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璐琦 付璐
历史呈现于语言，沉淀于概念。概念通过语言赋予事物以意义，概念的历史即语言生成的意义在历史中的积淀和流变。“概念史”一词第一次出现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当时的涵义是指基于普遍观念撰述历史的方式。在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才逐渐发展为一门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概念史的研究目的是借助概念理解历史，即考察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发展变化并解释特定词语的不同语境和联想，厘清概念的生成场域、有效范围、先后使用习惯以及得以滋生和形成的理论环境，对反思“现代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医药概念产生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运用概念史的研究视角考证古今中医药的概念源流及嬗变，有助于探究中医药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未来的发展策略。本文借助概念研究的历史、理论及实证3种范式，考察中医药概念的形成、发展与嬗变背后的时代契机，重新审视不同医学体系之间、医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新时代中医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再定位，从而筑牢中华民族医学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医药多学科交叉建设，促进中医药学术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立开放包容的新医学体系。
1 历史范式：中医药概念的历史源流与嬗变
历史范式即“概念史”的研究范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历史分为3种类型：原初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概念的历史属于“反思的历史”，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对概念变迁过程的考察来反映宏观历史，如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本文首先借助概念的历史范式，对中医药相关概念的历史源流及嬗变进行梳理。
1.1 “中医”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中医”多用于指代中医学、中医医师等概念。梳理相关古今文献可见，“中医”一词的词义、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存在古今演变。
1.1.1 明以前：早期“中医”的概念及内涵
现代意义上的中医，早期多称“医”，如《周礼·天官》载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带下医、小儿医，此外根据医生的身份或执业范围又有儒医、道医、御医、走方医之分。而“中医”一词，最早可见于《汉书·艺文志》：“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唐代医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第四》载：“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又曰：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佛教典籍中亦有类似用法，如延寿禅师《宗镜录》云：“上医以非药为药，中医以药为药，下医药成非药。”可见“中医”之“中”与“上”“下”相对，代表医术水平的等级，“中医”即“中等水平的医生”。此时“中医”虽不及“上医”可以治未病之病、听声辨病，但亦有治欲病之病、察色辨病的高超水平。
1.1.2 明清时期：中医西传背景下“中医”整体概念的形成
明后期至清前中期是中医西传的重要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宗教、贸易的交流增多，诸多欧洲传教士、汉学家、医生、植物学家来到中国收集中国的医药知识，并将中国特有的医学理论、诊疗方法及药物知识以“中国医学”之名传播到欧洲。如17世纪，波兰来华传教士卜弥格（MichelBoym，1612—1659）在其著作《中国植物志》（FloraSinensis）、《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味药物》（MedicamentaSimpliciaquadeChinensibusadusummedicumadhibentur）中介绍了中国的医学、药物、脉诊法等，于1682年被安德烈亚斯·克莱耶尔以《中医指南》（SpecimenmedicinaeSinicae）之名在欧洲出版；再如19世纪法国汉学家勒佩奇（Fran＆ccedil；ois－AlbinLepage，1793—？）所著《中国医史研究》（Rechercheshistoriquessurlam＆eacute；decinedesChinois），皆将“中国医学”视为一种整体概念。
这一时期，虽然在汉语中尚未见现代意义上的“中医”名词，但在西语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现代“中医”的整体概念表达。东学西渐视角下的“中医”，其核心在于“中国的”，或者说“中国特有的”。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医”指中国特有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以及药物知识，他们在中国收集了大量医药知识，经过翻译、研究、阐释、评价后将其传播到欧洲，使当时的西方世界形成了关于“中国医学”的整体印象。
