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藥如用兵》論

蓝天百云

   医和，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国语·晋语》记载，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后（公元前576～公元前537年）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就是说，平公的病已不能治好，因为近女室。惑以生蛊！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得禁绝情欲吗？医和答道“节之”，要有节制和限度，还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并针对平公的疾病和提问，进一步解释说：“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还把这话告诉了赵孟，赵孟不解地问道：“何谓蛊？”医和解释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落风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听了这话，亦称赞说：“良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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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呴, 战国时期秦国人，事迹出于《尸子》，据说“为宣王割痤。为呴王疗痔皆愈。张子之背肿，命呴治之，遂愈。”从其所治疗的疾病来看，皆为外科疾思，医呴应是一位医疗技术高明的外科医生。

　　文挚
　　
  文挚，战国时期宋国人，洞明医术。事迹出于《吕氏春秋·至忠篇》，据说齐王田地（公元前323～公元前284年）有病，使人请文挚。文挚诊王病，根据病情决定采用心理疗法治疗，遂对太子说：“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杀挚也。”太子问：“何故”？文挚说，“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于是，太子再三恳求说：“苛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

  于是，文挚应允、愿冒死为齐王治病，便与太子约期前往，而文挚故意不守信誉，三次失约，不按约期为王治病，使齐王很生气，当文挚见齐王时，又不脱鞋就上他的床，还故意践踏他的衣服，用很不礼貌的语言询问他的病情，使齐王气得不肯答言。文挚却反口出陋辞，以激怒齐王。于是齐王大怒，与文挚争吵起来，使其病遂愈，而文挚终为齐王所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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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越人约生于公元前5～4世纪，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医学家，世称扁鹊。河北任邱人。一说为山东长清人。还有人据《陈璋圆壶》、《陈璋方壶》铭，及古陶文等，认为是临淄附近的郑阳人，秦越人生平事迹出于《史记》、《韩诗外传》、《战国策》、《说苑》等古代典籍。
　　
    秦越人约自公元前386年前后即“为人舍长”，随长桑君“出入十余年”，承长桑君授以《禁方书》，在诊断上，他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针药并用、综合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证成功。虢君感动他说：“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捐弃沟壑，长终而不得反！”遂“名闻天下”。他以砭石弹刺，治疗秦武王面部痈肿成功。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也”，而使人刺杀秦越人于秦国。
　　
    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游历了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域。从事过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多学科的医疗工作。精通汤液、针灸、砭石、熨帖、按摩、手术等各种技术。体现了为广大民众解除病痛的优秀品格。
　　
    在诊齐恒侯病案后，司马迁对秦越人评价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故医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微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冶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三个病例说明，在危重病患面前，秦越人敢于承担风险，当“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的评论出现时，秦越人则实事求是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秦越人在医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经络脏象方面：秦越人提出病邪沿经络循行与脏腑的深浅，由表入里传变。他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脏厥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秦越人所说的是足阳明胃经“下膈、属胃、络脾”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别下于三焦膀胱”，即手少阳三焦经“下膈，属三焦”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或足太阳膀胱经“络肾，属膀胱”的循行与脏俯关系“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即是沿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循经取穴，进行针刺治疗，抢救了垂危病人。
　　
     2、四诊合参方面：秦越人“特以诊脉”为其专长，而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美誉。齐恒侯田午一例，则是全凭望色观察分析病情的发展过程，正确判断齐桓侯的发病机制，即从腠理侵入血脉，继入肠胃，再入骨髓，说明了秦越人在望诊上的造诣。由于秦越人充分掌握了诊断方法，在诊断学上能言病之听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3、辨证论治与综合治疗方面：虢太子的“尸厥”证，秦越人“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把病人从昏迷中抢救过来。然后“乃使弟子子豹为五分之熨，更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为病人进行保温治疗，促使病人很快恢复到能够自己“起坐”。再“服汤二旬”，以“更适阴阳”，使病人恢复健康。秦越人和弟子子阳、子豹等，综合应用多种疗法，成为中国医学史上进行辩证论治和施行全身综合治疗的奠基人。
　　
    司马迁对秦越人在中国医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作过高度评价，他说：“扁鹊言医，守数精明，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表明秦越人对中国医学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秦越人以卓越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崇高威信，使广大民众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在全国各地为秦越人建立的纪念性墓祠之多、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是历史罕见的。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16: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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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书》共2028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65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2/5，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332字、较乙本多122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6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引书》述要
　　
    《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16: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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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五色》、《脉经》等。说明在《内经》之前已有许多种医书流传於世。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0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16:48 编辑 ]

