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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尚南网: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上)
由文汇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南怀瑾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演讲，于8月4日在上海美仑大酒店举行。听众200余人，多数为两岸出版界和传媒集团的老总及文化界资深人士。南先生的讲座共四个小时，分为下午四点至六点、晚上八点至十点两场。本报现将这次演讲内容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在今明两天的“文汇讲堂”刊出，以飨更多的读者。
缘起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诸位老前辈（我看在座的老前辈非常多），很抱歉啊，我到现在，对自己一生的结论、对自己的评价是八个字——一无长处、一无所是。像讲课、演讲，我一生经过了很多，可是在上课、演讲的时候，每次有个感觉，好像一头牛被人拉到法场受宰割一样的，很紧张。问题是一次上课也好、一次演讲也好，不晓得给人家贡献些什么。
这一次演讲，是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张耀伟副社长聊天时引起的。张社长的叔叔张尚德教授，是我的老学生。我告诉耀伟，新闻出版是很难办的事，现在整个的新闻出版界走到了一个困境，最好赚钱的是搞电视，但是手机、网络一出来，电视也落伍了，时代已经到了量子力学、信息科技的阶段，传统的新闻出版业受到很大挑战。我以前也办过报纸、出版，他就再三要我来跟大家讲讲。
正名
出版社现在怎么办？现在整个的新闻界、出版界都是一片混乱，前途怎么走？这是个大时代趋势的问题。这个趋势的前提，就是历史的演变，我是亲自经历过的。
出版和新闻业现在有个名称，叫做“媒体”。我反对这个名字。以中国固有文化讲，新闻、出版不应称为“媒体”，这是外文乱翻译过来的随便称呼。做媒的，在中国文化像是令人看不起的，媒婆是两边骗的。出版和新闻或电台、电视台，怎么能叫“媒体”呢？我说他们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先驱，具有领导和中介的功能。我们最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非常有意思，多半跟着外国的文化乱跑，自己没有正名。
新闻出版与文化教育
新闻出版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的，不要一提文化教育就是学校课本，那只是一点点，整个新闻出版都是文化教育的范围。
最近，我为了中国的文化教育问题，在写一篇文章。我的话好像有点岔开了，其实还在本题上。因为中国150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尤其现在的教育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每个小孩子很小就戴上近视眼镜了，而且给家长们逼得都快疯了。
中国3000年以来的教育有一个基本错误，错误是什么？就是“重男轻女，望子成龙”，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思想，现在还是一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再譬如讲，中国宋代以后流行的观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那个时候很普遍。像我们出来，刚刚长大成人就碰到第二次大战，跟日本人打起来，我们坚持要尽忠报国，坚持要出去当兵，就推翻了那些观念。现在呢？我发现很多黄埔的同学，叫孩子们再也不要去做军人了，要做别的事。他们本身都是中将、上将、司令。我呢，把儿子送到美国西点军校学习去。我说这个世界再有几个一百年，也离不开“军事”。可是到今天，我们的教育还在这个观念的圈子里。