1.1.3 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医传入背景下“中医”概念的被动形成
清末西医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根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封闭到被迫开放的变动，西洋文化、技术纷纷涌入中国，以“西”“夷”“番”“洋”“外”为名的西源外来词被大量使用。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严国政称：“自五大洲交通以来，而后有中西二字之名词发现于世界。自中西二字之名词发现以来，而后欧美等国之各种学术，时随太平洋、大西洋之潮流灌输入于亚细亚东南之中国。而医学亦各种学术中之一端也，当西医之学术未行于吾国时，固无中西医学之可言，洎西医之学术盛行于吾国，于是遂有中西医学之派别。”面对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带来的冲击，“中医”的概念正式出现并与“西医”形成二元对立。
据文献考证，现代意义上的“中医”一词最早应见于英国医生合信所著、1857年在上海出版的《西医略论》一书。该书《例言》载：“后附锯割手足等图，系西国习用之法，不得不载，恐中医一时未能仿行，姑不详论。”1881年10月9日《申报》上发表了《中西医术不同说》一文，称外国医生为“西医”，称中国医生为“中国之医”“中国医生”“华医”“中医”等。中国医生又有“国医”之称，如章太炎1923年发表“国医之心得和观察”。1911年，《上海医报》发表《中医西医名词之欠通》一文，提出“中医”“西医”与医生的国籍无关，应以其掌握的医学体系进行区分：“上海医生甚多，有称为西医者，有称为中医者。初以为称西医者，必西洋人为医生。称中医者，必中国人为医生，乃细考之，其实不然……所谓西医者，乃讲西洋一切医学而不知中国固有之医学者也。于是更设对待之名词，称但知中国固有之医学者曰中医。”文中指出“西医”为“掌握西洋一切医学的医生”，“中医”为“掌握中国固有之医学之医生”。至1933年1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召开的第三届第四十三次会议将《国医条例（草案）》更名为《中医条例》，正式确定了中医的法定称谓，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医是与西医并列的医学。
这一时期虽然已经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医”名词，但在中西医论争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中西医的概念范畴依然具有很大争议。一种观点是将中医视为“传统医学”，将西医视为“现代医学”，强调中医的历史性、传统性。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止中医派，称中医为“旧医”，西医为“新医”。这种观点将中医禁锢于过去，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如1946年杭州卫生局在中医执照上加盖“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则吊销执照，撤销资格”，严重限制了中医的执业范围，遭到中医界的坚决反对，这种观念影响至今。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中医应当与时俱进，打破“中西医”之界线。如“中西医汇通派”创始人之一的唐宗海主张“因摘《灵》《素》诸经，录其要义，兼中西医之说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郑观应认为“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
总之，“中医”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明以前并无现代意义上的“中医”一词，当时的中医多称为“医”，有疾医、疡医、小儿医、儒医等。明清时期，来华的欧洲学者将的中国特有的医学理论、诊疗方法以“中国医学”之名传播到欧洲，由此形成了西方对“中国医学”的整体概念。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西洋医学的传入对中国本土医学造成了冲击，“中医”一词正式出现并与“西医”形成二元对立，基本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医”概念。
1.2“中药”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中药”多用于指代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并具有康复与保健作用的物质。古代“中药”概念的发展与前文所述“中医”相似，其词义同样存在古今演变。
1.2.1 明以前：早期“中药”的概念及内涵
早期“中药”之“中”，并非对药物产地的限定，而是对药物品级的表述。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所创三品分类法，将药物分为“上药”“中药”“下药”3类，称“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神农本草经》中的“中药”一词指具有中等品级、运用得当可以养性应人的药物，而现代意义上的“中药”，古代多称“药”“毒药”“本草”等。如《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素问·汤液醪醴论》载“必齐毒药攻其中”。此外，《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历代政府及私人编纂的大型药物学专著多以“本草”为名，使“本草”一词成为了中国传统药物的正式名称。
