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藥如用兵》論

罗布麻

    先伯很重视“标本”，诊病医案上常有“法当标本兼治”、“仍当从本治”的意见。一次我与家兄讨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以及“治病必求其本”二者的关系。家兄说；“伯父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在诊断上知其何者为本，则何者为标，自然不言而喻；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言治法。”后读《素问·至真要大论》：“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此与上论不谋而合。足见先伯在经典理论上，不援引其词句，但深谐其理。
   
    先伯一般组方的主张是辨病立方，辨证施药。他说辨清病以后，立法选方是针对其病，而方中药物的加减则是针对具体的症候。正如徐灵胎所说，辨病立方而无加减是有方而无药；堆砌药物，合而成方，全无方法主次，是有药无方。喻嘉言《医门法律》：“约方，犹约囊也，囊满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居”。“业医者当约治病之方，而约之以求精也。《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得其精，焉能入神?有方无约，即无神也，故曰神与弗居。”先伯处方十来味药，很少超过二十味。三伯父患胸膜炎，胸腔积液，我那时在燕京大学医学院预科学习，请问先伯当用何方，他即指出病属悬饮，当用十枣汤，如有肋痛症候，可加川芎、川楝之类。我问十枣的用意，他说，大枣大小很不相同。如山东乐陵枣小而甜，仲景河南人，河南大枣则大，十个约30一60克了。经方一般用的大枣不过3枚。此方大枣分量较重，意在固脾，妨逐水太过。
   
    先伯治病各种剂型都用，不限于煎剂。如外伤瘀血，常用《良方集腋》的七厘散，用黄酒服用加外敷患处。他主张组方首在立法，法者不定之方，方者一定之法。同一法可从不同方剂中任选应用，或自组成方，但方既组成之后，必有一定之法方可。先伯推祟《伤寒》，  《金匮》，但主张要学其法。他说：“以镜鉴人，不如以人鉴人。盖镜中影，祗自知无可比，而不如书中影，则使万世之人皆知也。伤寒诸书，仲景之影也。以之作鉴，则离神而取影，鉴中之影，皆非真影矣。学医者其鉴诸。”喻昌在其《尚论篇》中说：“举三百九十七法，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无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喻氏以法概伤寒，先伯则推之以及他病，可谓善学者。他不主张拘泥古方，认为墨守成方，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推崇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之论。他在用药处方上注意脾胃，但又与东垣的专主温补不同；看其处方，用药的轻灵，又吸收了温病学派的长处。伯父对于运气学说，也认为不可拘泥。陈修园《医学实在易》引张飞畴“运气不足凭”说；“谚云：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所以，稍涉医理者，动以司运为务。曷知‘天元纪’等篇，本非《素问》原文。王氏取‘阴阳大论’补入经中，后世以为古圣格言，孰敢非之，其实无关于医道也。况论中明言，时有常位，而气无必然。犹谆谆详论者，不过穷究其理而已。纵使胜复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四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若熟之以资顾问则可，苟奉为治病之法，则执一不通矣。”先伯生前，从不侈谈运气，提到张飞畴的话“很通达”。
   
    先伯虽不谈运气，却颇重视季节用药。如暑天家中常备六一散，若有伤寒迹象，或头晕，或不汗出，用之颇效。若见心烦欲呕，常加藿香叶，开水冲泡，待凉饮，沁浸心脾，若有心烦、心悸，加用殊砂，小便黄加鲜荷叶。先伯说山东的滑石好，色青白，称桂府滑石，那时北京小学生练刻图章亦用之。查张元素《医学启源》益元散项下：“桂府滑石二两(6O克)烧红，甘草一两(30克)。右为极细末，每服三钱(9克)。蜜少许，温水调下，无蜜亦得。或饮冷者，新水亦得。或发汗，煎葱白豆豉汤调，无时服。”此滑石与甘草的比例为二比一，而非六一之比。六一散又名益元散、天水散、太白散。刘河间《伤寒直格》言：“通治表里上下诸病，解中暑、伤寒，疫疠、饥饱劳损。”查《本草纲目》：“滑石，广之桂林各邑及瑶峒中皆出之，即古之始安也。白黑二种，功皆相似。山东蓬莱县桂府村所出者亦佳，故医方有桂府滑石，与桂林者同称也。”北京用者，色青白，系白滑石，或即纲目所说蓬莱所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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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伯对风寒感冒喜用苏叶、葱白、豆豉(葱，山东者佳，豆豉，四川者佳)之类，检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指中等的医生)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香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先伯或受其影响。忆北京家中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糊米，小儿伤食饮用。成人腹胀，常用砂仁一粒，以针穿其孔中，在火上烧焦，取下，纸包捻碎，去纸嚼服，甚效。又疰夏不思食，用荷叶粥(鲜荷叶去梗，洗净，待米烧半熟，即置荷叶于其上，再煮，熟后粥色青绿清香)宽中解暑，妙用非常。考《本草纲目》，“粥”专列一项，计有四十四种。盖粥能畅胃气，生津液，推陈致新，利膈益胃(如薏苡仁粥除湿热，利肠胃，莲子粉粥健脾胃，止泻痢，薯蓣粥，补肾精，固肾气等)，但有荷叶烧饭而无荷叶粥。李东垣师承洁古在仲景枳术汤基础上创制枳术丸，用荷叶裹烧饭为丸。

