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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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是不是一门道器合一的学问，这一点有太多太多的证明，就以五藏而言，在五藏的心、肝、脾、肺、肾中，我们不难发现，它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肝、肾、脾、肺都有一个月旁结构，而心没有这个结构。“月”这个部首，《说文》把它归在“肉”部，“肉”当然是有形质的东西。所以，古人对肝肾脾肺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它属于形而下这个范畴，属于一个形器结构。那么，心呢？心就不同了，它没有这个“肉”部，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形器”，它是形而上的东西，而非形而下的东西。心的定位不但是对中医的定位，也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定位。五藏的这个定位，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位，不是一个轻松的定位，实在的，它是对整个中医的定位，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定位。这个定位我们也可以从五行的联系中去认识，像金、木、水、土这些都是有形有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往下走的，因为它有一个重量，都受万有引力的作用，都属于器的范围。而火呢？惟独这个火，我们很难用形质去描述；惟独这个火，你放开后它是往上走的，难道它没有重量？难道它不受引力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形而上”，这就是道。
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医光讲肝、肾、脾、肺行不行呢？不行！还要讲心。所以，中医肯定是一门既讲形而下，又讲形而上的学问。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轻重的区别呢？这个答案也是很明确的。我们看一看《素问•灵兰秘典论》就可以知道，《论》中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君主”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的。而《灵兰秘典论》的另外一段话，也很值得引出来供大家参考：“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从这个五藏的关系，从这个十二官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虽然的确是道器合一的统一体，虽然，它强调要形气相依，形神合一，但是，总的侧重却在道的一面，神的一面，气的一面。所以，她是一门以道御器，以神御形，以形而上御形而下的学问。

　　有关上述这个侧重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医生的等级。《内经》里将医生划分为两个等级，即上工与下工。上工指的是非常高明的医生；下工呢？当然就是非常普通，非常一般的医生了。上工、下工怎样从更内在的因素去加以区别呢？《灵枢》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个很具体的指标，就是“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神是什么？神是无形的东西，属于道的范畴，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上工守的就是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守持这样一个范畴的东西，能够从这样一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那就有可能成为上工。反之，如果守持已经成形的东西，从形而下的这样一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那只能成为一个下工。所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守神就是治未病，未病就是尚未成形的病，在未成形的时候你拿掉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等成形了，甚至等它牢不可破了，你再想拿掉它，那就不容易了，那就会吃力不讨好。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从未病到已病，从未成形到已成形。按照西医的说法，就是任何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都是从非器质性的阶段发展而来。在非器质性的阶段治疗是比较容易的，而一旦进入器质性的阶段，治疗就困难多了。因此，为医者不但要善于治病更要善于识病。疾病在未病的阶段，在未成形的阶段，你能否发现它，截获它，使它消于无形。像扁鹊望齐侯之色一样，病还在皮肤就发现了，在皮肤就进行治疗，应该不费吹灰之力。而张仲景为侍中大夫王仲宣诊病，提前 20 年作出诊断，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措施。这就是见微知著的功夫，这就是防微杜渐的功夫。等到晚期癌症了你才发现它，又有多少意义呢？

　　目前现代医学的诊断技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诊断已病的水平阶段，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技术再先进，也只是诊断出那些已成形的病，对于未病，对于尚未成形的病，现代的诊断还无能为力。但是，到了基因诊断，检查婴儿，甚至胎儿的基因，就能发现将来的疾病，到了这个阶段，就应该是知未病了。所以现代医学从总体上说，还是向传统中医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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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多数人对中医的认识，都是从已病的这个层次上去认识，都是从形而下的这个层次去认识。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中医，当然觉得中医处处不如西医。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比如一个心梗的病人，心梗发生了，你会往哪个医院送呢？是往中医院送，还是往西医院送？我看 100 个人会有 100个人要往西医院送，也许就是张仲景再世，他也会建议你送医科大附院，而不送中医学院附院。凭着这个，搞西医的人个个挺胸抬头，搞中医的人个个垂头丧气，以为中医确实糟糕，自己入错了行。如果这样比较，那中医确实不怎么样，要甘拜下风。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我治的这个病人，我治的这个冠心病，根本就不发生心梗，乃至根本就不发生冠心病，我是使它不发生，你是发生了以后去救治，这两个如何比较呢？对社会，对国家，对家庭，对患者个人，哪一个更有利益？我想 100 个人里，也会有 100个人是赞成我的。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比较，也许我们就会有信心。现在人们对中医的认识是从“ 渴而穿井，斗而铸锥”角度，这能够反映中医的真实吗？中医讲究治未病，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方论》的开首就指出“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我们这门医学的出发点，它的宗旨是治未病，是未渴而穿井，未斗而铸锥的，可现在许多人偏偏要在已病的行列跟西医较劲，搞什么中医急救医学，这就叫做不自量力，这就叫做以己之短击人之反映中医的长。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你怎么可能和现代的速度相比呢？