蓝天百云

军事医学始于古代。

   自从出现了战争，就产生了救护和医治战争中伤病员的需要，军事医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医学领域，它是建立在一般医学及医学专科的基础上，并利用它们的知识和技术，从预防、诊断和治疗角度，保障军人的健康。
　　
   各时代军事医学的发展和现状，都取决于社会的、军事的、医学的诸因素，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状况和该时代的战争特点，如兵器的使用、战争的性质、兵制的建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等等。
　　
   军医组织起源于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由于铁制器具的开始使用和畜力耕作的逐步推广，为各国建军扩军提供了物质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在春秋时代战争是由数量较少的军队来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范围较狭，战争的胜负主要靠车兵，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决定胜负。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地主政权建立，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份，军队人数大增，军事范围较前扩大。战争方式由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乓的野战和包围战，战争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疾病和伤亡人数也较多，因此，对部队将士的医疗和保健问题也更加重视。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16:50 编辑 ]

蓝天百云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将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已经注意到应关怀士卒的健康。《吴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践在伐吴前，誓师时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子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
　　
   齐景公之将军司马（姓田）穰苴，对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史记·司马穰苴传》）。他所著《司马法·仁本篇》中曾说：“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可见当时部队中已设有掌管医药的人员。
　　
   魏国大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负粮，与士卒分劳瘁，有士卒患疽，吴起亲为吮脓血《史记·吴起列传》。
　　
   托名姜尚，成书于战国未期的《六韬》，在卷三《龙韬·王翼》篇中，记载了一个由72人组成的统帅部系统，其中提到军中应有“方士二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周代曾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迎敌祠篇》：“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对“长具药”的解释是“医之长掌具药备用”。从以上记载，可见最早的军医是由巫医和方士担任的。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16: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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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选拔士兵，即已注重体质的强弱，其标准是能否穿着甲胄进行军事活动。能者称为“胜衣”，不能者叫“不胜衣”，如不胜衣就没有当兵的资格。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对士兵的体质及战斗技术的要求大为提高，当时选拔士兵时，对步兵、车兵和骑兵的体质、耐力和技艺各有不同的标准。
　　
   步兵练卒　以魂国武卒为例，选拔的标准是：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身背50支箭和一柄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能行一百里。经考试合格，可免除一家徭役，田宅也都免税（《荀子·议乓篇》）。


　　骑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身高七尺五寸以上（合今1.73米）：身强力壮，行动敏捷，能在乘马急驰中，挽弓射箭，前后左右回旋，跳越河堑，攀登山坡，冲过险阻，横渡大河，追逐强敌，敢以少击众的人，才能选为武骑士（《六韬·武骑士》）。

　　车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年龄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前后左右回旋，力能在车上掌握大旗，拉满八石弓，向前后左右射箭。达到这些标准，才可以选拔为“武车士”（《六韬·武车士》）。

　  对伤病员的安置——临时伤兵医院
　　
    春秋战国时期，当与敌人作战时，常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将重伤士兵安置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墨子·号令篇》中有所记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诈为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对伤病员巡视及医护不力者的处罚
　　
   《通典》中记载：“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视医药”（卷149兵二杂教令）。

    这一规定，不但使伤病员精神上能得到安慰和鼓励，同时时医护人员也有督促和考核的作用。《六韬·复军诫法》中规定：“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16:54 编辑 ]