    他说：“盖荷之为物，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因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升乎。”《温病条辨》清络饮中有荷叶。先伯对小儿脾虚疳积，食少、消瘦、易汗出，亦常用苡仁、山药、大枣煮大米粥治之。我小时即用过，效果很好。对老年人则常用莲子、芡实煮粥，以固其肾气。他说药补不如食补，寓药于食，可谓善补。另外，家中亦备有夏天用的露，如银花露、生地露、玄参露等。小儿慢性腹泻，用暖脐膏贴脐部。总之，因病情不同而采用相应的剂型。
   
    先伯常说，凡中病而效者即为秘方。先伯在为钱今阳先生《中国儿科学》作序时谈蒿虫散最为详细。序中有曰：“龙友昔年治病，对于儿科亦颇重视，医乳孩之病，仅以一方普治之，无不奏效，从未出错，其方即所谓蒿虫散是也。方载《本草纲目》虫部之青蒿蛀虫下。其词曰：‘一捧朱砂一捧雪，其功全在青蒿节  (虫生在蒿之节)；纵教死去也还魂，妙用不离亲娘血(即乳汁也)。’旧法系用青蒿虫7条，朱砂，轻粉各0．3克同研成末，用末擦在乳头上，与儿服。如婴儿初吃乳时，即与之服，将来出痘麻也稀少，或可以不出，而胎毒自解，真是儿科圣药。即不吃乳之儿有病，亦可用少许冲白糖水服，胜服一切儿科药也。此龙友数十年之秘方，特为抄出，拟请附于大著《中国儿科学》之后。”关于蒿虫散，查《本草纲目》原引自《保婴集》，此方用治惊风，十不失一。其诗云：“一半朱砂一半雪，其功只在青蒿节；任教死去也还魂，服时须用生人血。”《纲目》青蒿蠹虫项下；“[集解]时珍曰；此青蒿节间虫也，状如小蚕，久亦成蛾。[气味]缺；[主治]急慢惊风。用虫捣和朱砂汞粉各五分(1．5克)，丸粟粒大，一岁1丸。乳汁服。时珍。”
    大伯父运用蒿虫散不在于治惊风，而用于防痘麻。北京家中数十口人，从未患天花，出水痘、麻疹亦轻，与用蒿虫散不无关系。当然，我们小时也是种牛痘的，但其时尚无麻疹疫苗。《纲目》引《保婴集》诗，与先伯所引，文词有出入，或因版本不同，或先伯诊务忙未暇查对原书。但比较起来，“妙用不离亲娘血”，较诸“生人血”似更明确，且青蒿虫7条，分量清楚。朱砂，轻粉各O．3克，治不在惊风，少用些甚是恰当，是在学古中又有变通和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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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麻

    先伯注重预防，说过早在《易经》中已有预防思想(查《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他常说；“若要小儿安，须得三分饥与寒。”又说小儿之疾，常是痰热作祟，小儿停食常见，防止过饱很是重要。一般人皆知防小儿受凉，因之穿着过厚。而小儿喜动，汗出之后脱衣更易受凉。且穿着愈厚，反而愈不胜风寒，全无抗力，动辄伤风感冒。徐氏《慎疾刍言》有“小儿之疾，热与痰二端而已”句，与先伯所谈颇近。
   
    先伯用药很慎重，屡屡劝诚我们要深知药性，不得冒昧。对于哎咀(古以咀嚼代切药之法)，先伯从另一角度说；“临症则自为哎咀配合，故万无一失。”对一般感冒咳嗽属风火者，他从不应用酸收的五味子之类，他说古方小青龙治寒嗽，五味与姜并用，一散一收，互相配合，岂可用于风火之嗽。他常以《得效方》中“用药如用刑，一有所误，人命系焉”的话教导我们谨慎用药的重要。
   