唐宋时期，随着东西方贸易，大量的外来药物经由陆路及海路输送至中国。唐代官修《新修本草》载有绿盐、紫矿、麒麟竭、荜茇、白豆蔻、胡椒、底野迦等30余种外来药物，陈藏器《本草拾遗》增补了天竺干姜、无漏子、白茅香、阿月浑子、腽肭脐等50余种外来药，波斯人李珣著《海药本草》记载了甘松香、乳香、安息香、迷迭香、降真香等海外输入的香药。至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使中外药物的交流愈加频繁，尤以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使节进贡的药物种类为多。如《宋会要辑稿》记载阿拉伯各国使节或海商进贡香药有楝香、白龙脑、蔷薇水等。宋代官修本草中，较之唐代外来药物的新增品种有载于《开宝本草》的莳萝子、红花、艾纳香、使君子和载于《宝庆本草折衷》的草果等。元代大量穆斯林药物传入中国，如蒙古宫廷御医忽思恚编撰的《饮膳正要》及元末明初的穆斯林医学文献《回回药方》中均记载了大量波斯医学中的药物。
外来药物往往在名称前加上“海”“胡”“番”等地域前缀，以区别于中国本土所产药物。如李珣将经由海路输送至国内的药物称为“海药”，再如胡麻、胡椒等以“胡”为名的“胡药”，番栀子花、番红花等以“番”为名的“番药”。上述外来药物在传入中国后，中国医家一方面按照中药的药性理论阐释外来药物的性味及毒性，如《海药本草》称诃梨勒“味酸、涩，温，无毒”；另一方面则按照中药炮制技术加工外来药物，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诃子“炮，取皮”，阿魏“细研，白面少许，溲，和作饼子”。可见这些外来药物在进入中国后，已被纳入了本土中药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一时期的“中药”概念范畴，不仅包括中国本土所产药物，同样应包括经由“本土化”后融合到中药体系中的海药、胡药等外来药物。
1.2.2 明清时期：中药西传背景下“中药”整体概念的形成
明后期至清前中期，欧洲的植物学家、博物学家在中国采集了大量的药用植物、动物及矿物标本，同时收集了一批本草书籍及图册。他们在翻译、研究了这些文献及实物资料后，以“中国药物”为题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如19世纪英国药学家汉伯里（DanielHanbury，1825—1875）于1860—1862年发表题为《中国药物备注》（NotesonChineseMateriaMedica）的长篇论文，1865年法国的军队药师、植物学家德柏（JeanOdonDebeaux，1826—1910）出版《关于中药药理研究的论文》（Essaisurlapharmacieetlamati＆egrave；rem＆eacute；dicaledesChinois）。这些论著介绍了中国常见的药物、药性理论以及对这些药物的化学研究，将中国本土出产的药物以及特有的药物理论知识技术称为“中药”。
这一时期尽管在汉语中尚未见现代意义上的“中药”名词，但在西方已经形成了关于“中国药物”的整体概念表达。对于西方人来说，“中药”不仅指中国特有的药物，同样也指中国医生特有的炮制、使用药物的方法。如法国植物学家伊万（Melchior－Honor＆eacute；Yvan，1806—1873）在《关于中国药铺的信》（LettresurlapharmacieenChine）中指出，中国人关于药物的知识包括“了解药材的种类及其性质，丸剂、膏剂、汤剂、蒸馏剂的制备方法，知晓药材的采收与贮存以及处方的技巧，所有这些构成了他们实际的知识”。可见在中医西传视角下的“中药”的概念，主要包含产于中国的药用动植矿物，以及相关的炮制技术、应用方式等在中药理论体系指导下的药物学知识。
1.2.3 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医传入背景下“中药”概念的被动形成
清朝末年，随着“中医”“西医”形成二元对立格局，“中药”也与“西药”概念形成对立。20世纪初医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以“中药”为主题的论文，如《中医不振半由中药所致》、《硏究中药以塞漏巵说》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中药”的界定及概念范畴存在一定争议。如1840年前后，林则徐所译《华事夷言录要》指出中西药之不同主要在于材料的不同：“中国药材，多是草木；外国药材，草木仅居十之一二。”即中药以植物药为主，西药以化学药为主。中西汇通派代表医家张锡纯则称：“试观西人近出之书。其取中药制为药水、药酒、药粉者几等于其原有之西药（观西书治疗学可知），是诚西人医学之进步也。若吾人仍故步自封，不知采取西药之所长，以补吾中药之所短，是甘让西人之进步矣。”文中指出中药不应拘泥于传统的药物制剂形式，同样可以采用西药的研发技术，开发药水、药粉等多种剂型。20世纪70年代，屠呦呦团队结合《肘后备急方》的记载，通过低沸点溶剂的提取办法发现了青蒿素，可认为是对张锡纯“采取西药之所长，以补吾中药之所短”之中药创新观点的实践。
总之，“中药”的概念变迁与“中医”类似。明以前，中药多称“药”“毒药”“本草”等，其概念不仅包括中国本土所产药物，同样包括被纳入中药理论体系中的海药、胡药等外来药物。明清时期，欧洲来华学者将中国的药用动植矿物，以及相关的炮制技术、应用方式等药学知识传播到西方，由此形成了西方对“中国药物”的整体概念。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西医西药的传入，中药的研究也融合了当时西方的理论及技术，基本形成了现代“中药”的概念。
1.3 中医药”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中医药”之名约见于20世纪初。随着西洋医学逐步取代中医的地位，最终上升成为政府行政部门和卫生事务中的主管角色。此时批判否定中医的言论日益强烈，废止中医中药的思潮逐渐浮现，引起了中医、中药两界人士联合抗议，逐渐形成了“中医药”的整体概念。
