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传统医学两大阴阳学派及其合理性探讨
——兼论对《难经》的再认识
摘要：阴阳以部位为言。“黄帝学派”以“内外”论阴阳，“扁鹊学派”以“上下”论阴阳。前者以岐伯为代表，吸收了东汉时期天文学最新成就“浑天说”的主张，基本能反映人体内外之 “阴阳出入”，较符合人体“中根”之理，《黄帝内经》中存有其主要思想；而后者则以鬼臾区为代表，仍未能脱于“盖天说”之禁锢，其言于天地阴阳升降合于“气立”之机，而论于人体之阴阳出入则于言不顺。至有《难经》之书出，强 “气立”之理以解“中根”之机，至于附会“奇经” 、虚设“命门” 而牵强 “人头”以为“诸阳之会”者，皆以辨明。文章还试着用“内外”阴阳理论解释了《伤寒论》“六经辩证”体系中的“四时大法”及“四象理论”。
关键词：阴阳；黄帝学派；扁鹊学派；难经；伤寒论；六经辩证；四时理论
“阴阳”以部位为言（按许慎《说文》“阴”、“阳”并“从‘阜’”，皆以部位为言：“?，大陆也，山无石者，象形。凡阜之属皆从阜”［1］）。阴阳有以内外论者，有以上下论者，更有以左右或前后论者。就医学而言，以内外论阴阳者独得其真，而别六合以阴阳者殊失其当。今求证于次，以供参考。
为方便讨论，今把后者称为“上下”阴阳学派，而名前者为“内外”阴阳学派。
以“上下”经阴阳者必以“内外”为纬，而以“内外”经阴阳者则以“上下”为辅。
也就是说，当两种方法命名阴阳出现矛盾时，各家必舍纬取经，派性就从这里产生。
譬如就“足”而言，若以“上为阳,下为阴”论之则为阴（《灵枢·阴阳系日月》“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若以“内外阴，外为阳”辨之则为阳（ “四支者，诸阳之本也” 《素问·阳明脉解篇》）,固有取此舍彼之说。
后世所谓的“扁鹊学派”以盖天说理论为指导,以“上下”经阴阳,《上下经》、《难经》、《灵枢》中晚出的《经脉第十》《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为其代表作;而“黄帝学派”以“内外”经阴阳,《黄帝内外经》（大部分存于今《素问》中,《灵枢》亦有存）为其代表作。
至于代表人物,《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秦越人）,其论阴阳实乃经以“中外”而纬以“上下”者,故并非“扁鹊学派”之代表。而真正的“扁鹊学派”代表人物当为岐伯所提到的鬼臾区（《素问·五运行大论》岐伯曰“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犹不能遍明”,“ 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黄帝学派”代表人物则为岐伯与黄帝（“以土德王”， 黄以中居）。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淳于意之师自谓“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而淳于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则为汉初医学已有“黄帝”、“扁鹊”学派之分的反映。
以上下经于“天地之阴阳”无大违，而以上下论于“人身之阴阳”必大误，这是原本于“盖天说”的《上下经》极易为后人“误解”的原因所在。（人居天地之一隅，“升降”即是“出入”：虽曰美国人之所谓 “升”正是中国人所谓的“降”，然凡谓升者皆可谓出，故曰“无大违”；而落实于人身则中身以上（《说文》：心“在身之中”，在人身小天地中相当于“地”）以升为出而中身以下反以升为入，故曰“必大误”）。
《素问·阴阳类论》“孟春始至，黄帝燕坐，临观八极，正八风之气（则黄帝安坐“九宫”之“中宫”矣，“八极”皆为外而“中宫”独主内），而问雷公曰：阴阳之类，经脉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贵（当以居中之卑藏最贵，“善者不可见”而不得“独主于时”故贵）？雷公对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藏最贵。帝曰: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子所言贵，最其下也”正体现了人身“内外”出入原理已渐被人们遗忘之现实，而其以“七十二日”五分周天之度者，则已将“五行”平论，以尽失天地阴阳之机！详后。至于有“不足以言诊，足以乱经”之《难经》出，则 “经”即为“难”，而阴阳以乱！亦详于后。）
以“内外”论阴阳而见于今所谓《黄帝内经》者： “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素问·生气通天论》），“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素问·调经论》），“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灵枢·营卫生会》）。
据此可知，阴者在内而以起亟为能，失阳之守则无以自持而行将自失；阳者在外则以环入为用，舍阴之能必无所固护而形同虚设。
