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我中华古医吧

蓝天百云

金代宫廷医学：金代(1125-1279)前之辽、夏，由于资料少，在此不作介绍，金代女贞族执政，建都北京后，翻译汉族经典，医事制度袭宋而有所改革，如将宋之翰林医官院与太医局合并，创设太医院，属宣徽院，置提点、院使、副使、判官掌管医药，其太医的品秩竟多达25阶。金宫廷医学医官由尚药局与太医院太医兼任，太后两宫设医令、医丞，东宫太子设侍药、奉药，宫人女官设司药、典药、女史各2人，掌医药。

　　尚药局，掌宫中汤药茶果事宜，御药院掌进御汤药，均属宣徽院。各设提点、直长与太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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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宫廷医学：元代(1279-1368)为蒙族执政，继金之后，统一全国。地域扩展，形成地域广阔，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大一统局面，在元代宫廷医学方面也展现了多民族医学的特点。元宫廷医学沿袭金设太医院，秩正二品，为历代太医院秩最高者，可见对宫廷医疗与国家卫生管理的重视。太医院职掌医事，制奉御药物，属宣徽院，领各属医职，太医院有时改尚医监、太医监，或又复为太医院制。其管理官员名称亦随之而变者，置提点4人，院使、副使 、判官各2人，给银印。太医品级15阶，保宜大夫，保康大夫为从三品……医痊郎，医愈郎为从八品。?
　　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其医药人员以回回医爱薛为首的回回医药人员组成，除修合御用回回药之外，同时，也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其下设有回回药物院，秩从五品。?
　　御药院秩从五品，与回回药物院同级，时有同一领导监管者，可见其关系之密切。又有御药局、行御药局之设，职掌与御药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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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宫廷医学：明代(1368-1644)推翻元朝后，先在南京建都，设太医院，后永乐年间(1403-1424)迁都北京(1421)，建紫禁城(1406-1420)，并于紫禁城东南同时建太医院。太医院设院使1人正五品，院判2人，御医4人，后增至18人，吏目1-10人，医士多人。医术分13科，诊视御脉，烹调御药由院官与内臣监视。其管理与御医等职称名目时有改变。?
　　御药局：置于内府，设尚药奉御2人，直长2人，药童10人，俱以内官内使充之，设御医4人，以太医院医士充之，凡供御药饵，医官就内局修制，太医院官诊视。?
　　御药房：提督太监正副2人，分两班，近侍医官无定员，职掌御用药饵，与太医院官相表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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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廷医学：清代(1644-1911)为满族入主，建立满族统治，1644年于北京建立清王朝，清宫廷医学袭明制，实行太医院制，其管理体制与御医、吏目等时有调整，一般而言，仍设太医院院使秩正五品，左右院判正六品，医术初袭明13科，后改11科，因天花流行猖獗增设痘疹科，乃至其统治晚期，如废针灸，将正骨归上驷院等归并为5科。设御医、吏目、医士等数人乃至数十人不等。帝、后等有疾，御医不能取效者，则诏令地方推荐名医。?
　　御药房：属内务府，初以总管首领太监管理，设主事1人七品衔，除在紫禁城宫内设御药房外，颐和园、圆明园与皇帝巡视中，避署山庄等也都设有。其后设御医等管理，并由御医教授太监学习医学以为管理者。?
　　为帝后服务的宫廷医学，还设有生药库，负责管理各地贡奉之地道药材，属礼部，或改属太医院，由内府大臣领院务，定八品吏目10人，九品20人职掌，或由御医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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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近代的中国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况。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对我国的许多传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时期中医的发展很有特点：一方面受到严重阻碍，一方面励精图治，所以涌现出了一批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医家，开办了大量医疗社团，创办了大量医学杂志；由于近代中国传染病流行猖獗，中医中药治疗热病（包括喉、痧、痘、麻等）有很好的疗效，政府的“软肋”给了中医一个空隙中的发展机会，近代医家趋于从临证实际出发，临证各科之间相互渗透明显，临床分科趋于细化。

在近代医学发展中，温病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大亮点。在近代医学发展的历程中，对温病学最有贡献的医学家当首推王孟英。王孟英《温热经纬》中，突出的特点是，将温病分为伏气、新感两大类，详析其病因及辨治方法。

清代以后，由于中外交流日趋频繁，许多新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白喉、猩红热、实性霍乱等都严重地流行，1840年以后，虽然传染病学没有成为独立的专科，但却受到医学家的普遍重视。何廉臣编撰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中，记载鼠疫验案十余例，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医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水平。在王孟英的另一部著作《霍乱论》中，详细论述了霍乱的病因病机和辨证治疗，并附有医案验证，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其治疗方法：热霍乱兼湿邪，分利阴阳，祛除暑湿，用胃苓汤；热邪甚者，清暑益气，用桂苓甘露饮。伤暑霍乱兼厥逆烦燥，用燃照汤；霍乱转筋者，用蚕矢汤。寒霍乱——病轻者，用藿香正气散或平胃散；病重者，见元气耗散，阴阳格拒，用理中汤或四逆汤加食盐同服。临床效果证明，这些方剂都是卓有成效的。

近代由于西医传播，中西医接触日益增多，一些医家试图通过“比较”的方法，分析两种医学的长短异同，以求正确对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这一时期由于西医疗法的大量应用，使近代医家对内伤杂病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仅就“中风”一病，就有“百花齐放”的局面。