1912年，北洋政府“漏列中医案”引发了中医界首次抗争救亡运动。时任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的余伯陶连同全国19省市中医药界同人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携带《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赴京请愿，“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随后1915年丁甘仁申请设立“上海中医药专门学校”，1917年卢乃潼递交申请“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皆以“中医药”为名。1929年2月公布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引发了中医中药界人士空前绝后的团结抗争，全国多地成立了“中医药联合会”组织抗议，并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此次自中央卫生会议议决取缔中医中药案发表后，上海中医药同志咸以事关四千余年之中医学术，每年九千二百余万之中药贸易，四百八十余万人之生计问题。”这一时期同样出现了一系列以“中医药”为主题的文章，如《改进中医药之我见》、《中医药存亡关系国之盛衰论》等，可以认为这一时期“中医药”一词的用法已趋于固定。1947年，国民政府拟设立“中医药管理委员会”“国立中医药学校”，可见此时“中医药”已成为较为官方的用语，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广泛地接受、运用。
总之，关于“中医”“中药”及“中医药”的概念变迁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明以前，由于中医药在我国牢据主体地位，因此尚未形成与外来医学相对应的“中医”“中药”概念。明清时期，随着中医药西传，在欧人发表及出版的一系列论著中已经形成了关于“中国医学”“中国药物”的整体概念表达。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西洋医学的传入对中国本土医学造成了冲击，“中医”“中药”的概念正式出现并与“西医”“医药”形成二元对立。此时“中医”“中药”的概念虽已形成，但存在一定争议。一说将中医药视为“传统医学”，将西医药视为“现代医学”，强调中医药的历史性、传统性。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中医药应当与时俱进，可借助西方的理论技术研究、改良，打破“中西医”之界线。上述两种观点的论争持续至今，而关于现代“中医药”概念的界定当何去何从，还需进一步梳理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历程。
2 理论范式：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概念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即围绕特定概念进行全面的理论解析和建构，从而形成有关该概念的体系化内容。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达到“理论认识”作为目的且具有显著的“建构性”，同时以理论来观照现实。
2.1 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并随着时代的发展、经验的累积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吸收其他领域的成果以补充、完善自身。
2.1.1 秦汉时期：自然哲学的发展与早期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国早期的医学知识源自生活、生产、巫术活动中零散的医疗实践，尚未构成系统的医学理论体系。至夏商周时期，自然哲学理论的发展为中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如《易经》载阴阳，《尚书·洪范》述五行，《夏书》《诗经》记有物候天象知识等。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汲取了关于阴阳、五行、天象、物候等自然哲学的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藏象学说、气血精津液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早期中医理论体系，在朴素的自然观指导下阐释了天地人相应关系的规律性，为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2.1.2 晋唐时期：临床经验的积累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
晋唐时期，随着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和卫生保健体系的进步，内、外、妇、儿、骨伤等临床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中医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医病因病机理论体系的形成。随着中原地区与偏远地区的交流，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外来的医药知识同样丰富了中医理论体系。如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岭南地区土人、俚人的用毒及解毒方法，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论述了岭南常见的蛊毒以及瘴气等地方性疾病，《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了《龙树菩萨方》《婆罗门药方》《耆婆脉诀》等多种印度医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医理论体系广泛吸纳了来自临床各科的经验总结、少数民族的特色医药以及外来医学经验，丰富了自身理论体系。
2.1.3 宋元时期：中医学科体系分化及诸家学术理论争鸣