譬以血脉动静：营血运营于中而主荣发外出以为阴，卫气回护于外以主固守环入以为阳。
设心气内止，阴不起亟，虽体脉完具，名曰僵尸，而灵机尽失；若折骨裂肤，筋破脉裂，纵心营不息，谓之“失守”，亦苟延时日（ “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
这就是阴阳的出入回环原理。经所谓“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而“莫知其纪”者，正以血脉之出入回环为言，而亦不过举其“一隅”而已。阴阳当不止于此，而必以“内为阴，外为阳”为其经纪者，智者贵乎能“以三隅反”。
阴阳“荣辱与共”：①以人之一生而论，初生以至于壮， “阳生阴长”（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之所谓“肾气盛”“肾气实” “肾气平均” ，“阴阳和”者也， “荣”也（经言“肾者主为外”、“肾治于里”、“卫出下焦”者，以“卫外而为固”之阳言也）；既衰而至于老，“阳杀阴藏”：“肾气衰”“阳气衰竭”“阳明脉衰”“三阳脉衰”而阴阳渐离者也，则所谓“辱”也，故“年四十而（‘藏精而起亟’之）阴气自半”者，亦责其阳之失守。②以岁时言之，则春夏有生长之荣，秋冬见杀藏之辱，其阴阳舒卷实本乎天地出入。
仓公的老师公乘阳庆所传的数部医书中，有一部《阴阳外变》，阴阳的外在变易表现（万象，周易之象），《经》常 “约以四象”（必以能代表周行变易之全过程为原则），以见天地出入之机。
①春～少阳之象：居中主出之阴尚幼弱，数量不及于卫外环入之阳，则无能出（并非无出：“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此以其“差”为言，出少入多名曰无出），中阴渐郁以积，所谓内热（《素问·调经论》：“阴虚则内热”）——春时表里气异，命曰“分”（又有“秋分”）。厥阴病之机同少阳，而更有阴阳表里之异。
《至真要大论》所谓“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伤寒论》所谓“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故知厥阴从少阳而阳明从太阴，此亦春秋所谓“分”也 “分则气异”，故四时而有六气。）
②夏～太阳之象：既积渐起，中气向虚者今实，然仍不能出，以阳气仍胜于阴也，时则热充斥于中以达于外，命曰外热（“阳盛则外热”）——夏时表里皆热，中外一致，名曰“至”（《素问·至真要大论》：“气分之谓分，气至之谓至；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此时阴阳俱盛实；对一固定地区而言，春夏热能入射量多于出散量。
入者为阳，出者谓阴，故曰阳盛阴虚。春夏不异其机，而春以阴虚言、夏以阳盛名者，“太少之异”也。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则经所谓“盛则泻之，虚则补之”者，名正而言顺。
仲景“少阳不可发汗”“少阳 不可吐下”者以“少”言，虚者不可泻也，治之唯和；“大法，春夏宜发汗”者以“太”言，实则泻之，盛在阳故汗之。
③秋～阳明之象：夏至以后，日渐南回，入射量逐渐减少而地温却日渐升高（阴出之量反增），一旦（必有这么一天，约时值大暑：“两阴交尽故曰幽，两阳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异也（阳明之‘明’配‘大暑’、厥阴之‘幽’配‘大寒’）”）自内而出之阴的绝对量终胜过卫外回入之阳的量，必自出以散，虽阳入以少（阳明／二阳）而阴出反多（太阴／三阴）（故时序虽曰少阳、太阳而阳明，《经》反以阳明为“二阳”者，乃以“阳入”之绝对量为言。）
内禀既失，谓之内寒（ “阴盛则内寒”），此“履霜”之时，而“坚冰”将至。《伤寒论》:“阳明者,胃中寒是也”（提纲证）,而其“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秋时外热中寒,名曰“分”。
既诊曰“阴盛”（太阴）,其治当泻,阴以中言,其治宜下,“大法,秋宜下”。节止其阴之过于出散者则中寒的结果就不至于出现,故汤以“承气”为名;承气汤“不远寒”反主未病于“胃中寒”者以此;（太阴病之机同,而有阴阳虚实之异,见《素问·太阴阳明论》。《伤寒论》“（280）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
（《素问·六节藏象论》帝以“藏象何如”设问,而岐伯先答以四时之象者为是,曰“心者,…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 。而以“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廖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则以“土”不同于“四时”行文者,合于《尚书·洪范》曰“曰”曰“爰”之旨!若《灵枢》之《九针十二原》与《阴阳系日月》之以肺为“阳中之少阴”而反以肾为“阴中之太阴”者,则不合于四时之象。）
