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8/4/8 02:30 编辑
大方治疗疑难病证治发微 http://www.621m.cn/search/doc/17841
大方治疗疑难病证治发微【转铁】（关于“大方”讨论参考资料）[[大方治疗疑难病证治发微傅文录 ...]] 从属主题: 关于 大方 病证 证治 讨论 发微 参考 治疗 转贴 治发 资料 疑难 - 大方治疗疑难病证治发微
傅文录 王暴魁
关于大方治病的认识，自《内经》降世以来多有一些散在研究，由于其缺乏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加之后来人们对于经方的崇拜，使这一研究成了一片处女地。我们临床多年，对大方研究与临床应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现进行浅探如下。
1、大方治病溯源
关于应用大方、复方重剂治病的源流，应当是始于《内经》时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表明早在《内经》时代，对13味以上组成的方剂，就称之为大方，也就是所谓的复方。同时《内经》还认为“所治为主，适大小为治”，且“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小则二之”。经旨即应当根据病情的轻重选用大方小方。同时《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还说：“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之以取之，所谓寒温凉反其从病也”。经文提示，对复杂病症单用奇方或偶方不能奏效时，应用重方(即复方)或反佐法治疗。这种理论对于后来者研究大方治病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方派的张仲景虽然小方众多，配伍严谨，但也应用大方治疗疑难杂病，在《金匮要略》中治疗“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的薯蓣丸21味药，即是健脾、补气、滋阴、养血、温阳、祛风、理气，攻补兼施、寒热并用、阴阳气血共调。金元时期的攻下派张从正说：“有君一臣二佐九之大方，病有兼证而邪不一，不可以一二味者宜之”。指出病复杂、病邪兼挟，一二味的小方难以胜任，须是12味的大方合适。而补土派的李东垣其组方的药味也较多，如临床上常用的清暑益气汤就有17味的组成，其实李东垣的不少方剂如升阳益胃汤(16味组成)、中满分消丸(16味组成)、中满分消汤(21味组成)、草豆蔻丸(18味组成)等都是比较大的方剂，虽然组方较大，但其组方之内互相联系，故多而不乱，后世重复应用临床效法者众多。唐代的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说：“今时……，人多巧诈，感病厚重，难以为医。病轻用药须少，病重用药须多”，意为情志内伤，病深重时所用药味要多。且研究发现，《备急千金要方》涉及疑难病的处方，经统计表明，20味以上(包括20味)的方子就有80余首，多是攻补兼施、寒热气血并调，作为唐代大医药学家，其方剂的疗效是毋庸置疑的。又如清代医家喻嘉言曾说：“大病需用大(大方、大药)药”。清代医家王孟英也曾说过：“急病重证非大剂无以拯其危”。根据历代演化及我们的研究经验，认为由15味以上药物组成的方剂称之为复方、大方较为合适，一般以20味药物左右组成的方剂具有代表性。
2、名家应用经验
我们在阅读大量当代名家著述时，发现有不少名家对大方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与应用。如上海的裘沛然老中医，曾治疗几例痢疾危症，在各种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以党参、熟地、当归、白术、黄连、车前子、泽泻、黄芩、干姜、附子、芒硝、大黄、黄芪、防风、羌活、乌梅、诃子等一张“大方复治”之方，只服一二天，其病即愈，疗效之速，出其意料。同时，其对慢性肾炎的治疗，有时也常用大方，即7种方法结合应用，即清热解毒、温补肾阳、培补脾气、滋阴养血、祛湿利尿、辛温解表、收涩下焦，常常是补血又祛瘀，补气又散结，培脾又攻下，温阳又清热，收涩又通利，虽然自感药味庞杂，然而危急大证，却往往收到桴鼓之效。上海已故姜春华老中医，对病危证重势笃，常数法并进。且经他研究认为，不少危重病例常出现气虚、血瘀、水聚、热毒、积滞等错综复杂的病机，病杂证也杂，如单治一证，势单力孤，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力挽狂澜；而多证兼顾，数法并用，能推动全局、互相协调增效。