自于他手中的枪。一旦失去这支枪，他就失去所有的价值。西医将所有的价值都外在化了，从内在上看不到人。中医看上去落后，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应看到中医在技术与医学关系的统一上确有独到之处呢？

母亲没有教给我技术，没有传给我绝招，迫使我挖掘自身潜力。如果一个人有了内在的东西再获取技术，就是技术为人所用，而不是人做技术的奴隶，甚至被技术所害。

如今的医院离不开设备，医生离不开仪器，医院和医生共同组成一个严密的大机器。医务人员的身心紧紧依附着技术，依附着医院，离开医院，医生就什么也不是。他们不是个体的人，健全的人和完整的人，谈不上心灵的自由和解放……大学生们为什么往大城市挤？为什么求职？因为学校给予他们的书本“技术”就象卖身契一样，将他们依附在具有机器性质的社会技术团体中了。

这种依附关系是如此地折磨人，以至人们的心理普遍不适，产生种种心理问题。对此，人们多从社会角度进行分析，少有从科技角度着眼，所找的多是单一原因，少有复合因素。

出于技术观念，有病就得治，不治就是错误，不具有技术含量的治、不治而愈的医就受到指责、嘲笑。社会进步的标志表现在治病上就是有病必治，小病大治，大病动用全院、甚至全国的医疗手段治。

被淹死的会水者至死不明白自己的死因，活着的人以一句简单的“技术不高”就把责任还给了死者。正如北京大学用“忧郁症”一词就把大学生的死因还给了死者，使这所当年盛产疯狂天才的学校淘汰了疯狂，也淘汰了天才。“淹死会水的”是一句什么样的咒语？

知恩

（四十七）
我不是医生，由我来谈中医有两个负面效果，一个是被人嘲笑为“俨然一副大家模样”有装腔作势，欺世盗名之感。另一个是把中医降低到了一个非医生也可以谈的程度，使中医不象一门专门学科。

这就扯出另一个话题，专业分科问题。我们知道，西医分科很细，有专门研究脑的专家，有研究心的专家，有的专家就研究手，不管别处。于是，一个专门研究手的专家，可以有高级医生的职称，但很可能连个感冒也治不了。如果一个中国农民来到大医院，他很可能一时半会理解不了，为什么被称作主任医师的大夫却看不了他的病？为什么越是细枝末节就越高级。

中医难以分科，难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于是，按西式思维中医就是不专门，不高级。中医，能为一个外行人侃侃而谈，在一些人看来就说明中医的专业技术含量很低。在他们看来中医的大众性就是它的低级性和无价值性。这是不是科学分泌出来的愚民思想呢？

这是一对矛盾，我们认为简单的就是低级的，于是就走向复杂和专业化，所谓专业就是不为专业之外的人理解，“外人”除了崇敬，敬畏，无权提出质疑。许多学者在专业的堡垒中称王而洋洋自得。如果自己的专业能为普通人所理解，那就是专业人士的耻辱，因为专业性越高它的大众性就越低。于是隔行如隔山，人们彼此越来越难以理解了，相互批评又没有批评权。

我想问的是，作为人类社会，可不可以这样无止境地专业化下去？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当我们消灭了所有社会性分歧实现大同世界之后，会不会因科学分岐而再次出现分裂？

如今为什么医患关系紧张，有那么多医疗纠纷？为什么人们仇视执法人员，上访案件激增？对此，人们多从社会制度上找原因，而少从专业隔阂上作考虑。其实，冲突往往起于非专业人员不接受专业人员的解释。我们这里的医院设立委屈奖，专门奖给向患者方解释医理而没有被理解的医生。如果解释就能明白现在为什么不普法了？

人们有要求理解专业问题的愿望，人们不因理解能力被否定和行业限制就放弃想理解的愿望。医生的逻辑挡住了患者，患者的逻辑就会把医生当成屠夫。法律的逻辑挡住了百姓，百姓就把执法者当恶棍。不能被理解的事物，使人产生的不全是敬畏，还有反抗和怨恨。毛泽东当年不想把法律过于专业化也有这一考虑。