④冬～少阴之象：“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此时日行极远，阳入既少，阴出者不能自多，其机虽仍同于阳明病之出多入少，然必责于“阳虚”(入少)而非“阴盛”。
则向时之外热者今亦转寒，寒气自中以至于外，命曰外寒（“阳虚则外寒”）。此“坚冰”已至，则非一日之寒——冬时内外一致，命曰“至”。此时“阴阳俱虚竭”，不可猛浪于汗吐下。（仲景“大法，春夏宜发汗；大法，春夏宜吐；大法，秋宜下”，于“冬”则不言“大法”。
又《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以“急缓、大小、滑涩”论脉象，及其论治则曰“是故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缓者……。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可互相发明。）
［①少阴病之三“急下”证当从“阳明病（太阴病）”之病机省，唯其以 “虚”忌泻，故三令五申以“急”泻，防其既虚之阴破阳以出而反自失也：小损以杜其大溃。315条“少阴病，……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可助于理解。
②少阴病之两“微发汗”证当从“阳明病” 中寒之病因省：
（180）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胃家实”当从《千金翼方·卷第九、第十》及《太平圣惠方·卷第八》之《伤寒论》条文作“胃中寒”）;
（181）问曰: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
（185）本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转属阳明也。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故知“微发汗”即所以防其“汗多亡阳”以至于阴亦失
（283条：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亦防于大胜后之大复（《至真要大论》“胜有微甚，复有少多”）而为“川壅”之“必溃”，所以鉴鲧之失而效禹之治，“微发汗”以疏导其“反发热”者即是顾护其阳（小疏以防于大溃：《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此皆少阴病之“变法”，而
③其“常法”当以密固为是（“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四逆汤之君“甘草”者以此，故中寓甘草干姜汤以回阳
（29条“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救治“反与桂枝，欲攻其表”之误），复参以附子之“温中”（从《神农本草经》）而不破阳者以救其里（观《本经》乌头“主治中风恶风洗洗出汗”而天雄“主治大风”则知附子不破阳，又核于“
（20）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之意以及仲景少阴病多不忌附子之例，则知附子绝非发汗（攻表）之物。
30条“增桂令汗出”之语与此相左，疑衍。存疑。观其文为释29条之证治，而其证与20条无异，彼加附子而谓此反忌之，于理不通。若去此五字而作“病形象桂枝,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附子温中（经），亡阳故也”则可解：谓“脉浮自汗出小便数”者,乃“有阴无阳”之秋冬,似是而非“阳盛”之夏,故曰“证象阳旦”,不可攻表, “因加附子“,所宜温中,亡阳故也。观“
（283）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284）少阴病，咳而下利、谵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285）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286）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346）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阳故也（言有出无入）”,此可见“亡（无）阳”之意以及“亡阳”“不可发汗（攻阳、攻其表）”之理。至于大青龙汤之“汗多亡阳”者则以动态过程为言，无违于此“无阳”状态之几（机）。故疑“增桂令汗出”五字为后人加注，非仲景本意，或并“附子温经”四字亦为注文之误入正文者，亦未可知，然若为仲景本文，当从《本经》作“附子温中”。以上皆出于臆测，苦无书证，故但存疑，以俟来者，以无踵“擅改经文”之失，而取“后生无知”之讥。）
上言“阴阳外变”之四象,而合于仲景六经病之以“四时”愈者（“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
下面再看阴阳之合天地五行（“天”四行而“地”独行）：
