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脉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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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昔在长沙开设博爱医院时，小西门外有烟草公司经理，因病请余出诊，适公司内有一日本人在座，年约三十余岁，能说中国话，谈及渠亦该公司股东，在中国多年，患遍身发小红疹子，初起色红，由红变黑，摩之如刺，不痛不痒，饮食如常，不过觉遍身皮肤紧束不适。曾往日本医院诊治，用刀刮去黑刺，并不出血，虽敷洗兼施，过十余日又长成如故。刀刮数次，不能断根，亦未发作他病，问余有治法否？余曰中国医治病，以平脉为主，不平脉即无从着手，遂请余诊之。脉浮弦，系小柴胡桂枝证，即主柴胡桂枝汤加升麻、鳖甲治之。并立医案云：据余所见，系小邪舍于皮毛之内，肌肉之外，小络之中，与大经络脏腑不相关，无寒热杂合，故不痛不痒，若服此方生效，或发生变动，当能治愈；若服数剂无影响，则甘谢未等四语。该日本人亦会中国文字，阅后欣然致谢。初服二剂，疹子由黑渐红；继服二剂，由红生痒；又服三剂，痒止，红色渐隐于皮内。复诊时，脉浮弦尽退，略大而涩，知为血虚、水亏，用干地、阿胶、百合等味治之，服能五剂全愈。该公司经理及日本人联名盛宴款余，并谓中国医学之脉法神妙莫测云。据此可知，虽有怪病，不须奇药，即外科病亦可平脉内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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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君之外孙女，年四岁，身体强大，食量甚强，患身生红泡子痒甚，时咳嗽，目微红，流浊泪，口燥而渴，切其脉沉迟而紧，知有寒久伏于内，用麻黄附片细辛汤治之。服二、三剂，目红更剧，脉略出中部，仍迟紧，再服二剂，目红愈剧，血泪俱下，脉渐起浮部，犹有紧象，毫无躁象。又将原方加升麻、桂枝，甘草服之，目红全退，脉紧亦除，病遂全愈。可知治病不能凭其人身体之强弱，亦不能全凭外证，必须平脉之动静，而后能决施治之方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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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廖姓女子，年十七、八岁，患疯癫病，如醉如痴，时发时止，切其脉沉细而伏，正是热伏于内，痰结于心。初用大黄、黄连、黄芩、半夏治之无效，继用十枣汤攻之，遂下利，心神清醒，脉变急数而塞，不浮大，用大黄黄连黄芩半夏枳实附片汤治之，遂告痊。厥后有疯癫病者，多照此法治愈。可知疯癫病固由热伏于内，亦必有痰饮结于心下，治此病必先攻痰，后泻火，或泻火攻痰并进，平脉辨证，随证治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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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堂兄玉林，年三十余岁，忽患疯狂，目赤面黑，怒骂不休，不避亲疏，不省人事。请余诊视，大闹不能切脉，俟其疲倦时，切其脉急大而硬，尺中更甚，平常疯狂病脉多沉伏，因大热伏内，兹乃急大而硬，知系真阳暴露，不急治则死。在坐诸医，均云脉证俱系阳明胃实，宜下之。余则主用回阳重剂，其父信余言，嘱处方，遂用附片一两，干姜一两，地黄五钱，五味三钱，党参一两，甘草三钱。服一剂，至夜半狂稍息，仍骂不休。察其色，唇转青，目赤退而直视，似反见危机，切脉尺中急大稍敛。踌躇久之，以为病甚急重，药力尚轻，将原方加一倍，由夜半至天明已尽剂，遂昏昏欲寐，疯狂病已，脉急大尽去，转沉微，睡终日未醒，乃用四逆汤加五味服数剂而愈。此可证明凡真阳暴露之证，非用重剂不能奏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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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申，同堂侄孙，年十八岁，余长兄之孙也，忽患壮热有汗，口大渴，唇焦舌枯，齿间出黑血，目内陷，不省人事，大小便闭。初起时余适赴县城，远膈八九十里，及病日剧，始促余归家诊治，切其脉数大，尺中尤甚，按之牢坚。此时已延杨医生诊治，初服石膏、竹叶、丹皮等味无效，以为病重药轻，主用大承气汤，已煎成将进，余阻止，杨医力争可服。