    先伯用人参非常慎重。他处方第一味常用沙参，处方用名为南沙参、北沙参、空沙参，有时南北沙参同用。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说：“沙参味微寒，主血积(肺气上逆之血)，惊气(心火犯肺)，除寒热(肺气失调之寒热)，补中(肺主气，肺气和则气充而三焦实也)，益肺气(色白体轻，故入肺也)，久服利人(肺气清和之效)。”又说：“肺主气，故肺气之药气胜者为多。但气胜之品，必偏于燥。而能滋肺者，又腻滞而不清虚。惟沙参为肺气分中理血之药，色白体轻，疏通而不燥，润泽而不滞。血阻于肺者，非此不能清也。”徐氏对沙参评价之高有如此。先伯推崇徐氏，或受其影响。伯父对山东名医黄元御亦颇推崇。黄氏《玉楸药解》中论沙参；“补肺中清气，退头上郁火，而无寒中败土之弊，但情性轻缓，宜多用乃效。山东辽东者佳，坚脆洁白，迥异他产。”考南沙参肥大而松，特别是浙江一带所产，先伯用空沙参系指南沙参。山东沙参，全省各地皆产，胶东的好，与其土质是有关系的。先伯在沙参用量上，一般用12克，有时用至24克。他认为南沙参祛痰作用较强，北沙参养阴作用较著。
   
    我亲戚患胸痹心痛症，常摇头，有风木肝象，先伯嘱用人参汤泡玫瑰花代茶频服。玫瑰选用含苞未放者，七至十朵即可。玫瑰行血活血，疏肝止痛，与人参一气一血，搭配得当，用后效果很好。考玫瑰花一药，  《本草纲目》末载。  《本草纲目拾遗·花部》，“玫瑰花有紫白两种，紫者入血分，白者入气分，茎有刺，叶如月季而多锯齿，高者三四尺，其花色紫，入药用花瓣，勿见火。”又引《百草镜》云；“玫瑰花立夏前采含苞未放者，阴干用，忌见火。”关于性味，《本草纲目拾遗》载：“气香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肝经，和血行血，理气治风痹。”又引《药性考》云：“玫瑰性温，行血破积，损伤瘀痛，浸酒饮宜。’又关于其活血化瘀引《少林拳经》：“玫瑰花能治跌打损伤。”又引《救生苦海》治吐血用“玫瑰膏”。先伯主张与古为新。说；“吾人当药物既备之时，如不能随时化裁，与古为新，是仍未会古人制方之意。”先伯用玫瑰花即是一例。
   
    先伯为《中国药学大字典》  (世界书局版)作的序文中提到马宝等，皆值得认真研究。序文说；“马宝一物，最能开痰降逆。第一能治虚呃，而于癫狂痫各病，尤为要药，纲目不收。”查《本草纲目》确无马宝之名，而有‘鲊答’。  [集解]时珍曰；“鲊答，生走兽及牛马诸畜肝胆之间，有肉囊裹之，多至升许，大者如鸡子，小者如栗如棒，其状白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重叠。”查《本草纲目》鲊答前有牛黄，后有狗宝。鲊答是蒙古人祷雨石子以及牛黄、  狗宝等的总称。而马宝一名，始见于《饮片新参》。
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马宝异名鲊答。”把马宝与鲊答等同起来，似不够妥当。关于马宝的性味，  《中药志》：“甘咸微苦凉’；《四川中药志》；“性凉味咸微苦，有小毒”，“入心、肝二经。’关于功用主治，《饮片新参》：“清肝脑，化热痰，冶痉痫，止吐衄”；《现代实用中药》；“对于神经性失眠，癔病，痉挛性咳嗽等症有效，并能解毒，治痘疮危症。”先伯用马宝突出其开痰，降逆，治虚呃。作者五十年代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例嗜伊红细胞增多性哮喘小儿，濒于危殆时，加用猴枣抢救，转危为安，即受先伯论马宝的启发。
   
    先伯用药，很注意道地药材。如秦艽，陕西、甘肃等地的好，他处方用西秦艽；防风处方用西防风，那是指山西等地所产，又如石决明有七孔、九孔之分，处方都加以注明。厚朴理气药，治偏热、偏寒，而有连水炒川朴与姜川朴等的不同。对药物采摘时间也很注意，如桑叶下霜后的较肥厚，他处方时常用霜桑叶；对入药部分，也分得很细，如薄荷梗，不如叶发散力强，却具理气通络的作用。伯父常善用水果类为药引，如秋天燥气咳嗽，用秋梨皮一具为引。生荸荠能消积利膈，开胃下食，在荸荠上市时，先伯常告知家中买给小孩使用。在鲜百合上市时，常用冰糖煮用以润肺宽中，治阴虚久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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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麻

