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笑蜀
卓小勤：我为什么单挑奥美定？
记者：你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奥美定的？
卓小勤：很早，1998年就开始了。1997年英捷尔法勒从乌克兰进入中国，是富华公司运作的结果。当时国家药监局下令，仅此一家，不引进第二家。但这个产品进入中国之后，销售遇到了极大阻力，整形医院都抵制这个产品。
这对富华的商业计划是一个沉重打击，富华就采取了一个极端恶劣的手段：撇开医院，直接向美容院推销，给美容师培训。典型的非法行医，这就得罪了我，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打击非法行医。
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站出来单挑奥美定？
卓小勤：1998年，有两个受害人来找我。这两个受害人都是同一个美容师做的手术，这个美容师手里就有富华给她的培训证书，而且是富华供货，她出了事就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时只有富华在行销这个产品，我打赢这两单官司之后，就决心告富华。
记者：有人说你单挑奥美定，是因为你跟奥美定的竞争关系。真相到底如何？
卓小勤：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但不确切。当时富华认为这个材料无毒无害，怎么注射都没问题，所以主张放射性注射，也就是从乳晕注射，我的两个受害人都是这么受害的。乌克兰主张基体部注射，在乳房的下部一次性注射，使胶体成团块，一旦出了问题，尽量把它抽干净，实际上也不可能抽干净。但富华不遵守乌克兰的要求，要杜绝后患就更不可能了。
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富华手中积压了大量货物。积压导致过期，过期了怎么办？它擅自改变包装，改变条形码，故意不标注出厂日期。这个证据被乌克兰抓住，乌克兰不干了。乌克兰还是有底线的，但富华没有底线，它只要能挣钱，任何手段都用。
再有一个就是它宰客特别狠。我了解到的价格是每毫升30元到80元，一个隆胸要打至少300毫升，进账数万。为了从病人身上多挣钱，就鼓励尽量多的注射，甚至要求病人注射500毫升。
500毫升是什么概念？就是打点滴的那种瓶子，装满才500毫升。500毫升当然挺好，但问题在于，怀孕哺乳期之前有一次乳腺再次发育。你的乳房平常很小，但到那个时候就要发育，平常越小那时发育就越大，就要爆乳，《新闻调查》说那个受害者哺乳期不敢给孩子喂奶，痛苦万状，就是这个原因。
注射500毫升，就是不加节制地注射，而乌克兰要求不超过300。这就导致了跟乌克兰的决裂。乌克兰刚把英捷尔法勒的总经销权转给吉林敖东，英捷尔法勒就被国家药监局叫停。然后富华所谓同类产品就进入临床试用，接着就恢复了注射隆胸，只是产品换了面孔，从原来的英捷尔法勒换成富华自己的品牌奥美定。
我最初举报奥美定，是因为当时吉林敖东请我做法律顾问。他们给我的条件不高，是企业法律顾问的平均待遇。最让我动心的，是他们跟富华竞争，要对付富华。我觉得这跟我的初衷不谋而合，虽然英捷尔法勒也有问题，但奥美定最离谱。而且我当时孤身一人，我必须跟富华的竞争对手合作，才能获得相关资料和其他资源。
我后来向媒体公布的那些材料，包括乌克兰英捷尔法勒的总裁给富华的绝交信，虽然是复印件，但都是总裁亲笔签字的，都是那个时候获得的。我那时就能拿到这么多东西，别的人都拿不到，就是因为我身份特殊。
所以早在2000年，我就开始举报富华。应该说这个举报也是吉林敖东策划的。这就是说，开始的动力主要来自商业竞争的动力，不是来自消费者、受害者的利益。
一开始，富华公司就对所有专家进行威胁恐吓，所以虽然很多专家反对注射隆胸，但只敢点英捷尔法勒的名。我不一样，我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注射隆胸本身，而且一开始就直接揭露奥美定。
记者：那你后来为什么又一度放弃了呢？
卓小勤：我到敖东，也是想通过我的努力，规范英捷尔法勒的销售行为，但我起草的规范销售行为的《销售协议》，及规范医疗行为的《注射隆胸手术知情同意书》，敖东都没有采纳，举报奥美定的事又石沉大海，我的抱负无法实现。这种情况下我就离开了。
我离开就意味着以前的努力到此为止。有组织、有预谋的抵抗停止了，只能依靠消费者的零星抵抗。
我对消费者的零星抵抗没信心。可以说句老实话，当初受害人找到我的时候，我的积极性并不高。我觉得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这件事我当时觉得太难了，不会有什么结果。
接着就是浦律师跟我接触，希望我能参与这项公益活动。他派他的助手来见我。我就把我2000年给中纪委的举报信打印了一份。我觉得这份材料应该说得很清楚，看完之后，就大体知道这里面的一些黑幕。浦律师看到我这个材料很振奋，专门见了我一面。我们一见如故，我归队了。