中医与围棋相通。中医简单，拔一把门前草可以治病；用一根针可以行医，中医可以用“赤脚医生”的模式达到普及。可中医简单吗？你真钻研进去试试？围棋在所有棋类中看上去是最简单了，没有将，没有王，没有什么规则，几乎人人都可以下。可围棋简单吗？你相信人类会造出一个计算机围棋大师吗？

下围棋的人很多，可下得好的人不多，但人们并不因平庸棋手太多而否定围棋；搞中医的人少，神奇的更少，人们却据此否定中医。人们相信棋力有高低之分，不因自己棋力不行而否定聂卫平、马晓春，却为了否定中医而说张仲景、李时珍是骗子。因为，如果承认中医有名医就无法废除中医。

在现代意识中，身体是机器，我使用我的身体，可我没必要知道我身体的工作机理，也不用检修这台机器，因为那是专业人员的事。身体这台机器出毛病了，交给医生去处理。当医生工作时，我不知他们的技术如何，我只能用不安的眼睛看着医生，从他们态度上做推测。如果他们的态度漫不经心，我的病情又恶化，我就会认定是他们出了错。既然生死是由医生和医院负责的事。当我接受不了死亡这一事实时，把我的恐惧和愤怒转嫁给医院和医生不是很自然的事么？

我不是医生而谈医学是因为我拥有一个身体，作为一个有身体的人，我要求对身体有一定的医学认识，我想作自己的第一医生。正如下围棋和爱好哲学，是因为我在生活，我首先是我自己的棋手和哲学家，不能因为有马晓春和李泽厚的存在，我就不能下围棋和思考哲学问题了，我不想除了为棋圣和哲学家欢呼外没有自己的棋道和哲学，我要有自己的一元生活。

中医在建立之初就不想专业化到让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中医为什么要与中国文化一致？为什么力图使治病之道与治国，治家，与天地自然之理统一起来？为什么说不为良相既为良医？只有与天、地，人一理，事理相通，医理才可以被想要理解它的人理解和接受。中国统一的文字，上下一致的话语体系，曾使皇帝与百姓对话也不会产生语言歧意。如今中医不被理解，是因为西方文化打破了我们原有的认识统一，中医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被人理解了。但认识上的分歧历时久了必然要提出合并的要求。

知恩

（四十八）
自从“深蓝”打败国际象棋大师后，人类就在他自己造出的机器面前产生了恐惧、自卑和困惑。随着机器越来越无所不能，人类是越来越羡慕机器。不知有多少人在机器面前甘拜下风，想当“深蓝”而不可得。机器将称雄未来世界。

但问题是人的位置在哪里？国际象棋大师在“深蓝”面前如何寻找自身价值？我们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自己机器的奴隶，在自己造的机器面前毫无尊严？当有一天，我们人类被机器人彻底打败时，我们只能以机器是我们创造的自慰了吧？正象上帝以创造了我们人类而自慰一样？
在逻辑智慧领域内，上面这个问题就是不久将来的现实，不知科学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人类想用把我们自己变成机器来与人造机器抗衡，起码也要争个与机器人平起平坐的地位。当人类被自己创造的科学牵着鼻子朝着让自身也成为机器的方向发展。我们是应该为机器的智慧而欢呼还是为人类的智慧而悲哀？

我之所以说中医会消亡就是因为科学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当人类使地球气候日益变暖，节气失常，人体所体现的五运六气就失效了。当气候紊乱，环境污染，植物失去以往的生长环境，自身性质开始改变，中药也就无所谓中药了。当手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人的气血、经络就改变了，针灸等中医疗法也就废了。当硅胶、塑料、金属等人造器官大量填充人体时，阴阳也就不显了……中医没有了所依的“天”，没有本来的药，没有了可调的气血和阴阳当然就消亡了。当今中医的衰微已有这些因素在起作用。

