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界中,法则逆转。一阴一阳之为道也,甚哉斯言。依托阴阳,思治国事。文短而义长者,如吾之文,不尽之意,自思可也。
国魂(国之崇尚也)、公私国体立国根本义,将决定后续所有层面内容居反,处世法则有变,略举一例:公义社会,奉行阳法则,以真为本,为官法则反腐为真反腐,私有社会,奉行阴法则,反腐不过领导者手段,先养天下之腐,然后杀小贪以堵天下之口,不追根本义,而云我反腐,诚为天下笑谈。建国领导人与后世领导人差别、选举、国策有内域与外域、内外域相接,必定相互影响。假令我境内推行计划生育之政策,而外域不禁,久后外域人口爆满,其国不能承受,则势将外溢,不能遏止,势如此也。我推共有,外域私有,其势敌对,安能和处?故我域内行先进之管理政策,须教之相接外域,共求其福,彼受其福,和所不悦?国境开放与封闭、开之既久,须有沉淀。选举弊端、普选法有一个问题,假令鱼熊共处,而选建国位置,则鱼必选于水而熊必选于陆,生存理念不同也。小国寡民,人尽相知,无此问题。今世大国,目不自见手足,弊端即在此。故若欲选举,先需推行教化,选定一国奉行之理念,而后以此理念教化一批人,以此等人为主导,则国之理念不灭亡。否则,壳在魂亡。经济民生‘。公义社会管理层官僚体系与私有社会管理层官僚体系差别。上下一心者胜,求同法则、设朴、以收入论,最低收入保证金名为基础朴,以保证民生,最高财富拥有值名为上限朴,以免为富不仁。这个值可以设的很高,以普通居民30年总收入为标准,可以设到百倍或者千倍,但是要设。人欲常不知足,不知平生所求为何。设此值,财富足慰平生,家族不为生计愁,则心有所止,乃行回馈社会之举。
阴阳界中,法则逆转。天下唯两楷式,公天下之治与私天下之治也,道德经明述。今以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名代之。
社会结构,分为管理层或曰执政者与普通百姓两层群体。
公天下之治,苦在管理层,福在普通百姓;私天下之治,福在官员,灾在普通百姓。或曰苦在上则福在下,劳累尔。福在上则苦在下,其苦为灾。故毛泽东时代,不少干部工资没有工厂工人工资高,不少机关人员谋求转职到效益好的企业。此唯一时代出此现象。昔唐玄宗初执政20年后叹曰:天下虽肥,吾独瘦矣,皆因此故。私天下之治,福在官员,灾在百姓。阴阳界之法则也。故观此,可知国家如何。
国家管理者执政层面又分三个结构,第一层:直接面对群众的底层管理者,这一层面深知底层疾苦,多是做实事者。最上层:国家最高决策者。第一层与最高层之间的所有中间层面,收集底层情报逐级向上传导,统称为第二层。最高层在小国寡民的时代,身边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应该是第一层的位置,以所有人为其拥护基础。但现在国家大了,不得不设立庞大的管理群体,最高层的身边,反而没有了普通群众,全是管理者,还不是与群众直接接触的第一层管理者,全是二级管理者。这个结构本身拥有一个执政弱点:最高层执政的立足基础变了,变成二级管理者。二级管理者的利益,足以决定是否拥护最高层。这个弱点决定了上层非常容易脱离下层,除非有对这个结构进行制约的措施。道德经提倡小国寡民的一个原因,以此,追求的是,最高层的立足基础必须是普通民众,如此方能免除周期律之苦。所以最高层面临着两个问题:一要与一级管理层联系,二要与普通民众联系。最高层最大的问题是:身边全是二级管理者。毛泽东同志说:治国即是治吏,以此。能损天下而肥自己者,只有各级官吏有这个能力,普通百姓没有这个能力。
公私一体,若为官独苦,天下何人愿再为官?故当为之补偿。某揣测之:以全国平均工资为准,或曰以省为单位取平均工资,市长、省长区域首长限定工资1.3倍平均工资,其余管理人员1.5倍平均工资,仅对区域首长执行以下补偿策略:5年后一次性多补发1年工资,10年后离任,离任前对工作审核,若在职期无大的过错,一次性再补发5年工资。此思路首先官员是苦差事,确立要发财不要来此的立场,让有志于谋众人福祉之人来此。其次坚守10年已是不易,10年后当调职换个轻松有福利的工作至少修养一年,一年后再根据本人心愿重选职务。
朴,治国之重则也。国事设两朴,其一保证最下层民众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用度,其二限定国中最大财富拥有值,即一个下限,一个上限。仍取平均工资为例,古之大将称万人敌,凤毛麟角而已,以千为计数,个人财富值现金限定不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每年*1000,房产不得超过三处。百年*10,足够三代之用,再多何益。国事无私,成天下者公也,坏天下者私也。
昔在乱世,世间离乱,百姓苦,有英雄起,以公义为旗号,谋众人之福祉,故能顺应民心,聚天下之大义,克正时艰,终成建国。故初代皆明君,距初心近而未忘也。及至国渐富强,外无艰危之患,则民渐因循,遂谋己身利益,世风遂变,至于朝堂,或先起朝堂,后改世风。公义将去,私欲大甚,渐渐败坏。国家毁坏,皆因变于朝堂。损公肥私,百姓怨恨,终成乱世。故成天下者公也,坏天下者私也。朝堂枢机也,能移一国之风气,政之为字,从正从文,文明而正也,意为为天下布其正而成文明之象也,故曰正治。朝堂正,虽有陋习,必生补救,后将渐安。朝堂不正,怪政迭出,民虽欲正而不可得也。故管仲曰,治国之患,唯在社鼠,管仲说的比较客气,言君主之左右,其实能成社鼠者,唯君主一人而以,君主之左右,唯成硕鼠而以。国家公器,能损公肥私者,唯各级官员,故曰治国即是治吏。