    先伯享年九十岁。八十多岁时，手不颤，尚能写小字。他养生的办法；很少用药，饮食也很一般，但从不过量，有时吃些银耳、莲子之类。饮酒不过一盅。伯父心胸开阔，修养好，从不动怒。以写字绘画陶冶性情，书法从年轻时即练就臂力好，腕力牢，而且指上有功夫，他说这就是很好的运动。他常说世上无长生之人，因此亦不可能有长生之药，有的就是卫生之道。常说：“有卫生之道，而无常生之药。”哪有什么有益无害药物?饮食不当，尚可致病，况药物乎!
   
    先伯的书法，师受甚广，隶书临曹全碑，篆书临用周·伯晨鼎，草书临唐·贺知章等。京师内外，对先伯的诊病墨案，视同珍宝，除了学习其医道之外，珍惜其书法，亦是一端。一九五三年在其八十四岁高龄时与伯母结缡五十年的照片上，有用蝇头小楷写的题赠。一九五五年为《中国儿科学》作序的信，虽已八十六，而行书仍颇有神韵。一九五九年二月为《新中医药》八周年始刊纪念题签，落款为“八八翁肖龙友题签，老病手强，不能作书。”此恐为先伯逝世前最后的遗作。
   
    先伯很重视医德，他推崇《慎疾刍言》一书。一方面因为该书是徐灵胎晚年作品，“阅历既深，言皆老当。”徐氏治学态度严谨，堪为后世师法。以徐氏造诣，博学大家，尚能“每过几时，必悔从前疏漏，盖学以年进也。”且自谦其言如刍草，其用心良苦，令人敬佩。另一方面，该书是醒世之作，对学医者是很好的医德教育。
   
    先伯常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千金方》)教育后辈，诊病时非常严肃，从不旁及其他。平时对于女非常温和，从不大声呵责。诊病不问贵贱贫富，不以衣着取人，问诊颇为详尽，对贫穷患者，常施舍成药。他与徐右丞老先生、孔伯华、蒲辅周，钟惠澜等中西医专家关系非常融洽。常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教育后学。取人以才，从医疗实效出发。收弟子非常谨慎，很憎恶那些想假借伯父的声誉为招牌者，即使是子弟亲戚亦不例外。谦逊谨慎，鼓励勤奋，常说“业精于勤，荒于嬉。”

[ 本帖最后由 罗布麻 于 2007/3/26 11:23 编辑 ]

罗布麻

    先师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认为一本书，只读一遍，其真正价值是不可能理解透彻的，往往很多地方会被忽略过去，如果忽略的地方恰好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那就太可惜了。特别是对经典著作及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反复精读，乃是古往今来有所建树的医家卓有成效的途径之一。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对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医典精品，就应该认真读，重点读、细读、精读。在对医籍的博览上，每得一医书，便如获一珍宝，必废寝忘餐，读然后快。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上至《内》、《难》、《本经》、  《伤寒》、  《金匮》以及晋唐以后各家学说，下至明、清医家及近代医林著作，莫不博览精研，颇具心得。
   
    陈老主张背诵一些经典著作和经典条文，他能全文背诵《伤寒》、  《金匮》、  《本经》、  《温病条辨》及许多重要注家之注。对《内经》的重要篇章皆能大段背诵，对注家更是如数家珍。所以，对学生和同道们讲解病机时，广征博引，令人叹服。中年以后，据自己历年来的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囿于背诵，但又不可不背诵，应该有重点的背诵。“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晋书·杜预传》)。为此，他钩玄勒要地整理出《医学探源》一书，用以授徒，其中就包含这个意思。
   
