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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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孝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邛。”可知朝那塞应是秦长城一处关隘，因位于朝那城，故更名为朝那塞。反之也证明朝那城应地距长城朝那塞之内侧近处。或者朝那城就是在朝那塞。而秦长城的位置与走向今天也十分清楚，从甘肃入宁夏固原市境内，从市北郊走向彭阳县古城镇，再向东延伸进入今陕北，直抵黄河西岸。     现在彭阳县境内靠近秦长城的一个镇叫古城镇。古城者，说明它年代久远。而且位于该乡境内靠近长城内侧（南侧）又有一座古城遗址，仍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1979年，在古城公社大队出土西汉初年铜鼎一尊，鼎上清晰铸有“朝那”等铭文，已被考古界定名为“朝那鼎”。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古城遗址发掘发现文化层深达4米，下层为汉代砖瓦的堆积层，这是古城即汉朝那县城址的考古印证和实物佐证。1984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王树林到古城实地考察后，结合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确认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代安定郡朝那县城的故址，这一结论早被我国史学界所公认。所以，新版《辞海》、《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国历史名人辞典》等大型权威工具书，都一致肯定汉朝那县治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我国历史地理权威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分册）也将朝那城址标在今固原市原州区和彭阳县之间的地方。     另外，古史和地方志对于朝那古城的记载，在大致的方位上也是基本一致的。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百泉县，西至州九十里，本汉朝那县地，故城在今县西四十五里。”这里所说的百泉县即今彭阳县；州即原州，今固原市原州区；故城即今彭阳县古城镇之古城遗址。百泉（彭阳）至原州（固原）九十里，之间半程的四十五里处即朝那“故城”，与今里程也基本上是相合的。《水经注》也记载：“朝那故城在今平凉县西北与固原州西南接壤地也。”（清）（通鉴）胡三省注：“汉朝那城在原州花石川。”而古城川亦称花石川。新中国编修的史书和新方志，如《宁夏通史》、《西海固史》和《固原地区志》、《固原县志》、《彭阳县志》等，均一致认为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朝那县治所在，它的管辖范围应包括今彭阳县全境和周边邻县的一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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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朝那县地域范围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即“湫渊”，因为《汉书·地理志》中说到朝那县境内“又有湫渊祠”。湫渊，大湖也，早在秦汉时代就被列为国家级祭拜名山大川、大湖的名单之中，所以在湖岸建有专供祭祀的祠庙，因湖名曰“湫渊祠”。《史记·封禅书》中早有记载：“湫渊，祠朝那。”后来各种史志均称之为“朝那湫”。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朝那县境内有湫渊和湫渊祠。祠庙是人工建筑，年久易湮，但山川湖泊等自然面貌是难以灭迹的。作为大湖，其变化无非是水面积和水深、水量的大小而已。     现在朝那县治所已经考证清楚，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古城遗址即是，而在它的周围有一个名叫湫渊的大湖吗？（明）《嘉靖固原州志·古迹》记载：“东海，在州东南四十里”，“东岸有庙”，“即古朝那湫”。在同一志书中又收录学政李诚撰写的《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记文一篇，文章开篇写道：“开城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环焉。”“春秋时秦入诅楚之文，投是湫也。汉唐载在祀典。”不仅固原本地方志如是记载，北魏《水经注》也记有“东水发源县西南二十六里湫渊，渊在四山中”。唐之《据地志》亦载：“朝那湫祠在原州高平县东南二十里。”还有清《平凉府志》指朝那湫即固原：“东南四十里”曰“东海子”。古人对朝那渊的记载虽有一定出入，但大致方位和里程还是基本一致的，即朝那湫，在今固原以东约三四十里和今彭阳以西约五六十里之间的地方。对此，固原市地方志办公室老主任王恽和彭阳县地方志办公室高万伟两位同志都有专文论证，确认“彭阳县古城镇西”的“东海子”就是朝那湫，也就是现在彭阳县的“东海子水库”。高万伟同志曾两次实地考察，一次空中鸟瞰观察，发现水库正如《水经注》所描述的“渊在西山中”，“如今还湫波涟漪”，而且在修水库时，还挖出距今数千年的古木，并在东岸边发现大量汉代大板瓦和汉以后的蓝琉璃瓦片，这不正是古湫渊祠的遗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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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那县古城遗址与湫渊遗址的互证，再从考古发掘实物的印证，结合对正史、古文献和地方志书等有关资料的综合分析，以及当代学术界集体攻关所形成的各种权威性大型辞书、工具书中一致公认，古朝那县就是今彭阳县境内的古城遗址是无可质疑的。