且临床上他用一方数法救治西医认为“不可逆”的危重病例，获效甚多。江西的万友生老中医，在治疗1例红斑狼疮患者后认为，该患者的处方，不仅量重，而且药味多，每剂药味大都在20味以上，临床疗效显著，改变了他长期认为药少力专为贵的偏见。石景亮教授在临床上善用大方治疗疑难杂病，且临床疗效的确非同一般，他认为，那些久治难愈的疑难杂病，往往是证情复杂的多层矛盾表现，不仅矛盾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病情出现双向性的两极差异，常常是寒热互见、正虚邪实、升降逆乱、阴阳两损、气血同病等多种脏腑矛盾存在。对于这样的病情，石景亮老师惯用复方大剂，药物多在20味以上，他认为只有复方重剂才能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近代名医施今墨先生是最为著名的临床惯用大方的名家，其治疗疑难杂病用药多在18或20味以上，临床上组方多在15味以上，而应用自制的成药，其组方多在30味以上，且临床疗效显著，不少方剂已演化为中成药，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其复方多法，往往是采古方，取今理，病、证、症相结合，中西医理相参则是其应用大方的思想基础。上海的裘沛然老中医对大方研究认为，“兼备法(大方)并不是一个杂凑的方法，其处方既寓有巧思，而配伍又极其精密，这是中医处方学上一个造诣很深的境界”。的确，中医的大处方学至今尚未在认识上达到统一的看法，关键是在于一个人的临床辨证论治水平境界。因为境界是一个人多年的临床造诣和悟性，这个悟性正是中医认识大方治疗疑难病的思想意识层次转折点。
3、机理研究探微
关于大方治疗疑难病的机理，首先应该阐明的是，仍然应以辨证论治为其最终目的，只不过是大方治病的基本原理，单纯用目前的君臣佐使的配合似乎难以解释清楚，在一个复杂的疑难病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其中的矛盾是多方面或多元化的，甚至诸多的矛盾都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多元化的矛盾无法分辨出其主次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辨证选用大方，对于解决这样的矛盾多元化方面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临床谴方用药，主要是从病情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一些疑难危重病症大都病机复杂，或表里同病，或沉寒热毒错杂，或大虚大实相夹，或痰饮淤血胶结，或新病又兼旧疾，治疗若单偏执一端，其收效往往不够理想。根据《内经》中“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以及“间者并行”的原则，用多向调节的方法来治疗这种错综复杂症，形成了大方治病的特色。
或问，既然大方有这样解决疑难病的能力，那么两种作用相反的药物如果在同一罐内煮，会不会相互克制？或两种相反的药物如不相克制，却是分道而往，造成补药益于邪处，攻药击于虚处，热药达于热所，寒药过于寒所，则攻其不应攻，补其不应补，寒其不应寒，热其不应热，不是无益而反有害吗？这种看法是单纯的药物观点，没有从药物的人体病症来考虑，药物的升降沉浮、四气五味、归经脏腑各不相同。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所说：“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表明每一味药都循着“同气相求”或“以类相丛”的规律，根据自己所喜与病证关联性而有选择的分别入于各脏腑之中，达到调养或调节各脏之形气及其所主之“体”和所开之“窍”之目的。人的病证各有脏腑经络之不同，而药物亦各有所擅长，各有所归宿，脏虚的则有补脏的药，腑实的则有泻腑的药，例如脏虚腑实以人参、大黄同用，则人参补脏之虚，不会补腑之实，大黄去腑之实，不会泻脏之虚，所谓“有病病当之”。同时这些大方复治(敛散同用、润燥互用、寒热并投、补泻互寓、动静结合)还能达到“反激逆从”之目的，就是用性味、功效或作用趋势相反的药物相配伍，从而激发出新的效应；这种作用有时已经超越了单味药物本身的功效。