　　所以，上面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中医是这样的一门医学，它整个地是偏向于形而上的一面，是以形而上统形而下，是以治未病统治已病。而我们现在却在完完全全地用形而下的眼光去看待它，把它当作一门完完全全的形而下的学问，治已病的学问。我们提倡科研，提倡现代化，提倡现代中医教育，完全就是用现代科学这个“形而下”的筛孔去对中医进行过滤，滤过去的是“精华”，是可以继承的东西，滤不过去的东西，就是“糟粕”，就要扬弃掉。大家想一想，这个通不过筛孔的部分是中医的哪一部分呢？必定是形而上的这部分。对上述问题我们思考清楚了，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所采用的现代教育方式，我们所采用的现代中医教育路子，只是一条培养造就下工的路子！

　　大家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太偏激。但是，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用这个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医没有多少信心？为什么临床医生碰到一点困难不在中医里想办法，而急着上西药？中医里有许许多多的办法，不是开两剂药就了事。除了时代造成的客观因素外，我们怎么去解释当前中医的这个现状？我想原因不外两个，一个就是教育上、传承上出了问题；一个就是中医自身的问题。可是，只要我们回顾历史，看一看这些有成就的医家，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并不出在中医身上。
3.师徒相授

既然传统中医是这样一种学问，它的确有许多有别于现代科学的地方。如果我们照搬现代科学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那势必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丢失掉许多东西。而丢失掉的有可能恰恰是传统中医所注重的东西。这就使我们要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最适合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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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雨路老师

　　中医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学问的传承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有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个经验就是师徒相授。我想这样一种模式比较有利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学问的传承。

　　这里我先讲个故事，1998 年上半年我到北京开会，到京以后，就向朋友打听，有没有中医方面的“高手”？当然，我打听“高手”并不是要跟他“过招”，而是想找个地方讨教。因为自己感觉自己中医的火候还太欠缺，而我的恩师又在1991年去世了，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很迫切地想找一位高人指点。这个心情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朋友给我介绍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雨路老师，雨老是搞温病的，他是某位著名老中医的开门大弟子。某老是我国老中医里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他的父亲、祖父、曾祖三代皆为朝廷御医，所以，家学渊源很深。雨路老师是个悟性很高的人，而且勤于表达，随师三年，深得某老家学三昧。但，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以后的师生关系处得并不融洽，甚至到了见面都不打招呼的地步。我在拜访雨路老师的时候，他给我谈到许多学问上的见解，我也请教了不少问题。在临送我出门的时候，雨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刘老师，中医这个东西要想真正学好来，只有两个字，就是要有‘师传’”。

　　这次造访，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临别时雨老师送我的这两个字。什么是“师传”呢？师传是个传统的字眼，就是要有师父的传授。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教育规模里，在我们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里，有没有“师传”呢？可以说没有师传！这个模式里只存在工具式的老师，却不存在师父。雨老师与某老的关系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可是他还是要送这句话给我，这就说明了师父对他的影响之深。我想雨老师的这句话对中医的学习、中医的传承，应该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这是我有同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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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者，人生之大宝

　　下面谈谈我的从师经历。现在，我之所以能在这里向大家谈出一些感受来，能够在中医这门学问里继续不断地钻研下去。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是廿个春秋了，在这么些春秋里，我能孜孜不倦的学下去，从未回过头、歇过气，不管什么浪潮，经济浪潮，做官的浪潮，还是西医浪潮，始终都没有打动过我。为什么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师父。