推翻满清以后到现在，只有95年。我是刚刚推翻满清以后出生的，可是我开始受的还是清朝末年的教育。你们可以从这95年中的教育演变，研究整个社会演变的因果。
有人碰到事就骂政府，我说你们不要骂政府，政府没有罪过。所谓“政府”，是文字上一个符号。政府机构是水泥木头建的一个房子，政府里头的内容是官员。这些官员哪里来的？不是政府生的，是我们老百姓生的子女培养出来，送进去做官的。他们做得不好，政府做得不好，应该骂我们自己，是我们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政府没有罪过。这是文化教育问题。
我最近为了教育问题，忽然想到，中国三千年的政府、帝王政权，基本没有出过教育经费哦！回转来看欧洲史也是一样。中国的过去，读书人都是民间自学出身的。所以中国的读书人最标榜的是“耕读传家”四个字，一边种田，一边读书。任何的家庭，孩子们自己读书出来，或者在私塾读出来，三年一考，县里头考取了以后，叫秀才。
譬如我小的时候，就是走这个路线。我们家里花钱请一位老师来教我读书。反正请了老师来家里教，就通知隔壁种田的邻居，孩子愿意读书就一起来吧，钱归我们出。他们也就送孩子来读书，然后就告诉我们家里：哎呀，我们的孩子来陪你们家少爷读书。我父亲说，既然请了老师来，也希望你们孩子一块儿读书。他说，我们孩子读书干什么？只要学会记账就可以了。当年读书教育是这样。
我记得11岁时，我进了高等小学。这个高等小学，你们大概不清楚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历史的经过。所谓高等小学等于现在的中学，里头已经有英文，还有教物理、化学的，而且住校。
我非常希望办一个小学、幼儿园，学生最好住校。学生住校是什么道理呢？这跟古代的教育思想有关系。古代的教育有个目标，出在《礼记》，中国几千年教育的思想，有四个字——敬业乐群。这个“乐”字有几个读音，像广东话就叫“音乐”（音“音哦”），你说温州“乐清人”，发音是“哦清人”，这是唐代的国语，客家话、广东话是唐朝的国语。闽南话、福建话是宋代的国语。我们现在的国语是北方话，这是推翻满清以后，大概民国十三年时国会定的，也有一个经过的。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四个字——敬业乐群，“敬业”就是好好学习学问，好好学习作一个人，学习人文，养成人格，再学习谋生技术，对学习、对行为、对工作要有诚恳敬重之心，不可以马马虎虎混的，不像现在这样；“乐群”就是培养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礼节、秩序、能力，礼节就有秩序的作用，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环境的健康。
这是我讲当年进高等小学的事。因为我读私塾出身，国文很好，但英文、数学不懂，物理也不懂。因为家里的声望，我插班进去读，这个叫做读“新式的洋学堂”，洋化了。我只进去读了半年，就毕业了。毕业时第一名，背榜第一名，最后一名，呵呵。哎，自己不在乎，因为讲起国文来啊，比人家都好，老师都赞叹；其它的课我只读了半年，是勉强跟上的。可是从城里回到家，哟，门口站了一大堆人，还有警察，在那里打锣啊，挂红布啊，“南某人秀才中了”，呵。当时人的观念，如果高中毕业，算是举人了；大学毕业算是考取了进士。
大家要研究，究竟“科举”的利弊在哪里？古代教育的经验在哪里？我简单提出来，给诸位介绍一下，怕大家不懂历史，希望回去多做研究。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因为如果不懂历史，中国未来的前途根本就不知道方向。中国历史有一句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要观察现代，要观察未来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前途，必须要懂历史。
我们现在的教育，对自己的历史差不多不清楚了。所以“观今宜鉴古”，“鉴”是像镜子一样看；“无古不成今”，没有前面，就不晓得后面。要研究前面的路是怎么走过的，乃至我们这一百年来是闹一些什么问题？今天的社会，发展到了一切向“钱”看，又是怎么来的？未来的一切是不是向“钱”看，还是一个问题。