《尚书·周书·洪范》[2]言五行：“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合于四时阴阳大法。若“曰”若“爰”，其式不同。四时周天（四时足以周天，不言五），各以其序，而居中之地常王，爰引四时之气以成稼穑之功，是谓“土爰稼穑”。《
说文解字》［3］“?，引也。从?从亐”（段玉裁注：“?”者，相引之意，“亐”亦引词，与“?”双声）。又《说文》“?，物落也，上下相付也。从爪、手（?、?）（段注：以覆手与之，以手受之，象上下相付）。凡?之属皆从?”。可知，“土爰稼穑”为地爰引四时气之在天者为用，以成其稼穑之功。在《洪范》作者的“盖天说”观念中，天地尚有尊卑之序、上下之义，认为四时轮流上临，各以其序，地居下常受之，如男女之“授受”，则知五行观念原本于阴阳。然五行之中，土为“孤家寡人”，也正是《洪范》强调的。四时周天，如环无端，土无与伦比（二人相并曰“比（?）”），适足与为伍（“五”，土之数。
按《说文》解“五”［4］：“?”从“二”（上“一”象天，下“一”象地），“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老子所谓“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以及“侯王自称孤、寡、不榖”者，谓土欤？故又曰“贵以贱为本”（希者为贵,多则价贱。《说文》“贱,价少也,从贝戋声”;“贵”亦从“贝”[5]）。
当一个人失却自我时，便没有资本与他人交流了。可以想象,一旦土与其它四者齐同并比，则天地之义不存,而阴阳之机尽失。当以四时之轮流在天者为阳,而以土卑为地常王者为阴,唯此乃可以演四时阴阳出入之机（《尚书》如是说。而《黄帝内经》亦言各王90日之四时脉而非各王72日之五时脉,以见四时阴阳“逆从之变异”,脾脉则“善者不可得见”,论详于下）。
《素问·玉机真脏论》中，在岐伯答以四时之脉后，“帝曰:善 。帝曰:四时之序，逆从之变异也，然脾脉独何主？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帝曰:然则脾善恶，可得见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迮以微；著之玉版，藏之于府，每旦读之，名曰《玉机》。”
据此可知，“脉之大要”，在于脾脉不主时，“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 善者不可得见”。是谓“土爰稼穑”。因四时以成稼穑之功。“稼”于春而“穑”在秋，以其不主时故无失时！《内经》曰“天为阳，地为阴”，然则“外为阳，内为阴”：此不以天地高下立论，故无以上下阴阳苛求（《素问·天元纪大论》鬼臾区所谓“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即以上下立论）。
《素问·五运行大论》对以上下分阴阳之法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以内外为经法的阴阳理论: “帝曰:余闻鬼臾区曰:应地者静。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谓也。愿闻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运迁复,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犹不能遍明。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耀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视其象,虽远可知也。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冯（凴）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
世有《上下经》及《八十一难》（前者首见《史记·仓公列传》，又《素问》有《上经》《下经》及《上下经》之名;后者首见张仲景“撰用”书中），以上下为“经”（内外为“纬”） 论 天地之阴阳以及于人身之阴阳，故所论时误，或得或失，盖原于“盖天说”诸论而或不能明《尚书·洪范》之意者；更有《黄帝内、外经》（首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曰《黄帝内经》《黄帝外经》。
其分言者，约同于《素问》所谓的《上经》《下经》之于《上下经》，名虽则分，其实仍合，故《素问》多以《上经》《下经》相提并论。若皇甫谧之说，以《黄帝内经》一十八卷而赅《素问》、《灵枢》各九卷182篇之多，且得与《黄帝外经》别离以独行于世者，恐未可尽信。当以今《素问》、《灵枢》中收载有“黄帝内经一十八卷”之内容为得，而曾与《素问》表里别行而后又并入其中的《七篇大论》似可视为《黄帝外经》部分，其内容亦言于“气之通天者”而与《上经》略同，不过以更先进的“浑天说”立论而已。），其书以内外论阴阳：以四末为外属阳环入，心（囟）肺居中为阴主出，比马王堆汉墓帛书《脉法》（抄写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6］之以“气也者，利下而害上，从暖而去清焉，故圣人寒头而暖足”者有了质的飞跃（按:孟子云“心之官则思”。