　　我是 1983年毕业后，于 1984年元月 8日拜于我师父门下的。师父名叫李阳波，现今已经去世十年余。我跟师父整整 8年多的时间，前面的两年半是跟先师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床，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讨论学问。8 年的从师生活，使我在中医这个领域里开了些窍，也就是师父把我领进门了。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的确是古今过来人的行话。门确实是需要师父领进的，没有领进门，你始终是在门外兜圈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为什么努力一辈子还是摸不到“火门”，有的人为什么在学问之道上坚持不下来，很可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关键的环节。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跟师父的这个过程，感受是很深的。这个世间的人无不是厌苦求乐的，你说光是苦没有乐，谁都不想干。所以，光是讲“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句话，已然将很多人吓在学问门外了。实际上，学问一旦做进去了，一旦进了门，并非全都是苦，至少是苦乐参半，甚或乐多苦少。所以，《论语》的开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古来都说“穷学富商”，做学问的必定是穷，做生意才可能富。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搞学问呢？就是因为有这个“不亦说乎”。搞学问是精神上的富有，搞生意是物质上的富有。能够给人真正带来安乐的，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呢？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上面这个“不亦说乎”并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我想这个正体现了“师传”的意义，师父可以指引你找到这个“说”、这个“乐”。传统的学问为什么要讲究师徒相授？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师传”的这个意义就更为突出了。这是我在传统文化，在中医领域里，经历过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上面这个感受，值得大家参考。
教育也好，传承也好，它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知识的传授；一是知识的运用；再一个就是创新。我们说知识，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一刹那前，已经知道的这些见识，这些常识。因此，知识实际上是已经过去的东西，我们学习这个已经过去的、旧的东西，总是会感到厌烦；所以，人总是有喜新厌旧的一面。但是，这个厌旧的一面是必须克服的，你不学习旧的知识，你怎么可能利用它去开创新知？因此，搞学问必须做到“喜新而不厌旧”。《论语》中提到做师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乃可以为师”。“故”是什么，“故”就是旧有的东西，就是知识；“新”呢？新就是创造。有创造就有新，有新就有乐。所以，你是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就看你有没有这个东西，你的学问做不做得下去，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学乐！有了学乐，学问之道就会（苟）日新，日日新，你的学问就能深入下去，就能坚持下去。没有它，学问总是枯燥的，你就会转而去求物质财富，这就转学为商，下海了……学乐从哪里来呢？从师处来！为师者能够“温故知新”，必能使你也因故知新，这也是一种克隆。学问传承应该是更值得研究的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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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泸沽湖的意外收获

　　我的先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曾使一些非常诋毁中医的西医人反过来信奉中医。他靠的什么呢？就靠的临床的功夫。但，在我从师以后，先师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他试图完成爱因斯坦在现代科学领域未完成的任务，企图在传统文化这个领域建立一个“统一场论”，因此，工作的重心从临床转到了理论的建立。所以，我从师以后更多得到的是理论上的熏陶，而临床上则感到比较欠缺。先师去世后，我在理论上仍努力不断在深入，而临床上，总觉得思路打不开，心里没有底，效果不稳定。有些时候听人说，刘力红真神，那么顽固的病，到他手里，几剂药就好啦，有些时候却听人议论，刘的理论还可以，临床却不怎么样。对这些情况我 内心很清楚，特别对有些远道而来的病人，人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可我又未能解决问题时，心里特别感到困惑和难过。心里明白，我又到了一个坎上了，也许还要有师父的提携才能迈过去。前面我提到，为什么每到一处就急着打听有没有“高手”呢？其实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999年 8月，我应美国波特兰国立自然疗法学院中医系主任付海呐教授之邀，前往云川交界之泸沽湖为该系的部分研究生及本科生作《伤寒论》讲座。付海呐是一位汉学家，为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学成回美国后，哈佛大学曾聘请他去做教授，可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缘，他迷恋上了中医，于是他放弃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职务。大家应该知道，在哈佛这样一所大学谋到教授这个职位将意味着什么？可是付博士放弃了这个职位，而转过来学中医，教授不做，反而来做学生。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学中医的人应该有所触动。我们许多人是被迫学中医，是在痛苦中学中医，而不是有幸能学中医，这个对比太鲜明了。我在泸沽湖给他们做了十多天的讲座，听讲的这帮人有双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还有几位根本没接触过中医的诗人、画家。开始几天只安排上午讲，下午他们自己安排，可三天下来，他们觉得光讲上午不过瘾，要求下午连续讲。十多天讲座结束了，每个人都依依不舍，都竖起大拇指称我是 greatman。这些人的称赞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也使我感到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只要方法恰当，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这个障碍的。