    陈老为什么主张背诵呢?他认为临床经验用文字表现很难全面，而读书人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总结成文字的东西，既无“名师亲授”的可能，那么就只有通过精读，反复读，以至背诵，再在临床上去反复揣摩，从中悟出真谛，这是其一。其二，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先师常引朱熹语：“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并认为所谓精思，其中包含善悟，不从中悟出些道理来，又何能谓之精思呢?古    往今来，善于而且能够背书者不乏其人，但要学而有成，还必须善悟，不然只能成为蛀书虫。基于上述思想，先师教育我们读经典著作要注意三点：①原文是作者的思想，注解是注家的体会，读注能增加判断力和想像力，也就是说能增强悟性，要从这种意义去读注，②不要死抠字眼，要首尾相顾去读，方能得到较全面的认识，这是因为任何文字都有“局限”之处，③要善悟，主要是通过临床去悟出用文字无法说明白的东西。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陈老行医六十余载，对每一病案，必坚持理法方药完整，严谨不苟。用药洗练，以经方为主，兼及各家；时方常用《条辨》方，很少杜撰自制，每方必有来源，加减必有依据。这是因为他一生以诊治坏症、逆症著称，其中有不少是因误治所致。他目击病人之苦，深惋医道之淹没，所以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为了自勉，为了育人，他把自己的诊所命名为“是知堂”，取《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含义。对此陈老一生，身体力行，自成一家医风。
   在学术上，陈老推崇经方，可谓“经方派”，然亦赞赏汉以后的医家成就。虽极喜《伤寒杂病论》，但亦肯定温病学说，认为病无定体，千状万态，当用何方，各依情势而定，不可按图索骥。世上哪有照着书本条文去害病的道理呢?

[ 本帖最后由 罗布麻 于 2007/3/26 11:25 编辑 ]

罗布麻

    三十年代，我初学医时，有唐瑞成者，男性，年五旬，体丰嗜酒。一日闲坐茶馆，忽四肢痿软，不能自收持(弛缓性瘫痪)而仆地，精神清爽，言语流畅，诸医诊之不知为何病。陈老诊之曰：“此名风痱，中风四大证之一，治宜《金匮要略方论》附《古今录验》续命汤。”投方一剂，次日即能行动，后屡见先师用此方效如桴鼓，活人甚多。后我运用此方治疗多例现代医学所称之“脊髓炎”、“多发性神经炎”、“氯化钡中毒”等疾病，效果良好，有时称之“效如桴鼓”并不为过。如雷XX，男，十八岁，XX县XX公社工人，，入院日期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患者于入院前—二天晨起床时，突然颈椎发响，旋觉右上下肢麻木，活动障碍。一，二小时后全身麻木，并气紧，心悸，呼吸困难，尿闭。即送当地公社医院治疗二日无效，又转送县医院抢救，经抗感染及对症治疗仍无效后转来医治。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脊髓炎”、“上行性麻痹”，收住内科病房。当时患者除上下肢麻木、不完全瘫痪外，最急迫的症状是呼吸、吞咽十分困难。除给予抗感染，输液及维生素等治疗外，还不断注射洛贝林、樟脑水和吸氧进行抢救。

    然患者仍反复出现阵发性呼吸困难，呈吞咽式呼吸，时而瞳孔反射、全身探浅反射均消失，昏迷。如此一日数发者六日，救治罔效，危象毕露，家属已再三电告家乡准备后事。为  遂病人家属要求，乃于八月九日上午邀中医会诊。我诊时，见危象过后患者神志清晰，语言无障碍，自觉 咽喉及胸部有紧束感，呼吸、吞咽十分困难，全身麻木，左上肢不遂，咽干，舌质红，苔黄薄，脉洪弦而数。断为“风痱”，治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干姜3克，生石膏12克，当归9克，潞党参12克，桂枝4．5克，甘草3克，麻黄6克，川芎3克，杏仁6克。并针刺风府、大椎、肺俞、内关，留针十五分钟。第二天(八月十日)，服上方一剂后，左上肢已能活动，口麻、全身麻木减轻，吞咽、呼吸已不甚困难，停止 了西医的抢救措施和药物。守方再服一剂，左上肢已较灵活，左手能握物，口、全身麻木消失，呼吸、吞咽通畅，能食饼干。唯胸部尚有紧束感。续以原方随症加减，连服四剂，诸证消除，继以调理气血收功，于八月二十三日痊愈出院。
   
    我又曾目睹老师用十枣汤、控涎丹治疗顽固性全身严重水肿，大量腹水，小便极少，经多方医治无效者，先健运脾气，待胃纳正常时，配合十枣汤或控涎丹以攻逐，服后并不呈现恶心呕吐及泻下逐水作用，而是尿量骤增，浮肿腹水迅速消退。我在西医的配合下，运用先师的经验，对表现为顽固性的严重水肿、大量腹水的慢性肾炎或肾病综合征患者，每能起到较好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亦随之改善。这方面的体会，我在《河南中医》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对肾病综合征用  十枣汤、控涎丹利尿消肿的经验》一文中已做了介绍，此处不赘述。
   
