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藥如用兵》論

蓝天百云

   心肾- 宝阳为要-务必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

    天为阳，地为阴. 日为阳， 月为阴， 在人体心主火居上为阳，肾主水居下为阴。心肾者，坎离也，人体之两仪。日月往来而成昼夜之常，心肾交泰而就五脏之和，《周易参同契》所谓 坎离冠首. 光辉垂敷，故心肾者先天之本也。强调 先天心肾是人身中最宝贵之主要生命线 ，认为先天心肾为母，后天脾胃为子，先天真火乃生命之火种，先天真水乃生命之沃土， 上奉无穷者，唯此真阴、真阳二气而已。二气充足， 其人多寿：二气衰弱，其人多天；二气绝灭，其人则死。指出 世之患脾胃病 虽属于后天脾胃之疾， 而先天心肾之衰弱实为主要原因，若为脾肾两虚……必赖桂附理中以获效，如独用理中汤专朴后天脾胃，是否能制寒水补少火而使病全愈尚属疑问 (《医药简述》)。在强调先天心肾的同时又尤为注重真阳。
  
    认为阳气乃人立命之根， 并延引《周易》、《内经》、《中藏经》及后贤之论以助其说，由于阳者生之本 故 宜常益 。阳者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发育万物，人非此火不能生养命根 ，所以当随时注意顾护阳气。纵观历史，横览诸贤， 宝阳之说甚众。
  
    自《内经》倡明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之论后，继世诸家代有发挥。屈原《天问》云 天式纵横， 阳离爱死 ，道家《丹经》谓 分阴未尽则不仙，分阳未尽则不死 ，明季张景岳特作《大宝论》指出 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 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 阳气至重如此不言而喻。因于此，附子作为回阳救逆第一品药 ，而列于中药十大 主帅之首，并精研而广用之，且博引陈修园、张隐庵、黄元御、郑钦安等论以强调附子的宏功及早用，重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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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贵精-治病必求本

    方药如林，但立中药十大 主帅为之干，方立桂、麻、四逆 白虎、承气为之主，若不明治病求本之道，何能以之应百疾?凡万事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大学>>)，故治本之道，非独为医所重，历代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皆然。
  
营   《易经》云 建其本而万物理 ，孔子云 本立而道生 ； 兵法《三十六计》专有 擒贼擒王计 之论。吴氏尝言 治病必求其本,本周而标自立矣 。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但 摧其坚， 夺其魁，拔其本 则诸症尽除。阳气亢极但用纯阴之剂，不杂一毫阳药，育阴正以济阳：阴气极甚，但用纯阳之剂，不杂一毫阴药，扶阳正以济阴；病在表则辛散以汗，不混一毫里药，表解而里自和，所谓 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 。

    若不洞察真谛直取其本而面面俱到 广络原野 ，则必事倍功半徒劳而已。明确治病求本之要，又当集中优势兵力并力捣其中坚，方能克敌制胜。医之伐病，犹将之伐敌。将之伐敌 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   《吕氏春秋。简选》，只要 简选精良，兵械镭利 ，同上，又能克期不愆，布阵有方，则能 发之则不失，纵之则不当 ，同上；医之伐病，药不贵繁， 唯取其效，但能精选药味，严谨制方， 审之何经受病，何为成积，见之既确， 发直人之病以讨之，何患其不愈 。《医宗必读》。若 不究病因，不问病状，而概以不着痛痒，无甚寒温之笼统十数药一例投之， 可望去病者 未之有也，王德森《稳当之方论》。观吴氏医案，其用药不可谓不精，其法度不可谓不严，尝云 正治之方决勿夹杂其它药品，如果加人寒凉之剂则引邪深人； 加人补剂犹闭门留寇，必致传经变证，渐转危笃费治 《医药简述》。