而《后汉书》、《晋书》等正史都明确记载皇甫谧和他以上的七代宗祖都是“安定郡朝那人”，皇甫家族故里在古朝那县还有必要争论吗？     可是，这么重要的一位历史名人的历史和故里为什么会被后人搞得如此纷乱呢？按我的分析，根源可能出现在顾祖禹老夫子身上。顾老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大家，他于清初完成的《读史方舆记要》专著，是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名著。但是他生于江苏，身在内地，没有深入到边地考察，对于记录边远地方出现一些差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白玉微瑕”。历史上各种史书都记录朝那在安定郡、原州、固原的东南，他却误将唐朝的原州考定在甘肃省镇原县（应是宋代的原州），又把汉代萧关与唐代的萧关混为一谈，同时还误认为古朝那在“平凉府东南”，这样就把坐标南移了，随之“东南”方位也就整体向东南移位，而另有所指了，于是朝那就从彭阳县向南，从固原市向更东南错位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皇甫家族是个大家族，后人离开故里，分居于各地是非常正常的事，迁移、分居后，为了纪念祖先，表达思乡的情结，在新居地建祠、修祖坟、祖庙，甚至把新居地的地名改成家乡故里的老名字，这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在地名学上称之为“同源地名的播迁”。如宁夏的富平县迁到了陕西，而陕西的银川（银州）又移到了宁夏。就连三皇五帝、华夏初祖的炎帝陵不也是在几省内多处出现，更何况布衣皇甫谧呢？（吴忠礼）（作者系宁夏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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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宁夏的彭阳县和甘肃的灵台县都把皇甫谧视为乡贤人物，这应该是件好事，说明大家念祖思贤，不忘历史。当然，历史人物有可能足迹多地，或后人迁徙、分居于多处，但是，他的故里只能有一处。就如同华人文始祖伏羲（太昊）生于古成纪———甘肃天水———故里，建国并病故于陈———河南淮阳，两地人民都称他是名人，又都建祠庙纪念，是一个道理。所以江泽民同志曾为天水市伏羲庙题词“羲皇故里”，而朱镕基同志也曾给淮阳太昊陵题词，称此地是“羲皇故都”，两地都有历史渊源，并不矛盾。甚至在伏羲率领部落族众东迁的进程中，驻足地也都纷纷兴建纪念物，但它并不能改变羲皇故里在天水的事实。     那么，皇甫谧的故里在哪里呢？据正史记载，皇甫谧家族是西北名门，先祖皇甫谧曾任汉度廖将军，皇甫谧儿子名叫皇甫旗，曾任扶风都尉。他有两个儿子，长子皇甫节曾任雁门太守，次子皇甫规历任大司农、尚书、弘农太守、护羌校尉，封寿成亭侯，《后汉书》有《皇甫规传》，称他是“安定朝那人也。”皇甫谧是皇甫节之子皇甫嵩的嫡曾孙，生于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生活在三国和两晋年间。由于家道中落，自幼清贫，大器晚成，一生多病，隐居不仕，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书》有《皇甫谧传》，也称他是“安定朝那人”。无疑，皇甫家族故里在汉晋时代的安定郡朝那县是可以肯定的。安定郡和朝那县在何处呢？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从原北地郡析出设置的新郡，上隶凉州刺史部，下辖21县，朝那为其属县之一。汉志又载，县境内“有湫渊祠”。再根据《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综合分析，安定郡的治所当在高平城（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今宁夏同心县以南的宁夏固原市大部，还包括今甘肃省靖远县、会宁县和平凉市所属各县，均是该郡的管辖范围。可是，辖地中的朝那县地属今又何所指呢？经查《史记·孝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录：“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邙。”可知朝那塞应是秦长城一处关隘，因位于朝那城，故名为朝那塞。反之也证明朝那城应地踞长城朝那塞之内侧近处。或者朝那城就是在朝那塞。而秦长城的位置与走向也十分清楚，从甘肃入宁夏固原市境内，从市北郊走向彭阳县古城乡，再向东延伸进入今陕北，直抵黄河西岸。正好现在彭阳县境内靠近秦长城的一个乡叫古城乡。古城者，说明它年代久远，故名。而且位于该乡境内靠近长城内侧（南侧）又有一座古城遗址，仍较为完整保存下来。1979年，曾在古城公社古城大队出土西汉初年铜鼎一尊，鼎上清晰铸有“朝那”等铭文，已被考古界定名为“朝那鼎”。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古城遗址发掘发现文化层深达4米，下层为汉代砖瓦的堆积层。这是古城即汉朝那县城址的考古印证和实物佐证。所以1984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王树林到古城实地考察后，他结合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确认今彭阳县古城乡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代安定郡朝那县城的故址，这一结论早被我国史学界所公认。