何谓“事业”
所以我倒转来跟大家讲新闻出版的问题，扯开那么长，其实都是关联的。新闻出版不能局限在狭小的眼光里，是与整个文化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的。“事业”也不是职业，《易经•系辞》中讲：“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是谓事业”，现在大家动不动称“事业”，其实都是职业。“事业”是要对全社会真正有贡献的，不是口说为社会，实际作“饭碗”考虑的职业。新闻出版业，如果要作“事业”考虑，必须从整个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着眼。否则，就等而下之，免谈了。
再谈教育
我们三千年来的这个教育，政府几乎没有出过钱啊。当年我们民间教育培养子弟读书，是自己读的。中国历史上这些名臣、大臣，可以说都不是国家培养的，是民间培养，自学成才的。
反过来一看，推翻满清到现在，学了近现代西洋教育的体制、文化，盖了那么多学校，感慨很大了……
一个农村的家庭，边区的家庭，辛辛苦苦赚一点钱，给一个孩子读了高中、大学以后，永远不会回去了，都向都市里挤，甚至挤得更好呢，出国去了。出国以后，尤其现在都送到美国什么的。我在美国住了好几年，很清楚看到他们每一年的教育经费省了多少。美国人本身，一个高中毕业的人，自己拿着报纸看不懂，还问我们讲些什么。全世界尤其像中国、印度，最好的农村出来的优秀人才，考取留学，留学好的，人家给你吸收了，他用了全世界第一流的优秀人才，他自己的教育经费省了多少？！
我们回转来看，自己难过了……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像我也是农村出来，17岁出来，几十年到现在，没有回过家，对家庭、对父母、对社会做了些什么贡献？目前也是这样，年轻人从农村出来，都变成这个情况了，所以说教育失败。当然不止如此。
鼓励
由教育失败又回转来讲，新闻出版事业是大问题，我办过报，也做过出版，这个出版和新闻的问题，必须要大家共同研究走一条什么路线。
我先告诉大家两个现代的例子，出版界的商务印书馆，当年曾经出过两位伟大的人物，大家应该知道，一位是陈云先生，共产党里经济学专家，也是开国的功臣；第二个，就是王云五，后来作国民党的行政院副院长。两个人都是商务印书馆作工人出来的，他们都是自己努力出身，自学成才。
讲这个现代的例子，是对新闻出版界年轻人，乃至全社会年轻人的一个鼓励。希望大家自立自强，在新闻出版事业、文化教育事业乃至其它事业上，不要交历史的白卷。
再说上海当年的历史。前些天，还有上海电视台的制片人找我谈。我说你要拍上海的历史，上海近代的社会发展史第一个人是谁呢？第一个是哈同，南京东路的繁荣跟他有很大关系。后来慢慢发展到，同新闻界有关的，是《申报》的社长史量才。史量才开始也是送报出身，后来变成全国新闻界的第一人。结果呢，给蒋介石打死的。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北伐，他反对。他说，“蒋介石有什么了不起啊，他有十万大军，我有十万读者。”两个人不合作，因此被行刺死的。
人贵自立
这些人他们怎么能够出来呢？四个字——人贵自立，他们不是国家培养，也不是社会培养，是自学成才的。
我现在经常听到新闻界有个术语，任何一件案子发生，就说是“社会问题”。我说我也是社会的分子之一，这个问题发生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家庭教育问题，不要推给社会。社会是个群众的团体，各有各的范围。
谈起每一行，我好像都懂一点点。懂的原因，我只引用孔子一句话，“吾少也贱，多能鄙事”，人家问孔子“你怎么什么都懂？”，孔子说“你不知道，我因出身贫贱，很多下等职业也都做过，所以懂得很多事情”。我经常引用他这句话自勉。
家谱与地方政治
讲出版，我小时候看到修印家谱，我说中国有两大家的家谱是历史文化上特别的：一个是山东曲阜孔家的家谱，一个是江西张天师的家谱，这两家可以说中国三千年历史文化中特别的家庭，不过张天师的家谱不及孔家。