    师克在和不在众 《左传・桓公十一年》， 吴起以五万之众破秦五十万，此兵不在多，而在勇 《吴子・励士》， 故孙膑总结说 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 ， 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如百人之奋也 《尉缭子・兵令》。若军大卒多而不能斗 则 众不若其寡也 (《吕氏春秋。决胜》)， 所以用药最忌夹杂，因 气纯而功愈速，攻补杂施，弗能专力 ,《续医说；处方贵简》。故用药不尚繁芜，唯求力专，君臣佐使朗若列眉， 反对用药 牛屎拌马粪”， 没有目标， 不分主次， 杂乱相投， 反使药力白毁医手。每取胜于四、五味之间， 其所论中药十大 主帅 乃集寒热两类药物之精良，桂、麻、四逆、白虎、承气则是阴阳二证之猛将， 如“纠纠武夫， 公候干城 《诗经—国风》， 灵活运用，加减化裁，东档西杀，南征北剿，而收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之效 (《医药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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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曾任太医的名医徐大椿。他在自己撰写的《医学源流论》中专辟《用药如用兵论》一章，全面、详尽、准确地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等医理。文中提出了治病用药的10种方法，其中"以寡胜众"之法就典型地运用了孙子的"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观点，主张"一病而分治之，则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如痢疾这种病，症状甚多：便脓血，里急后重、腹痛等。治疗时，以行气、活血两种方法分而治之。行气则后里自除，腹痛亦止，活血则使脓自愈。一种病按气、血分治，从而达到以寡胜众的目的，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徐大椿凭藉自己深厚的医学功底，敏锐地审视兵学与医学、兵道与医道的相互关系，得出了极富启发意义的结论，这在我国古代医学史上的确是一篇绝无仅有的专论，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但是，必须看到，把兵学同医学联系起来在理论上加以阐述，临床上进行实践，则在徐大椿之前是大有人在的。
    被尊为医经的《黄帝内经・灵枢・逆顺》中就谈到医学与兵法的关系，说："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以与"无刺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灵枢・刺法》相对应。饶有意味的是，《黄帝内经》还用冷兵器的"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类比针法："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阵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灵枢・玉版》
    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进一步从医家的行为心理上做了深刻的理论阐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仁欲方。"《旧唐书・孙思邈传》"胆大心小，智圆仁方"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作为一个医生必须具备的心理索质和行为准则，孙思邈在对这八字原则进行分析时指出，医生临病与军人临战一样，在不明敌情时要周密侦察，慎重判断，做到"知彼知己"，这种谨慎就是"心小"。一旦掌握敌情，胜券在握，就要果断决策，大胆用兵，这种果断就是"胆大"。孙思邈用《诗经》形容这种果断："'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军人为卫国保民而打仗，医生为救死扶伤而治病，这种品德就是"仁方"。用兵要因敌制胜，战术多变；用药要"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李中样，《医宗必读》。
    以兵学喻医学，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个别例子，自先秦至明清，代不乏人，可以说它是古代医家们的一种共识。把兵学用于医学如同把动物器官移植于人体，那么人们要问：兵学原则在哪些方面成为沟通医学的桥梁和纽带呢？毋庸置疑，只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才能证明兵学用于医学不是牵强附会的，不是伪科学。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9 17:48 编辑 ]

蓝天百云

    首先，从伦理道德方面看，中医的医学伦理观一贯推崇既有良好医德又有良好医术的"良医"，认为医学是仁学，医术是仁术。东汉名医张仲景主张医生应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这种中国医学史上倡导的"苍生大医"与中国古代兵家的主张是相通的，相融的。与行医要有仁人之心一样，中国兵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历来主张应"诛暴乱，禁不义"（《尉缭子・武议》）。
    其次，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兵学与中国医学一样，形成了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施治是中医著名的诊断治疗方法。从哲学上说，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的思维方法。中医把天地人视为一个大系统，"人"又分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各个于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对各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对症下药。药分君臣佐使，最后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扶正法邪，治病救人的目的。古代兵法也使用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比如说，关于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孙于兵法）讲求"道、天、地、将、法"之类"五事七计"，对战争各方面进行总体把握，系统分析；关于行军布阵之类战术问题，兵家也无不讲求天、地、人的相互关联，各种条件在战争运动过程中的有序变化，奇正相生，相反相成，最后达到因敌制胜的目的。
    再次，从指导思想上看，兵学与医学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点。
    一是防病如防敌。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只有那些能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良医。对于敌人，兵家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平时就要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将帅也才能被称为良将。良医本着治病如治寇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徽杜渐，加强防范。
    二是择医如用将。明朝椿澄说得好："知其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诸氏遗书》）打仗要委派良将指挥，治病要选求良医诊治，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所谓良将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只有将才而无武德的将领只能称为"名将"而不能称为"良将"。同样，只有医术而乏医德的医生只能称为"名医"而不能称为"良医"。"良医"必须做到"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怖。广收方论，博通义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如能选择这样优秀的医生治病，何病不克，何疾不愈？
    三是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是一种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为。古代的医家看到，"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这是从"兵"与"药"的特性上说明二者都具有"刚烈"的共同特点，因此用药要慎之又慎。古人还从用药之法"贵乎明变"着眼，看到灵活多变的共同点。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这是医家以用兵来比喻用药。《白豪子兵 》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这是兵家以用药来比喻用兵。显而易见，"兵"与"医"即使不像徐大椿所认为的同源，但也的确是相通相用的。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9 17:51 编辑 ]