余曰：既属阳明实证则数大之脉当寸关更甚，今尺中数大反甚于寸关，是真阳内动而形于外，真阳为阴中之阳，其脉象应于尺，尺大于寸，其为真阳内动无疑，且牢坚之脉为虚极应象也，当急用重剂救里，或可挽救于万一，若攻之必死矣。杨终不谓然，遂忿忿而去，出门时对人曰，此病伊叔祖所见太左，今晚必死。幸吾兄深信余说，嘱莫迟疑，病至此生死不计。遂用参、芪、姜、附重剂，佐当归、五味浓煎灌服，竟夕尽剂，至天明壮热渐退，神转清，脉转寸大于尺，而真阳复矣。再服一剂，至日中能言语，能进稀粥，病遂转危为安。余复谓之日：尔年少未婚，其阳根不固，如此恐难延年，令多服鹿茸等补品，厥后年仅延四十余岁而终。凡真阳内动之病，外似胃实，容易误药，最宜细察，凡患此证者，虽治愈、其寿命决不甚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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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申岁，同邑有廖某在乡营商业，年三十余，体不肥不瘦，忽患卧不能起，一身尽重、不能反侧，手足冷、不能屈伸，有知觉，不麻木，神清醒，能言语，延医进姜附等药无变动，请余诊治。视其神色如平人无病者，询之无寒热，无痛苦，无汗，不思饮食。切其脉沉伏而迟，久按之坚实无紧象。初疑寒伏于内，复思既服温药不见燥热，脉又不紧而反坚，是热伏于内，遂以平脉为主，用附子泻心汤治之。服一剂如故，脉亦如之，再服二剂，手足能屈伸，身能反侧，颈上汗微出，手足冷除，反觉手足心热，口渴欲饮冷。复诊脉转大，不数不浮，仍坚实，大便未下，以调胃承气汤下之，病遂全愈。凡久伏之病，脉证似相反，究竞脉证未必相反，即如此病，系热伏于内，其热当不形于外，脉虽沉迟，按之乃坚实；苟伏寒脉势必沉迟，决不坚实，须细心切脉，则伏寒、伏热自易区别矣。此证虽不数见，为医者亦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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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酉，长沙袁寿麓君，年五十余，患腹鼓胀，遍身浮肿，口大渴，发热有汗，唇枯舌燥，大便硬，小便反长，俨若胃燥。脉濡弱，乍缓乍急，与证相反。病势危急，治不可缓，踌躇久之，始知非胃燥，脾湿也。若胃燥必无脾湿，无脾湿必无鼓胀，鼓胀，湿气凝结之所致也。今大便虽硬，必初硬后溏；小便虽长，必时长时短，询之皆然。遂用白术、干姜、枳实、附片、花椒治之。服二三剂大效，腹鼓胀消半，遍身浮肿俱退，口渴外热亦减。照此增减，服至十余剂告痊。此可证明脉固为治病之要领，然古人望闻问切俱不可忽。此病平脉后复详问外证情形，始知病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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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午，同邑余代英君，忽患两足麻木，不能举动，无知觉，请余诊视。脉沉迟而紧，知为里寒，又系久积，非多服温里之品不能奏效。余君信余甚深，以生死相托，遂用麻黄、附片、桂枝、甘草，川椒等味，服十余剂无效，服至二十余料，脉紧解，迟沉如故，足亦麻木如故。除麻黄，加重附片、吴萸、甘草、花椒温里之品，服至五六十剂，脉渐转，仍一味沉迟，两足渐有知觉。仍将此方略为加减，服至二百余剂，足始能缓步。从此服姜、附、参、芪等味一年余，外另服硫磺数斤病始愈，愈后两足仍特别畏寒、暑天亦常用丝棉包之。此证不仅阳衰，乃真火衰微，故能服补火之剂如是其多，真火既复而气血尚亏，后服鹿茸始告全愈。此可以证明脏腑之偏胜偏衰者，药虽峻而性仍缓，学医者必先辨明其人之本原虚实，及脏腑之偏胜偏衰，而后遇重病有把握，不至束手无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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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邑王君，与余至好，在长沙各校当数学教员多年。辛酉夏余至长沙，立秋前十余日，其妻陈氏因感冒请余诊治。切其脉损止并见，余大骇异，观其神色，毫无败象，以至好私对王君直陈，王君不以为然。余约缓二日平旦复诊，切脉后又向王言，尊夫人之脉，绝脉悉见，若脉可凭，三日内必死。午餐同席，窥其神情、饮食如故，余更骇怪，至下午中刻，忽然不能语，目直视，及请余切脉，则气已绝矣。此足证明脉病人不病，谓之行尸，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