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味菊先生是近代著名中医。他一生努力捍卫、振兴中医事业，学贯中西，在临床上独树一帜，形成了以温补为特点的“祝氏学派”。
一、生平及著作
祝昧菊(1884—195t)，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先祖世代业医，弱冠进蜀，协助姑父经营盐务，暇余习读医书。姑父嘉其好学，先后请宿儒刘雨笙等授读医经。祝味菊颖悟过人，好发疑问，老师竟不能穷难释疑而自辞。祝味菊自学精勤不倦。1917年。四川招收军医生，祝氏投考入学，攻读二年，因政变，医校改组，后随日本教师石田东渡考察日本医学。新的医学理论对祝氏启发颇多，并对他的医学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翌年回国，首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主政官医院七年，颇有医绩，名噪蜀中。
1926年，祝氏避“川乱”赴上海，初未悬壶，隐迹考察近一载，深感有些名医在截断病势方面缺乏良法，遂一反俗风，开诊后擅用温药建功，为人诊疗，往往应手而愈。尤在1929年秋，治愈被某名医断为“误投辛燥，法在不救”的危笃病人，从此医名大噪沪上。
二十年代，正是中医危急存亡之秋，而祝氏对于中医，颇有自信心。认为“没有真理，决不能造成事实，事实的造成，里面一定含有真理”，“尊重中医疗病的成绩，尊重中医有效的事实，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还无法解答其所以然而放弃不颐，更不可只是赞赏而不屑应用……”。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历来医政当局，不是西医，便是门外汉，对于中医的理论无暇细考其意义，或无法判定其是非”，以致使中医老是处于“打不倒，站不起”的状况中，点明了当局轻视中医的症结所在。他坚决反对消灭中医，崇洋媚外，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同时也反对片面强调国粹，盲目排外，敌视西医的保守观点。认为“学说无国界，求是而已，扬古訾今，泥新诋旧，其失一也”。“术无中西，真理是尚“，中西医的倾轧，决非社会之福”。祝氏认为，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中医“再不检讨自已，整理自己，说明自己，则尽其所长，终不为外界所了解，著作等身，终不为学者所公认”。他呼吁：发皇古义，必须融会新知，“吾人整理中医，成立比较合乎逻辑之学说，提出人病并重之概念，使外界认识中医愈病之所以然，不仅有药，而且有法”。
祝氏学贯中西，勇于实践，注重实效。医技精湛，胆识过人，章次公先生曾赞曰“治起病来，心狠手辣，一针见血。”诸名医摇首却步之重笃者，每能一手承揽，有时甚至为病家“具结”治愈。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因误用凉药’，几致不救，经祝氏力排众议，用温热峻剂挽危而愈。祝氏曾说：“医为仁术，生命重欤?令誉重欤?吾行医三十年，不畏艰巨，不惮物议，病势虽重，苟有生理，无不据理力争，负责治疗，所以然者，求安心而已，成败毁誉无所计也。”他认为：“以诡术取信于病人而冀沽名者，是医门之贼，应当鸣鼓而攻之”。体现了高尚的医疗道德。
临床实践的不断成功，使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徐小圃先生因其子被祝治愈，对祝氏大为折服，不仅让其长子伯远、次子仲才俱拜于祝氏门下，自己亦深受影响。陈苏生先生慕名几次拜访，与祝氏侃侃长谈，从中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毅然放弃自己的诊务，以三十五岁之年入祝氏门中执弟子礼。浙江等地一些明识之士纷纷遥从私淑。祝氏学说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流派。
祝味菊性情亢爽，胸无城府，常与名医徐相任、陆渊雷、章次公等商谈医理，倡扬革新，相交甚厚。他们对祝氏的学问、才智，无不钦佩。徐相任称赞祝氏：“辩才无碍，辟易千人，国医中不羁才也。”一些西医，包括外籍西医莱纳，战前曾与祝氏在沪合办诊所，也对他赞赏备至，感到获益良多。
祝味菊在上海曾任新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及附设新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和新中国医院院长，不仅治绩辉煌，著述亦颇多，曾编写《祝氏医学丛书十种》，其中付梓行世的有《伤寒新义》、《金匮新义》、《诊断纲要》三种。医案二十一则载于上海中央书局1937年出版的《上海名医医案选粹》一书中。1948年，将毕生研究所得著成《伤寒质难》，1950年梓行。诸书中，以《伤寒质难》影响较大。
二、学术见解举要
祝氏渊源仲景、景岳之学，但不机械照搬，而是结合临床实践的验证，以哲学为指导，通过严格的逻辑思维，摒弃一些明显违反科学的说法，吸取现代科学的可借鉴之处，溶于中医之中，理论上有所创新。现分三方面扼要介绍。
1．邪分有机无机，反应重在本体的病因病理观
中西医之间，争讼最多的莫过于病邪是“六淫”还是“细菌、病毒、原虫”了。祝味菊根据客观实际，辩证地提出了“六淫”与“细菌。等在外感发病中的不同环节和互相联系，认为它们都属于“邪”的范畴，但“邪有无机、有机之别，无机之邪，六淫之偏胜也，风寒暑湿燥火，及乎疫疠尸腐不正之气，凡不适于人，而有利于邪机之蕃殖者，皆是也，有机之邪，一切细菌原虫，有定形，具生机，可以检验而取证于人者，皆是也。”“六淫”与“细菌”的关系“六淫害正，言气候之不适于人，人之所恶，菌之所喜也，故六淫可以培养细菌，细菌得六淫之助，可以猖獗而为患。”“伤寒之成，有形之有机邪为主因， 无形之无机邪为诱因……”至于暑热、湿阻等“无形之邪，感而即病者，非六气之致病，实由体工之失于调节耳。”故体工调节功能正常者，虽遇大风苛毒可以不病。