宋元时期，随着临床各科医学知识的积累以及医疗需求的增加，医学学科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宋代医学分科体系较之前代有重大发展，使用较久、影响较大的2种分科方式分别为“元丰九科”和“崇宁三科十三事”，后世分科体系多承袭于此。金元时期百家兴起，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引发了中医理论的争鸣与创新，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学科的细化与诸家学术争鸣。学科的细化标志着临床各科的理论体系趋于成熟，而诸家流派的学术争鸣体现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不同的阐释方式造成的学术碰撞带来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2.1.4 明清时期：疫病流行与温病理论的发展
明清时期，中医学在内科、外科、妇科、骨伤科、针灸科等临床各科的经验总结及理论创新皆有突出成果。特别是温病学派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医理论发展的重大成就。如明代医家王履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使温病有别于伤寒，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吴有性著《温疫论》，指出疫病由“戾气”引起；清代医家叶天士撰《温热论》，创立了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体系；王孟英著《温热经纬》，集温病学派研究之大成。明清时期温病学家多集中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一带，这与该地区当时的温病流行频繁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疾病的流行客观上促使了该地域医家对温热病多有实践与研究，由此渐成学术流派。可见中医理论发展于临床实践，与疾病的流行特点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2.1.5 清末民国时期：中西汇通思想与中医理论的创新
虽然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已有部分西医知识传入中国，但未能引起医学界的重视。直至清末民国时期，西方知识快速、大量地传入中国，中医界同样受到了洋务运动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洋务派代表人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言中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此可视为早期“中西医汇通”的思想。此后医家多倡此说，如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方今四海为家，五洲同轨……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误。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间，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唐宗海可称我国中医界首倡中西医汇通之第一人。
汇通派的医家认为，中西医在理论体系上是互通的，故应以西医知识及方法补充、阐释、创新中医理论体系。如唐宗海在《医经精义·脏腑之官》中指出西医所言“苦胆汁”即中医“肝血”：“西医言苦胆汁，乃肝血所生，中国旧说，皆谓胆司相火，乃肝木所生之气，究之有是气，乃有是汁，二说原不相悖。”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强调将西方医学中的解剖知识置于中医整体观理论指导之下：“中医尚理想，不尚实验，故精于人身之气化，而略于人身之组织；西医尚实验，不尚理想，故精于人身之组织，而略于人身之气化。”恽铁樵在《统一病名当以中医病名为主》一文中指出：“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方法却不是一个……故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术，自有立脚点。”又《用药之讨论》称：“此后中医改良，借助于科学，试验于动物，自当事半功倍。”其提出中西医学都是对事物本源的探索与阐释，因此可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以改良中医。
2.2 中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中药理论的形成及发展伴随着药学知识的积累，并且不断吸纳农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逐步形成了与中医理论相伴相成的中药理论体系。
2.2.1 春秋战国时期：早期药学知识与用药经验的积累
药物的发现与药学知识的积累首先来源于生产实践。先民发现、使用药物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如近年来在田螺山遗址发现的距今6800年前的灵芝样本提示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在生产生活实践的过程中运用植物治疗疾病。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通过长期的用药实践，逐步掌握了药物的采收、加工、应用等基本的药学知识。早期积累的药学知识多来源于生产实践，以经验性为主，形式上相对零散，尚未经过系统的总结和整理而上升到理论阶段。