关于大方治病的原理，我们认为，应该与其“双调自稳规律”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在大方治病的同时，其方剂中包涵诸多的“双调”因素，即含有对立统一双向作用的成分，这种“双调”包括相须、相反、相使、相畏、相杀、寒热、升降、润燥、散敛等等多层次内涵。“自稳”则是机体自我监控、双向调节、保持平衡、维持生命机能。大方治疗疑难杂病时，触动机体内部的“双调自稳规律”，即当相当多种对立成分的物质作用于机体时，其作用效应在一定量的范围内取决于机体的机能状态；同时，由于大方治病有多个有效组成的配伍是在多环节、多靶点的整合调节作用，其作用大多不是与靶点的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改变疑难病证状态下的机体内环境，调衡或逆转甚至协调诸多矛盾病理变化而发挥其神奇效能的。
转录于〈中医杂志〉 看看这个方子,治疗什么
蓝色诱惑
柴胡10，半夏5， 百合20 ，白芷15，桔梗15 ，桂枝10， 元胡15 ，川芎10 ，白术20 ，蛤蚧1对 ，全虫10 ，蜈蚣5条，土元15 ，石见穿10 ，丹皮15， 三七5另服， 前胡20 ，冬花20 ，马勃15， 大腹皮20，白蔻5， 陈皮15，青皮10 ，金银花20 ，白茅根100 ，蝉蜕5，苏木10 ，乌药20，桑白皮15，乌蛇20，牛蒡子10， 生山楂20 ，赤芍10 ，麦芽30，谷芽30， 桑枝15，茯苓20，薏米20， 炒枣仁20， 柏子仁15 ，薤白20，芦根15，远志10， 红花10 ，砂仁10，全瓜蒌50， 白芍10 ，泽泻10， 炙山芋20 ，桃仁10 ，炒杏仁10， 连翘15 ，竹茹1团，党参20 ，鸡内金20，荆芥10 ，巴戟天15 ，黄芪50 ，黄芩10， 百部20，黄柏15 ，沙参20， 香附10 ，僵蚕10，龟板10 ，生地10， 浙贝10，神曲20，川楝子10， 小黑豆20， 穿山甲10 ，元参10，射干10 ，蛇蜕10 ，血余炭20， 玉蝴蝶10，玉竹15 ，茯苓皮10 ，北五加皮10， 黄药子10 ，防己10，熟地20， 大蓟10 ，马斗苓10 ，莪术10 ，淡竹叶15 ，冬瓜皮10 ，半边莲10， 生姜皮15 ，龙骨100 ，牡蛎100 ，青黛50 ，守宫10， 益母草15 ，冬瓜子10 ，香瓜子10 ，复花10 ，藕节20 ，五味子15， 山药20， 淡豆豉15 ，夏枯草15， 紫参10， 猫抓草10 ，天冬10
水煎，早晚各一。
这是近代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的门生李琳的方子,药味之多,数量之大,堪称一绝.大家看看,治疗什么病.答案以后公布.
这是一张治疗肺癌的方子,患者,男,67岁,经医院确诊为晚期肺癌,当时的主要症状是大量咳血,胸片示大量胸水,肺阴影消失,医院告知,没治了出院.听别人介绍带了一张胸片就到了北京,带回来9付药,并附方,也就是上方,我这里也想说的是,中医的望闻问切那去了,凭一张胸片就可以开药,也许这就是高手,奇.姑且不论他如何煎药,如何服药,就是服完6付药后,再拍胸片,奇了,胸水大部分吸收,症状改善,咳血显著减少,继服剩余3剂,病去大半,可惜的很,由于经济的原因(一付药300元),未能继续治疗,于半年后死亡。作者：梁建明 刘冰冰 夏清华中国医药导报年8期 字数：2387 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 探讨临床应用大方的误区。从思维上的错误及辨证上的不准确两个方面来探讨临床应用大方存在的误区。提出临床应用大方应当抓住方证，谨守病机。
[关键词] 大方；误区；经方
[中图分类号] r249[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3（b）-070-01
笔者发现，有的医生临证时喜欢用大方（药物组成一般在15味以上，以20味最具有代表性），处方多至20余药，用量动辄以30 g计，煎者需大锅，服者若牛饮。而实际上其疗效并不乐观。现就临床应用大方的误区作一初步探讨。
1思维上的错误
认为药多则照顾全面，用了这么多味药，总会有一些药起作用的。因而频频用大方，温清补泻，无所不包，升降浮沉，自诩面面俱到，侈谈“统筹兼顾”。但即使胃能任受，而药已过病所。要知四时百病，首以胃气为本，何况久病弱质，哪堪药杂剂重？前辈名哲，用药精简，处方清灵，每多三、五、七味，主次分明，绝不芜杂；量亦几钱数分。对症发药，效如桴鼓。至于偶有药味众多，咸为丸散合剂，日服不过数钱，乃久病缓治之法。汤液重量，则是分煎分服，自非顿饮可比。药味的多少不能决定疗效，是否能够对疾病起到较好的治疗作用，主要是看药方是否能够对证治疗，只要是对证准确，即使是三四味药组成的方剂，甚至是单味药物，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如参附汤，仅有人参、附子二味中药，但对阳气暴脱、手足厥凉的虚脱症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又如玉屏风散，仅三味中药，但对治疗表虚感冒却效果很好。中医认为“药少则力专”就是说药味少则治疗专一，能直接对疾病发挥作用，如果开大方，药味很多，这样药物之间的作用就会相互制约，药效也会相互抵消，是达不到很好疗效的。
