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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章次公到朱良春 (2018-06-06 13:00:3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ae1ae230102xlnz.html （一） 在中国近代中医史上，一对师生的情谊和学术传承，成为一段佳话。他们是近代中医大家章次公和当代国医大师朱良春：朱良春先生对恩师章次公推崇备至，章次公先生视弟子朱良春为得人乃传的知己。师生之谊，延续了近八十年。 章次公，1903出生于镇江丹徒大港村，名成之，号之庵。他的父亲章峻（极堂），前清秀才，曾去日本某士官学校留学半年，清代末年参加了江苏省新军第九镇，隶属革命志士赵声（伯先）部下，任镇江象山炮兵营长，并加入同盟会。其后赵伯先受到两江总督端方排挤，极堂先生也回归故里，隐居乡间，郁郁离世，留下家训：不过问政治；学好古文，将来从医；强健体格，习文练武。12岁的章次公遵父庭训，开始学习《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著作。 幼年丧父的章次公，由母亲抚育成长。1920年，章次公17岁时考入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丁甘仁先生是常州孟河人，孟河医派的代表人物，与章次公的故乡镇江大港相距不远，可谓同乡。章次公就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时，深受丁甘仁先生器重，毕业后留校任教研工作。章次公最为膺服丁甘仁和余听鸿两位孟河医家，身处这样的学习环境，自然从孟河医派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章次公毕业后又师事江阴经方大家曹颖甫，曹颖甫先生毕生研习仲景学说，著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伤寒实验录》等，临证应用经方，大刀阔斧，对章次公影响颇深。章次公还是晚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出身于“三世皆知医”的书香门第，深谙印度佛家“因明学”，并把这一思想传给了学生章次公。章次公研习国学，学习梵文，又在太炎先生的引导下接受现代医学。章太炎非常赏识章次公，称他看病“胆识过人”，说他的脉案“笔短如其人”。章次公改“成之”名为“次公”，足见其非常崇拜太炎先生。章太炎大师对岐黄之术、仲景之道的研究，朴实无华的治学方法，使章次公受益匪浅。
章次公先生 章次公不到30岁就已经名扬沪上。1925年，毕业后的章次公在上海广益中医院从事诊疗及教学工作三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处方“简、便、廉、验”，用药大胆泼辣，活人无数。1927年，他离开广益中医院，来到上海世界红卍字会医院，任中医部主任，并与王一仁、秦伯未等创办了中国医学院，亲授药物学。1929年夏，与徐衡之、陆渊雷共同创办了上海国医学院，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院训。 上海沦陷之后，章次公的生活比较拮据，但是他拒绝敌伪机构委任的重职，声明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他自立门户，悬壶济世，非常体谅穷人，每天规定时间专为穷人诊疗，不收取医疗费；无钱买药者，还可以拿着他签名的药方到指定的药店去配药，无需花钱，由他结算药资，深受广大平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上海素有“平民医生”之赞誉。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资助几位热血青年去敌后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歧视中医，甚至采取了取缔中医的政策，他对此深恶痛绝，对家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中医如亡亦无天理。 宋代理学家朱熹后裔从安徽婺源（后隶属江西）迁到江苏，即来到镇江丹徒，其六世孙朱埙在儒里镇定居繁衍。1917年8月20日（农历七月初三），朱熹公第二十九世裔孙朱良春就出生在这里。6岁时，朱良春进入私塾启蒙读书，4年后，随父亲昶昇公至南通学习。 1934年，读中学的朱良春因患肺结核而辍学。连续高热不退，身体骤然消瘦，父亲延请中医为他治疗。养病其间，朱良春自学语文，并阅读中医入门书籍。一年后，依靠中医药治疗，朱良春的身体慢慢恢复而获痊愈。体会到疾病缠身之苦，病愈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朱良春决定选择中医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父亲提醒他，学医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需要付出许多艰辛和努力，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要学习中医，为人解除病痛，这是件好事。