所以，无论是《辞海》、《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国历史名人辞典》等大型权威工具书，都一致肯定汉朝那县治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我国历史地理权威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分册）也将朝那城址标在今固原市原州区和彭阳县之间的地方。     古史和地方志对于朝那古城位置的记载，在大致的方位上也是基本一致的。唐《元和郡县图志》记：“百泉县，西至州九十里，本汉朝那县地，故城在今县理西四十五里。”这里所说百泉县即今彭阳县；州即原州，今固原市原州区；故城即今彭阳古城乡之古城遗址。百泉（彭阳）至原州（固原）九十里，之间半程的四十五里处即朝那“故城”，与今里程也基本上是相合的。《水经注》也记：“朝那故城在今平凉县西北与固原州西南接壤地也。”（清）《通鉴》胡三省注：“汉朝那城在原州花石川”。而古城川亦称花石川。新中国编修的史书和新方志，如《宁夏通史》、《西海固史》和《固原地区志》、《固原县志》、《彭阳县志》等，均一致认为今彭阳县古城乡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朝那县治所在，它的管辖范围应包括今彭阳县全境和周边邻县的一部分地区。     考证朝那地属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即“湫渊”。因为《汉书·地理志》中说到朝那县境内“又有湫渊祠”。湫渊，大湖也。早在秦汉时代就被列为国家级祭拜名山大川、大湖的名单之中，所以在湖岸建有专供祭祀的祠庙，因湖名曰“湫渊祠”。《史记·封禅书》中早有记载：“湫渊，祠朝那。”后来各种史志均称之为“朝那湫”。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朝那县境内有湫渊和湫渊祠。祠庙是人工建筑，年久易湮，但山川湖泊等自然面貌是难以灭迹的。作为大湖，其变化无非是水面积和水深、水量的大小而已。     现在朝那县治所已经考证清楚，今彭阳县古城乡境内古城遗址即是。而在它的周围有一个名叫湫渊的大湖吗？（明）《嘉靖固原州志·古迹》记：“东海，在州东南四十里”“东岸有庙”，“即古朝那湫。”在同一志书中又收录学政李诚撰写的《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记文一篇。文章开篇就写道：“开城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环焉。”“春秋时秦人诅楚之文，投是湫也。汉唐载在祀典”。不仅固原本地方志如是记载。再考之北魏《水经注》也记有“东水发源县西南二十六里湫渊，渊在四山中”。唐之《据地志》亦载：“朝那湫祠在原州高平县东南二十里。”还有清《平凉府志》指朝那湫即固原：“东南四十里”曰“东海子”。古人对朝那湫的记载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大致方位和里程还是一致的，即朝那湫，在今固原以东约三四十里和今彭阳以西约五六十里之间的地方。对此，固原市地方志办公室老主任王恽和彭阳县地方志办公室高万伟两同志都有专文论证，确认“彭阳县古城乡西”，的“东海子”就是朝那湫也就是现在彭阳县的“东海子水库”。高万伟同志曾两次实地考察，一次空中鸟瞰观察，发现水库正如《水经注》所描述的“渊在四山中”，“如今还湫波涟漪”，而且在修水库时，还挖出距今数千年的古木，并在古岸边发现大量汉代大板瓦和汉以后的蓝琉璃瓦片，这不正是古湫渊祠的遗址吗？     从朝那县古城遗址与秋渊遗址的互证，再从考古发掘实物的印证，结合对正史、古文献和地方志书等有关资料的综合分析以及当代学术界集体攻关所形成的各种权威性大型辞书、工具书中一致的公认，古朝那县治就是今彭阳县境内的古城遗址是无可置疑的了。而《后汉书》、《晋书》等正史都明确记载皇甫谧和他以上的七代宗祖都是“安定郡朝那人”，皇甫家故里在古朝那县还有必要争论吗？     可是，这么重要的一位历史名人的历史和故里为什么会被后人搞得如此纷乱呢？按我的分析，根源可能出现在顾祖禹老夫子的身上。顾老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大家，他于清初完成的《读史方舆记要》区著，是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名著。但是他生于江苏，身在内地，没有深入到边地考察，对于记录边远地方出现一些差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白玉微瑕”了。历史上各种史书都记录朝那在安定郡、原州、固原的东南，他却笔误为在“平凉府东南”，这样就把坐标南移了，随之“东南”方位也就整体向东南移位，而另有所指了，于是朝那就从彭阳县向南，从固原市向更东南错位了。另一个原因就是皇甫族姓是个大家族，后人离开故里，分居于各地是非常正常的事，迁移，分居后，为了纪念祖先，表达思乡的情结，在新居地，建祠、修祖坟、甚至把新居地的地名改成家乡故里的老名子，这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在地名学上称之为“同源地名的播迁”。如宁夏的富平县迁到了陕西，而陕西的银川（银州）又移到了宁夏。就连三皇五帝、华夏初祖的炎帝陵不也是在几省内多处出现吗？更何况布衣皇甫谧呢？
来源： 宁夏网☆华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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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方术，其目的是通过炼制某些自然矿石或金属，得到"神丹"或人工金银等长生不老药，因而又有"金丹术""炼金术"、"黄白术"之称。