媒体与奥美定的贴面热舞
记者：有人说媒体造就了奥美定神话。
卓小勤：当初，媒体没注意到奥美定。决定性的转折点是2003年，这一年英捷尔法勒被封，奥美定一统天下，富华进入爆炸性增长期。
从这个行业派生出别的食物链，比如美容院要做这个生意，就要狂打广告，通过广告制造这样一个美容新时尚，诱使非理性的求美者来使用这种方式隆胸。
这就把媒体拉下水了。
媒体被拉下水，主要是因为媒体公信力不足，相应的广告来源就受影响，就饥不择食。医疗广告因此大行其道。本来广告法出台前，卫生部曾要求禁止医疗广告，但当时的立法以扶持广告业为由，把卫生部这个意见顶回去了。现在连什么兽医、兽药的广告，都有规范，惟独医疗广告没有规范，就是当时留下的祸根。
记者：你印象最深的落水媒体，大致是一种什么样的风采？
卓小勤：比如富华所在地的一家晚报，就几乎天天刊登富华医院的硬广告软广告。个别媒体人作用也很坏。直到2005 年夏天，还有一个姓孙的记者，在某报一连发了十几期吹捧奥美定的整版报道。上海富华医院开业典礼，主持其事的更是某大台的名播。
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说奥美定神话是媒体造就的。
这是一个规律：几乎所有的非法行医，都靠非法医疗广告起家。起初是贴“牛皮癣”也就是街头小广告，后来是到媒体打豆腐块广告，后来承包医院门诊部，再以医院名义到媒体做整体形象包装。就这么一个方式。
记者：你是资深卫生法专家，从这个角度判断，你认为媒体在奥美定问题上的主要失误是什么？
卓小勤：主要失误是轻视人的价值，尤其是生命价值。
我长期研究而且参与卫生立法，这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多一点。医疗领域的前车之鉴或者说药害事件，最著名的就是“ 反应停”事件。“反应停”对治疗妊娠呕吐很有效，但有人隐瞒了实验结果，不承认其副作用，结果服用这种药品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统统四肢短小，成了“海豹儿”。这个事件使欧洲猛醒，建立了严格的药品审批制度。我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制度同样严格。按照规定，产品长期植入人体的医用材料，要经过严格的基础研究、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其中仅动物实验中的植入实验一项，最短观察期也在1年以上。而富华从对外宣称要独立开发同类产品到产品获准，不足1年。简单一看，时间就不够。人体实验最短观察期要两年，可它只做了7个月就获准上市。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批准它上市的？1999 年12月15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其生产、销售和临床使用；仅隔13天，也就是同年12月28日，《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就高调出台，实际上是为了抢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出台之前把奥美定批下来，否则很难审批。
问题在于，这个材料存在严重的产品缺陷。首先是设计缺陷。这个材料是丙烯酰胺的聚合体，你聚合是否完全？是否达到医用纯度？你不能保证在人体内绝对不分解，只要分解出单体就是剧毒。第二，这个材料进入人体之后，取不干净。我们看到最多的危害是感染，打抗生素完全不起作用，惟一的办法就是取出来。但这个材料根本取不干净。第三，这个东西是液体的，它会游走，会渗透，甚至生出三个乳房。然后还有说明缺陷，就是说如果不正确使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比如注射量超过300毫升会给未生育妇女造成潜在危害，一旦感染无法完全取出，对此应有风险提示，但富华公司在产品没有经过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的情况下，对外宣称绝对无毒无害，绝对安全，那么这就是欺诈，这就是说明缺陷。
奥美定的危害本来是常识，不是不可预见的，而且悲剧已经反复发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媒体的失察是不可原谅的。
浦志强：不缺好人，只缺机制
记者：有人说奥美定的曝光有一定偶然性，未必说明多少问题。你为什么如此重视呢？
浦志强：偶然事件往往有必然因素。按照常规，曝光奥美定的难度应该很大。这很容易让人灰心，很多人可能干脆就不做了。幸好《新闻调查》的朋友没有灰心，在似乎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仍然抱着希望，仍然要去尝试。没想到真的峰回路转。当转机出现时，因为他们早有准备，所以能马上跟上去，抓住机会，取得最佳战绩，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媒体来说，往往不是缺少空间，而是缺少发现。
