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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国民党教育部、卫生部支持并通过了余云岫等“废医存药”派提出的“废止旧医案”。中医药各界人士群情激愤，众志成城，不屈不挠地为争取中医的合法地位而抗争。3•17日的“国医节”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旧中国歧视摧残祖国医药学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欧美传教医生的活动，西方医学大量传入我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崇洋媚外的当权者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士，错误地把祖国医药学当作封建文化的糟粕加以歧视和反对，摧残中医中药，使中医药学濒于被消灭的境地。
北洋政府处心积虑 中医团体奋起抗争
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歧视、排斥中医药的活动已揭开帷幕。1913年，教育部长汪大燮等以“吾国医术毫无科学根据”为理由，决定禁止中医开业和废除中草药，并且在该政府颁布的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中，根本没有中医的内容，这激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
中医药界首次抗争
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举行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同年9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学校系统，并陆续颁布各科学校规程，即《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
《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关乎医药学教育的规程分两批颁布。这两批规程中，有关医药学教育的部分均没有中医药方面的规定，这就是“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教育部法规颁布后，引起了中医界的警觉，有识之士纷纷谴责。首先提出的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该会还联合了其他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引发了中医近代史上首次抗争请愿活动。请愿书标题为：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注：指中医学，系与西学相对而言）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情事。1913年12月29日，即请愿书呈交国务院一个月后，汪大燮在接见要求为学会立案的北京医学会的代表时，竟对该会代表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后来北洋政府教育部在舆情压力下，于1914年1月8日批复了叶晋叔等人的请愿书。
1月16日，国务院也发下正式复文，除重申部定规程并无“废弃中医之意”外，还答应“拟办各事，除厘定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时从緩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仍仰随时呈明地方行政长官立案，俾资查考而便维持。
中医药界首次请愿活动以胜利告终。这次胜利为近代各地中医学校立案，兴办奠定了基础。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等一批早期中医教育机构的相继问世，正是这次斗争胜利的最好注脚。更重要的是，这次抗争活动为以后的斗争积累了经验。
政府出台《医士规则》 中医药界再起维权
1922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医师（士）管理法令》，试图一全国医政。该法令分中、医两套，西医称西医师，中医称医士。中医的，《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有二十条，涉及中医开业资格、年限、领照办法、违规惩戒办法等。其中许多内容含有歧视、束缚中医性质，如开业资格中不列世医、师传二项，而当时经立案的中医学校极少，毕业人数有限，绝大多数中医系师传或祖传，按此办理必致多数失业。
内务部规则颁布后，上海中医界马上做出反应。5月30日，上海中医学会再度开会讨论，议决先召集上海中医界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斗争方针及进行办法。
会议最后议决四项进行办法：
（1） 由到会公呈警厅及致电内务部，具述理由，务请收回成命。
（2） 通知全埠中医，采取一致行动。
（3） 召集（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议，并设立联合总会事务所，定会期于6月11日。
（4） 在联合会未成立前，由上海中医学会负责组织接洽，办理进行手续。
6月11日晚，中医药界代表假座六马路仁济堂举行联合会议。
会上议决，一面派代表向江苏省署请愿，一面向内务部致电反对。
经上海等地中医药界的坚决反对，加上奉浙战事又起，以及西医界的反对，内务部只得宣布两套规则“暂缓实得”。
这次抗争活动的成功，不但使中医药界进一步认识到团体的重要性，也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它是其后更大规模的中医抗争活动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的一次预演。
国民政府倒行逆施 余岩提案一触即发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次年成立卫生部。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统治期间，歧视、摧残中医的活动达到高潮，逐步形成了一套消灭中医的反动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余云岫等关于废止中医的提案，实际上被政府部门作为制定消灭中医政策的理论依据。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医抗争运动
余云岫早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一直从事废止中医的活动。1916年他发表《灵素商兑》，发近代废止中医之声。1929年2月23—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四项，分别是：
1、中字第十四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2、生字第二十二号提案：《统一医士登录方法》。3、生字第三十六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4、生字第四十二号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余氏在提案中对中医学理论加以全盘否定，认为中医理论“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中医脉诊“空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候之学”。攻击中医“日持其巫祝纬之道，以惑民众，……提倡地天通，阻碍科学化”。进而断言：“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他提出了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有六条：
（1） 处置现有旧医。由卫生部施行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旧医登记限至民国19年（1930）底为止。
（2） 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训练终结后，给予证书，享受营业之权利。训练终结 后，给予证书，享受营业之权利，无此项证书者即令停业。
（3） 旧医研究会等纯属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
（4） 旧医（1929）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有交往期以15年为限。
（5） 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
（6） 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余氏“废止中医案”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与其余三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施行：
甲、 旧医登记限至民国19年（1930）底止。
乙、 禁止旧医学校。
丙、 其余如取缔新闻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这就是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当时报纸报道《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议决废止中医案原文》所附漫画《西医之脑》 全国中医药界联合请愿，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Petition Report of Nation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Organizations Chronicle of Medical Field,1929,34:48.全国医药团体请愿报告,医界春秋，1929，(34)：48)。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1923年8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假上海商会会场举行开幕式。
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会场上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经大会议决的重要提案包括：
（1） 请愿问题，议决由执委会负责办理。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阵存仁、张梅庵组成晋京请愿团，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
（2） 建设问题，请求中医药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准予立案，并设立各省中医药学校。
（3） 确定3月17日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经念日——国医节。
大会还推举陆仲安、随翰英、蔡济平、张梅庵等为主席团成员。请愿问题，议决由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晋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由于全国中医界的据理力争，迫使南京政府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作出让步，不得不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
然而这没能使南京政府歧视和排挤中医政策性根本变化。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如期在上海举行。出席者有17行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区233个团体，457位代表会议历时五天，群情激愤，提案有百余项；经大会讨论议决组织请愿团(Records of First Provisional National Congress and Petition. In: Compilation of Business Record of national. 1931.45～56.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务汇编，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及请愿情形,该会铅印，1931：45～56)。
12月7日，请愿团启程入京请愿，请求撤销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各项政令。全国医药总合于1929年12月领导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请愿争取到蒋氏手谕后，各地中医药同业欢欣万分。
中央国医馆筹备委员会合影
中央国医馆的成立
中医药界仍未摆脱危机四伏的险境。全国医药总合执委裘吉生、蒋文芳、蔡济平等虑及此情，忧心如焚，认为症结在于当局者对中国医药学内容不甚明了，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国医馆部冲破重重阻力，终于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
出席国医馆的全国各地代表合影（局部） 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7月21日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准其所请，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
当时的国医馆馆员证样本
1931年3月，出席国医节成立大会的广东代表合影
当时的中央国医馆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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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17 09:1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