蓝天百云

   我国外科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周礼》记载的医学分科中，已有相当于外科医生的“疡医”，负责治疗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一类外科疾病。这说明外科在我国周代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否则是不会有专科医生出现的。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理论专著《内经》，对外科病的诊治已有不少宝贵论述。长沙马玉堆三号汉墓出上的帛书《五十二病方》，是和《内经》同时或更早出现的一部外科专书，已对破伤凤、疥疮、狂犬病、痔瘘、漆疮等许多疾病有所认识和论述。特别是设计制造的用新鲜犬“膀胱吹气法”，使内痔充分暴露于手术野，以及用结扎切除等手术治疗痔核，用搔爬术治疗瘘管。用葫芦加工造成疵气罩以治疗疝气等，都是十分突出的成就。秦汉以后，外科名医辈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专门的论著，杰出的手术病例，不断出现，有些在世界上曾处于领先的地位。　　

腹腔手术和麻醉术

　　东汉三国时期公元二世纪，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华伦，以他在当时来说称得上杰出的外科手术著称于世。《后汉书》等文献记载了他的事迹，其中关于腹腔外科手术的描述，文字虽然不长，给人的印象却十分深刻。《后汉书》中有一段说，当疾病郁结在人体内部，用针灸和服药的办法不能治愈时，让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犹如酒醉而失去痛觉时，就可动手术，切开腹腔或背部，把积聚（类似肿瘤）切除。如果病在肠胃，那就要把肠胃切断，除去积聚和疾秽的东西，清洗干净，然后把切断的肠胃缝合，在缝合处敷上药膏，四五夭创口就愈合，一个月可以恢复正常。这种描述确切地告诉我们，华忙曾经成功地做过腹腔肿瘤切除术。他为了完全摘除肿瘤，还曾做过肠胃部分切除吻合术。我们知道，这样的手术即使在今天，仍然还算是比较大的手术。

　　大的外科手术，能否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和麻醉是否理想关系密切。华佗在一千土百年前所以能成功地进行这样高明而成效卓著的腹腔外科手术，是和他已经掌握了麻醉术分不开的。华伦的麻醉术，继承了先秦用酒作为止痛药的经验和应用“毒酒”进行麻醉的传统，创造性地用酒冲服麻沸散。酒本身‘就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即使现代，外科医生还有用酒进行麻醉的。可惜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据现代人研究，它可能和宋代窦材、元代危亦林（1277—1347）、明代李时珍所记载的睡圣散、草乌散、蒙汗药相类似。窦材的《扁鹊心书》（公元1146年）记有用睡圣散作为灸治前的麻醉剂，它的主要药物是山前花（曼陀罗花）。危亦林的正骨手术麻药草乌散，是以洋金花（也是曼陀罗花）为主配成的。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于公元1805年用曼陀罗花为主的药物作为手术麻醉剂，被誊为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上的首创，实际上晚于我国几百年。

　　几年前，我国外科医师和麻醉师合作，用曼陀罗花等作为手术麻醉剂，取得可喜的效果，使湮没的中药麻醉剂重放异彩。实践证明，它不仅效果可靠，使用安全，而且有抗休克、抗感染的优越性，是其他麻醉剂所不能比的。因为休克是外科手术、尤其是大手术中经常发生的，能否在手术中解决休克，是关系到手术能否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课题。

　　华佗做过的外科手术和使用的麻醉术，绝非仅有的独例。秦汉以后，不论隋唐还是宋元，不少医药文献以至于史书小说，都有过这方面的生动记载，例如，隋代的巢元方和元代的危亦林等都描写过断肠吻合术。明代的玉肯堂（1549—1613）和外科医学家陈实功（1555—1636），还曾成功地做了难度很大的落耳再植和断喉（因外伤或自杀切断气管）吻合术等等。　　

骨折和脱臼的整复手法

　　骨折等疾息，古代叫“折疡”，它是周代医事制度中“疡医”分管医治的疾病。汉代军营设有“拆伤簿”，记录军队外伤骨折的治疗情况。这说明在两千多年前，骨析的治疗已经相当发展。