《新闻调查》节目的杀伤力是很大的，相应的寻租空间也大，很容易腐败。但是《新闻调查》节目一直比较干净。编导和记者辛辛苦苦跑一个月，吃很多苦，冒很多险，收入也就几千块。而他们要想多挣钱的话，办法有的是。比如奥美定事件，各种礼品都有人送过来，但《新闻调查》负责人一个子儿也不接。这当然是因为他自己就很廉洁。但另一方面，也是《新闻调查》的整体素质决定的。大家都廉洁，都敬业，都在呕心沥血地做作品。这样做出来的作品谁敢亵渎？谁敢为了几个钱就把这样的作品出卖了？所以我倒不认为是《新闻调查》节目的负责人多高尚，而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真不敢乱来。
这个群体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一方面说媒体有问题，但另一方面，确实有一些媒体很理想主义，很有点新闻圣徒的气度。所以对媒体不可一概而论，对媒体也要有一个区分。奥美定成也媒体，败也媒体。成于媒体的腐败，成于无良媒体，但又毁在媒体的手上，毁于那些有新闻理想的媒体之手。
记者：就是说媒体是有好人的。
浦志强：当然。而且不止媒体如此。媒体也好，律师也好，国家药监局也好，消费者也好，都有健康力量。没有国家药监局里面的健康力量的长期抵制，国家药监局就会一直铁板一块，事情就很难有转机。消费者的悲情投诉，更是一种根本性的力量，使得富华集团一直不能逃避追问，最终水滴石穿。
现在一说到现实，有些人就容易偏激，似乎一团漆黑。这不是一个客观的看法。人性总是向上的，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健康力量，我们缺少的只是一种机制，一种怎样把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的好人找出来的机制，一种最大限度地把健康力量聚合起来的机制。坏人总是抱成团，好人要是不抱成团，总是处于分散状态，单个的好人就很难斗得过抱成团的坏人，那么好人就会总是输。这客观上是对坏人的鼓励和对好人的惩罚。?
华：公共舆论是社会进步的支点
记者：我觉得你们很有意思，一般的规律是平面媒体先动，到了一定火候，你们才有可能介入。但这个案件，平面媒体一开始都不敢介入，主要是你们在打头阵。
赵华：我们这一块对奥美定一直在关注，几年前《南方周末》做过两次报道，我有印象。后来陆陆续续也接到消费者的电话，但介绍的情况都很简单，不能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有一天浦律师跟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受害者在这。我就过去了，见到了一位姓刘的受害者。我觉得她很适合上电视，第一表达力强，第二她的受害特征明显，半边脸基本上坏死了。我在仔细研究材料后报了选题。台领导很快就批下来。
前期主要是电话采访。我问她们当时是怎么做手术的，她们讲的一个情节特有意思，一进富华医院，就看到两张大告示，一张是国家药监局的批文，一张是保险公司的担保合同。就是说这事已经有国家权威机构担保和保险公司担保，不会有风险。那些女孩子心理上的警戒就先解除了，就跟富华签协议，顶多讨价还价，能不能打个八折、七折？很显然，没那两张招牌，不会有那么多女孩子轻易上当。
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就觉得这个素材特别适合调查，它有金钱、有法律，有欺诈、有内幕，多种复杂的元素，很戏剧，当然也很悲剧。
我们在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前期调查后，摄制组到了深圳富华美容医院。我们的女编导范铭装成来隆胸的，甚至让人家捏一捏，然后问是不是合适做手术，人家说你很合适。我们的编导装得很像，人家完全解除了警惕，我们就把一些场景拍到了。
记者：这种题材风险成本是比较高的。
赵华：对这我们有充分估计，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在很冷静的状态下完成的。所有细节都经过反复琢磨，都有可靠证据。我们还专门请了两个律师、一个医学博士来看片，从法律上推敲每一句台词。最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让各方面的人都在镜头前说话。
记者：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么大量的采访不可能完全保密。那么你们在做这个节目以及可能播这个节目，人家就事先已经知道，相应的游说、公关就都展开了。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赵华：播出的前两天，他们的公关就到了。但我们的主管领导很好，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中立的，经得起考验，坚持播出。播出之后，富华更恼火，因为还有重播，他们就要把重播拦下来，想了很多招数，这里我就不说那么具体了。那两天观众的电话都打爆了，谁来的电话，什么时间来的电话，电话里讲些什么，每一条我们都做了记录。