2.2.2 秦汉时期：中药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与早期药学知识的积累，中药理论体系也逐步形成。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的出现标志着中药理论基本形成，为后世中药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神农本草经》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提出了“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性，及有毒、无毒”的四性、五味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素问·五藏生成》篇：“色味当五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咸、肾。”《素问》将阴阳、五行与药物的性味配属。可见这一时期中药理论的形成与中医理论一样，受到了阴阳、五行等朴素物质观的影响。
2.2.3 晋唐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对中药理论体系的补充
晋唐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医疗实践的日益深入以及大量少数民族的内迁，可供临床使用的药物品种及药学知识逐渐丰富。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本草经集注》一书，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对晋以前的中药理论及用药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唐高宗显庆二年（657），苏敬等人对药用植物和中药学知识进行广泛收集与整理，并于显庆四年（659）编纂成《新修本草》一书，共收载全国各地药物844种。药物品种的增加带来了药学知识的更新，同时补充与丰富了中药理论体系。
2.2.4 宋元时期：外来药物对中药理论体系的影响
宋元时期，药物的归经理论基本形成，如宋代《本草衍义》已出现少量以经脉论述药物功效的内容，元代《汤液本草》以本草诸药配合三阴三阳十二经络，基本确定了药物的归经。此外，外来药物的加入也对中药理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随着宋代香药的大量进口，引发了医界“好用香燥”之风。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就因记载了大量应用香药的方剂遭至后世医家的批判。朱震亨在《局方发挥》中批判《局方》“例用辛香燥热为方，不知权变，宁不误人”，吴正伦在《脉症治方》中指出“《局方》悉用辛香燥烈之药，一概混治”，可见香药的传入与应用引发后世医家围绕药性理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
2.2.5 明清时期：中药理论体系对多领域成果的吸纳与融合
明清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中药理论体系在药物分类、栽培、采收、鉴别、炮制、功用、配伍、禁忌等多方面形成了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在药物的栽培种植方面，随着农业的发展，明清时期的药材栽培与管理也显现出精细化的特色，在选地、耕作、播种、灌溉、施肥以及防治病虫害等方面都有了更为精准的操作流程。在药物分类方面，《本草纲目》在继前人分类法的基础上，创立了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16部60类纲目分类系统。这一时期，中药理论体系通过不断吸纳融合医学、农学、植物学、动物学等领域的最近成果，对自身的理论体系及操作技术进行补充、完善，使中药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高峰。
2.2 6 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医传入对中药理论体系的冲击与发展
清末西医的传入，一方面给中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药理论体系在明清时期已达到发展的高峰，其传统理论内涵已日趋饱和，因此西药传入也促进了传统中药理论的更新和发展。
民国时期中药理论体系的一大创新是“中西药汇通”模式。例如汇通派代表医家张锡纯尝试以中药理论阐释西药，并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医学衷中参西录》提出了诸如“阿司匹林麻黄汤”“阿司匹林白虎汤”等一系列中西药合用的配伍方剂。这些中西合用方以中医药理论作为指导，实现了中药配伍理论的创新。此时期中药理论体系的另一个创新是运用药理学、化学等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将中药成分研究纳入理论体系中。如民国初期药理学家陈克恢成功从麻黄中分离出麻黄碱，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论证了麻黄发汗、平喘、利尿等作用，开拓了中药在现代化学、药理学领域的方向。这一时期，赵燏黄、徐伯鋆等药学家编纂了《生药学》《药理学》《药剂学》等一系列药学教材，为现代中药学科构建奠定了基础。
总之，纵观中医药理论体系的起源与发展，可见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与当时的自然哲学发展、临床经验的累积、学术流派的争鸣、疾病的流行、东西医学的互通等因素皆有一定关联。中医药理论体系起源于生产生活实践，构建于自然哲学，经由历代临床实践的经验积累与总结而不断完善、细化，在历代医家的学术争鸣中不断延伸出新的学术流派，并不断吸纳来自不同医学体系、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技术以促进自身的理论改革与创新。
3 实证范式：现代中医药研究的领域及范畴
进入21世纪，在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驱动下，多学科交叉会聚与多技术跨界融合将成为常态，并不断催生新学科前沿、新科技领域和新创新形态，生命科学领域正在孕育新的医学体系的变革。考察现代中医药研究具有哪些新的领域及范畴，可从实证的角度为当今中医药内涵及外延的界定提供证据。