　　在这次讲座中，付博士的感受也非常深。出于感谢，他将他的学医经历告诉了我，并特别介绍了他的师父曾荣修老中医。曾荣修老中医不是科班出生，开始是自学中医，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特殊的机缘得以亲近成都名医田八味。大家听到田八味这个名字一定会感到很刺激，真像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不过，田老师的确是一位医林高手，田老师临证善经方，用药不过八味，故此得名。田老之临证尤精脉诊，因为应诊者极多，日看三四百，故常无暇问病，而多以脉断之。有是脉则定是证，而用是方，临床疗效极佳。曾老从师田八味后，也渐渐体悟到脉法的重要，加之自己的实践琢磨，对《伤寒论》中许多方证的脉象也有了很独到的体会，临证往往也是有是脉用是方，疗效亦多高出同道。付博士的这番介绍令我兴奋不已，我搞伤寒虽然多年，在理论上已有一定的感受，但在经方的临床运用上，总觉还不自如。搞伤寒，却不能用伤寒方，那叫什么搞伤寒？我感到曾老的这些正是我当时最最需要的，于是我请求付博士，一定要将我引见给他的师父。就这样我们从泸沽湖回到成都之后，付博士就带我去见了他的老师。见面后我表达了这个拜师的请求，曾老是个直爽的人，也觉得与我投缘，加上有付海呐的引荐，便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2000年 11月，我把曾老接到广西，跟他抄了一个礼拜方。这一个礼拜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坎，被曾老这一带，就轻轻地迈过来了。使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要学好中医，师父的这个意义太重要了。雨路老师送我的那两个字，真正是他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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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面这个从师过程，现在应用起经方来虽不能说得心应手，但比以往要自如多了，治病的把握亦与以往不同，从临床的疗效上看，也在稳步上升。前些天为一位同行看病，病的是左颧部位红肿痒痛，已经用过西药抗菌治疗，但效果欠佳。这么一个病摆在大家面前，你会怎么思考呢？又是红，又是肿，又是痒，一定是要清热，要解毒，要祛风，要止痒吧，过去我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思路。当时我为这位病人号脉，脉浮取可见，但有涩象，不流利，这是一个什么病呢？这还是一个太阳病，是由于表病汗出不彻，阳气怫郁所致。《伤寒论》48条就专门讨论到这个问题，治疗的原则是“更发汗则愈”，于是我开了一个麻黄桂枝各半汤的原方，一剂药后红肿痛痒消大半，两剂药后平复如初。麻黄汤桂枝汤本来是治疗感冒的方，你为什么用来治疗我的左颧红肿呢？这位同道感到惊惑不已。的确，要是在过去，我顶多想到左颧属肝，红肿属热，应该用泻肝的方法。我可能会用龙胆泻肝汤，而不会想到用这个麻黄桂枝各半汤。我想我今天有这样一个进步，这样一个思路，与受曾老的指点是分不开的。这一摆又把师传的重要性摆出来了。为什么呢？这确实是由它这样一门学问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样一门特有的学问确实没有现代科学那样的通透性，特别是在技术的应用上，它不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而必须靠我们这个主体自身去用功。所以，这样一门学问的教育过程，有些时候确确实实需要言传身教。大家想一想，这样一种言传身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本质上一对一的师父行不行呢？

　　中医既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二合一的学问，它的教育，它的传承就应该围绕这两方面来进行。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我们现今所采用的这套教育模式只能适应形而下的部分，那么，形而上的部分呢？这就要依靠真正意义上的师传，就要依靠师徒授受这样一种古代的模式。所以，中医的教育应该包括这两种形式。本来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恢复应是一个可喜的苗头，导师就有点像是师父。但是，现在看来不行了，这个制度已经流于一种形式。随着众多名老的谢世，中医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师”还会有吗？加之具有师传经验的导师相继退位，而代之以完全科班出身的。这批人少有师传的法脉，他们很难体会师传，亦不知道何以授徒。现在的研究生，不管是硕士这个层次，还是博士这个层次，管导师叫什么呢？叫老板！为什么叫老板呢？这应该不是偶然，应该事出有因。老板与师父怎么样都想不到一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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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寻找有效的方法———依靠经典
　　思想的问题解决了，信心就很自然地会生起来，加上有了师传的条件，那么，剩下来的，我觉得就是如何去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我有一个认识，中医这门学问，要想真正搞上去，要想真正抓住她的价值，除了纯粹医学的技术成分外，还应关切和体悟她的科学层面，哲学层面，以及艺术层面。而要真正地做好这一点，不借重经典是不行的。