张仲景方被称为经方，是经过千百年来历代医生检验过的，是用之有效的，纵观其方，其药味并不多。据统计[1]：《伤寒论》收载方剂113首，《金匮要略》共收载方剂262首，其中15味药以上的只有两个方剂，分别是鳖甲煎丸（23味药），薯蓣丸（21味药），二者均为丸剂，鳖甲煎丸治疗疟母。魏念庭谓：“缓以治之，治疟母从缓，治其本之义也。”薯蓣丸治疗“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张从正评介说：“有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病有兼证而邪不一，不可以一二味宜之。”其服用为：炼蜜为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张仲景方大部分的汤剂均为10味药以下，药味最多的是麻黄升麻汤（14味药），用量最大的是麻黄，二两半（相当于现在的8 g）。正是张仲景的这些小方，为病人解决了不少的痛苦，可见药并非越多越好。
认为慢性病患者要用大方治疗方有效果。近代名医岳美中教授认为[2]，慢性病患者脾胃本虚，投之大补大温之品，反而伤其胃气，致使病情恶化。岳老谓慢性病“其来也渐，其去也缓”。故主张治疗时用药宜轻，但须长期守方，促其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直至痊愈。如此案：某女，成人，患慢性结肠炎，10余年，大便溏泻日2~10次，虚弱无力，卧床不起，饮食难入。初诊岳老用理中汤加减，嘱其分成小包，小量频频次服十五剂，大为好转，再按此法进十五剂以巩固疗效，后改为丸剂，连服三年以后虽经各种繁重劳动和斗争，一直未发，十几年痼疾从此而愈。
用药不精简，有时多一二味药即不能中病。《冷庐医话》中记载：戊午季春，余自武林旋里，舟子陈姓病温，壮热无汗，七日不食，口渴胸痞，咳嗽头痛，脉数，右甚于左，杭医定方，用连翘、瓜蒌皮、牛蒡子、冬桑叶、苦杏仁、黑山栀、象贝、竹叶、芦根，药皆中病，惜多羚羊角、枳壳二味，服一剂，病不减，胸口闷，热转甚，求余诊治，余为去羚羊角、枳壳，加淡豆豉、牛蒡子，服一剂，汗出遍体，即身凉能食，复去淡豆豉、牛蒡子，加天花粉，二剂全愈。此因该“杭医”认为治温热病，应该用羚羊角、犀角，不料邪本在肺胃，却转引入肝心，轻病反致重。
2 辨证上的不准确
中医有许多特殊的地方，很多概念都是比较模糊，比较抽象的。不同于西医，每一个病都有硬性的标准来诊断，中医诊断则大多依靠医生的自我判断。例如：有神与无神，舌质的红与绛，舌苔的厚与薄，脉搏的浮与沉、数与迟等，它们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因此，很多医生在临证时就辨证不清。辨证不准确也是临床滥用大方的一个重要原因。表现在：第一，没有抓证的特异性，不知四诊合参，不会同中求异，标本辨别不清，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真假与缓急不识，如《医学心悟》谓“医学误，失时宜，寒、热、温、凉要相对，时中消息团团转，惟在沉潜观化机”。对此，《医门法律》提出“或本于阴，或本于阳，知病所由生而直取之，为善治”。第二，没有抓住主证，不会灵活运用八纲、脏腑经络、病因、气血、六经、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等，对证下药变成对症下药了，对此，内经提出“其者独行，间者并行”，“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第三，没有抓证的非典型性，非典型性指具有证的最低标准，处于临界状态，但有与他证鉴别的依据。正是因为辨证的不准确，所以就想要开大方，“照顾全面”。虽然临床证候错综复杂，但是需要处方有寒热并投、升降互用、消补兼施的情况，也并不是屡屡可见。
3 结语
临床上我们所遇到的病与证是极为复杂的，有时小方治疗难以胜任。根据辨证论治的结果，复合应用多法组成的大方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对大方的应用提出一八字诀：抓住方证，谨守病机。
[参考文献]
[1]陈可冀.岳美中医学文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526-527.