蓝天百云

   以上虽然仅略举数端，却足以说明把兵学原理移植到医学之中，特别是中医学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启发人们的意智，开阔人们的视野，近年来，人们重新重视《孙子兵法》在医学领域的运用问题。例如，黄石市中医研究所殷衍彬对《孙子兵法》在中医治疗中的价值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孙子兵法与中医治病》一文，大连陆军学院的黄志贤、黄浩也将孙子的谋略与治病疗法结合起来，撰写出《孙子谋略在医学中的运用》一文。

    特别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吴如嵩、中国中医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洪图及解放军309医院的黄英同志合著的《孙子兵法与养身治病》一书，将孙子军事辩证法和传统的中医理论及现代医学理论结合起来，充分阐述了以《孙子兵法》指导养身治病的原理，可谓开创了医学理论的新思维。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9 11:02 编辑 ]

蓝天百云

练技如练兵
   
    中国古代曾长期奉行"兵农合一"的政策，壮年男子平时在家务农，战时应征赴战。春秋时期，训练军队的基本办法是"田猎"，每年春秋两季农闲之时，组织青壮年到森林荒野围捕野兽。在此过程中，男子们自然要在统一号令下奔跑、跳跃、骑马、搏击、射箭，从而既锻炼了体力和技能，又培养了令行禁止、统一动作的集体意识和协同能力。后来，这些军事训练项目逐渐演化为人们娱乐活动或锻炼身体的形式，但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军事色彩，仍然遵循一些军事原则。例如，拳谚说："从来拳势通兵法，不识兵书莫演拳。"棋谚也说："布局如布阵，谋势不谋子。"
   
    近来年，随着体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体育竞赛日益频繁而激烈，于是中外体育界人士开始注意到体育竞赛与军事斗争的某些共通性，将孙子的谋略运用于指导体育训练和比赛。不少体育工作者认为，将孙武的兵家思想移入体育领域，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意义重大。如静柔在《孙子兵法与竞技体育谋略》所言："翻开《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开篇的'诡道十二法'到未篇的知人、用间，无不闪烁着谋略的光电。《孙子兵法》那道谋略思想的光电一旦射进现代从事竞技体育人士的心田，一定萌生出智慧的新芽。"正是《孙子兵法》"智慧的光电"，吸引人们将它运用于体育领域。
   
    在举世瞩目的第十一届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赠送给运动员的礼物中就有收录《孙子兵法》的《体育竞技与哲学》一书，成为中国体育健儿称雄于亚运会的力量来源。国际足联高级讲师杰克・贾拉汉来华主持足球教练培训时就明确他说过："中国人不需外求，你们古代的战略家孙子已经列举了许多战略重点，只要懂得加以运用在球场上，相信对比赛必定大有帮助。"1997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第11轮比赛中，八一队就因为遵循了这一教诲而赢得了胜利。联赛中八一队遇到了劲敌青岛海牛队。八一队主教练考虑到青岛海牛队主教练曾经担任过本队的主教练，对八一队的情况非常熟悉，认为采用以往的战法将逃不出对方的算计。于是决定出其不意，在排兵布阵上大量使用新人，使对方不摸底细。这一招果然奏效。对方教练原以为八一队的布署将不会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于是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和部署。可是，双方上阵时，八一队的新阵容使得青岛海牛队措手不及，阵脚大乱，最终输掉了这场比赛。
   