    费伯雄主张中风病由正虚而外风侵袭所致。人体正气虚弱，外风（外邪）乘虚而入，由表及里，中络中经中腑中脏，出现一系列。丁甘仁认为真中类中二者确有缓急之分。在体质方面必须辨别阳虚与阴虚，有痰与无痰，据此决定治疗方法。唐宗海的弟子张士骧(字伯龙)，重视实证，对“类中”一病颇有研究。曾经亲自做过动物试验，用锥子破坏兔子的前后脑，观察动物的脑与知觉运动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西医以中风冲脑气筋，谓人身知觉运动专由于脑，”他通过实验，证实了生物的知觉运动“专由于脑”的说法。进而有“盖此症皆由水火内动，肝风上扬，血气并走于上，冲击前后脑气筋，昏不知人”的结论；张锡纯倡导“衷中参西”，主张以中医为主体，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因而在对疾病的认识上接受不少西医思想，还创制了许多不同的。综上所述，近代医家对中风病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真中类中之争，在病因发病方面倾向于内外因结合而以机体内在病理变化为主。对中风与脑的关系受到西医知识和近代科研方法的启发，从疾病学角度对中风本质有较前更为深刻的认识，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近代骨伤学的发展，受近代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除在其原有体系中不断进步，产生一批著名医家与医著外，同时开始吸收西方医学长处，融于传统骨伤科医学体系之中。临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合信氏的《全体新论》就受到中医骨伤科医师的重视，尤其是其中关于肌肉、韧带等知识，更直接为一些开明医生所吸牧。如王子平就很重视西医的骨骼解剖及其肌肉、韧带的有关知识，他所倡导的手法治疗要重视点、面、线的结合，就包括了肌肉群、肌肉起止点及韧带的有关知识。他认为，只有广泛吸取新的知识，才能发展中医伤科学。进入20世纪，诸如X线等物理诊断技术的传入，引起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当时在上海等大城市里有条件的中医骨伤医生，都尽可能的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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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线诊断知识，利用X光拍片来诊断疾病，大大提高了骨伤病诊断的准确性。同时传统的诊断技术仍有着广泛的实用性；正如20年代即悬壶上海的十五世伤科传人魏指薪（1894～1984）所言“X线摄片是重要的，必须的，但不能完全依赖它。有的骨裂或骨错缝，在X线片上由于摄片时的体位关系或其他因素等，往往不能得到正确的反映。”而魏指薪则能结合丰富的临证经验用触摸的方法予以诊断。可见，中西医在骨伤学内的碰撞是和缓的，中医既注意吸取西医之长，同时也注重发挥中医骨伤学几千年丰富经验之优势，这样和缓而理智的碰撞，为以后骨伤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近百年气功养生的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叶在我国知识界兴起的静坐养生热潮，出现了讲静坐的专著若干种，其中最杰出的当推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蒋维乔自幼练习气功（静功），对气功有精深造诣。1914年，蒋维乔得知日本流行“冈田式静坐法”，很有感触，认为这是我国固有的养生法，于是根据自身的练功体验，写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分为“原理篇”、“方法篇”和“经验篇”。“原理篇”中，蒋氏运用西医生理学、心理学知识，对静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论述了人体的重心及静字的真谛；“方法篇”中介绍了练功的要求、姿式、时间和呼吸等，提出自然呼吸(腹式呼吸)和正呼吸(逆呼吸)两种呼吸形式，并专门论述了练功的反应(静坐时腹内之震动)；在“经验篇”中介绍了作者自己从幼年、青年至中年长达20余年的练功经验和研究心得，记有“二十余年之研究”、“静坐宜知忘字诀”、“静坐不可求速效”、“震动与成效无关系”、“静坐方睡眠之关系”、“静坐与食物之关系”等l0节。书中介绍的静坐方法，主要是内丹系统中的意守丹田法（着重下丹田）与调息法，但他未用铅汞、坎离等内丹田术语，而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所以颇受读者欢迎，1917年再次出版，在国内流传很广，使传习静坐法的人与日俱增，遍及全国及南洋各地。

   自1822年清太医院取消针灸一科后，针灸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阻碍，但由于针灸本身具有廉、简、便、捷、验等优点，因此很受劳动人民的欢迎，不仅能保存于民间，同时能有所发展。如“太乙神针”法，就是由明代的“雷火针法”发展而成，初现于康熙年间，有韩贻丰著《太乙神针心论》(17l7)，惜书中未载组方和制针方法，故流传不广，至雍正年间(1723～1735）经范培兰努力推广颇具疗效，得以流传。咸丰年(1851)之后，不断有新法创用，如面碗灸、银盏灸，使药力更集中、应用更安全、疗效更可靠。并对后世器皿灸的应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维翻了清朝统治，旧的禁令被解除，针灸学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一拙著名针灸学家及百余部针灸专著，创办了针灸教育和针灸研究的学术团体，普及针灸知识，推广针灸技术。

    随着近代生物学、药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不少学者、药学家注重对药用植物、常用药物作实地考察汇集，并对药物科属、形态、成分等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拓宽了药物学的研究领域，其中成就较突出者有吴其浚、赵燏黄、杨华亭等。吴其浚(1789～1847)博学多才，“官迹半天下”。平生酷爱研究各种植物，公余闲暇常精心收录经、史、子、集、方志中有关水陆草木的记述，汇编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载植物838种。

    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完全是被迫的，是与近代中国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也是对这种历史环境的一种反应——文化运动中，更有人提出要“剿灭”中国文化，废除汉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界兴起的旨在保存中医药学，反对废止的抗争运动，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无疑是一轮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