家里有我支撑着，也不需要你赚多少钱，只要你一心济世活人，积德行善，我就心安了。” 于是，1935年2月，朱良春来到武进孟河，找了一个族祖，介绍去了御医世家马家，拜马培之的裔孙马惠卿先生为师，开始了读医书与跟师抄方相结合的学习中医过程。 孟河虽是长江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但这里名医荟萃，一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就有十几家中药铺，远近百姓都来这里求医问药，连皇族高官、道光皇帝、慈禧太后都差人前来延医。孟河名医辈出，形成了以“费、马、丁、巢”为代表的孟河医派，自晚清开始名扬天下。费家的代表人物费伯雄曾两度应召进京，先后治愈了皇太后的肺痈和道光皇帝失音症。道光帝御赐“是活国手”匾额，并赐对联：“着手成春，万家成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费家因此名噪一时。马培之则是费伯雄的内弟，著有《医略存真》。光绪六年，慈禧召费伯雄之子费子彬入宫治病，当时费子彬学业未精，请舅父马培之代为进京，给慈禧治病。马培之出手不凡，慈禧称其“所拟医方甚佳”，并赐“福”和“务要精存”两块匾额，自此马家也名声大振。 朱良春开始学医时，马惠卿先生已经65岁，是当地享有很高声誉的长者，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晚上处理家族里的问题、纠纷等事务。马先生病人很多，徒弟也不少，大家围着大方桌坐了一圈。老师仔细诊察病人，看舌苔、诊脉、问诊，之后四字一句开始报脉案，这边大师兄写下脉案，那边其他学生跟着抄方，一个上午，能看三、四十个病人。下午由大师兄指导初学的徒弟学习经典著作，用银硃红笔圈点、断句，布置背诵内容；晚上誊写医案；第二天大早起来，熟读、背诵经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阅《康熙字典》。就这样，朱良春天天听着老师唱脉案“头痛发热，胸闷腹胀”，“舌苔薄白，脉象浮紧”，归纳病机，立法用药；读着四大经典，“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打下了一个入门基础。在跟随马惠卿先生临诊之余，朱良春能够亲眼看到马培之先生的日记《记恩录》和手书方笺，耳濡目染，启迪良多。
后排右三为马惠卿先生
1991年，朱良春回孟河看望马师母 （二） 一年以后，朱良春已经不能满足这样的学习方式，有了进一步深造的愿望；同时，也为120块钱学费犯难。1936年2月，适逢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招生，朱良春便离开孟河，来到苏州，考入学校，插班到2年级下学期学习。在这里，朱良春不仅听到李铁尘、王慎轩、陆渊雷、余无言、徐衡之、张又良、叶橘泉、宋爱人、祝怀萱、祝跃卿等诸多名师讲课，而且还见到前来作学术报告的著名中医学者，如章次公、陈存仁、程门雪、黄文东、秦伯未等；也聆听过名誉校长章太炎先生的报告，章太炎先生坐在台上，喝一口水、吸一口烟、吐一口痰，讲几句大家听不懂的余杭话，虽然大都听不懂，大家还是毕恭毕敬，颇有意思。与师承教育迥然不同的学校教育，使得朱良春扩大了眼界。 但是，一年半以后，日军侵华战争大规模爆发。1937年9月，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停办。因为上海有租界，所以上海中国医学院还在办学。朱良春的一个镇江亲戚和章次公也是亲戚，于是就介绍他投奔章次公。 朱良春怀揣着父亲给的100多块银元，前往孤岛上海。淞沪大战尚未平息，交通不便，辗转3个月，朱良春于11月来到了上海这个战乱中的城市。章次公介绍他至教务处陈存仁主任处办理了入学手续，插入上海中国医学院4年级，进行临床实习，从此开始了跟师章次公的经历。 章次公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医学家、教育家。他善于引导青年，启发性地提一些问题，开拓思路，举一反三，所以虽仅年余，朱良春的收获非常丰富。章次公看病时，那小小诊室总是挤满了十个、八个学生。那时伤寒病多，病人常常高烧昏迷，有一次，章次公开出一张方子：全真一气汤。朱良春大吃一惊：伤寒病，人参、附子、熟地黄并用，医书上从没见过啊。章次公看出朱良春的疑虑，让他从医书上去找“全真一气汤”的来龙去脉。朱良春找到了有关医书，弄清了为什么人参和附子联手能使衰竭的病人逆转过来，不禁为老师扶正强心，用兵出奇而叫好。 就这样，朱良春在章先生身边学业大进，为日后医术渐进奠定了基础。朱良春后来总结说：“孟河抄方是启蒙教育，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是稍入门径，到上海插入中国医学院跟随章次公先生实习侍诊，才算是登堂入室。” 章次公不仅医术出类拔萃，还安于仁爱，弘扬道义，行为高洁脱俗，经常收留一些有困难的亲友，吃住在家。他对学生非常客气，遇到求助的学生，自己未曾带钱，二话不说就会把身上的高档皮袍子典当了去。他不收学生一分学费，还经常帮助学生解决住处，唯一的要求就是学生必须一丝不苟地学习。他亲切地称朱良春这个镇江同乡“朱世兄”，丝毫没有老师的架子，让人感到非常温暖。