家谱、姓氏，是中国人宗法社会的观念，比如龚家有龚家的家谱，南家有南家的家谱。这个家谱的流行，唐宋就开始了，一代一代这样。那么我们家里请修家谱的师傅，是专门作记录的，譬如说我姓南，生下来叫什么名字，读书的时候叫什么名字，有小名、乳名（吃奶的时候的名字），有学名，像我，现在叫南怀瑾，一辈子三个字，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个时代很多人名字都改了，为了闹革命啊，怕被抓了，另取个名字代号就出来。写文章的则有笔名。修家谱就不行了，把这个名字、别号什么都写上，生几个儿子、生几个女儿、嫁在什么地方，都有。
中国有几千年的家谱历史，家谱的作用非常大。这个家谱的宗族有祠堂，以祠堂为中心，管整个宗族，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公务人员来管。不过宋明以后，理学中禁锢人的部分，被政治用来大行其道，变成后来民间的反动，殃及了整个传统文化。
要讲政治管理，宗法社会的经验很值得研究。中国几千年的地方政治，大家也没有好好研究。
中国的宗法社会，以祠堂为中心，地方政治靠祠堂。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警察，我们小时候都看不到警察，也不知道什么叫警察。你说要警察来管，那是个笑话。一个乡村里头，平安无事，白天门都是打开的，家里没有人都可以，有鸡、狗啊守门，没有警察，也没有什么“乡长”，像这些“长”的“短”的都没有，只有个“保正”，也叫做“里正”。譬如说我们南家那个地方，里正就是南家年纪大的一位老头子，或者驼个背、弯个腰，啥事都没有，他来做保正了。如果地方上一个鸡给人家偷了，算大事了，等于美国那两幢高楼被人家炸了，全村人都出来了，那不得了，怎么有人偷鸡摸狗的？我们是那个社会情况中出生的，当年的社会是这样安定，上海的社会也是这样安定，后来变化到今天。
抗战救国
抗战期间，我还办过报纸。抗战起来那是1937年，我们参与抗战了。我当年出来是为了救国，就变成军人了，我的身分特殊、关系也特殊，在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的边缘，在大渡河边，那都是我的范围了。这个历史故事非常有趣，我现在只讲有关新闻出版的事。
我那时年轻，21岁就冒充四五十岁，留个胡子，学那个蒋老头子一样，一天到晚瞪起眼睛骂人。下面的土匪部队差不多近一万人。年轻人，带领这样的流亡之众，号召这些人怎么样来抗战，前方的兵源不够，我还要把这个部队送到前方去。
我做那个土匪部队的总司令，开始觉得很威武，二十几岁站在台上阅兵，一立正、一答礼的时候，自己觉得好伟大，已经高与天齐，好像孙悟空做齐天大圣一样。后来就觉得不好玩了，所以看这些大领袖们阅兵，我就笑。
我大概古书读多了，后来像《三国演义》一样，就想办法“挂印封金”，当时我是自称北汉王，自称总司令的，报纸上常常登我那些事情。我带一个参谋，一个侍卫长，写一封信摆在办公桌上，溜掉了，不做了。
衣冠文物
讲到抗战，岔过来四十年前的另一个故事。我的故事太多了，你们听得会乱，不过挺有趣的，你们就当听小说吧。
四十多年前，我到日本去了，干什么呢？参与代表台湾的文化访问团，有四十多个教授，我是顾问，团长是何应钦——日本是向何应钦代表投降的。到了日本以后啊，只有我一个人穿长袍。我到外国有个习惯，到欧洲、美国、日本，都穿长袍，拿个手棍，朋友们笑我。我从二十几岁起，出来穿便衣就穿长袍，拿手棍，也因此占了很多便宜。
到美国时过海关，从旧金山过关，我穿个长袍、拿个手棍。我听说到美国，从旧金山入关是最麻烦的，尤其对中国人检查最严。海关一看我这个样子，“哟，这个老先生是个什么人啊？”那么，我随行带了十几个大皮箱子，两大箱都是中药，因为我出门喜欢带中药，跟着我的人，生病了也好吃药，在外国看病看不起。我就穿个长袍，拿个手棍站在那边看着。我说你们去吧，行李通关完了我再过来。旧金山海关人员带一只小狗就出来，就向皮箱上爬，嗅来嗅去，一个黑人跟在后面，那个狗闻到中药味道了。
