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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２５６ #### 学术精华 一、重视小儿生理病理的特点 刘氏学有渊源，上溯《内经》、《伤寒论》，中采钱乙，近撷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的学 术思想。既继承了先贤之旨，也不乏个人独特见解。他特别强调作一名儿科良医，必须深究小 儿生理与病理的特点，认为“稚阴稚阳”是小儿的生理特点，而发病急、传变快、易虚易实、易寒 易热则是小儿病理的概括。儿科医生必须掌握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才能诊断明确、治疗恰 当。如刘氏曾治一病毒性肺炎婴儿，持续高热，咳嗽喘憋八天，住院七天，经用多种抗生素和支 持疗法，病情不见好转。刘氏会诊时患儿体温３８．６℃，额出冷汗，精神委靡，面色 白，呼吸喘 促，不思饮食，舌红唇干，四肢欠温，脉细数无力，双肺均可听到细小水泡音，心率１６０次／分。 刘氏诊为毒热之邪，蕴肺灼阴，阴损及阳，阴阳两虚，阴津亏损，阳气欲脱。急以大剂桂枝龙牡 救逆汤与生脉饮加附子、干姜、肉桂煎水，昼夜用小勺随时滴入口中，次日晨病情好转，继以益 气滋阴法调理而痊愈。又如刘氏在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小儿高热时，必问其大便情况，如果有 腹满燥结，大便不通的症状，则先以攻里通下，因为小儿元气稚少，若当下而不下，则津液消烁， 所谓急下以救胃中津液。在治疗小儿肺炎、脑炎、疫毒痢等证时，先用白虎汤、清瘟败毒饮、清 营汤等清气凉营之法，若出现心阳虚脱的危象时，则应急用参附龙牡姜枣汤以益气回阳，救逆 固脱。此时非峻用温补，则不可挽回，如挽回一分阳气，便多一分生机，这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刘氏还强调因时、因地、因人之不同，确定适当的治疗原则和用药方法。一般地说， 春夏季节，气候由温渐热，阳气升发，人体腠理疏松开泄，患外感风寒，不宜过用辛温发散之品， 以免发散开泄太过，耗伤稚阴，易生变证；而秋冬季节，气候由凉变寒，阴盛阳衰，人体腠理致 密，阳气收藏于内，此时若无大热，就当慎用寒凉之品，以防苦寒太过伤及稚阳。同时还要根据 患儿年龄、体质和哺育营养状况，综合辨证，选取恰当方药。如同样是外感咳嗽，对体虚患儿治 疗就不仅要宣肺止咳，还要益气扶正，使邪去而正不伤。此外，还要注意地区性疾病，如山区地 带缺碘、高氟，多湿或偏寒性地区，对疾病的影响较大。刘氏多次教导：辨证贵在综合，全面；用 药取方贵在灵活，切忌孤立片面。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 二、主张辨病与辨证、专方与专病相结合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专方与专病相结合，是中医学对于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传统认识，也是 刘氏多年来学习《伤寒论》的体会。他认为《伤寒论》不仅为诊疗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 疗方法，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和治疗的一般规律，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典范。 刘氏灵活运用《伤寒论》理论，或以纲挈病，或以病分证使辨证更为准确，治疗更为恰当。以太 阳病为例，太阳病是病邪作用于体表的阳性证，治疗法则当发汗，但应视不同情况而分为不同 第二卷２５７ #### “证”来治，如见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是桂枝汤证，则用桂枝汤治疗；若见发热，无汗，身体 疼痛恶风而喘，脉紧者，是麻黄汤证，则要用麻黄汤治疗；若见项背强急，无汗，恶风者，是葛根 汤证，则用葛根汤治疗；若见恶寒、发热、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是大青龙汤证，则要用大青 龙汤治疗。如果不仔细辨证，用得其反，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伤寒论》以“六经”为提纲来分析人体在病因作用后阴阳的消长胜复、正邪盛衰，从而判断 疾病的性质、传变、转归等，以之作为辨证依据；同时也可以根据经络理论来认识疾病，以之作 为辨病的理论基础。《伤寒论》一书在以六经辨病的同时，对每一种病又都与阴阳表里寒热虚 实八纲辨证密切结合起来，因此六经辨病与八纲辨证相结合也就成为《伤寒论》中辨病与辨证 相结合的主要形式。 关于辨病，《伤寒论》中其辨病方法较多，主要有：一是六淫辨病，即根据邪的性质辨病，如 中风、伤寒、伤湿、温病等，二是根据不同疾病的特点以“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 “少阴病”“厥阴病”的提纲来辨病。三是根据特有病象征辨病，如“喘家”、“汗家”等。 辨病与辨证是从人体不同侧面的现象来认识疾病的本质，都应通过对各种临床现象的对 比、分析、辨别、判断才能抓住本质，故尔刘氏强调辨病与辨证应有机地结合，才能准确地辨别 现象与本质。如治疗儿科哮喘病，即是局部辨病与中医整体辨证的结合。中医认为哮喘的病 位，新喘在肺，久喘在肾；治则为“发作时治肺，平时治肾”。应根据望闻问切判断寒热，确定病 性，通过温阳宣肺降气，扶正补虚，理气祛痰等手段，可有效地提高机体内激素水平，提高β受 体兴奋性，则疗效可有较大提高。再如痢疾，中医认为有新痢、久痢之区别，有湿热痢和寒湿痢 的不同，故选方用药就截然不同，如太阳病下痢，在太阳病伴证中见有下利不止，表未解，用葛 根芩连汤；而热痢下重，脓血夹杂，要用白头翁汤；若下痢不止伴脏气虚，要用桃花汤。在同一 病下可有不同的辨证结果，治疗也随之各异，体现了中医辨证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是中医精髓 之所在。 当然，在千变万化的临床中，刘氏对辨证与辨病二者的结合做到心中有数，从舍自如，对于有 的病往往在临床上已无明显的诊断指征，如一些原因不明的腹泻，大便镜检与培养为阴性，而中 医辨证有明显的脾胃虚弱或脾肾阳虚，故可分别采用参苓白术散或附子理中汤加减，常可振奋 胃肠系统的功能而止泻。对于一些原因不明的低热，则按中医辨证，根据季节、地区、个人体质 而区别为暑湿、气虚、阴虚等，分别采用芳香清暑化湿、甘温除热、滋阴清热等法，常可获奇效。 临床上还有一种情况，即病仍存在，证已不明显，如小儿下焦湿热型肾盂肾炎，在采用清利 下焦湿热方法治疗后，下焦湿热证的症状尿急、尿频、尿灼感已消失，患儿体温恢复正常，而尿 液化验却仍有脓球，细菌培养阳性者，说明肾盂肾炎未愈，此时若认为症状消失而病愈停药，则 使疾病迁延，造成不良后果。故在临床用药时要坚持辨病与辨证的结合，才能彻底治愈疾病， 并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复发。 在病、证、方、药结合方面，刘氏主张以《伤寒论》六经为纲辨证治疗小儿病，体现了刘氏辨 证论治的思想。六经各有其主证，证各有其主方，方各有其主药，如：“太阳病，桂枝证，医仅下 剂遂不止，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这既体现了明确的原则性，又包含着高度的灵活性。在《金 匮要略》中有“黄疸病之主以茵陈、砭石剂”，胸痹证之主以瓜蒌、薤白剂等，治疟用小柴胡汤、常 山、草果等，从而为专病、专方、专药结合奠定了基础。 《伤寒论》主方严谨，选方精炼，组方周密，药随证变，服法细微，示人以法。刘氏非常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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