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冯富珍：我像现代的罗宾汉

梁知行

　编者按：陈冯富珍，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对于很多内地人来说，直到她担任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才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她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女人？

　　杨澜的专访将试图让陈冯富珍本人解答这些问题。

　　我善于说服

　　2006年5月22日，来自韩国的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李钟郁因脑血栓突然病逝，世卫组织决定选举新的总干事。7月23日，有着近30年医药卫生工作经验的陈冯富珍被中国政府推举为候选人，据说这一决定连陈冯富珍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杨澜：说说参加竞选时的心情好吗？

　　陈冯富珍：其实，从竞选开始的整个过程，我的心态都是很平静的。我是用一个平常的心去做好这件事的。

　　很多人确实不相信，中央政府会推一个香港的前

公务员来竞选，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决定。所以我跟自己说，要全力以赴做好这件事，要跟各方面尤其是中央政府前线的大使馆的同事合作把这件事做好。

　　杨澜：听说在竞选问题上，您跟吴仪副总理有过一番交流，作为两位女性领导人，你们交流了什么内容？

　　陈冯富珍：吴仪给我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她说，第一，中央政府推我出来竞选，主要就是希望体现中国政府愿意在国际社会中多做一点事，尤其是在世界的公共卫生领域；第二，如果我当选，要永远记住你是为全球人民健康做事；第三，永远要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你的心里面；第四，要发挥女士的优势和特点。

　　杨澜：什么优势呢？

　　陈冯富珍：女士做起来比较容易被男士接受，比较会沟通吧。

　　杨澜：我发现一个专业医学杂志在评论各个候选人的时候，除了提到您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深厚资历，还说到您是一个很会说服别人的人。

　　我知道，2003年以后，你在担任世卫组织保护人类环境总监的期间，说服了差不多170个国家签署关于流行

性感冒的应急反应计划。同时也说服了瑞士罗氏制药公司送了2000多万粒抗禽流感的药给发展中国家。

　　您能否告诉我一个故事，就是在这几年当中你觉得最难说服别人的，但是最终你能够说服的是什么事情？

　　陈冯富珍：还是几个重点：对自己的专业工作要非常了解；对怎么样处理当前跟后来的挑战，能够想出一些方案、然后就是拿这些方案，去跟人谈。目的很简单，对有钱的国家，就是要钱 .我好像是现代的侠盗罗宾汉， “劫富济贫”的罗宾汉，是吧？

　　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不是适合。因为那是暴力的，我是劝说的。

　　我不偏不倚

　　杨澜：你做了总干事以后，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世卫组织的目标是要人类达到最好的健康状态，但这只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现在你的资源是有限的。要做的事情很多，只有集中资源先做几件事情。你会选择哪一件事情作为突破口？

　　陈冯富珍：非洲是我的工作重点。因为从数据去看，非洲的人口跟他们承担的疾病负担是不成正比的。而且在过去十年中只有非洲的平均寿命在下降。

　　我去了一个国家，那里的情形真的很令人心疼。因为

艾滋病、疟疾跟其它的疾病，以前他们的人均寿命是60多岁，现在已经下降到40多。 如果我们不帮助非洲，这个情况就只有是越来越坏。

　　但我做了总干事以后，对于各个国家的利益应该说是不偏不倚，有一个公正的立场。

　　杨澜：记得在2003年SARS的早期，你作为香港卫生署署长曾向广东要一些情报和样本，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资讯。如果当时就是世卫组织总干事，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能够容忍吗？

　　陈冯富珍：我一定会提出批评的。而且我跟温总理见面时，温总理告诉我，你就坚决地恪守国际公务员的守则做事就行了。所以先要把丑话说前头：做得好的，当然要赞赏；做得不够的要批评。

　　我实话实说

　　很多人是在2003年的SARS时期开始熟悉陈冯富珍的，当时她是香港卫生署署长，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卫生署署长。从香港开始出现第一例SARS病例开始，陈冯富珍就每天出现在媒体面前，回答记者们一个又一个急切而尖锐的问题。

　　杨澜：在SARS的时候你有一个工作习惯，就是每天下午四点半要跟记者有一个见面会。每一次开会之前，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陈冯富珍：因为SARS是一个新发的病，对它的了解不多。我们那个时候就决定应该每一天定时向媒体汇报，通过媒体去告诉市民，究竟特区政府采取了什么行动去跟踪这个病、去防治这个病？采取了什么措施去保障市民的健康？

　　只有这个公开透明度的方法，才可以把市民的担心减少到最低程度。

　　杨澜：但是你自己心里害怕吗？

　　陈冯富珍：尽管心里没底，但那个时候我每天告诉自己，你不用担心，实话实说就行。从整个过程第一天，我们就每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中后期时，看到确实有人康复，出院，回家，心情就踏实起来了。

　　陈冯富珍在香港卫生署任职期间，所经历的考验不仅仅是SARS，早在1997年香港第一次爆发禽流感的时候，当时的香港医学界对此完全没有经验，陈冯富珍力排众议向特区政府提出了对香港活鸡进行全面扑杀，及时控制了疫情。此举后来成为世界各地控制禽流感的重要手段。

　　杨澜：作出杀掉这130多万只鸡的这个决定，当时你花了多长时间？

　　陈冯富珍：当时已经感觉到不杀鸡不行了，所以不需要太大考虑，但那毕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杀活鸡。而香港有能力采取这个行动。

　　杨澜：您是指有经济实力去赔偿给养鸡户？

　　陈冯富珍：对，如果不做，就有可能演变成世界流感的大爆发。我说香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坚决要求特区政府支持这个决定。他们接受了这个提议，很快就采取了行动。

　　现在国际粮农组织已经把这个做法作为一个标准，现在很多国家发生禽流感时，都以杀鸡为第一个应该采取的行动。

　　我充满正义

　　杨澜：在事业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转折点出现在什么时候？

　　陈冯富珍：1997年回归之前，有些人对一国两制有疑虑，于是离开了香港，这就给年轻一辈提供机遇，他们升职特别快。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说，1997回归是一个机遇。

　　杨澜：你曾经提到过自己小的时候祖母开过一家中药店，是吗？

　　陈冯富珍：我祖母有一个房产，她出租给别人开了一个中药店。所以我从小就对中药特别有感情。

　　我在香港从副署长到署长这十年多时间，一直就在提倡中西医平等，让中医在整个医疗卫生体制里面发挥很重要的功能。

　　我经常吃中药，有时会向外国同事推荐一些安全的中药方子。我还经常和他们说，我能够保持我的这个精力、身材，其中一个秘密就是就是用中药。

　　杨澜：我曾经采访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她说做一个女性政治家，一个好处就是当谈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可以到洗手间化妆，然后比他们看上去更有精神。你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道理吗？

　　陈冯富珍：确实是这样。因为你不单是要衣着合体，跟人见面沟通的时候还要常常要表现你是充满正义，能够处理任何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