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病的主要手段是调治机体阴阳的不平衡,脏腑之间的相互制约是人体平衡的根本。现在的教科书多认为张仲景继承和发展了神农本草经,而写成伤寒杂病论,为经方派。华佗主要是黄帝针灸一派,而素女脉诀又是难经一派。前人的考证虽然如此,但从《素问》以及华元化中藏经来看,伤寒论是已知最远古的中医辩证体系。 张仲景的辩证体系,后来因为诸多原因逐渐消失了。从唐代的孙思邈记述:“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来看,仲景的辩证体系,当时也只有少数人掌握,随着时代的原因随之消失,所以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断层,张仲景、华佗等古人的东西到王叔和整理时,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从唐代以及宋代陈言的《三因极一》及很多书籍中可以看到,普遍认为伤寒论主要论述的是伤寒,其次才是杂病。后来的伤寒论的注解书籍,也都认为是以阐述伤寒热病为主。至此,错误的引导已经不能还原伤寒论的本质了,因为偏离了方向,导致伤寒论的很多东西争论不休。当仲景的辩证核心消失的时候,或者说是医学的发展不再以仲景学说为主导的前提下,出现了后来的各个流派,这些流派在各自的经验积累后逐渐形成了多种分类的经验医学。多种分类的经验医学百花齐放,各成体系,对祖国医学各有发展,细化程度越来越多。但细化下的中医学,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由复杂到简单是一个很难的过程,这就出现了同一病症有若干相类似的药方,让人无所适从。不同派别的时方,从不同的侧面论述疾病,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导致学医者真正达到了学到老还没明白过来中医本源的是什么,这更让初学者望书兴叹。时方各门派,因为师门传授,各承其说,对病的病机认识不同,导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后代的诸家学说以及方剂,是一个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越搞门派越多,越不得要领。所以后来研究经方的许多医家,由探讨外感的辩证,发展到内伤辩证,也就是从单纯的伤寒辨证,发展到杂病辩证,逐渐认识到无论外感内伤,都是机体的阴阳不平衡所产生的病理特征,虽然是主论伤寒,但其原理和杂病没有分别,这也是经方适应于万病的根本原因,张仲景有言:“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尽管认识到伤寒论的价值所在,但是这本被王叔和编著的书籍,没有了传承的理论指导,仅靠肤浅的方证对应,或有少许的发挥与经验,但并不能探究仲景本源。因为仲景的原义和阐述的阴阳病机不完全明了,导致后来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伤寒六经,或谓六气,或谓经络,或谓表里,或又以部位、阶段述言。用经方的,或方证对应说,或体质分类说,或病机探讨说,或分经治疗说等等,都是从一些肤浅的层面去学用伤寒论,尽管临床效果时有神奇之处,但会用者还是寥寥无几。经方家刘渡舟曾告诉我:“学习伤寒论,悟出言外机”,病机便是我们学习伤寒论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见病知源,不知其源,终不得其要旨。经方学派逐渐认识到经方的内涵,走进了一个由博返约认识过程,逐渐回归到真正的中医辨证本源。伤寒论是中医之源,自古就秘而不传,学会伤寒论,则伤寒以及一切杂病都可以治,且必药效如神。 经方是远古的最真实的、最有效的辩证体系,时方是对是对伤寒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经验医学的发展,二者的结合是我们治愈疾病的核心,古医学伤寒论就像一棵树的主干,而其他各派的经验就像枝叶。如果把伤寒论搞通了,再参考各家学说和经验,就是一棵大树。 学不好伤寒论难成大医,舒诏《伤寒集注》自序:“不通仲景之书,不足以言医”,经方之经,在于变通,不知变通,固守经方,不知随症加减,实未得经方之旨,也未得经方之要,故仲景强调:“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那些持经方而不明其理,在药物或剂量不知随证加减的,正如古人所言“持古方治今病,就像拆了旧屋盖新房”,是没有学好学会伤寒论的,但一些乱改经方,肆意加减,标榜独创,更是孟浪之辈。 脏腑寒热虚实的变化是仲景伤寒论贯穿于始终的的核心思想,伤寒论是已知最远古的最基本的辩证施治方法,它的辨证施治框架是最基础的也是最核心的,它揭示了最原始最基本的脏腑病理关系,受时代的局限性,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仲景也说过: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但是,如果连最基本的核心都不能掌握,那么很多疾病的本质就不能明晓,临床疗效就会降低。比如,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我看过很多解释,都是错误的。思维的错误导致错误的理解,又因为有多种解释,更加说明没有一个明晰的正确答案。一脏腑之热,可影响其他脏腑,同样一脏腑之寒,也可以影响其他脏腑,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会产生多种病症和外在表现,简单的易知,这就是方药对应。复杂的病症是不可以很容易判断的,这就必须了解脏腑之间的多种关系和影响的程度,进而去判断疾病的病理变化。伤寒论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六腑到五脏的寒热虚实都有详细的论述,但要完全掌握,就需要认真探究,仅仅停留在方证等简单的思维上,是永远也掌握不了仲景核心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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