　　炼丹术并不是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最初手段。中国古代盛行过多种长生不老术，服食、行气、房中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端。炼丹术就是在服食活动中发明出来的。
　　所谓"服食"，并非选择食物治疗疾病，而是指通过内服药物，以求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老。动物、植物、矿物中，都有被选中的长生不老药，然而在服食家看来，作用最强、效果最可靠的长生药则是自然金石和人工炼制的"金丹大药"，因而尤其重视服石和炼丹。
　　服石和炼丹的显著区别，在于所服的药物一是自然矿物，一是矿物的人工炼制品，在观念上二者虽不等同，但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在于二者的手段、目的和兴衰过程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炼丹术正是在服石基础上产生的，"炼丹"的最初含义是炼丹砂，而丹砂正是服石的首选药品。服食自然丹砂无疑属于服石，而炼服丹砂活动的出现也就标志着炼丹术的起源。当然，早期的炼丹术与后来有所不同，因为炼丹技术和设备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改进，"炼丹"的含义也就不只是炼丹砂了。
　　矿石何时开始作内服药，现在已难以确知，不过从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扁鹊已有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的理论，淳于意引的古《论》中，也已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的告诫（司马迁《史记》卷一Ｏ五扁鹊仓公传。见《二十五史》第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服用石药已经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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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最初服用石药的目的是治病还是养生，已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所以上述记载不足作为断定服石发端时期的依据，而当时的文学作品《楚辞》中，已有"登昆仓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涉江》见朱熹《楚辞集注》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等语，可以认为这些诗句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服石活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记载："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第118页第1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据此可知，秦汉以前确实已有服石活动。
　　秦始皇曾多次派人寻求不死之药。汉武帝追求长生而餐玉屑，曾"立仙掌以承高露"（陈焘《三国志》卷二十一魏志卫觊传：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王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见《二十五史》第1139页）。还派数千使者去寻找蓬莱仙人。秦皇汉武的笃信挚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食金饮珠"、"餐玉"的服石活动，渐渐盛行于世。西汉时期己有多种矿物被选作长生药，人们不仅自己采食，而且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神农本草经》基本上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学成就，书中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被列于"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服石的具体内容，为我们理解汉代服石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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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服百活动虽然也涉及多种矿物药，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服散之风的盛行。所谓"服散"，是指服"寒食散"而言。"寒食散"的名称来自服药后的节度方法，凡服后须寒饮、寒食、寒衣、寒卧将息的方药，都称之为"寒食散"，因而"寒食散"并不是特指某一特殊方剂，而是对一类方剂的泛称。