那个黑人看到小狗这样，就问这个行李是什么人的？我站在对面，对他点个头，他知道了。他看了半天，把这个小狗拼命拉回来，就问我旁边一个学生，“他是谁呀？”那个学生对他吹牛，“你不知道呀？他是我们中国当代孔子啊，是你们国务院请他来的，他本来还不肯来呢。”“噢，是这样的。”就把那个小狗抱走了。他说，箱子里是什么？我说你告诉他，不是鸦片，是中药，如果有问题，两箱留在海关，等我走的时候，再回来带走。那个同学就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不要看，不要看了，我知道了”。最后他就让我签字，12箱行李全都一起过关。原因是什么？穿长袍的力量，加上手棍，这条手棍跟我走遍全世界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的东西，四个字——衣冠文物。我们推翻满清以后，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冠，日本人、韩国人还穿我们过去的衣服呢。我在日本，他们问我，和服好看？还是长袍好看？我说你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你们这个衣服就是三国时孙权的那个，你们现在叫它“和服”，中国人也跟着叫，我说错了，那个叫“吴服”，我们江苏吴国传过去的，你们大家翻译错了叫“和服”。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服了呢？其实你查一查，民国时全国研究通过制订中国人的衣服，后来来不及推行了。
我们曾经有五千年文化，结果到现在，没有自己的衣服、没有自己的文物，非常可悲的。
我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带外国人来看“故宫博物院”，外国人看了很惊讶。中国人说，你看，我们的文化！我说“少吹了，那是我们老祖宗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自己做了什么？拿不出来！外国人到上海来一看，看了说，“久仰你们五千年文化，认为应该很特殊的，结果原来是这样。”我说“对不起，我们中国人现在刚开始，重新在忙，这些洋房都跟你们学的。”他说，“学我们的还不如我们。”没有中国特色啊！所以这一代文化……我们这些青年同学们听了要好好努力啊，我们已经老了，不行了。
新闻出版的道德责任
绕这一圈，讲回来，讲到我当年在边地，挂印封金走了，到了四川宜宾。随行的一个参谋一个侍卫，从边区出来，天又热，半路生病了，一个是伤寒，很严重，我身上又没有钱了，这怎么办呢？我就跑到一家报馆里去求职。
我把胡子也刮掉，到《金岷日报》报馆，在柜台前一站，问里面一个老先生，“你们报馆要不要佣人？”他说，“什么佣人？”“扫地端茶的佣人要不要？”然后他看了看我，“哎，你这个年轻人？”我当时穿一个中山装。
他说：“你是下江人吧？”四川人叫我们外地人是下江人，已经很客气了，按照土话，就叫“脚底人”。
我说：“对的，因为抗战逃难到这里，没有饭吃，想找报馆里扫地的工作。”这个老先生就看了我半天，“正好缺一个扫地的工人，不过我不能做主，你等一等，我进去问社长。”他就进去了。
这个社长出来了，社长也穿一个中山装，很魁梧。他姓许，我对这个人特别感谢，后来变成好朋友。他出来看了我半天，“你下江来的？”
我说：“对呀！”
“你愿意做工友？扫地端茶的？”
我说：“对呀，马上要个工作，为了生活。”
“你现在就上班，我正需要一个人。”
我说：“好。”
我就进去柜台，把扫把拿来，整个的报馆有这样大，我大概一个钟头，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这个社长坐在那里始终看着我，我把地也扫完了，桌子也抹好了。社长说：“请你过来，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说：“为什么？哪里做得不对？”
“做得太对了，你是读过书的。”
我说：“小的时候马马虎虎读过。”
“会写信吗？”
我说：“普通的信会写。”
“你会写文章吗？”
我说：“文章的话，就不知道了。”
“你不要客气了。你不是做扫地这类事的。”他一边说，一边拿一张纸，“你随便给我写一篇散文什么的。”我拿起笔来一写，他说：“你不要写了，我知道了，我这里缺一个副刊的总编辑，立刻上任。”两个钟头，从工友升到副刊总编辑。
这一下，我就扳竿子上了。我说，“报告社长”，我就站得很端正，给他行礼，“多少钱一月？”他就告诉我多少多少。我记不得当年的待遇了，拿现在比方，差不多三千块钱一个月。哟，我说：“那么高啊！现在我有两个朋友生病，等着要请医生，没有钱，能不能先借一个月薪水？”他说：“可以啊，借两个月给你。”这个社长，有气派！