　　我们提出要依靠经典来学好中医，这个方法好像不合时宜，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已将经典改为选修。从必修沦为选修，经典的这个地位大大地下降了。它给人们的信息就是对于中医的学习来说，经典已经不是必须的了。为什么会发生经典的这个变动呢？首先一个理由就是中医已经发展了二千年，时代在进步，一切都在进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死抱住这些经典呢？其次，后世的这些东西，像现在的《中基》、《方剂》、《诊断》及临床各科不都是从经典里总结出来并赋予了现代的意义，有这些就足够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抱着经典不放？再次就是我们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这个调查统计显示出很多人都认为经典的学习没有太多的意义，学也可，不学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基于这样一些原因，经典的命运便有了上面这样一个改变。而我的体会则与上述这个认识截然相反，经典的东西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加强，为什么呢？下面就来讲述这个依靠经典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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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的经验
　  
　　经典对于中医的学习和把握究竟重不重要？究竟应不应该必修？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它，就会很清楚。翻开历史，我们看一看从张仲景开始直到清代，在这长长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凡是在中医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医家，我们研究一下他的经历，就会发现，大多数医家都是从经典中走出来的，大多数医家都是依靠经典而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中医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不得不使我们去思考，经典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尽管东汉以后，中医的著述汗牛充栋，尽管这浩如烟海的著述无一不自称是来自于经典，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无法替代经典，无法超越经典，甚至有时会成为我们认识经典内涵的障碍。所以，到了清代，陈修园和徐大椿这两位大医家，竟然呼吁要烧掉后世的这些书。当然，陈、徐的这个观点过于偏激，但却不妨碍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医经典的意义。

　　从上面这个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古医家出经典。古人的经历如是，那么，近人、今人呢？只要我们翻阅周凤梧等编著的《名老中医之路》就会有相同的感受。就以大家最熟悉的蒲辅周老中医为例，蒲老初出茅庐时，求诊病人颇多，然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蒲老毅然停诊，闭门读书三年。蒲老的三年闭关。将中医的经典熟读、精思、反复揣摩。三年后，复出江湖，遂能于临证得心应手。以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大医家。对这段特殊的经历，蒲老深有感慨地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无独有偶，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亦强调，要做好一个中医临床医生，每年应拿出三个月的时间来温习经典。蒲老、秦老的经验与诫训，值得我们重视。

　　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是我非常景仰的一位老师，林老不但理论上有心得，而且临床的疗效卓著。临床上除内科疾病外，还善治妇科、儿科，甚至五官科的疾病。但，林老从未读过内、外、妇、儿、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他就凭一本《内经》治病。在一次讲座中，林老深有感慨地说：“《内经》的东西，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那你一辈子都吃不完。”经典对于医者的切身受用。林老的这个意思很清楚，《内经》的东西，一个问题，一句话你搞明白了，你一辈子都受用无穷。这是经验之谈、这是肺腑之言啊！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经典独具的魅力呢？一句话悟清了，都吃一辈子，那么，两句话，三句话，甚至整部《内经》你都搞清了，那会受用多少辈子呢？从林老的这个切身感受，我们看到经典的这个后延性实在太大太大，它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它确实是历久弥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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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扫清认识经典的障碍
　　要说服大家把这个逐渐被放弃的东西，把这个已经改为选修的东西，重新重视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用现代科学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总认为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我们怎么会认可经典能够超越时空，超越时代，超越后世呢？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但，又是在传统的许多领域中存在的事实。

　　我们要消除上述这个认识过程的障碍，仍然还得从理论的构建谈起。前面我们讨论过，中医经典不是光凭一个理性思考构建的，还有一个内证过程，是两者完美结合的产物。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构成了梁漱溟先生所称之为的———人类未来文化的早熟品。而且这个未来，这个早熟的跨度异常之大，以至于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地理解这个理论，比如说形而上的这个领域，现代科学的涉及就相当少，很多东西我们无法说明，于是都归之为迷信和伪科学。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只是它已经超出了形而下这个器世界的层面，它的认识半径不完全局限在形而下这个器世界。所以，你完全地用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它，就难以完全地发现它。而造成这样一个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实验不是常规的外证实验，它是内证实验。