其一，“新理论”的传承与发展。中医药理论起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问题是传承、发展、创新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必要条件。如在近现代发生的数次重大疫情中，结合临床实践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了疫病理论。再如973计划项目“中药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从药性成因、本质、规律3个维度对中药药性成因、中药寒热药性生物效应、寒热药性的内在规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传承与发展了传统的中药理论。
其二，“新药源”的探索与研究。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先后4次组织了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方面的专业人员，对国内中草药资源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截至2019年底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已发现了约100个新物种，其中约有近60％的物种有潜在药用价值。在外来药物的本土化研究方面，采用“跨医学体系外来药用资源的药性求同解异分析”“以类‘象’中药为媒介的外来药用资源辨象取类”等研究策略以帮助实现外来药物的“中药化”。
其三，“新学科”的交叉与构建。借鉴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以不断自我完善，是构建新医学体系的必经之路。如生药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学科交叉“分子生药学”，能够为科学指导我国道地药材生产发展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支撑。再如考古学与本草学的交叉领域“本草考古学”的提出，以考古出土的药物及其相关遗存为对象，探索人类与药物的相互关系，可重构中医药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及中医药发展历史。
其四，“新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中医诊疗技术的发展需要结合计算机信息、电子工程和生物医学工程等各学科最新技术成果以实现自主创新。如利用计算机技术、新型传感技术及信号处理等方法研制新一代的脉诊仪器、穿戴式自动加压脉诊手环等。中药技术的创新包括药物的种植栽培技术、采收加工技术、药品炮制技术、药物剂型研发等技术方面的创新。例如在中药剂型方面，促透剂、纳米粒、聚合物胶束等新剂型的出现能够增加中药药效、减少毒副作用、提高生物利用度等。
4 中医药概念史研究对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启示
从历史视角来看，现代意义上的“中医”“中药”概念约成型于明清时期，指代中国特有的医药理论知识技术及在其指导下的使用的各种本土及外来药物；从理论视角来看，中医药理论体系在不同时代皆是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及思想，一方面不断吸纳外来的药物并将其“本土化”，另一方面不断吸收来自多学科的新技术、新知识以发展充实自身的理论体系；从实证视角来看，现代中医药研究的领域有了进一步扩展，新的理论体系、新的药用资源、新的学科交叉、新的技术方法层出不穷。百年前，“中医”“中药”概念的形成是消极的、被动的；百年后的今天，中医药概念的再次变革则是积极的、主动的。在此背景下，“中医药”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也需要新的界定与阐释。
4.1 现代“中医药”概念的界定及存在问题
20世纪以来，国家积极推进“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探索中西医协作防治疾病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模式，多种教材、标准、政策法规对中医药给出了新的定义。孙广仁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2007年）将“中医学”定义为“发祥于中国古代的研究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相交融的科学知识体系”。2005年，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编的《中医药学名词》将“中医”定义为“与西医相对而言，起源与形成于中国的具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特点的医学”。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将“中医药”定义为“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上述定义或存在如下问题：一方面将“中医”与“西医”完全割裂，未考虑到现代中医同样也需要生理学、病理学等现代医学技术的支持；另一方面将中医药的时间范围界定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这就导致将中医的概念禁锢于“传统医学”，从而造成中医药与现代理论技术及生命科学体系的脱节。
4.2 新时代“中医药”的概念的内涵及外延https://www.cacms.ac.cn/zykxy/mtzy/202208/203db7066ece4a34895db501cc418b3f.shtml