哦，我好高兴哦，回来请医生治疗这两个人，我就上班了。
后来我还做到了代总编辑，非到午夜看完大样不可，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觉。现在我习惯夜里工作，就是从那时候锻炼起来的。
那个时候抗战，弄个收音机听国外的消息，德国打得怎么样？我们国内兵到哪里？好难收听到啊。我坐在前面写文章，排版的点个蜡烛灯、煤油灯，坐在后面一个一个字拿来排版，马上印出来给你看。那时三四个人就管一个报纸，抗战时候，好可怜啊，不过比邓小平同志当年用油印的已经好多了，已经算很进步了。
有一天晚上我很轻松了，凌晨三点半，我说“都好了吧？”那个排版的领导是我的好朋友，姓萧，他说，差不多了，哎呀，还缺这么一块，那么大一块。我说赶快，把那个投稿的拿来看看，选一篇。结果一篇都不行。
我临时想了一个办法，我登了一个征婚启示，我就是那个小姐，什么日本人打来了，我是杭州人，杭州、苏州出美女的，我逃难到这里，家破人亡，谁要娶我，什么条件……哎呀，自己很高兴。打一个广告出来，结果不得了，一千多封信，那些男的照片、生辰八字都有。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文人下笔很严重”，我的老师告诉我，写文章下笔千万不能写错一个字，“一字之差，下十八层地狱”。
我是受这种教育出身的，这一下玩这个花样不得了，这一千多封信，你要回复人家，那些男的照片从哪里寄来还要退回给哪里。社长回来对我笑，说“你犯了一个错误——恃才傲物，新闻办报不容易的啊，不能恃才傲物，我看你怎么下台啊。”其实社长承担的责任更大。我后来想办法，又登了一条广告，说这个小姐到重庆，不慎坠到江里，死掉了。
所以，后来自己一辈子忏悔。做新闻事业、做出版业，不能马虎，不能忘记自己是个文化人，文化人对社会的道德，对自己要负责，不能玩花样。
我刚才提到上海的真正发展，应该从上海的人文发展史到社会发展史，从李鸿章时代开始到哈同，然后是虞洽卿、杜月笙，到史量才。那个时候上海最好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号称“商务的书出来，有人找出来一个错字，任罚五元银大洋。”他们为什么没有错字？商务印书馆请了很多前清遗老学问好的来校对。我的经验，最好做校对的人比写文章的人水平高一点才行。自己校对不容易发现错误，因为自己一看都对嘛，其实有时候还用错了字。商务印书馆不大请青年校对的。最后一遍校对，倒转过来对，从后面一个字倒回来对，所以没有错字。这是老出版界的风范，后来才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现在，我们出版业的同仁出版的书很多、很乱。但是我深深感到，出版业、新闻业，这个道德责任没有建立。
对做新闻的朋友来讲，现在社会上出了很多的案子，新闻记者在里头的作用很大。新闻记者本来是“言官”，好像“监察御史”的作用，现在实际什么都不是了。你看社会上有杀人的案子，现在新闻记者一写，把做案的过程描写得非常清楚。我说完了！这个报纸一登，不到三个月，同样的案子会出来了，教坏了。新闻有教育的效用。
当然，做新闻的道理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所以现在碰到一个“人咬狗”，还把这个人的牙齿多长、有多厚、咬狗的哪一点，好吃不好吃，都写出来，当然有人跟着“炖狗肉”吃喽。现在新闻挖空心思找噱头，制造新闻，还为了广告收入，等等，已经舍本求末了，与社会道德责任、教育离得越来越远了。
（未完待续）
[ Last edited by 初生 on 2006/8/24 at 09: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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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24 09: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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