　　"寒受散"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首载于《伤寒杂病论》中（汉·张肿景《金匮要略方论》第17、58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6），所以皇甫谧得出"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的结论（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3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魏晋时期，在仲景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三石肾气丸"、"靳邵散"、"五石肾气丸"、"三石肾气丸"等多种方剂，这些方剂虽然都曾被当作"大药"、"上药"服用，但其中最著名的却是"五石更生散"和"五石护命散"，所以"寒食散'，和"五石散"几乎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
　　但是，"寒食散"中多为燥烈剧毒之药，能引起严重中毒，变生种种疾病。如寒热时作、局部疼痛、体发痈疮，或出现泌尿系、消化系、神经精神症状。这些病症反复发作，经久不愈，甚则致残丧生。服散中毒在疾病谱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医生们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称之为"寒食散发侯"，纷纷研究预防和治疗方法，葛洪、秦承祖、皇甫谧、曹歙、道弘道人、陈延之等，都有相关的论述保留在《诸病源侯论》、《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医学著作中，其中以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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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曾经躬行服散，散发后自己调治而愈，所以服散发动者多来向他请教救治方法。曾有一姜姓患者"以药困绝"，经皇甫谧救治脱险得生，当时正服散发动的平阳太守刘泰听说后，遣使者询问解救方法。皇甫谧"辞不获已，乃退而惟之，求诸本草。考以《素问》，寻故事之所更，参气物之相使，并列四方之本，注释其下，集而与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1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这就是所谓的《寒食散论》。《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所引"皇甫谧云"，当是《寒食散论》的主要内容。
　　皇甫谧认为，造成散发不够的原因，主要在于服散失其节度，故即首先提出了严格的将息节度方法。他指出，服散须臾要以冷水洗手足，待药行之后，则脱衣冷水极浴，常当寒衣、寒食、寒饮、寒卧；常饮酒令体内熏熏不绝；还须烦劳，如行走、跳涌、劳动出力等。这些方法可能具有一定的解毒和排毒作用，后世医家曾用之于丹药及其他石药中毒的预防和解救。
　　当然，六朝时期解救散症，并不止皇甫谧一家之法。如道弘道人著《解散对治方》，首创药物"相对"、"相动"理论，认为五石散中的石药分别与方中的草药相对，由于相对的药物可以相互发动，从而导致不同的散发症状。如："钟乳对术，又对括萎，其治主肺，上通头胸，术动钟乳，胸寒短气；钟乳动术，头痛目疼。"（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2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这样，就把散发症状同药物、脏腑特异地联系起来，治疗时则从相应的脏腑入手，显然与皇甫谧"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很不相同。《解散对治方》的理论，虽被孙思邈收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中，但在晋代却不为医家所推重，《小品方》即指出"对治新方"不可轻信，唯有皇甫谧的节度之法可从。（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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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甫谧的服散节度方法的救治措施虽然被人们所接受，但其实际效果却大为可疑，即以他自己的评价，也不过"释朝夕之暴卒"而已，并不能"终蠲此疾，没齿无患"，所以服散发动，经久不已，医治无效，致残毙命者大有人在。
　　服散的动机、流行及衰落：不少人认为"五石散"只是一种房中药，这种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综合古代文献记载，加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服散目的大致有三个方面，以主次为序，则是补虚、长寿、增强性功能。
　　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是考察服散可以依据的最早文献，他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十分明显，"寒食散"一开始就被用来补虚，也是以强壮剂行世的，后来则作为高级补养药用于强壮身体，统治百病。余嘉锡在罗列了50余条六朝服散事例之后指出："当时士大夫翕然从之。宋尚（宋尚西晋医生，著《太一护命石寒食散》，已佚），更推广之以治一切之病，由是自西晋至南北朝，争相服饵，几成风俗，岂皆有劳伤之疾哉？以为护命散无病不治，且久服可以长生故也。"（余嘉锡《寒食散考》见《余嘉锡论学杂著》第210页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63），正如余氏所言，服"寒食散"的另一目的是延年益寿。秦承祖说："夫寒食之药，故实制作之英华，群方之领袖，虽未能腾云飞骨，练筋易髓，至于辅生养寿，无所与让"。（《医心方》卷十九第452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千金翼方》《医心方》等多认为，熊使弱者复壮的药物，当可延年，故而无病之人服"寒食散"多希图延年益寿。