中医消亡之日就是人类完成机器人转变之时。因为中医是立足于人的医学，中医的节欲是为了存欲，现今纵欲的结果是毁欲，身体之欲被毁掉了，身体还有什么用？人没有了人的身体，还要中医做什么？所以，废除中医之举，正是我们人类舍弃身体之始。中医消亡了我不觉可惜，我和大家一样向前看坚信高科技时代就会到来。当人类不再是人而是机器时，中医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人类会坦然接受自己成为机器人这一事实的。我们现在就有点对身体不耐烦，视身体为累赘了。我们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变成机器以解决我们的生存恐惧，如果机器能让我们活到150岁，你不当机器人？身体让我们越来越少有留恋，连那点口腹之欲，现在也成为减肥的负担。身体能让我们体会的心理感觉，如爱，艺术等已越来越受到蔑视，身体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当地球上的生物已全都污染成毒物，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人体已完全不能抵御外界环境，你不选择当机器又能如何？这时挣脱身体难道不是一种解脱、解放？

如今的教育就是电脑化教育，把人的头脑弄成电脑，人与人的不同成了电脑功能的不同。人的头脑成了被逻辑分析，分类、分等级的对象。对比“深蓝”与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人们自然会提出人类的智慧尊严问题，我们这样培养的头脑再被这样地打败？

国际象棋是西方的逻辑智慧。逻辑检索的“深蓝”打败了人类的逻辑智慧，宣告人类的逻辑智慧是可以被机器战胜的。那么人类有没有不能被机器战胜的智慧？这时，人们的眼光自然地会落到当今没有被计算机打败的唯一棋种——围棋。

在计算机围歼围棋的战役中，人们首先分析围棋与国际象棋的区别，而这两者的区别正如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用逻辑智慧难以逾越和沟连。

看似简单的围棋蕴含着逻辑智慧不能战胜的意象智慧。围棋中有许多虚性成分，虚怀若谷才能运筹帷幄。虚是空间，是进行时与位的对应变易组合的辨证空间，它不在逻辑智慧范畴。围棋中，每落一子，格局为之一变，每一子的价值都不能从他自身中分析出来，而是由它与其它子的关系决定。对中医主张废医存药一派眼盯着中药的功能、药性，成分，自以为取了中医的精华，殊不知每一味中药在中医的不同方剂里其作用都不一样，药性会因不同的配伍而发生变化，一味药会因与其它药的生克制化关系而呈现与它在试验室里被测定的完全不同的功能，就象一个社会中的人所发挥的作用要受到客观环境和与其它人的关系制约一样。中医是个容器，原装地储藏着一份人类智慧品种。

人们最终会视硅胶、塑料、金属等填充的人体为累赘，也会最终抛弃基因工程带给我们的身体，今天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基因工程也会被人类象中医一样抛弃。人类最终会以一种“虚”的方式，也就是能量的方式存在。彻底走向唯物的反面。到那时，虚幻存在着的人类会不会想到中医思维的实实在在？

知恩

（四十九）
女儿对我说，婴儿不喜欢剖腹产。

我笑了。

女儿说，真的，从刀口中取出的婴儿一脸愁苦，很不高兴。

我说，顺产生的孩子也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没见有谁是笑着来的。

女儿说，可是你过一会到病房再看他们，顺产的孩子眉头舒展，那剖腹产的婴儿却还在生气。
我没有这一观察，自然没法驳女儿。

但按我的笨想法，还是尽量自然分娩的好。

关于剖腹产的许多弊病我且不说，但说分娩是个母婴互动，协调一致的过程，母亲选择了剖腹产，可胎儿不知这一新办法，他还是要按千百万年来老规矩出生，手术干预了他人生第一个计划，这就难怪他被从肚子里掏出时一脸的不高兴了。