他把朱良春安排住在一个同学家里，解决了朱良春的住宿问题；看到朱良春十分节约，常常3、5分钱就打发了一顿饭，就经常邀朱良春回家吃饭：“朱世兄，你怎么能这样，以后来我家吃饭！” 战乱造成的物价飞涨，给朱良春带来了捉襟见肘的困境。老师看出端倪，把朱良春叫到一旁，说：“红卍字会难民医院病人太多，你的基础比较扎实，诊疗技术也比较好，以后每天上午去上半天门诊，下午过来抄方，津贴虽然不多，但可以贴补一些生活窘境。你看好吗？”就介绍朱良春上午去专门给难民看病的慈善机构——世界红卐字会医院中医部为难民诊病，下午到章先生诊所侍诊抄方，晚上跟随出诊。章先生的这一举动如同雪中送炭，为朱良春解决了生计问题，每月取得12块钱工薪，除去食宿、交通费8块，尚能多出4块钱买书；半天完成50—60号病人的诊疗，还锻炼出了检查诊病快，处方快的能力。朱良春每次回忆这段往事，总是对恩师心存感激。 在章次公先生的带教下，朱良春逐渐领悟了中医的深邃，也学到了章次公临证遣方用药的泼辣灵活。通过实践，他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的勤奋和悟性也赢得了章次公先生的赞赏。
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 1938年底，朱良春毕业。章次公先生送给朱良春一幅字和一方寿山石印章，条幅是章次公亲笔手书中国医学院校训“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赠“良春贤弟鉴之”，勉励朱良春继承、开拓、发扬；印章上面刻着“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4句话16个字，告诫朱良春做医生的四个准则： 第一，儿女性情：性情温柔，体贴病人； 第二，英雄肝胆：治病有胆有识，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错失时机； 第三，神仙手眼：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理得清、辨得明、看得远； 第四，菩萨心肠：心地善良，慈悲为怀，做人行医皆应如此。 这个条幅和印章，影响了朱良春一生，他一直视若珍宝，并依此为人行医治学。
1938年，朱良春毕业 （三） 告别老师，22岁初出茅庐的朱良春回到南通，办起了“民众施诊所”，开业行医。 然而，开张伊始，门庭冷清，就诊者寥寥无几。翌年，南通地区“登革热”流行，患者表现为周身红点，头痛发热，西医治疗多用“消治龙、握姆纳丁”注射，疗程需要1周以上。朱良春凭借他在老师章次公先生那里的积累，运用所学知识，研制了一种中药药丸和汤剂，配合使用，双管齐下，仅三、四天就能解除患者的病痛。他自己也得了登革热，服用自己的药，很快便好。顿时名声大振。上世纪40年代，经常瘟疫流行，此后，霍乱、伤寒的蔓延又锻炼了朱良春，渐渐地，他在名医荟萃的南通城站住了脚。 朱良春诊所火了起来，他在诊室上贴一纸条：“贫病施诊给药”。凡人力车夫贫苦人等，一律免费看病；看完病，在药方盖上“朱良春施诊给药”的印章，穷人拿着这张药方去瑞成堂药房取药，均可不交药钱。他与瑞成堂约定，每年端午、中秋和除夕各结算一次，瑞成堂七折向朱良春收钱。一年下来，朱良春总要贴上百十元。对此，他却心甘情愿，心安理得，觉得自己默默履行着父亲“积德行善”和章次公先生“菩萨心肠”的教诲。
1948年，南通中医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合影 解放后，1952年，朱良春与南通城名医汤承祖、陈继明、蒋仰三、林蘅5人成立“中西联合诊所”，1954年在诊所基础上成立“联合中医院”。1956年，他们将医院无偿交给政府，成立南通市中医院。朱良春为南通市中医院的诞生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在任期间，医院1959年被评为“全国红旗单位”，1978年获“全国医药卫生先进单位”称号；他培育的南通市中医院“三枝花”，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朱良春诊所的处方笺 初生牛犊不怕虎。朱良春用药峻猛，大胆泼辣，自成体系，疗效显著，而且患者买药花钱不多，28岁的他已经颇有名气，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顺寿堂”有个老药工说：“朱医生年纪不大，用的虎狼药，不怕担风险，很有胆识”。 忙碌之余，朱良春想到了宣传医学知识、壮大医生队伍。他出钱办起了小型杂志《民间医药月刊》，搜集民间单方草药，汇集成册，由“翰墨林印刷局”印刷，每期二、三百份，免费寄送，深受同道和群众的欢迎称赞。 1945年，他商借了“齁神殿”的厢房，创办了南通中医专科学校，延请章次公先生为校长，自编教材，请来同学和同事当老师，招收了24名学员。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学校在艰难中坚持了4年，1948年，18名学生取得毕业文凭，在不同的医疗岗位成了业务骨干。 1948年，南通中医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合影 解放后，1952年，朱良春与南通城名医汤承祖、陈继明、蒋仰三、林蘅5人成立“中西联合诊所”，1954年在诊所基础上成立“联合中医院”。1956年，他们将医院无偿交给政府，成立南通市中医院。朱良春为南通市中医院的诞生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在任期间，医院1959年被评为“全国红旗单位”，1978年获“全国医药卫生先进单位”称号；他培育的南通市中医院“三枝花”，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卫生部颁发的中医师证书