　　前面我向大家表述过，内证实验的问题不好谈，但是，要真心探讨中医，这个问题不得不谈。这里是对内证实验的进一步申说。这个实验不是靠买多少设备、多少先进仪器构建起来的，不是一个有形的实验室摆在那儿，让你看得见摸得着。它完全是通过艰辛训练而构建起来的，是超越有形的东西。这就关系到一个潜能的问题。前些天翻阅《发现母亲》这部书，作者叫王东华，这部书收集的资料很丰富。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谈到人的潜能问题，书中以植物为例，相同的种子，由于培养的条件不同，培养的过程不同，得出来的结果会相差很多。比如一棵西红柿，我们在农村呆过的人应该有经验，一棵西红柿能结出多少个果呢？在没看到这则资料以前，根据我以往的农村经验，我在想，一棵西红柿苗顶多可以结几十、上百个，如果再培育得好一些，充其量不过几百个吧，可一看到经过日本育种专家所培育的一棵西红柿，竟然长出一万三千多个果，不禁为之咂舌。当时这棵经特殊培养的西红柿在日本展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大家可以思考这个现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潜力！同样一粒种子，由于栽培的方法不同，结果有这样大的差别。从植物种子所包含的巨大潜力，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的潜力有多大？大脑的潜力有多大？这个大是难以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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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理性上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个内证实验的存在，经过特殊的“培育”过程，这个内证的条件是完全可以获得的。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建立经典所需的各种内证实验。内证实验加上理性思考，这个经典就建立起来了。但是，经典的理论形成以后，后世的人往往就只学习这个理论，而不去亲身感受这个内证实验过程，久而久之，由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这个内证能力，内证的条件逐步丧失，人们甚至不相信有内证实验的存在。但，在早期，像张仲景的那个时代是不会怀疑这样一个内证实验的。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中以“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来结尾。张仲景这里的方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指的内证，这一点是有史可查的。我们可以查阅《汉书》、《后汉书》的方术列传，就可以知道，方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谈内证的术。

　　时代越往后走，人们对这个内证术，这个内证实验过程就越来越模糊，宋明为什么会有理学产生呢？很显然，到了这个时候，对内证的认识已经很不清楚了，所以，只能在理上，在思辨上绕圈子。理学的产生究竟是不是由于内证的失传，这可以从宋明人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来作出判断。“格物致知”在这里不准备作申说，但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应该弄清楚。首先“知”不是通过学习或深入分析而得到的一般性知识。这个知是觉的意思，也就是前面讲的心明的状态。知是觉的意思。就是要靠这个心明，这个觉，才能进入内证的状态，才能进行内证实验。那么，这个心明怎么来？通过格物来，格物不是像宋明人说的穷究物理，格物是要远离物欲(颜习斋尝释格物之“格”同“手格猛兽”之“格”意)，这是一种精神境界，只有获得了这个境界，才有可能进入内证的状态。“格物”是远离物欲；“致知”就是致智。这个境界儒、释、道都有。孔子说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其实就是讲的这个境界。《大学》里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家想一想，这个止，这个定，这个静，这个安，如果不“格物”行不行？你不“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成天的物欲横流，想着这个股票要涨了，那个股票要跌了，你能够止、定、静、安吗？不能的话，怎么能得？怎么致知？在道家那里，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损物、就是格物。而格物在佛教里，则显然指的是远离一切世间八法。所以，格物在儒、释、道里都有所指，所指的层次虽然有差异，但大体的意义上是相近的，这个与宋明的认识显然是两码事。要获得内证的能力，格物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不具备，或者弄错了，内证就无从谈起。

　　宋明人将格物作细微地分析讲，作穷究讲，仅此一途，已见他们不明内证，已见他们没有实验了。

　　所以，到现在我们就容易看清楚，为什么中医的有些问题我们不容易弄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正视经典的价值？对中医的很多东西总是抱有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少了内证这只眼睛。这实际上是造成我们认识障碍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我们要想对中医，特别是对中医的经典，获得一个比较公正的认识，首先得从思想上扫清这个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