阴阳二道反也,公有私有国家人君治国之道不同也,为官之道也不同,故宣扬之道义不一样。此姜子牙与周公封国之谈也。周公治鲁,但用宗室,因循守旧,只求保君王之位,不问国之生死,故久而必弱,国将亡矣。姜子牙秉文韬初遇文王之旨,所求者国盛而非个人家族。私欲之君,德不配位,不敢让贤,则日日所虑者手下有能人强于自己,故其治国之道,追求平衡之术,驽人之术,朝堂敌对,嫉贤妒能,难出强者,国必衰落,国之灾也。天下之主,不计一人之得失,若见贤于己者,必推位让贤,故国家之主,必为强者,必能服众。天下之主,不惧失位,无欲则刚,能者众出,故朝堂和气,齐心协力。且同类相感,同气相求,正者所聚正者多。
昔开国之主,因战而成,不强则亡,故实为众人之推举,历经征战之验证,皆德能配位,众人心服,否则不能成开国之主。开国之主,屡见生死,亲人将士,多有丧亡,承受代价甚大,故革世之弊,不惧己死,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惧亲死,亲友之中,已有丧亡,故能不惜代价,革世之弊。后世之主则不然,国富久安,难历生死,牵涉过大,惧累家世,未经天选,威望未足,故虽见弊端,难下革除之志,非超群拔类之士,难革后世之弊端。
有巨人者,身广千万里,目不能见其指,手不能握其足,此大之患也。故今之国家,管理人员尽皆分级而下,层层管理,如此,远民也。所以,以民众为基础,接触民众者,只有最低的那一级管理层。其后层层而上,其它的管理者,都是以下级管理层为基础,如此,悖矣。最高管理者受到的只是身边其它管理者的拥护或反对,要在意周边人的利益所在,反而接触不到国之基石,最下民众的利益。这是现在政治制度的重大弊端。一旦上层利益脱离下层利益,国家政权中枢就只会以周围身边人的利益为重,再也不会关心普通民众的利益,这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约束官僚主义的原因。亲身经历百万烈士之血及多位自身家属亲人丧亡,为了追求大众福祉,到头来发现和封建王朝时候搞得差不多,日夜熬心,睡得着吗?
私欲过甚则败坏,争端起,非福也。有公无私亦败坏,不知己之何存,苦节不可贞。故王朝更迭,天下成败震荡于公私之间,此两仪四象法,世间法则,不可变者也,可变者,震荡边界也,未至毁坏而转向,可控范围内震荡,此治国法则也,故治国尚朴,大变必大坏,不可禁止也。故百年置润,以契天行。治国能知此置润之机于转向之时,即变革之时也,当设专人以研究,当设制度以遵循。故治国当尊两仪四象法、当尚朴、当知置润及变革之时。阴阳互根,善故所喜,不可使民不知何为恶。不知何为恶则不识恶,则当其蔓延之时无人认识则将成不可制约之势。故古人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故国虽安,忘战必危。
一生何求?何者为福?衣食无所缺,无冻饿之苦,居有其所而舒心,虽有劳作,不过其度,亲戚往来,有所娱乐,不够吗?故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其于国家,事业生产,衣食住行基础行业之外,奢侈无用之品,不可推崇。一个国家各行各业及上下游产业链平衡之后,就像用木条箍桶,一个木条代表一个产业链,一旦有利好向某方面倾斜,利之所趋,有可能其它木条全都放弃本有位置向暴利的那根木条倾斜,这会导致崩溃,其它行业全废而暴利行业过剩。这种产业链平衡其实是生活费生存状态的平衡。假定某产业链上游涨价,立刻就会传导到下游收入下降,入不敷出导致生存问题,下游必定也需要涨价。高价导致用不起会倒逼其它行业最后全部涨价。所以要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慎用政策倾斜。衣食住行以外,军事、这是国家对外立身之本、以抗外侮。医疗、这是个人安全之本,以防病患。科技教育,这是国家对内立身之本,培养人才,端正崇尚,教育为本。交通道路,这是沟通龙脉。这几种必须国家掌控,重点发展。象汽车这种高能耗占地方的奢侈品,不应该走全民普及的路,公共汽车发展的很好,配合每个小区保有几辆公共性质的应急、再配合出租车公司,足够用了,全民普及看不出好处。
何为政绩?地域正常运转,守常无过为政绩。地域多出人才为政绩、地域人民身体素质强为政绩。基础物产丰富为政绩。
治国之道,首重崇尚,是为社会风气。崇尚败坏,多在盛世,是名国已亡。三观正、崇尚正,国必治。故国之治,终在正治也,为天下布其正也。
昔日蒙古铁骑横跨欧亚大陆,东学西传,就凭西方以前的黑暗理念和教廷统治,能创出大公教义?必因道德经西传之故也。毛泽东同志天之所降,创世之人,本土思维,非外来鄙陋之可比也。故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共产党,是正宗中华政党,故能外围全倒的情况下,傲立不倒。本真为宗,我希望能改正此义。能决定共产主义胜过资本主义的,是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话,而不是什么必然阶段。
好把旧书多读到,义言一出见英明。此文,为后来者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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