[2]陈可冀.岳美中医话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596.
（收稿日期：2007-10-15）##split## 又见大方
水安息3钱，廉珠粉3钱，真血珀3钱，鹅管钟乳3钱，真西黄3分，梅片脑3分，当门子3分，苏合油2两，制川朴1两，寒水石1两，川黄连（水炒）1两，白螺蛳壳1钱，柴胡8钱，淡豆豉8钱，赤茯苓8钱，辰砂片（水飞）8钱，茅术8钱，前胡8钱，广藿香8钱，大豆黄卷8钱，防风8钱，生白术8钱，荆芥穗8钱，白茯苓皮8钱，秦艽8钱，粗桂枝8钱，生大黄8钱，石膏（另研）8钱，天花粉8钱，江枳壳8钱，麻黄（去节）8钱，生甘草8钱，苦桔梗8钱（一种无此药），牛蒡子8钱，土贝母8钱，江枳实8钱，赤芍药8钱，大麦仁8钱，小青皮8钱，车前子8钱，半夏曲8钱，连翘8钱，六神曲8钱，建神曲8钱，广陈皮8钱，木通8钱，广木香8钱，尖槟榔8钱，大腹绒1两6钱（煎汤用）
除香料细药8味及腹绒外，其粗药用阴阳水浸拌1宿，明日晒干，共为极细末，后入细药，再同研和匀，乃将麝香、西牛黄、苏合油、水安息，外加六神曲4两，大腹绒汤打浆共捣和，加入炼白蜜1斤，糊为丸，每丸湿重1钱5分，晒干重1钱，再入石灰坛内矿燥、然后用蜡丸封固。##split## 玉雪救苦丹
玉雪救苦丹在张镜人先生的书里有介绍，言为其祖上所创制。在绍奇谈医里，何绍奇先生也曾论及此方。程门雪曾经对此方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该方属于温病范围里的急救丹丸类，有研究价值，与温病三宝有少许不同，可以互相参映。
方组：水安息3钱，廉珠粉3钱，真血珀3钱，鹅管钟乳3钱，真西黄3分，梅片脑3分，当门子3分，苏合油2两，制川朴1两，寒水石1两，川黄连（水炒）1两，白螺蛳壳1钱，柴胡8钱，淡豆豉8钱，赤茯苓8钱，辰砂片（水飞）8钱，茅术8钱，前胡8钱，广藿香8钱，大豆黄卷8钱，防风8钱，生白术8钱，荆芥穗8钱，白茯苓皮8钱，秦艽8钱，粗桂枝8钱，生大黄8钱，石膏（另研）8钱，天花粉8钱，江枳壳8钱，麻黄（去节）8钱，生甘草8钱，苦桔梗8钱，牛蒡子8钱，土贝母8钱，江枳实8钱，赤芍药8钱，大麦仁8钱，小青皮8钱，车前子8钱，制半曲连翘8钱，六神曲8钱，建神曲8钱，广陈皮8钱，木通8钱，广木香8钱，尖槟榔8钱，大腹绒1两6钱（煎汤用）。
玉雪救苦丹见《良方集腋合璧》。主伤寒时行瘟疫，寒热头痛，胸闷髀疫，身热神昏，谵语气逆，疫涎壅塞，一切咽喉急证，小儿痧痘，时疹，急慢惊风．兼治痈疽发背，腋疽疗毒，无名肿毒等证。全方共48味药物组成，看似芜杂，实极谨严。它以麻黄、桂桂、荆芥、防风、豆豉、豆卷、柴胡、前胡、牛蒡子、桔梗、象贝、秦艽等药发汗解肌，疏风泄肺为君；以厚朴、茅术、白术、藿香、木香、陈皮、青皮、半夏曲、甘草、鹅管石、白螺丝壳等药燥湿散寒，化痰理气，和苏合香油、安息香、麝香、冰片等药开窍镇痉，辟邪祛秽为臣；以犀黄、廉珠、寒水石、石青、血珀、川连、连翘、赤芍、生军、天花粉、辰砂等药泻火清热，解毒定惊为佐；以枳实、枳壳、建曲、神曲、大腹皮、大麦仁、赤茯苓、茯苓皮、木通、车前子等药和中利水，导滞消枳为使。每粒潮重4．5g，晒干重3g。
通过上述药物的配伍，此丸无苏合香丸的偏于温，无至宝丹的偏于镇，无牛黄丸、紫雪丹的偏于凉，独擅“开泄疏托”的胜场。凡伤寒时邪，湿通热伏，不能透达，因而壮热无汗，胸宇烦闷，神昏谵语，脉紧数，舌苔厚腻的证候，予苏合香丸则嫌其温，恐抱薪救火，助长热势猖狂；予至宝丹则嫌其镇，恐落井陷石迫使邪湿郁通；予牛黄丸、紫雪丹则嫌其凉，恐引寇入室，导致厥闭深沉。这时候，非玉雪救苦丹不为功，轻者半粒至1粒，重者2粒，真有“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灵效。