“中医药”概念之变革，应首先冲破“传统”之禁锢，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对其进行重新界定。从空间维度而言，“中医药”之“中”，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是以中华文明为母体，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对于生命、疾病和健康的共同意识。从时间维度而言，“中医药”之“医”，即传统、现代及未来之医学。其不仅涵盖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同时也应包括从传统医学中衍生出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学科。从时空角度而言，“中医药”之“药”，即中外、古今之药。不仅包括中国古代生产、应用之固有药物，也包括产自境外、经过流通进入中国并被古代医家所接受、吸纳、阐释、应用的药物，以及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研发、生产的新药物，即一切在古今中医药理论体系指导下采集、炮制、制剂、应用的药物。
综上，界定“中医药”概念如下。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生命、健康和疾病领域的反映，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并在发展中不断吸收新方法、新技术、新药物而不断自我革新、与时俱进的医药学体系，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4.3 中医药概念对未来发展的启示和分量
对中医药的概念进行溯源，并且探讨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对中医药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目前构建人类卫生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医药与现代医学互鉴形成整合医学模式，能够为全球健康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发挥中国力量。
4.3.1 明确中医药概念的范畴表征，铸牢中华民族医药文化共同体意识
从古至今，民族医药一直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的发展史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医药之间多元一体、交流互动、交融互鉴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切实“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正确认识中医药概念的范畴和表征，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医药文化共同体意识，聚焦主线，凝聚共识，加强各民族医药体系的和谐共生、交流互鉴，促进各民族医药协同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4.3.2 确立中医药概念的语义架构，构建中医药名词术语系统
202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了《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目前，中医药学已传播到了196个国家和地区。但在现代医学评价体系中，中医药学的地位和作用却一直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以至于在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经常处于不利境地。中医药概念的革新意味着需要打破当前中西医名词术语的限制和束缚，不拘泥于中医古籍之名词范畴，构建一套既具有中医药之特色、又与现有国际术语相联系的中医药名词术语系统并与国际本体进行接轨，推动中医药走向海外并成为现代医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3.3 梳理中医药概念的历史脉络，推进中医药学科交叉融合
中医药概念的历史脉络体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内涵。在当前战略背景下，为推动中医药更好地走向国际，应不断吸纳其他学科的优势，以中医药体系为核心，建设多层次、多领域的学科交叉平台。在自然科学研究层面，可与生命科学、循证医学等其他医学体系形成多学科交叉，加强系统生物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前沿技术与中医药的深度交叉融合，尝试解决中医药领域的关键技术问题，创新中医药技术，诠释中医药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层面，应综合运用现代发生学、科技考古学、知识社会史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药的基本概念、演变过程进行探讨，从概念的归类、规范、精确化以及创新等方面革新中医药概念，在坚持守正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4.3.4 把握中医药概念的时代特征，整合形成新医药学体系
中医药概念的革新是整合形成新医药学体系的内在动力。中医药作为具有自适应、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的生命科学认知体系，是人体生长发育顺应自然的健康医学，能够深度介入预防、治疗、康复的全过程，与西医优势互补、相互协作，不仅在防治新发急性传染病中具有巨大临床价值，而且能够满足现代医学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等新的需求。在此优势下，应当以中医药概念为核心，坚持中医药内涵与客观规律的同时，融合其他新技术、新理论，构建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以整合形成满足当前全球人类健康需求的包容、开放的新医学体系。
（来源：中华医史杂志 2022年7月 第5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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