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毒,哪里就有药。既然我们看到问题的根源在于用“意”,那么疗救的契机也在于此。亚里士多德说“除记忆之外,又具备听觉的那些动物,就可加以教诲。”(《形而上学》·卷一·章一)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有自己的历史——具备记忆是没有问题的,但倘若充耳不闻,自然没有办法;只要肯听,“不通”之痛还是可以疗救的。 关键的问题来了:听谁的?法国人福柯氏所谓的“话语权”的问题似不容回避。实际上,中西医的论争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西医说:“你不科学,听我的!”中医说:“谁说我不科学?!我不但科学而且高于科学,该听我的才是!”结果只能是:“我的地盘听我的!”在笔者看来,应该是“谁对听谁的”。 如果科学等同于真理,两者的争论还可取,可是科学的精神在于对真理的不断追求,它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所以这种争论实在是戏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停下了追求真理的脚步就不再科学,就会“宗教化”,就会导致“平庸的恶”。如果论争中的中医和西医都力求维护自己以前的成就,而不是努力探索前进的可能,那么两家都不应该听——因为两家都不对。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所谓“记忆”是继往,“听觉”是开来,学者的本分应该是:“继往开来”,而非各执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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