    在现代各种项目、各种规模的体育比赛中，了解对方技术和战术，打探其阵势部署，并采取针对性训练，已经成为赛前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孙子的"知彼知己"、"因敌制胜"、"示形惑敌"，"奇正相交"等原则都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于赛前的运筹之中。至于运动员平时的训练，更是可以贯彻孙子的思想，例如通过采取"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等措施，达到"先胜而后求战"的程度，从而稳操胜券。由此可知，体育比赛，名为斗技、斗力，实力斗智、斗谋，在技术实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胜负往往取决于战术水平的高低。因此，将《孙子兵法》引入体育比赛和训练实际上是发展体育运动的一种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陆续可见。佟庆辉、万怀玉根据教学经验对运用《孙子兵法》指导散打训练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其《散打训练与孙子兵法》一书中，运用孙子谋略思想，分析散打擂台上的竞赛实例，使人们信服地看到《孙子兵法》完全可以成为"运动员智慧的源泉，取胜的法宝"。静柔的《孙子兵法与竞技体育谋略》则将《孙子兵法》用于指导竞技体育运动的全过程，具体阐述了组队一一训练--比赛三阶段中如何巧妙运用孙子谋略的问题，成为中国这方面的专著。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9 11: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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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如为将
   
    中国古代儒家的处世哲学概括起来不外乎四句话，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数千年以来，这一直是历代仁人志士的人生信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欲平天下先修自身。如何"修身"？文学"六经"，武学"六书"，几乎是古人的共识.《孙子兵法》对教化人生的作用，很早就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明代谈恺称"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将孙子与孔子相提并论，认为《孙子兵法》无论对武备军旅，还是文事人生，都具有教化作用。明代文人李贽更发出"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力一，以教天下万世也"的感慨，把《孙子兵法》等七部兵书与"六经"一样视为人生立世的经典。

    到近现代，将《孙于兵法》借鉴于人生更为自觉。民国时期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李浴日指出："孙子是'圣经'，倘若你苦闷时，拿起它读读，必会快乐风生；倘若你失败时，捧起它研究研究，必会吸收着成功的降临。"《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日本的福本义亮则把《孙子》作为人生处世的座右铭，认为："盖孙子者，兵书而外交教科书也，亦人事百般座右铭也。今更生于新时代，依各人之职务而活用之，处世上有所稗益也，必矣。"《孙子训注・自序》这时期还出现了将《孙子兵法》用于人生的著作。如张廷灏的《从孙子兵法研究做事方法》、李英豪的《孙子兵法与现代人》，以及近年来出版的徐如林《孙子与人生》等等。《孙子兵法》中最能教化人生的莫过于"将帅论"。为人如为将，既要有超群的智慧和才干，又要有良好的性格和情操。孙子的"为将五德"之说，概括了将帅应有的品质，不类为世人修身养性的规箴和鉴镜。
   
    从《孙子兵法》内含特质上看，其思维的辩证性，可满足人们启迪心智的需要；内涵的丰厚性可为人们提供智慧和聪颖；论述的可操作性，易为人生立世的鉴镜；观念的超前往，可促进积极人生的升华；文笔的优美性，可使人生修养受到美的陶冶。从现代社会的特点看，《孙子兵法》不仅可以满足处于竞争意识激烈的当代人生对智谋的需要，而且对于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事在人为"的观念，具有促进作用。
   
    以上仅仅从四个方面概略介绍了《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运用的情况，除此之外，它在教育、艺术、公关等领域也有移植的成果。必须指出的是，《孙子兵法》毕竟是一本言战的兵书，其中许多原则只适用于你死我活的战场，而不适于其它公平竞争的领域。因此，无论是企业管理，商业经营、公共关系领域，还是体育竞赛、文教卫生、为人处世领域，都要防止过于迷信《孙子兵法》而把它看作是万灵神药的倾向，特别要避免简单对号入座和对名言警句的图解化或衍生化等问题。宋朝哲学家程颐说得好："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伊川易传》卷3，他说的用来统率万事万物的"一"，就是哲学。具体地说，就是思维方法。就《孙子兵法》的研究和运用而言，不是生搬硬套其中的某些具体原则和方法，而是要从探索领会孙子的思想精髓入手，力求比较完整地掌握其思想体系，并灵活地运用其唯物辩证的方法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样才能架起沟通《孙子兵法》与各个竞争领域的桥梁。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29 11: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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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药的神妙之处不仅仅在药，还在于剂量。确定剂量就好像打仗部署兵力一样：打头阵的是谁，兵力多少，打掩护的是谁，兵力是多少，搞接应的是谁，兵力是多少。用兵只有周密部署才能取得胜利。中药组方也要周密筹划，一有颠倒，结果与目标就相去甚远，甚至截然不同。齐国将军田忌赛马的历史故事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思想：合理布局、巧妙安排才能应对强大的敌人。下面再用守城与攻城的例子来说明扶正祛邪：
  守城者为正气，攻城者和守城者内部的叛徒为邪气。敌人对城堡虎视眈眈，城堡随时都可能遭到袭击。如果还没有袭击，正如人体还没受到邪气侵袭。守城者“老弱病残”，相当于正气不足，这就是“虚”，只要敌人出动，城堡就会顷刻沦陷，对人而言，就容易生病。所以，在敌人来之前，就要提高守城者的战斗力，在人体就是要扶正。
  敌人来了，守城兵力尚足，就奋力拼搏，将敌人挡在城外，如果内部出现了叛徒，将其就地正法，如果敌人已经进来了，就把敌人赶出去，要不来一个“瓮中捉鳖”，将敌人一网打尽。在城内消灭敌人，这也是祛邪。如果城内兵力不足，而敌人攻势不减，这个时候就要紧急增援兵力，同时前方将士奋力杀敌。这就是扶正与祛邪相结合。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9 18:03 编辑 ]