     陈老虽以识精胆大、善用经方名噪遐迩，但却绝少门户偏见，对各家有效方剂亦常能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如一九三四年，先母患大头瘟，头面焮肿，灼痛难忍，皮极光亮，眼不能睁。卧床旬日，在本地治疗无效。其时我正随陈老学医，家中来信，嘱请陈老诊治。陈老至，疏方为：银花、菊花各30克，鲜地丁120克，生甘草15克(名三花饮)。一剂显效，三剂而痊。我因素体尪羸，十余岁时，偶患感冒。咳嗽，胁部牵制疼痛，如翻身、转侧、深呼吸时牵引作痛，寒热往来，一日几十度发，每次数分钟或十数分钟不等。发时背心如冷水泼之，顷刻又如火燎之。服小柴胡汤加减无效，卧床不起，饮食不进，先师诊后，用《温病条辨》香附旋复花汤，服后则呕吐，吐出粘涎碗许，越半日，寒热、胁痛即除矣。后又曾外感，咳嗽痰多，胸部牵制作痛，用六安煎不效，改服香附旋复花汤亦不效，又数次更方，皆不中窽，病益剧。呼吸活动均牵制胸部作痛，仰卧于床，不可稍动；气喘痰鸣，痰稠粘如饴糖之筋丝状，咯至口边而不出，需以手捞之。七日之间，精神萎顿，势近垂危。先师诊之，谓此乃痰热伤津，燥痰壅塞气道，正唐容川所谓“上焦血虚火盛，则炼结津液，凝聚成痰，肺为之枯，咳逆发热，稠粘滞塞，此由血虚不能养心，则心火亢盛，克制肺金，津液不得散布，因凝结而为痰也，豁痰丸治之。”乃用豁痰丸为煎剂，因深夜无竹沥，权用莱菔汁代之，连尝两煎，病无进退。天亮后，急备竹沥几汤碗，仍煎豁痰丸，以药汁与竹沥各半兑服；下午三时服头煎，黄昏服二煎，至夜半，觉痰减少，气喘胸痛减轻，竟可翻身。又服三煎，次晨诸症大减。胸中之痰涎，既未吐，亦未下，无形中竟消失矣，并能知饥欲食。守方再进一剂，便可扶床行动，二日后即可出门。改用气阴两补合调理脾胃方药，病竟霍然。我根据先师经验，对急性支气肾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支气管哮喘，肺炎，特别是腹腔内各种手术后引起肺部感染而出现咳逆上气，咽喉不利，痰涎稠粘，咯吐不爽，胸闷气喘，口干欲饮，入水则呛，舌红而干，苔黄腻，脉滑数无力者，用豁痰丸治之，效果颇佳。  (具体内容可参考《河南中医》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陈鼎三、江尔逊用豁痰丸抢救痰热伤津壅塞气道危症的经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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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麻

    先师带徒临证实践时，非常注重理、法、方、药的一线贯通。尤其可贵者，诊后必于当晚与学生们一起回忆总结,解释疑难。先师每引经据典，结合实际，尽吐心得，对于自己几十年甘苦所得，俗话所谓“过经过脉”的临床经验，绝无保守,并且唯恐学生们学不到手。每遇疑难怪症，他总要通过师徒共议的形式来启发和提高学生的辨证论治能力。先师强闻博记,善于运用实际病例去讲解经文，以加强学生对经文的理解和记忆，先师通过活生生的临床去应证经文，每能使学生对干巴巴的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西汉刘向在《说苑·政理》中说到：“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先师授徒，以此为轴心，常常通过临床的实际病例使学生在理论上上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点不仅给他的学生，而且给与之相处过的同道和后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现夹江县医药卫生学会副会长、当地名中医陈泽芳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夹江县周x x患温病，起病急骤，高热汗出两天后，突然下利不止，四肢厥逆，大汗如珠，昏愦，面颊泛红，时而躁扰，两目暝瞑，气息微弱，家人悲痛欲绝，一面备办后事，一面急请先师。诊得六脉俱无，断为元阳衰微，命火将绝，急与大剂回阳救逆(白通汤加猪胆汁汤，附片用至两许)，一剂阳回利止，脉出肢温。次日气喘、咳嗽、痰多、舌苔白滑、胸闷，乃用苏子降气汤合三子养亲汤。此方一出，颇令人奇怪，因为白通汤用于温阳救逆已很难为时方派所接受，既然服后有效，就该守方再服，何以又改为降气化痰平喘之苏于降气汤呢?此方服后咳喘平，又见小便淋漓刺痛、口渴、心烦、舌    质红、苔薄黄等症，又处以仲景猪苓汤。最后因口干舌燥、舌质光红，少苔、泛恶，纳呆，脉细数等症，用竹叶石膏汤收功。此病经先师诊治前后十天，易方四次，而疗效卓著，当地医生皆赞口不绝，但亦有不解之处。

