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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影响历史 他影响伟人——中医泰斗刘惠民
2019-02-09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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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不懂中医抽象的理论，但是他却没有像许多人那样，由于不懂中医理论就因而否定中医理论，因为他深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因为如此，最后他反而感慨地说道：“西医是要学习中医的！” 他是谁？ 他，是建国后第一个用中药给毛主席治病的人； 他，是建国后第一个给毛主席讲解中医理论的人，也是跟毛主席谈论中医最多的人； 他，是57年职务外唯一一个被特别邀请陪毛主席赴苏联访问的医生，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中医大夫； 他，是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能让毛主席亲自到他所在的医院找他看病的人； 他，省级领导想让他看病都需跟他的秘书提前电话预约； 他，被邀请赴上海看病时得到的是数万人的夹道欢迎； 因为他，他所在的医院病床使用率一度达到110%，连走廊加床都难以接应； 他是谁？他就是曾经的中医界泰斗，对中医命运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如今却几乎被媒体忘记的名医刘惠民！ 毛泽东：“中医中药好，刘大夫的医术也好啊” 1957年7月，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在青岛海湾游泳。由于7月中旬下了几场雨，水温太低,一天午后，毛主席游完了泳，回到迎宾馆不久，便突然感冒了。主席的这次感冒，是突如其来的，它打乱了他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随行医生立即用西药治疗，结果毛主席的感冒反倒更加严重了，咳嗽加多，头晕，胃口不好，身上没有力气，而且失眠严重。其后又多次服药，但久而不愈。 会议还在召开，毛主席现在这样的身体状况显然不能保证会议正常进行下去。而且，“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按照预期的计划安排，毛主席还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的海上大阅兵。 正在焦急时分，一天，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来找随行医生，对他说：“济南有一位中医刘惠民大夫，医道很好，可以请他来看看。” 征得了主席的同意，刘惠民很快便被专机接到了青岛。 来到主席面前的是一位“六十多岁，高而瘦，面容清癯，看上去十分朴实”的老人。毛主席请他坐下。问他姓名后，风趣地说：“你是施惠于民了。请你来给我看看。” 刘惠民摸过脉后，又看了看舌苔，说：“这是风寒内阻，不得外泄，只要表一表，驱出风寒，就可以好。” 三天之后,真如奇迹一般,主席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主席说:“我这两天睡眠也很好!” 大家都很高兴。毛主席平时很少赞扬人，这次却情不自禁地说：“我30多年没有吃中药了，这次感冒总是不好，刘大夫的两剂中药解决了问题。中医中药好，刘大夫的医术也好啊！”（中国中医药报，1999年11月19日第四版） 刘惠民其人 刘惠民，原名成思、德惠。黄山铺乡胡家庄人。自幼酷爱医学。1916年，拜本村名中医李步鳌为师，深得其传。几年后，边行医边刻苦深研中医医学。为学习中医，他广购医籍，斥巨资，对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全部购买，遥从上海名医丁甘仁先生，后成为奉天（沈阳）名医张锡纯先生入室弟子，颇得张先生赏识。在张锡纯先生创办的“奉天立达医院”工作四年（两年）后，考入“上海中西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后，回故里继续行医，医术日精。 1931年后在沂水县西部山区办起了“沂水县乡村医药研究所”及“中国医药研究社”，招收学员，自编教材，亲自授课，以“培植是项专业人材，供国家多急需”。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参加八路军，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医务处主任。后因需要被派回地方工作，先后在沂水县许家湖开设药铺，在沂南县城办起“山东大药房”（新华制药厂前身）为抗日军民和群众医治伤病。后任山东卫生总局临沂卫生合作社社长、鲁中南新鲁制药厂经理等职。 解放后，在他倡导、筹备下，先后建立了济南中医诊疗所（后改为济南市中医院）和山东省中医医院，并主持创办了山东中医药大学与山東中医药研究所。刘惠民悟性极高，又酷爱中医，对于中医钻研不辍，诊疗技术遂日臻完善，以致渐趋于神奇。195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省先进工作者称号，同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在为毛主席看病之前，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已经多次让李惠民看病，因屡治屡效，才有后来为毛主席举荐之事。 刘惠民精通各种疾病的诊疗，其中最擅长的是神经衰弱，另外还有婴儿瘫、肝昏迷、乙型脑炎后遗症、风湿病等；相对于这些疾病，治疗区区一个感冒对于刘惠民来说实在是太容易了。刘惠民治疗神经衰弱，多选常用之药，但其配伍之妙几达出神入化之境，普通药物到了他的手里，便能“化腐朽为神奇”。 刘惠民善用安神补脑之药，因而即使在青岛治疗毛主席的感冒时，也不忘使用此类药物。毛主席后来曾问那次为他熬药的舒同夫人石楠:“刘大夫给我吃的草药,其中有一味酸枣仁,它起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要生、熟合捣?”石楠说：“主席呀,药用酸枣仁……它的仁嘛,生吃能提神,炒熟吃了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可发挥提神、安神的两种作用,对立统一,中枢神经得到平衡,所以您就能睡了，感冒也好了。”《名老中医医话》之刘惠民医话中也有这么一句：“酸枣仁不仅是治疗失眠不寐之要药，且具有滋补强壮作用，久服能养心健脑，安五脏，强精神”。刘还认为，用药之巧在于量，其用酸枣仁，成人一次一般多在30g以上，甚至可达到75～90g，用量5～6倍于他人。 苏联之行 青岛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准备11月赴苏联参加苏联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盛大庆典。 江青提出，这次去苏联，可以带上刘惠民大夫。毛主席愉快地答应了。 代表团带上刘惠民大夫，除了看病保健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要向莫斯科显示一下中国中医的神奇，二是向国内外表示一个态度：中国政府热心提倡中医。