1956年4月，南通市中医院成立院长 上世纪50年代起，朱良春恪守章太炎“下问铃串、不贵儒医”的教诲，不断搜集、发掘民间验方。只要听说哪里有治疗疑难杂症的民间医生，他都“待之以礼，处之以诚”，登门拜访，把那些“土医生”请进医院，发挥一技之长。 季德胜，一个旧社会流浪江湖的蛇花子，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被朱良春遇上后，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朱良春发现季德胜的药饼对毒蛇咬伤确实有效，便主动与他交朋友，对季德胜说，“你以后到城里，就到我医院来，吃饭、喝酒，免费招待！”从那以后，联合中医院每次来了蛇伤患者，朱良春都把季德胜找来治病。南通市中医院成立后，身为院长的朱良春把季德胜吸收为蛇伤专科的医生，给他开出了100元的月薪，这在当时就是很高的工资了。季德胜治蛇经验十分丰富，配制的蛇药非常灵验，但他只是认识治疗蛇伤的草药。只知“狗牙半枝”、“黄开口”等土名，并不知道药名；对它们能识、能配、能用，却不能按准确比例配制出固定的药方，只是凭经验随手抓一把。通过观其临床、考其药理、验其疗效这样三部曲，朱良春和同事们给草药称重、留存，送到南京，请南京药学院专家鉴定，慢慢找到了规律和秘密，帮助季德胜确定了半枝莲、垂盆草等中药药物组成，配制出比例恰当的药方，制成“季德胜蛇药”，由南通制药厂批量生产。 1958年，季德胜以蛇医专家的身份，出席了全国医学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
季德胜（前排右3）与蛇伤病人合影 与季德胜有类似经历，被朱良春吸纳成为中医院正式医生的还有用拔核药专治瘰疬（淋巴结核）的陈照和金荞麦专治肺痈（肺脓肿）的成云龙，他们也都献出了自己的治病秘方。
朱良春在陈照（右）百岁大庆座谈会上
成云龙（右1）向科研人员介绍中药金荞麦 季德胜蛇药、陈照瘰疬拔核和成云龙金荞麦治疗肺痈被称为南通市中医院的“三枝花”，业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三人之中，有两人被中国医学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一人获得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季德胜蛇药早已远销海内外。 章次公作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最著负盛名的中医之一，基础理论厚实，学术造诣精深；临床经验丰富，学贯中西医学。他决无门户之见，具有创新精神；为人朴实，待人宽厚；持心以正，立身以诚。 解放后，在私人开业的同时，章次公参加了公家工作，受聘担任上海市卫生局第五门诊部特约医师，并兼任华东疗养院医师，承担高干保健工作。 1955年，应卫生部之聘，章次公奉调进京，任卫生部中医顾问；1958年秋，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央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叶剑英、刘伯承等看过病。1959年4月，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
1956年，章次公与朱良春在北京 1955年秋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年近古稀，因前列腺增生手术，术后呃逆，经西药、针灸以及中药旋覆代赭汤、丁香柿蒂汤等治疗无效，40多天不能进食，北京的多位中西医名家都束手无策，病情十分危重。 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责成组织抢救小组，章次公为组长。 章次公诊后，总理问道：“林老的病怎么样？” 章次公：“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总理：“根据什么？” 章次公：“从四诊分析，神不散，气不竭，脉不乱。” 总理又问：“怎么治？” 章次公答：“呃逆不止，是由于胃气上逆。脾主升，胃主降。脾主运化，输布精微；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今胃气久虚，升降失踞，呃逆频作，水谷不进，后天之本已衰。当务之急是养其胃气，恢复和增强胃的功能。不可贸然镇逆，犯虚虚之戒，亟需扶其正气，徐徐调之。” 于是，嘱用别直参炖汁，滴入林老口中，少量频服。这个法子果然见效，当晚，呃逆渐减，林伯渠竟然安稳入睡。章先生又吩咐护士用糯米熬成薄粥，撇去米粒，留下浓浓的米汤，用小勺润于舌面，给睡醒后的林伯渠慢慢咽下。几次下来，第47天，呃逆止。 