大自然赐给母亲的幸福是用先苦后甜取得的。不要这个苦，也难以得到甜。

当母亲的在分娩时先用剖腹产逃避了一次检验她坚强，勇敢的考验，接下来又顺理成章地逃避了给孩子哺母乳的责任。

来自上海市妇女保健所统计的一项数据称，本市医院产科近年的剖腹产率平均已升至60％左右，个别医院竟达到80％，非母乳喂养也达到50%。

一再逃避责任的母亲最后有些还会逃避教育的责任。有些年轻的母亲宁可和爱犬在一起也不愿意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早早把孩子送到长托或寄宿学校。面对我的质疑，她们说“我用钱养着他，这难道不是尽母亲的责任？”

我知道剖腹产救了许多难产妇女的命，但把救命的小路当大路走，正如把激素当常用药来用，就是走极端了。

分娩，哺乳，养育，都是开启母性的一把钥匙。把钥匙扔了，母性怎会走得出来？女人没有启动母性，孩子没有得到母爱，并不被现代人计入人生损失中。

最毒莫若写了一篇文章《既然不哺乳，要那么大乳房做什么？》。她是明知故问，大乳房如今不是给婴儿准备的，而是给婴儿的爸爸留着的。

我想，中国的男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喜欢乳房了？历史上的中国男人并没有这一癖好，这是跟西方人学的。爱好乳房看似高雅，而其引发的潮流已显病态。

西方男人的这一爱好，反映的是他们的恋母情结。其原因正是由于他们婴儿时母爱缺乏所致。看看查尔斯王子的恋母情结吧。

我二十多年前买的那本西方人写的《育儿百科》，现在回头来看，按着这本书的方法育儿就足可以造就具有恋母情结的男人。四个小时喂一次牛奶，独处一室，任他哭，不抱他……

如今80%的剖腹产，50%非母乳喂养，会让未来中国男人真正地迷恋乳房，而这个乳房不是自己母亲的，而是儿子母亲的，而儿子也只有再抢自己儿子的。这又会产生多少心理方面的变种心态？

如今有的专家，比如李银河，在为一些特殊心理的人争取权益，专家们想方设法证实这一人群的存在。我知道，这不用证实，即便现在少有，以后也肯定会多起来的。只是到了那时，人们会以为这些人原本就是一直存在着的，而且原来就数量庞大。

别说下一代人，便是我这一代人，受西方思维的影响都是不自觉的。比如，不肯让儿子充分享有母亲的乳房。总是把乳房和性联系起来，以为乳房会给儿子带来不恰当的性剌激。

有一天，一位老年妇女对我说，她十年未见的儿子领着老婆，带着孩子回来了。儿子要求抚摸母亲的乳房，儿子捧着母亲的乳房说：“我是真的见到母亲了！”

听了这个老年妇女的讲叙，我很吃惊。同样吃惊的还有这个男人的妻子和孩子。孩子当场就耻笑父亲了。

乳房本来就是属于孩子的，本应是母亲的代名词，可却让现代人把事情弄颠倒了，成了性器官。小时得不到，大了去抢本来属于孩子的，于是，乳房的自然功能让位于现代心理需求了。
我真的不是从道德角度看不惯现在的事，而是认为道德的产生是在与自然磨合中完成的，有许多合理性在其中，轻易打破，就会付出一些代价的。

当代女性不肯分娩是怕阴道松驰，不肯哺乳是怕乳房下垂，不肯育儿是怕影响夫妻感情。当代女人对男人的爱不可谓不尽心竭力，只是弄颠倒了，违反自然了。如果我们真爱男人，还是从他是个胎儿时做起，把这个世界能给予他的尽量不要克扣地给予他。

剖腹产的副作用极大，现在连西医也认识到了，剖腹产的副作用恰恰是阴道松驰、乳房下垂，性冷淡和更年期提前。女儿的西医老师就再三告诫学生，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作剖腹产。

爱，在哲学层面就是心理空间，空间大才能含、能容，可我们现在却不给它通道，逼得它走狭隘、扭曲的道路，然后心理学家们先说这是变态，后又让人们调整心态，以平常心去看待，二十年前心理学书上的好多变态现在都常态了。

西方人真是能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