建国初期，医疗卫生领域曾经出现过一阵非常严重的反对中医、压制中医的倾向，而且，许多国家对中医也不认可，因此，这次带上刘惠民，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刚下飞机，苏联领导人在红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的时候，布尔加宁、米高扬便跟毛主席、刘惠民等谈论起中医来，其间特别询问了许多针灸方面的问题。在苏联的那段时间里，刘惠民为许多苏联领导人都诊过脉、看过病，对于宣扬中国中医文化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访苏之前，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有一个叫王桂芹的高中同学得了一种叫做大脑皮质疲劳的病，总是治不好。毛主席知道后就对李敏说，等他从莫斯科回来，请刘惠民大夫为王桂芹治病。当时北京名医无数，毛主席却只相信刘惠民，可见毛主席对刘惠民的医术已经到了几乎迷信的程度！从苏联回来后，刘惠民给王桂芹诊过脉，开了个方子，然后就回了济南。王桂芹吃了一个寒假的中药，身体便渐渐好了。但是两年后，王桂芹的病又犯了。后来又是毛主席安排闻名世界的妇科大夫林巧稚为她诊治了三四个月，病情才有明显好转。王桂芹的病是在结婚之后自动完全康复的（结婚解决了病因）。后来李敏对王桂芹说：“本来爸爸还是想找刘惠民大夫给你看病，但他不在北京。”可见，在林巧稚和刘惠民之间，毛主席还是更相信刘惠民。 施惠于民 因为医术高，刘惠民本来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忙人，从苏联回来以后，请刘惠民看病的人就更多了，中央、地方的领导找他看病的更是大量增加。毛主席在青岛请刘惠民为他看病时，曾风趣地对刘惠民说：“你是施惠于民了！”在这里，毛主席将自己看作了一个普通的“民”，其实，在刘惠民心里，不管是中央领导、省市大员，还是普通百姓，他也确实都是一视同仁。 虽然，中央、省市的一些领导找他看病，对他来说应当是一种荣幸，但是他却一般不会因为领导的到来就放下身边的病人去陪领导。所以，即使是省部级的高官，想让刘惠民看病，一般也要提前电话预约，“排队”等待。59年时，毛主席也曾亲自到济南市中医医院找刘惠民看病。 后来，刘惠民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次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及其他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治病，宋庆龄、何香凝等也多次求诊刘惠民。文化大革命期间刘惠民受到迫害，以致晚年患病。在家休息和治疗期间，登门求诊的病人仍络绎不绝，刘惠民不分尊卑贵贱，坚持接待，一一予以认真诊治。 刘惠民医德高尚，曾多次解囊帮助和接济贫困病人；其为人朴实厚道，深得同事及患者的敬重和喜爱。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是当时国内少有的一位大书法家、画家，当他离开山东时，将其从不示人的余墨画—— 一帧松鹰图赠予了刘惠民。由此足见刘老先生在舒同心中的地位！ 在刘惠民接诊的患者中，各级领导和各界名人非常之多。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时时担心被批斗，许多高级干部和负有盛名的知识分子都患有神经衰弱，常常健忘失眠、心悸烦躁，没有精神，大脑活力不足。在长期治疗这种疾病的过程中，刘惠民摸索出了许多非常珍贵的经验，最后形成了一个健脑安神的方剂，这个方剂曾被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使用，效果奇验！后来这个方剂被刘惠民制成了成药，这便是著名的“补脑汁”。刘惠民还制过另外两个著名的成药，一个是“保健丹”，一个是“肺得宁”。 刘惠民的主要著作有《麻疹和肺炎的防治》、《中西混合解剖生理学概要》、《伤寒学课本》、《中西药物概要》及由学生们整理出版的《刘惠民医案》等。 毛主席对刘惠民说：“西医是要学习中医的。” 有一个事实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那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现在中医的发展；没有毛泽东，中医在中国可能早已经象日本一样“废医存药”，几近消亡了。 中医，有着三千年的悠久历史，出现过许多名垂青史的名医以及思蕴高深的中医典籍。但是，在20世纪初叶，当富有活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却开始对中医怀疑甚至否定起来。梁启超、孙中山、汪精卫、鲁迅（后态度有所改变）都曾公开否定中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也一直对中医抱着排斥和压制的态度。甚至到了解放之后，新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也公开压制中医，连刘少奇也一度主张对于中医“废医存药”。 在井冈山和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两次被中医治好过疾病，所以比较相信中医，在卫生部肆无忌惮压制中医的时候，他终于挺身而出。1954年，卫生部正副两位部长被毛主席撤职查办，随后，一系列扶助中医的政策出台，奄奄一息的中医就这样又幸运地复活了过来。 但是，卫生部压制中医的政策能持续四五年，而且建国后直到57年之前，毛主席本人从没看过中医，也说明中央包括毛主席对中医疗效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然而，自从被刘惠民治好了感冒，其后又多次和刘惠民进行长谈并被刘惠民治好西医治不好的疾病之后，毛主席对中医的认识就深刻多了，提倡中医的决心也就更坚定了! 有一次，刘惠民为主席看完病后，闲谈中，主席向刘惠民请教中医所谓的“火”是什么意思? 刘惠民用中医的理论向他讲述了一番。毛主席听不懂中医抽象的理论，但是他却没有像许多人那样，由于不懂中医理论就因而否定中医理论，因为他深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因为如此，最后他反而感慨地说道：“西医是要学习中医的！” “西医是要学习中医的”，毛主席不但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信杨尚昆，在谈到西医离职学中医的问题时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 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5页） 转 1959年1月21日，毛泽东批发邓小平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再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对待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问题。 刘惠民，一个小小的中医大夫，就这样，通过毛泽东，影响了整个中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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