    陈泽芳先生因问其故，先师解释说，中医治病必讲天时、地势、体质、病邪，并需将几者综合进行权衡，然后定出轻重缓急。周某高年肾虚，平素喜食厚味肥甘之品，乃是一肾虚脾湿之体。外感温邪，来势迅猛，壮火食气于此体尤烈，故立见亡阳。斯时用白通汤就不是治病，而是救逆了。当阳气略复，中上焦之痰湿又动，故用苏于降气汤平喘、化寒痰、温肾阳。由于病邪毕竟为温邪，所以痰湿去后，就渐渐现出水热互结、内热伤阴之猪苓汤证。此证的出现，反证了肾阳的恢复和水湿之松动，故服药后疗效颇佳，且病情迅即转归为许多热病后期常见的竹叶石膏汤证，用此方终于收功，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陈泽芳老先生至今回忆起来，亦觉先师音容宛在面前，不甚 感慨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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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高尚的医德更为人所称道，他一生尘视名利，疏于家务，唯孜孜不倦地治病、读书、育人。虽至八十高龄，犹出诊奔忙，有求必应，从不计较报酬之多寡。每至贫家，往往不收诊费，且常备方药相赠。先师之子，已退休的老中医陈鸣锵先生，讲到其父有两认真和两不认真；读书看病最认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有空就看书，真可谓嗜书如命，直至年逾八旬，虽视力极差(1，500余度近视)，犹手不释卷。只是临终前两年，因双目失明，始无可奈何放下书本。对于诊费的多少有无，对于饮食的好坏和家务事情，最不认真，从不过问。
   先师一生，最痛恨那些只顾渔利的药商和江湖骗子，讨厌那些术士们唯以脉诊是重，并以此呓人。他精于脉诊，颇有造诣，但仍然坚持望、闻，问、切的程序，并特别注意问诊，把切诊放在最后。他常叹息不少人把切诊仅理解为切脉。先师每用食指摸舌苔之燥润涩滑，以补其望诊之不足；并爱用手摸皮肤之厚薄粗细，尺肤冷热，虚里盛衰，按胸腹也是他常用的切诊方式。他尝打趣说；“心肝脾肺肾，到处无人问;心肝脾肺贤，到处卖银元。”意在批评江湖术士欺诈病家，以及一些医生医疗道德之不高。因此，每到一处诊病，总念念不忘宣传卫生知识，普及医学道理。他在《中国医学常识·自序》上写道；“须使人人皆有医学之常识，庶几积极可以保持人生健康，消极可以恢复病后安全。”他一生为普及医学知识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如一九五二年乐山地区开始打预防针，很多群众不接受，他带头  注射，用行动进行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师一生非常注重医德，认为医德与医术都关系到治疗的质量和效果，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当是以德统才方为良医。他非常赞同清代名医吴鞠通的一句话：“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他认为这句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医术与医德之间的关系。每遇重危疾病，先师常引孙思邈的话：“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身惜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知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他以此告诫学生和勉励自己。先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之中很少坐堂，总以出诊为主，在峨眉山、西康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先师有感于他所出诊者多为误治之坏证、逆证，故将临证读书有得，勤于著书立说，广送同道和病家，一以医病，二以医医。为此，他著有《医学探源》一书，共六卷，取由博返约、见病知源之义。抗日战争时期，郭老沫若回乐山，亲笔为此书署面，提扉付梓。此书又为先师授徒之课本。除此以外，还著有《中国医学常识》、  《心腹诸痛论》、  《柴胡集解》等书，至今各县中医亦珍藏不少。

罗布麻

    先生进药铺学徒时，正是少年好学阶段，日间忙于撮药结帐，夜间则是他读书的大好辰光。四年中间，对《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  《新修本草》，《本草从新》等本草专著无不精读强记，并常到野外对药物进行实地考察。
   先生出身寒门，平素不肯轻易挥霍分文，但每见市肆出售药书，则无不倾囊购之。还经常到旧书摊上收买廉价旧书，谓：书旧字不旧，价值依然。遇到好机会，碰巧买到稀有珍本，更是喜形于色，乐不胜制。先生从此时起已开始养成了爱书如宝，千方百计地买书藏书的习惯。纵然一时无法买到的珍本，善本，每必借抄，汇订成册，列入书架。偶而发现所藏书籍有所破损，总候暇予以细心修补。中年以后，先生儿女绕膝，他一面勉励儿女勤奋读书学习，一面教育孩子爱护书籍，家教甚严。记得有一次他年方十几岁的爱子，阅读时不慎弄损了几页书，禀性慈祥的先生则一反其常，大加责斥。
   