正在开会的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会议刚一结束，就马上接见章次公，并令卫生部组织全体参加会诊的医生开一个病案讨论会，总理亲自出席会议。会上，西医与中医彼此各执一词，争论不下，总理只说了三句话：中医好，西医也好，中西医结合更好。话音刚落，就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那个讨论会，让医学界对中西医结合有了新的认识。 1956年，毛泽东主席曾两次与章次公先生彻夜畅谈中医，从晚上六点多钟开始，午夜吃点小米粥、窝窝头等当夜餐，一直谈到天亮，通宵达旦。主席中医书籍读得也很多，跟章次公谈中医渊源、中医学术，也谈经史子集、古今往来，章先生都对答如流。毛主席称赞他是“不可多得之高士也！”此后，建国初期中医药政策的制定，就采纳了很多章次公的建议。 但是，章次公为人正直，不善虚伪，从而得罪了一些人，也因此受到排挤。他写过一篇论文，认为阴阳必存，但是五行是可以商榷的。有人就拿这个说事，声称中医理论不容置疑，作为中医顾问对五行产生不同意见，就是反对中医，就是反社会主义，扣上了一顶大帽子。直到后来，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说，这个问题属于学术上的不同看法，不是政治问题，可以求同存异。为了缓解矛盾，就把章次公送到中央党校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他不是党员，但却十分用心地去学习，还写了不少笔记。 1957年初，赴北京出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会议的朱良春，去党校看望老师，被传达室大爷告知，他是第一个来看望章大夫的人。章次公见到朱良春，抱住他，拍着他的背，连声说道：“老弟，你可来了！好！好！”患难之情，昭然可见。4个月后，经周恩来总理过问，章次公才得以回到卫生部上班。 章次公先生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中医人才，一个风骨铮铮，品格高洁，不遗余力培育后生的前辈，受到如此不公正对待，“心中块垒难消，意气未平”，以致情绪低落，吸烟解闷，借酒消愁，不久患上肺癌。1959年11月6日，章次公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56岁。 直到晚年，朱良春先生对这段往事至今未能澄清，依然耿耿难忘，唏嘘不已，表示惋惜与不平。
1979年，朱良春在北京看望章师母 朱良春深得次公先生真传，行医为人，求真务实。他牢记章次公老师“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教导，深研经典，旁通诸家，师古不泥，锐意进取，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在遣方用药方面，也借鉴了章次公老师的特色，用药简练精当，灵活多变，剂量或轻或重，全由病情；受章先生启发，擅长虫类药物的应用。并培育了数以百计的弟子门人。从医近80年，朱良春先生演绎了偏居东南一隅而独树一帜，学术影响遍及海内外的“朱良春现象”，2009年，被人社部、卫生部、国家中管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朱良春先生对恩师章次公的尊敬，绝不停留在表面上，而是踏踏实实地继承老师的学术思想。他与章次公的学生、亲属一起，多次举办次公先生的纪念活动。 章次公先生逝世20周年时，朱良春在上海玉佛寺举行追思会，率弟子整理、出版《章次公医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章次公逝世40周年之际，朱良春出版《章次公医术经验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并举行纪念会；2003年，朱良春率弟子在上海集会，纪念章次公诞辰100周年，缅怀先生的硕学盛德；2013年，章次公110周年诞辰之际，96岁高龄的朱良春先生广为搜集先生遗著，再次出版了《章次公医术经验集增补本》（科学出版社，2013），大力弘扬章次公先生的人品、文品、医品。 章次公在临终之际，仍不忘嘱咐“中医欲求融合现代科学，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章次公和朱良春这份师生情谊延绵了近80年，朱良春先生继承章次公先师的学术精髓，扛起“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大旗，率领一众门人，发扬光大，创立了皇古融新，卓然自立的“章朱学派”。
晚年朱良春
已经出版的朱良春全集
2017年，朱良春百年诞辰学术思想研讨会
“良春中医 大师百年”圆桌会议 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诸国本先生，是朱良春先生多年挚友，曾对章次公和朱良春先生以及章朱学派有过精准的评价：“发皇古义凭底气，融会新知不染尘，薪火相续明艳处，章门立雪到朱门”。 诸国本先生为《朱良春全集》首发题词 转自中华中医药学会2018年6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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