《说文》解“思”［7］:“?，睿也。从心从囟”而“?，头会匘盖也，象形，凡囟之属皆从囟”。现代医学已证明，当由于外伤大失血等原因导致人体血容量相对不足时，机体会牺牲外周循环以确保中心循环——心脑供血，此时虽四逆、脉微细，人迎脉当盛大。据此理可知“心囟（脑）”并在内而为阴之意）。而《难经》反以头为阳，其《四十七难》曰：“人面独能耐寒者，何也? 然：人头者，诸阳之会也，诸阴脉皆至颈、胸中而还，独诸阳脉皆上至头耳，故令面耐寒也。”在《内经》并不作如此解（《灵枢·邪气藏府病形》:“黄帝问于岐伯曰：首面与身形也，属骨连筋，同血合于气耳。天寒则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情，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明，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 。
以此而论，则与其说“《难经》所解似非《内经》”，倒不如说《难经》所“难”直是《内经》了。两者间先后关系不外两种：或《难经》早于《内经》；或《难经》虽晚出而欲售其“经以上下、纬以中外”的阴阳学说，特标其新而立其异（其实已误解了《上下经》之意）。似以后者可能性更大。故《难经》又必须另设“命门”于下焦，因“肾有二”而强立“右者为命门”，以合于“火曰炎上”的上下阴阳论，而建立其用以婉转解释其所谓悖论（居上之心“主火”在其看来是悖论）的悖论！在黄帝学派这里，一切本可不必“庸人自扰”：心居中为阴主出！心肺虽居隔上亦必不为阳，君火正宜居中而非位下（“心部于表”“营出中焦”，既可部上亦可营下——相对于中，下亦为表），何琐琐于“偷梁换柱”之能事，反以下焦之右肾“命门”为“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而谓“肾间动气”为“生气之原、十二经之根本、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守邪之神”，以乖尊卑之序、君臣之位，反强曰“藏亦有六”、“府亦有五”？窃以为智者不为，而实有损 “扁鹊” 神医声名，则其托古之迹亦莫可以掩。
又其于“奇经八脉”言之甚详，更有一源三歧诸脉，无非欲道其“上下”阴阳循环理论而已。“近取诸身”，吾未见其所谓（世有督升任降之说，或脱胎于此，而确为难于实稽之谈）；而“远取诸物”，大至于天地出入，小及于“蜎飞蠕动”，似皆以“中根”为得，以有异于“气立”之得以“升降”为言者（“气立”（植物）之升降，大言之仍为天地出入之机）。且人独为哺乳动物之直立者，至若牛羊之匍匐行者，其阴阳上下之理反异于人欤？则圣哲必不以之为“牺牲”以祭祖而取咎！故知其非。
七篇《大论》为“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以后的作品”［8］已成共识，其中黄帝以鬼臾区之论设问而岐伯以“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作答，则可见当时学术争鸣之一斑。又同在东汉的张衡（公元79～139年）力倡“可能始于战国时期”的“浑天说”（属“地心体系”） ［9］以取代“盖天说”，其说既出即为天文学家广泛认可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医学之以内外为经论阴阳者却成为千古绝唱，汉后战乱,其道竟隐,《内》、《难》并行，以至于今，不可不谓国学之一大憾事，而为国医千虑之一失（以为不宜再踵《难经》之失而以“向上的、向外的为阴”浑论阴阳，更不可以“向上的、向外的为阳”混论阴阳）！难怪乎仲景之书在孙思邈时已谓“医人未能钻仰”，使仲景复生，必谓“人心不古”，可叹经乱道乖。若谓人心不古，其能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乎？如是则学术之日新者又有可望，而必使“地心说”指导下之阴阳理论取代“盖天说”指导下的上下“乖道”，则中医之复兴在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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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郑文光．浑天说．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图文数据光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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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11 23:5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