蓝天百云

   徐大椿凭藉自己深厚的医学功底，敏锐地审视兵学与医学、兵道与医道的相互关系，得出了极富启发意义的结论，这在我国古代医学史上的确是一篇绝无仅有的专论，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但是，必须看到，把兵学同医学联系起来在理论上加以阐述，临床上进行实践，则在徐大椿之前是大有人在的。
   被尊为医经的《黄帝内经·灵枢·逆顺》中就谈到医学与兵法的关系，说："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以与"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灵枢·刺法》相对应。饶有意味的是，《黄帝内经》还用冷兵器的"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类比针法："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阵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灵枢·玉版》
   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进一步从医家的行为心理上做了深刻的理论阐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仁欲方。"《旧唐书·孙思邈传》）"胆大心小，智圆仁方"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作为一个医生必须具备的心理索质和行为准则，孙思邈在对这八字原则进行分析时指出，医生临病与军人临战一样，在不明敌情时要周密侦察，慎重判断，做到"知彼知己"，这种谨慎就是"心小"。一旦掌握敌情，胜券在握，就要果断决策，大胆用兵，这种果断就是"胆大"。孙思邈用《诗经》形容这种果断："'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军人为卫国保民而打仗，医生为救死扶伤而治病，这种品德就是"仁方"。用兵要因敌制胜，战术多变；用药要"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李中样《医宗必读》。
   以兵学喻医学，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个别例子，自先秦至明清，代不乏人，可以说它是古代医家们的一种共识。把兵学用于医学如同把动物器官移植于人体，那么人们要问：兵学原则在哪些方面成为沟通医学的桥梁和纽带呢？毋庸置疑，只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才能证明兵学用于医学不是牵强附会的，不是伪科学。
   首先，从伦理道德方面看，中医的医学伦理观一贯推崇既有良好医德又有良好医术的"良医"，认为医学是仁学，医术是仁术。东汉名医张仲景主张医生应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这种中国医学史上倡导的"苍生大医"与中国古代兵家的主张是相通的，相融的。与行医要有仁人之心一样，中国兵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历来主张应"诛暴乱，禁不义"《尉缭子·武议》。
   其次，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兵学与中国医学一样，形成了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施治是中医著名的诊断治疗方法。从哲学上说，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的思维方法。中医把天地人视为一个大系统，"人"又分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各个于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对各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对症下药。药分君臣佐使，最后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扶正法邪，治病救人的目的。古代兵法也使用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比如说，关于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孙于兵法）讲求"道、天、地、将、法"之类"五事七计"，对战争各方面进行总体把握，系统分析；关于行军布阵之类战术问题，兵家也无不讲求天、地、人的相互关联，各种条件在战争运动过程中的有序变化，奇正相生，相反相成，最后达到因敌制胜的目的。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9 18:07 编辑 ]

蓝天百云

   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是一种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为。古代的医家看到，"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这是从"兵"与"药"的特性上说明二者都具有"刚烈"的共同特点，因此用药要慎之又慎。
   古人还从用药之法"贵乎明变"着眼，看到灵活多变的共同点。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这是医家以用兵来比喻用药。
  《白豪子兵 》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这是兵家以用药来比喻用兵。显而易见，"兵"与"医"即使不像徐大椿所认为的同源，但也的确是相通相用的。

[ 本帖最后由 蓝天百云 于 2007/3/19 18:1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