　　我国现存最早的治疗骨折和脱臼的专书是《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成书于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人体各部位的骨折和各关节脱臼的整复手法、治疗技术等，提出了十大步骤或称十大原则，诸如：清洁伤部的“煎洗”，检查诊断的“相度损处”，手法牵引的“拔伸”，使移位的断骨复位的“收入骨”，使骨折的两断端正确复位并防止再移位的“捺正”，夹板固定，以及使用通经活血药等。现在来看，这些步骤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原则长期指导了我国正骨术的发展，存些原则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重要内容。例如复杂骨折是一种比较难治疗的骨折，这部书在强调整复治疗原则的时候指出：如果折断的骨锋刺破肌肉皮肤而穿出体外，或是运用单纯手法整复不能正确复位，可以用最锋利的手术刀削掉断端的骨锋，或是切开皮肉再进行手术整复。这样的处理原则。到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

　　元代的名医危亦林在治疗最棘手的脊柱骨折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强调的脊往骨折整复原则和手法，以及运用大桑树皮固定的要求等，同现代的整复方法和石膏背心固定相比，并不逊色，基本原理完全一致。

　　关于关节脱臼的整复，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首先描述的下颁骨（下巴）脱臼的整复术，它的步骤和要领完全符合现代解剖、生理学的要求，一直沿用到现在。明代外科医学家陈实功，对下颌骨脱臼的发生和治疗整复作了更全面的论述。到了清代，我国医家更绘制了精致的整复图。其他如整复肩关节脱臼、髋关节脱臼等。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官修医书《医宗金鉴》中的《正骨心法要旨》编，是我国古代正骨术的全面总结。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20:11 编辑 ]

蓝天百云

清代中期，公元十丸世纪初，我国骨科学家江考卿创造性地成功地应用了骨移植手术。就是把患者本身其他部位的骨头切下一段，移植在粉碎性骨折造成的两断骨间的缺骨处，镶人两断端作为骨桥，以促进新骨生长，促进骨折愈合。现在，骨移植手术已经广泛应用在战伤等的治疗上。同时代的罗天鹏还设计创造了一种叫做“幌床”的设备，对提高四肢拘挛病人的疗效，加强严重骨折病人长期卧床的护理，防止合并症的发生，都有很好的效果。它和现代所应用的幌床原理相同。　　

血管结扎和大网膜切除

　　腹部外伤引起大网膜部分坏死，往往因此而引起腹腔弥漫性化脓性感染，最终造成严重的后果。我国隋代著名的病因病理学家巢元方是一位宫廷医生，曾编撰巨著《诸病源候论》五十卷，这部书虽然不是临床医学著作，更非外科学专著，但他特别记载了当时先进的外科手术方法和步骤，反映了我国隋唐时期的外科手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例如：巢元方在这部书卷三十六“金疮肠断候”条叙述说：如果肠腹（大网膜）从疮出，当看外伤的严重程度判断它的预后。如果伤势比较轻，病人安定不烦，呼吸等也都正常，只是外伤处感到疼痛的，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然后，他强调指出，如果进行大网膜伤损坏死部分的切除术，必须首先用丝线结扎坏死部位的血管，然后在结扎后一宿，观察血管结扎后的大网膜紫变坏死的情况，以决定手术切除大网膜的部位。切除术完成后就关闭腹腔，但同时强调“勿闭其口”，并用消毒药膏留置引流，以防止可有旨的腹腔或伤口感染。必须说明，人体大网膜的营养血管是随大网膜扇形分布的，因此大网膜部分伤损坏死如果只着眼于坏死部分的切除，这部分血管的切除必然引起它所供营养的其他大网膜新的坏死。正因为如此，现代外科学在进行大网膜部分切除时，强调首先结扎坏死部位的根部营养血管，然后根据这血管所营养的大网膜一井切除，才能防止并发新的坏死，这是现代外科学手术切除大网膜经验教训的积累，巢元方这样精辟的论述，强调“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令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真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创举。不难理解，这一经验教训的取得，绝非个案治疗所能总结得出的。在这一条中，巢元方还记述了腹部外伤引起肠断裂的手术吻合方法和步骤，所述吻合术的适应症、手术方法和步骤、术后护理和饮食制度、吻合术针法等，也都达到当代外科手术的高水平。巢元方的记述，也进一步证明前面所说华佗的腹腔外科手术确实是有广泛的实践经验作为基础的，现代有人由于某些思潮的影响，怀疑华忙外科手术的高水平，是没有理由的。　　

