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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除皇甫谧和《黄帝针灸甲乙经》一书外,还有《黄帝明堂偃侧人形图》等一类针灸明堂书流传于世。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其中图形描绘及文字叙述都有不少的错误和欠确之处存在,正所谓“去圣寝远,其学难精,虽列经诀,绘之图素,而粉墨易糅,豕亥多讹”,“平民受弊而莫赎,庸医承误而不思”。为了改变上述在针灸学上之混乱状况,皇帝诏“ 命百工以修政令,敕太医以谨方技”。有见于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所以要求首先纠正针灸书中之以便针灸医家有所遵循。
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初年(1023)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次针灸之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王惟一(约987-1067),又名惟德,宋代著名针灸学家,曾任医学研究机构翰林医官院医官、为王室服务的殿中省尚药奉御等医药要职,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技术、明堂图经等有着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他奉宋仁宗诏书之后,又进一步对人体解剖、腧穴位置、经络走行、针灸主治等,竭心精意地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系统总结了历代医学家对针灸穴位、主治等反复实践的丰富经验,删节迷信之说,增加古今治验,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于公元1026年呈宋仁宗,次年由翰林医官院刻印刊行。宋仁宗看后认为“经书训诂虽精,而学者执之多失”,指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行”,于是“复令创铸铜人为式,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
王惟一在此要求下,又设计铸造针灸铜人两具,这两个铜人,大小与人体相当,于公元1027年铸成由翰林医官院上于宋仁宗,赵祯诏令一置翰林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中。?
中国历史上铸造铜人虽然早已有之,但在普及和推广针灸医学,并使之经络穴位规范化方面,铸造针灸腧穴经络铜人,确以宋代王惟一的创造为最早。王惟一设计铸造的针灸铜人,根据文献记载,体同成年男性,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而且位置、形态、大小比例也比较正,体表则精刻人体14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穴位悉备,并各注明穴位名称,尺寸比例正确,各与体腔相通。
针灸铜人是我国针灸医学教学最早而且是最珍贵的教学模型,平时,它发挥着穴位规范化的作用,教学时它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根据文献记载:考试医学生时,体表涂腊,使穴位、经络被覆盖之后,诸孔穴也因此而被黄腊所堵塞,再向体腔内注入水银(一说注入水),令被试者针刺,若取穴刺之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无误,则针从孔穴刺入体腔内,水或水银即可从拔针后之针眼中射出。如此设计之精巧科学,实属罕见。有了这样高级的教具,无疑大大方便了针灸教学,从而对统一穴位和促进针灸学术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两具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得国人之注目,早在12世纪中叶,宋金战争宋人失利,在宋金议和时,金人即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金统治阶级是如何看重针灸铜人的。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由于元朝定都北京,将宋针灸铜人从河南开封移至北京。由于宋铜人已经历200来个寒暑,其形象已经昏暗,穴名或已不清,并有缺损者,至公元1265年 ,曾请尼伯尔匠人阿尼哥对针灸铜人进行修整。经过修复后,其形象“ 关鬲经脉皆备,金工叹为至巧”,说明这位尼伯尔工匠的技术也是很高明的。经此修复的宋针灸铜人,又经近200年至明代正统八年(1443),明英宗朱祁镇见铜人之孔穴经络已昏暗难 辨,曾组织金工范铜仿作,“加精致焉,建诸医官,式广教诏”。
从此之后,就难以寻找宋 代针灸铜人踪影的文献记录了。现日本皇宫博物馆和苏联列宁格勒博物馆各收藏一具中国针灸铜人,有学者认为即宋代针灸铜人,但也有人考察后认为,确是中国铸造的但并非宋针灸铜人。近据调研,认为列宁格勒的铜人,系1900年俄军从我太医院掠去的明正统铜人。本世纪7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与南京医学院,曾考证历史资料 ,用电解铜复原宋针灸铜人,现收藏该研究所中国医史博物馆。?
王惟一《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书成后,即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由政府颁赐于各州。同时,除铸造铜人外,还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刻于石碑,立于大相国寺仁济殿,如此既可作为法定标准,学习之教具,而且可以避免传抄之误。本世纪60年代,北京出土的针灸腧穴经络图残碑,按其图形内容很似宋代之石刻。该碑或为元代与铜人同时运至北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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