　　孙思邈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第2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由此可知，"寒食散"确曾被当作房中药。
　　魏晋道德观的转变，也是服散之风盛行的重要条件。曹魏正始年间，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察和批判过去的一切，"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王弼的"祟本息末论"，强调扶植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嵇康则更明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名教的桎梏及名利的束缚，从旧道德观念的禁锢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可因"散发"违命，也可以饮酒居丧。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都不被视为违犯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这在两汉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服散之风盛行约300年后开始衰落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寒食散"药性酷烈，"将息至难"，服散造成的一系列特殊病症引起了社会警觉。唐代服"五石散"者已不多见，人们多单服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等强身延年，服石的历史呈现出一大转折。

山茱萸

《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专著，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晋皇甫谧（215-282年）编撰于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为12卷本。该书集《素问》、《针经》（即《灵枢》古名）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原书根据天干编次，内容主要论述医学之理论和针灸之方法技术，故命名为《针灸甲乙经》。皇甫谧本是一位史学家，年近50岁时，因患关节炎，加之耳聋，开始钻研针灸医术，学习上述三书，并将其中"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而成书。人称其"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或誉之为"晋朝高秀，洞明医术"。可知其因病习医针灸而成功者。
　　
    首先，《针灸甲乙经》在中国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的发展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众所周知，在此期间，中医学典籍《素问》、《灵枢》等虽有关于针灸学理论与技术的阐述，也有若干专门论述针灸经络的小册子，然而或已散落残佚，或只散见而不成系统，《针灸甲乙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针灸经络、腧穴、主治等从理论到临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而成书的。该书在针灸理论上，除了强调："上工治未病"之病，即要求一位高明的针灸医生要学会运用针灸来达到保健预防疾病之目的。他所指出的"中工刺未成"则是强调仅能做到疾病早期治疗者，也只能算作一位比较好的针灸医生——中工。这表现了该书对预防疾病和提倡早期治疗的重视。然后，他以"下工刺已衰，下工刺方袭"，将不能做到预见和早期诊断治疗的针灸医生则一概称之为下工、下下工，视之为不合格的针灸医生。这一先进思想促成了中国历代针灸医生的勤奋学习和为发展针灸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该书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针灸操作方法，以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系统整理考订针灸穴位。该书对针灸穴位之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订，并重新厘定孔穴之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在此之后穴位数虽每有增减，但该书为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关于穴位的分布，该书采取了分区记述的方法，如头部分正中，两侧再分五条线与脑后各有穴若干；面部、耳部、颈部、肩部各有穴若干；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两侧各线各有穴若干；四肢部分三阳、三阴各有穴若干。虽然未完全按经络叙述穴位，但部位明确，相互关系清楚，有利于学习和临床运用，该法为历代中外学者所沿用。

[ 本帖最后由 山茱萸 于 2007/3/20 23:0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