唇裂修补术

　　唇裂，我国古代医家因它形似兔唇，所以叫它“兔缺”，也有叫做“缺唇”的，群众中习惯叫做“兔唇”。虽然这种病严重的可影响吮乳和饮食，但一般大多没有痛苦，只是对美观造成很大的缺陷，病人多为此而烦恼。这种先天性疾病，针炙、外治和药物治疗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外科手术的进步，才使它有了治愈的可能。远在一千五百年前，我国医学家已经创造性地掌握了唇裂修补术，并且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乃西上投仲堪。仲堪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咏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耶！’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而卒获痊。“这说明魏咏之的兔唇经这位侠名名医给予唇裂修补术被治愈了，也说明这一修补术并非只此一例。殷仲堪帐下名医在荆州，魏咏之是任城（今山东曲阜）人，相距近千里，能听说他的名字，可见这位医家以割补兔缺的良好效果已经远近闻名了，那就绝非一二例治疗成功所能达到的。

　　唇裂修补术在我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唐代一位名叫方干的人，也因唇裂而进行过修补术，所以当时人称他“补唇先生”。《唐诗纪事》卷六十三方干条，记述了为方干进行修补术的医家曾为十多人作过唇裂修补术，都获得良好的效果。清代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著名外科医家顾世澄在他的著作中，对唇裂修补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手术步骤和方法，使它更加接近现代的水平。他记载：“整修缺唇，先将麻药涂缺唇上，后以一烽刀刺唇缺处皮，即以绣花针穿丝，钉住两边缺皮，然后擦上血调之药，三五日内不可哭泣及大笑，又怕冒风打嚏，每日只吃稀粥，肌生肉满，去其丝即合成一唇矣。”这是我国医学著作中最早系统叙述这种手术的。我国整形外科以唇裂修补术的历史为最早。　　

金针拨内障和针拨套出术

　　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眼病，息者往往因此失明。为了使息者“拨云见日”，一千多年来我国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以金针拨内障术最为突出。我国运用这种手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公元五世纪）。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成书的《外台秘要》，对白内障的临床表现已经作了全面论述，而且还分别叙述了先天性白内障和外伤性白内障。它所描述的金针拨障术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记载。到明代后期（公元十六、十六世纪），掌握这一手术的医家已经相当普遍。这种手术最大的特点是手术简便，容易掌握，不需要复杂的设备。近二十年来，这一古代的医疗技术发展提高为“针拨套出术”。针拨套出术不但能把混浊的晶状体剥离掉，而且能把它套出。它和西医学的晶状体摘除术相比，有方法简便、手术时间短、切口小、病人痛苦少等优越性。　　

小手术巧夺天工

　　在我国外科学的发展史上，还记有许许多多十分巧妙的小手术。这里只举几例。

　　第一，鼻息内摘除术。小小的鼻孔里长了大大小小形状像石榴籽的总肉时，会使鼻孔堵塞，呼吸不通。一般说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因病人必须用口呼吸，久而久之，可使声调改变，甚至面部变形。明代外科医学家陈实功曾设计过一个简单而精巧的手术器械（公元1617年），用来摘除鼻息肉。方法是用两根细铜筋，筋头各钻一小孔，以丝线穿孔中，使两筋相连约距五分许。手术前，先往鼻孔内滴入麻药。然后把两筋头直伸到息肉的根部，用两筋头的丝线把息肉从根部绞紧，然后向下一拔，息肉就可摘除。

　　第二，导尿术。往往有些病会引起小便不通，轻的下腹部胀庸难忍，重的由于尿潴留体内废物排不出去而导致酸中毒，甚至可以危及生命。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巧妙地用葱叶作为导尿管进行导尿术，解除了病人小使不通的痛苦一他选用中空的“葱叶除去尖”，把葱叶“轻轻插入尿道三寸许”，“用口轻轻吹葱叶的另一端，使葱叶张开”，使潴留的小便从膀胱经葱叶管导出。