国家药监局的反响特别好。刚播出，国家药监局法规司的张冀湘副司长就来电话，说明天我要去你们那里了解情况。果然第二天他就来了，说感谢媒体对国家药监局的监督，国家药监局没有自己的利益，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是我们的最高利益，这点我们与媒体是一致的。他是代表新上任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邵明立来跟我们谈，很诚恳。国家药监局后来还跟我们做了几次座谈，征求处理意见。我们把受害者名单和其他相关材料都给了国家药监局，请他们去质证。
其实在此以前，国家药监局就论证过这个事。2005年6月，他们就打算停掉奥美定，但因为内部有分歧，没停下来。
这次播出之后，药监局又开了一个听证会，请一些专家讨论，到底该不该停？与此同时，富华也在那座楼里开新闻发布会，调子跟国家药监局针锋相对。后来富华写了很多上告信，说我们的节目严重失实，影响稳定，如果不处理这个节目，就要天下大乱。
这个事能曝光，卓老师、浦律师，他们的推动当然非常重要，但我认为线人提供证据，受害者持续不断的投诉，这些更重要。媒体的职业良知也举足轻重。否则，如果我没有责任感，这个事我报不报题都无所谓，因为我们遇到的事情太多了，说实在话，很容易良知疲劳，很容易松懈。只要一松懈，这个题材就从手中漏掉了。当然，我们这个团队，负责调查的记者组人员，职业精神非常好。
再次，我觉得社会的健康力量需要彼此呼应。国家药监局最后叫停奥美定，与多种声音互动是有很大关系的，包括受害者的联名起诉，浦律师的几次法庭激辩，电视与平面媒体的互动，形成了一种舆论场。应该说国家药监局有很多官员能正视问题，但如果没有外部压力，恐怕也很难突破。
记者：没有外部压力，某些职能部门就可能关起门来自己玩，这时秋菊再怎么告状都没用。
赵华：这种情况我想也不少见。有些投诉材料怎么送上去，还会怎么转回来，无非公文旅行而已。其实投诉者反映的问题，主要得靠它的内部体系来处理，在内部消化解决。但有些部门有时候不做应该做的事，很令人悲哀。
记者：这种情况下，媒体的介入往往是一个拐点。媒体介入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整个事件变成公共事件。而一旦变成公共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整个事件的进程就完全不一样。原来秋菊走到哪都是坎，就像遇到橡皮墙，怎么都推不动，但变成公共事件就不一样了。
赵华：其实媒体也只是媒体，不可能包打天下。我们也经常有困惑的时候。有些事件一方面没有进入媒体视野；一方面或者报不出来，或者报出来也没有结果。像这次奥美定的叫停，应该是多种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果。当然，媒体的力量不容忽视，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滕彪：需要重建社会安全机制
记者：香港一家媒体把奥美定事件称作“新南京大屠杀”，因为受者者刚好也有可能高达30万。在你看来，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滕彪：奥美定泛滥成灾，根子在违规审批，而其他机制对违规审批造成的严重后果，起初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作用、纠错作用，反而不断放大其恶果。就好比破堤，如果辅助性的拦截机制起作用，哪怕只有一次起作用，破堤的社会危害都会减少一些。但在奥美定的泛滥中，我们看不到一次成功的拦截，媒体被摆平，受害者被监控，专家被威胁甚至被买通，几乎所有拦截机制都失效了，几乎所有救援机制都没能为受害者提供应有的救济。只要有一个环节纠错，就不会有今天这些事。
记者：但奥美定终究还是输了，说明我们仍有理由乐观？
滕彪：我们当然应该乐观。如果说奥美定的泛滥是体制的综合性弊端造成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奥美定的倒掉也是各种健康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受害者的不屈抗争，浦律师的勇敢介入，《新闻调查》的盘根问底，这中间缺了哪个环节，都不可能打败富华。但结果是哪个环节都不缺。而且这并非刻意的安排，而是不谋而合、水到渠成。这看似偶然，实际上也昭示着一种必然。
来源：南方周末 |
|
发表于 2006/6/1 11:14:06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