    一九一一年间(民国元年)，先生藏书已达数千册，著作手稿已有十余种。因先生同善局施医所住宅遭受火灾，时先生适返原籍探亲，回绍后见所著手稿、收藏书籍尽付一炬，殊感痛惜。抗战时期，日寇飞机轰炸绍兴，时先生手著《人身体用通考》诸书业已完稿，为防被日机炸毁，于是动员合家，日以继夜地挖成防空洞，将稿和书悉置洞内，而对其他家产却不暇顾及。后来绍兴沦陷，先生又连夜租船将所藏之书和手稿转移至山乡僻地。战后回城，他为所藏书稿得保完璧而喜不自禁，竟似孩提般鼓掌庆幸之，而对别的家产焚于战火却不甚痛惜。及至晚年，先生的著作已有数百种，收藏医书也突破万册，成了“书富翁”。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书富家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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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麻

先生以先投方晓安老夫子门下，专攻《内》、  《难》、  《伤寒》、《金匮》及各大家医著，历时七载。后又问业于先哲何廉臣老博士，尽传其七十年博大精深之学业，更旁参广证，奄揽众长，于是学业倍进，声名渐起。接着在绍城开办“和济药局”，悬壶古越。先生不喜泛泛社交，除应诊外，总是聚精会神地钻研医理。当时，同行中不少人染上酗酒赌博、寻花问柳之恶习，间或有人欲拉先生入伙，先生总是严肃地回绝，每给这些人讨个没趣。    先生读书相当刻苦。清晨看书是起床后第一要事。中年以后，凡诊务稍闲，便手不离卷，直至晚年，毫不松懈。所阅之书，范围相当广泛，可说是天文，地理，生物、理化，新旧医籍，无所不览，所以他的学问非常广博、深邃。一九三四年，上海大东书局欲整理浩瀚之祖国医学书籍，因久闻先生大名，认定此任非先生莫属，乃优礼以聘，先生亦慨允弗辞。于是，从自己珍藏的万余册医籍中，精心选定三百六十五种，予以校勘、重订，编为《中国医学大成》，另辑《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一册，一九三六年全稿交齐。是书搜集内容之宏富，前所未有，被当时医界誉为“医学之渊府’。先生原筹划再编续集三百六十五种，后因战事影响，壮志未酬，连初集也仅刊印及半而遭停印。

    其他如《彩图辨舌指南b，  《喉痧证治》、  《增订通俗伤寒论》及诸药物考证等著作，均是商量旧学，发皇新义，手眼独出，为杏林不朽名著。此外，如《浙江名医传略》等著作，对于今天的医史研究，仍不失为重要参考书。先生一生撰述、编辑、校订、圈注、眉批的医药著作，总计竟有四百一十三种之多(不包括各医刊发表的论文)，从这个数字中可以想见先生为此而付出的精力是何等的惊人。
   
    先生原先主持绍兴“春城”、“致大”两家国药肆业务而兼行医，因此，对药品的考证、炮制、真伪辨识尤为精通。在其全部著作中除了诊断、治疗，预防卫  生、医史等方面外，有很大一部分，诸如《中华药物源流考》、  《人参考》、  《麝香考》，  《冬虫夏草种类及用》、  《增订伪药条辨》等，都是属于药物考证、辨讹、厘订方面的专著。故其得意门生徐荣斋教授认为：“曹氏学术思想，当以论药及药物考证为首位。”此评语甚为中的。一九四零年前后，先生拟将近五十年所阅览的经史、说部、名人笔记、游记，各地报刊杂志摘录之所获，参考动植物学、矿物学，结合个人心得，为重修《本草纲目》作资料准备。怎奈时局动乱，兼之诊务繁忙，且完成如此宏大规模之巨著又非一花甲老人所能独胜，先生深叹欲为难成，然又不愿半途而废，无奈只得选用珍贵资料，择要逐年写成专考发表。
   
    晚年，先生因长年伏案，久视蝇头细字，兼之用脑过度而致耳聋目花也终不悔。建国后，虽年逾古稀，仍著述不倦。在临辞世前半年，虽已龙钟老态，体力不济，然仍壮心不已，曾说：“此后如精力许可，当一识途老马，为后起者指出整理祖国医学之途径。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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