祝味菊认为：寒热的征象，反映了体工阳气抵抗强弱的不同，寒温之辨，其主要区别在证候不在原因。
祝氏指出：有机之邪和体工抗力斗争的病理过程“不出五种阶段”。“太阳之为病，正气因受邪激而开始合度之抵抗也；阳明之为病，元气愤张，机能旺盛，而抵抗太过也；少阳之为病，机能时断时续，邪机屡进展退，抵抗之力，未能长相继也，太阴少阴之为病，正气懦怯，全体或局部之抵抗不足也，厌阴之为病，正邪相搏，存亡危急之秋，体工最后之反抗也。”“此吾卅年来独有之心得也。”
2．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沦伤寒的辨证方法
“八纲”辨证，是祖国医学辨证理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渊源于张仲景。张景岳提出阴阳“六变”说，嗣后清·程钟龄又提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但这些都只是“八纲”的基本内容，和一个辨证系统的“八纲”辨证尚有差距。祝氏师古而有发扬，在《伤寒质难》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八纲”一词。“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同时，他第一次给“八纲”中的四对辨证范畴下了定义，确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说：“阴阳者，盖指病能而言也，……病之分阴阳，所以别体用之盛衰，测气质之变化也，至于寒化为阴，火化为阳，人里为阴，出表为阳，虚者为阴，实者为阳，隐然又执八纲中之大纲矣。”“表里者，指疾病之部位而言也，……病之分表里，所以明内外，定远近，别亲疏，知顺逆也，”“寒热者，指病能之盛衰而言也，……病之分寒热，所以明气血之多寡，察抗力之盛衰也，”“虚实者，指正邪消长之形势而言也。”总之，祝氏完成了“八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完成了理论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当前，对于“八纲”辨证理论，则认为是在祝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起来的。
五段辨证是祝氏在外感热病辨证上根据五段病理独创的方法。他辨伤寒宗六经而不泥。他认为“仲景六经名词，系代表人体抗邪所发生之六大类证候，六经所固定之证候，初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是以后人于伤寒六经之外，又有温病三焦之说。”他看到了“六经的局限性，认为要发展伤寒学说，切合临床实际，应该跳出六经的圈子，寻找新的理论。六经证候，既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则六经名称可废也，利用六经名词，以代表各个抗邪程序，则六经名称存之亦可也。”他说：一切外感，有机之邪，“其抵抗之趋势，不外五种阶段，所谓六经症候，亦不出五段范围，于意云何，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此五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扩大了以五段释六经的应用范围。
3，助自然疗能 重温热扶阳的治疗原则
前述五段病理，五段辨证，相应而有五段疗法，—脉相承，是为“五段学说”，它的中心是人体抗力。“所谓五段疗法，不外顺从自然，调整太过与不及，以助长其抗力而愈病也。”科学的发展，加强了对各种病原体的认识，对针对各种病原体的特效药也日益企求。但祝氏指出“一病有一病之特因，举一病而求——特效之药，已非易得，而况特因之多，指不胜屈，菌因之繁，层出不穷者哉”。事实上，不管中医西医，依赖查清病原，依赖一、二种特效药水远满足不了临床的需要。
祝氏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认识到：“病原仅为刺激之诱因。病变之顺逆，预后之吉凶，体力实左右之，此病原繁多，本体唯一之义也。”“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之自然疗能，历万古而不易”。“邪正相搏，吾人审察其进退消长之趋势，而予以匡扶之道，此协助自然之疗法也，……不必问邪之为细菌，为原虫，为无形厉气也，明乎伤寒抗邪之理，则一切感证，思过半矣。”祝氏的“本体疗法”立论精辟，叙理透彻。发挥了中医的特长，促进了中医临床的发展。
温热扶阳，是祝氏“本体疗法”的具体应用，也是祝派用药的特点。他在《伤寒质难》里用大量篇幅引证《内经》、仲景、景岳的重阳之说，强调人体的“气”在生理、病理、治疗上的重要意义。他说：“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分，则病进一分：正旺—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抗力不足者，壮之以温，…，“抗力衰微，而虚怯过甚者．助之以热”，“气足则抗能旺盛，阳和则抗力滋生。”故祝氏临证多用麻、桂、附、姜，用附子尤为擅长，有“祝附子”之称，反对滥用凉药而伤抗力，其理盖本于此。
从本质而论，祝氏的“本体疗法”正是仲景、景岳学说的发展，是他吸收前人精华，结合临床加以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科学性。 |
发表于 2005/8/30 00: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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