程门雪对此丸曾有精辟的评价，他说：“玉雪救苦丹，治伤寒瘟疫，内外俱实，表里并闭不通，头身俱痛，寒热壮盛，无汗，烦躁无宁时，胸腹痞满，气塞，二便不行，神昏谵妄如狂，渴不多饮，脉紧数，浮沉皆有力，苔厚腻或黄白垢浊相杂者。服后得畅汗出，二便通，身热减，神清腹舒，则轻松矣。此丹治壮实人，表不开，里已结，湿不化，邪已陷者，颇有奇功，取汗尤捷．用之当者，得一身畅汗，病去七八矣”，又谓“牛黄、至宝、神犀大旨相近，独玉雪救苦丹乃大异，既不用羚羊、犀角，且其间清温解热药味亦少，分两既皆平均，则余药量多，温燥力大，清寒功浅矣。其意似重辛芳开泄，辟浊通结，与宋人所定辟秽瘴，解疫毒方颇相近，与后世诸丹丸类偏清温解热者，诚大异也。又似三消饮、防风通圣数等方意，寓解表通里，和中化蚀，清热开闭于一方之中，而稍重辛开为主，药味虽杂，分之亦有理解，此方用之得当，确有捷效，不可以其芜而忽之也。”
玉雪救苦丹的适应证，必须是壮热无汗或汗出极少，脉紧数、弦数，舌苦白腻满布、或黄白垢浊相杂，体质比较坚实，湿痰素盛的初期患者，最属对证。它的“开泄疏托”的疗数机理，重点在发表以宣通闭塞的肌腠，通里以疏清郁遏的湿浊，肌腠能宣通，温浊得疏清，自然汗出邪达，热退神清。如温遏热伏，濒于逆传化火的，亦可和至宝丹，或清热、熄风、育阴的药物同用。倘壮热有汗，舌苔黄燥质绛，邪热已经化燥，或年老体弱，阴虚火旺之躯，决不是玉雪救苦丹所能合辙的。
总之，运用玉雪救苦丹的前提，首症抓住热势、脉象、舌苔、体质等四个基本条件，但它的主要关键在于一个“汗”字，合与不合，取决于有汗与无汗。效与不效，亦取决于有汗与无汗。至于剂量的权衡，则体壮邪盛者每服一粒，分2～4次送吞；体弱邪轻的每服半粒．分2～3次送吞。或先服半粒，不验再服半粒，防药过病所。若2粒而病势仍未转机，或服丸后湿从热化，这就当考虑改易治疗方针了。
http://www.qihuang99.com/viewthr ... &extra=page%3d1##split## 大剂量治危重症的新篇章
――读仝小林教授《重剂起沉疴》有感
□ 肖小河 解放军第302医院
古人云：“中医不传之秘在药量。”说明掌握剂量的重要性，剂量对方剂而言影响尤甚。然而当今中医方药剂量应用的现状，可用“迷、惑、乱、轻”来形容。迷：经方剂量传承认识不一，正误难辨；惑：中医剂量论述散落于大量古今文献之中，临床缺乏剂量理论的指导；乱：临床剂量应用不尽一致，随意性较大；轻：药典及教科书一般以1两=3g换算经方剂量，临床医师多循此法。
正当此时，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教授及其同道编著的《重剂起沉疴》，于探索剂量的艰难征程中开启中医药大剂量用药治疗疑难危重症的新篇章，实为还原经方本源剂量的承前启后之作。2009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仝小林教授承担了国家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更将方药量-效关系的研究推向了高潮。他和同道们历经两年时间撰写成的《重剂起沉疴》正是他们多年探索与实践的心血成果。
展卷细读，收益颇多。恢复经方本源剂量，于承古中发扬，令人耳目一新。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对经方本源剂量的探索以及重剂应用策略。中篇是仝小林教授三十年来应用重剂治疗疑难重症的临床实践。下篇是古今医家重剂用药经验的集萃。