　　第三，穿刺放水术。阴囊积水如果得不到恰当处理，积水越积越多，阴囊也越胀越大，行走就十分困难。另外像腹水（鼓胀）、胸水等，除使病人十分痛苦外，还会危及生命。早在《内经》中已记载了筒针放腹水的方法，但记录不详。南宋医学家张子和（1156—1228）设计制造了一种“漏针”，用它放水，可以解除阴囊积水患者的痛苦仍缓解胸腹积水病症等。不论叫“筒针”，还是叫“漏针”，实际上就是古老的穿刺针。

　　第四，咽部异物剔除术。婴幼儿童玩耍，把钉、针、古钱等吞入咽部或食道，这在古今都是比较常见的。有的甚至因异物堵塞气管而窒息死亡。我国古代医家曾经设计制造了种种器械，施行各式各样的手术，以解除患儿的病痛。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治疗误吞铁针人咽的病人，曾设计了口含吸铁磁石把针吸出的办法。这种方法后来又由外科医生加以改进，就是把吸铁石加工成枣核大小，并锉磨光滑，钻孔穿线，叫病人口含吞咽，针、钉等异物即使已到食道，也可以吸出来。南宋张子和设计了一种剔除卡在咽部或食道上部的古钱的器械。方法是先用清洁的白表纸，卷成筷子形，把一端剪成乱发团状。另卷一筷子形的纸卷，一端缚一针钩，下到咽中。探到针钩进入钱孔时，再把一端剪作乱发团状的纸卷纳入咽中，并和针钩相抵，使针钩进入“乱发团”里，防止损伤肌肉，然后把纸卷等一并提出，古钱就随着取出，这虽不能和现代的食道镜相媲美，但是设计的基本思想大致相同。在七八百年以前就有这种买践，真可谓巧夺天工。　　

可贵的外科治疗观点

　　我国古代外科学在治疗上十分强调整体思想：既重视体表疾息的局部表现，更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变化；既重视手术、手法治疗，更重视机体抗病能力的增强。早在《内经》中，就强调了疮疡痛疽等局部化脓性感染是和经脉不通、过食酒肉等有关，治疗强调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对骨折的治疗和固定，提出既要夹缚棕正，又要或屈或伸、时时运动的动静结合的明确观点。宋代陈自明、元代齐德之和明代汪机等写的外科专著，都着重指出外科必以内科为本，知道内部才可以探求外部；内部有病，定要表现在外部。如果只治疗外部而忽略了内部，这就叫做不去探求本而去治疗未。反对外种医生只重视局部和体表的病变，不重视甚至忽视局部和全体的内在联系。陈实功等提倡外科治疗还要重视调理消化机能和饮食营养。

　　古代正骨医生尤其重祝上述思想和观点，强调“肢体损伤子外，气血则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明确他说明了局部病变和整体的关系：因而强调局部受伤不能单从局部治疗入手，而应是局部和整体并重。对骨折病人不但重视局部的处理整复固定，更强调适当活动和功能锻炼，以及配合使用活血化瘀和调理脏腑功能的药物，这就为骨析愈合创造多方面的良好条件。西医治疗骨折虽然也曾有过注重局部和整体的观点，但近代受形而上学的影响，越来越忽视整体。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欧洲治疗骨折广泛采用石膏绷带，更加强调绝对固定和休息。不少有影响的骨科权威和专家，如法国的迪早尔（1744—1795）、英国的多马斯（1834—1891 ）等甚至竭力主张，治疗一切骨析都要持续广泛的固定。

    维也纳的毕勒甚至认为，骨折要依靠骨本身的自然愈合和等待时间，否定适当活动对促进骨折愈合和功能恢复的意义。因此，西医治疗骨折的效果长期得不到明显的提高。近年，我国医务工作者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发挥西医的长处，着重吸取了中医治疗骨折的整体观点，强调早期活动，注意动静结合，全身和局部结合，采取手法整复小夹板固定，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几万个病例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拆比西医治疗的愈合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治疗费用也大大降低。过去一再出现的骨不连、关节强直、肌肉萎缩等合并症，也几乎完全消失了，超过了国际水平。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0 20:1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