上篇以详实的考证论述了经方大剂量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安全性，并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大剂量应用范围，“我们提倡的经方大剂量，是针对特定的病情――急、危、重症，特定的阶段――急性发作，使用大剂量来遏制病势、控制病情、迅速起效，中病即减，如按原剂量的1/2~1/4递减，中病即止。随后改用丸散调理，所谓合理用药在病情，大小剂量两相宜；拿捏七寸撼雄狮，一举攻下急危症。”强调大剂量，并非忽视小剂量对缓证轻证的纠偏作用，反对无视病情一概加大剂量，这在临床上是非常客观和可贵的。正如吴咸中院士序中所言，“大小剂量相宜，这是编著者强调的另一重要观点，也是一个医生走向成熟的标志。 ”
中篇收录的38种药味的近百个病历，其中不乏川草乌、十枣汤这样大毒之品，或是历代认为“用量不过钱”的细辛，或是众人皆道“苦寒败胃”的黄连。仝小林教授在准确辨证的基础上，大剂出击，力专效宏，取效甚捷。猪苓、茯苓各120g治疗顽固性心衰，制川草乌各60g治疗糖尿病重症周围神经痛， 120g王不留行治疗垂体瘤并发乳房增大，90g黄连治疗糖尿病难降性高血糖，150g酸枣仁治疗长年失眠……大多迅速起效，之后减量再服，症状消失，病情稳定，且未见明显毒副作用。王永炎院士评价道：“数则验案证实：对多法不效的疑难重症，看似已是山穷水尽之时，增大剂量却有生还希望，反收奇功。”收录病案病情之危重，辨证之精准，用药剂量之大，煎煮之细心，读来不得不慨然而叹中医绝不是只能治疗未病及慢性病的慢郎中，对于目前西医占据优势的急危重疑难之症，中医中药同样甚至更加取效迅捷，使中医药同行信心倍增。
大剂量用药向来不乏同道，上自内难，下至明清近代，群贤咸至。书中收载药味丰富，医案、医论兼收，好似一次古今同场的学术讨论会，不少名家也提出自己的观点，仔细推敲使人受益匪浅。
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欣然为该书题字道：“中华文化复兴中医要走在前，祝贺仝小林教授《重剂起沉疴》出版”。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为该书题字：“源于中医，衷中参西，继承发展，回归中医”。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也是中药量效关系的关注者与实践者，他推荐该书：“今仝小林教授组织同事学生编写的《重剂起沉疴》，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结合临床验证，颇多心悟创新之言，而无空泛不实之辞。此书精心编选，容古纳今，杏林耆宿，群贤毕至，共聚一堂，和盘托出。因此提倡大剂量，不是凭空臆测，而是有线索可循。诚不可多得之佳作，振兴中医学术之宏篇，深得吾心，厥功伟矣！”吴咸中院士指出“ 研究用量抓住了正确运用经方的要点”，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方研究过程“可以概括为溯本求源，抓住要害，这是思维、逻辑的成功，是决断的胜利。”王永炎院士认为该书“充实了重剂起沉疴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做出了有现实意义、有力度的工作”。
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所著《疑难病证治》一书有三个自创方可以作为治疗脑病的临床重要参考依据（脑窍通方p256【完整处方见p62】；通脉舒络汤p262；清脑通络汤p267.）。
|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