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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孟河医派既揽中医之大成，又容纳《内经》、《难经》和《伤寒论》等经典，并将各派学术熔化于一炉，实为中医界之瑰宝。孟河四大名医之一费伯雄（1800-1879），家学渊源，先儒后医。悬壶执业不久，即以擅长治疗虚劳驰誉江南。道光年间（1821～1851)曾两度应召入宫廷治病。先后治疗皇太后肺痈和道光皇帝失音证，均取得显效。为此获赐匾额和联幅，称道其“是活国手”。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分享孟河医派名医费伯雄的一生传奇故事。
费伯雄，是19世纪初期孟河最为著名的医者。传记记载费文纪用费伯雄身上多发的紫红色胎记来为他占卜职业。在孟河医者传记中发现了很多利用面相和其他占卜方法解释事件和引导个人行为的例子，费伯雄只是其中之一。随后，费伯雄通过亲自观测星相预言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结局，并撰写了《怪疾奇方》一书，该书记述了一些罕见医学现象的发生，如蛇会呕吐等。中国现代史学家经常为理性人物生活中出现的非理性行为寻求解释，史学家认为这些人并没有成功地完全摆脱传统迷信思想。笔者认为最好还是把这些人当作复杂文化环境的一部分，正是这样的环境形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也影响着这样的环境。
据说，费伯雄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他4岁时能够背诵唐诗，6岁时写出的对联比他的老师还要好。他的整个少年时期和成年后开始的几年一直都在准备国家科举考试，他学习古文、占星术、书法、音乐、绘画和其他艺术，同时，还是当地一位道家学者的弟子。费伯雄获得了秀才的功名，这是封建科考中最低级别的功名，但是从此他就不再试图在科考的阶梯上攀到更高的位置。1832年，考举人时再次失败，费伯雄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开始从事家族职业。后来，当他声称转向医学是因为对行善的渴望时，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失败学子的说法。尽管如此，和很多先人一样，费伯雄无疑是一位热心公益的人，他投入很多精力在善行上。他组织和促成了其所在地区的救灾和治水事宜，还大方地赞助慈善组织，调解民间纠纷。
现在费伯雄的书房（西科·莱昂）
据费氏家族认为，费伯雄的决定也是受他1832年认识的林则徐（1785—1850）的影响。6年之后，林则徐烧毁成箱的鸦片，引发了鸦片战争，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林则徐任江苏省总督时，他的职责也包括监督每三年举办一次的省举人考试，就在1832年的这次考试中，他见到了费伯雄。林则徐对医学颇感兴趣，很喜欢与这位来自备受尊敬的地方医学家族的孩子谈话。据说，林则徐还留下费伯雄为他的一位家人诊病。费伯雄的治疗是成功的，此后，他一直得到林家的帮助和支持。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次治疗确有其事，但是不只费氏家族把它当做事实，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和武进文史博物馆的人员也相信这是事实。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可以帮助解释费伯雄迅速增高的声望和突出社会地位的缘由。
从费伯雄的患者名录推断，这种声望与地位的增高是惊人的。费氏家族认为费伯雄成功医治了道光帝太后的肺脓肿，数年之后，又医治好了道光皇帝患的失音。同样，也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然而，在同时代的史料中，两件事都被当做事实详细记述，甚至在费伯雄从朝廷获赠的皇家题字中也有列出，道光帝太后赠言“是活国手”，道光帝赠言是“着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
其他达官贵人跟随皇帝的脚步，留下了更加明显的印迹，展现了一幅费伯雄医疗的画面。这些人包括江苏省督学李联绣（1820—1878）；朝中大将向荣 （1788—1856），1853至1856年太平天国起义时驻守在附近的丹阳；光绪皇帝的太傅翁同龢（1830—1904），1872年携侄子专程到孟河曾向费伯雄求诊； 副丞相孙诒经，从京城远道而来求医。
现在费伯雄家门口的码头（西科·莱昂）
在孟河，费伯雄在其家族宅邸的一个房间为这些患者诊病，该宅邸坐落在孟河南部上等阶级的雄伟住宅之间。在19世纪40～50年代其职业生涯鼎盛时期，费伯雄身着长衫，在儿孙和弟子的协助下，为络绎不绝的患者诊病。“船只接踵而至”，患者“络绎不绝”，一些患者不得不等上几天才能看病。那些要避开种种不便，并且有能力支付额外费用的患者，可以把费伯雄邀请到上海或苏州的家中。
每一次诊治都依照基本的模式。先是真诚地互相问候，再对患者脉象进行细致诊查，在花费五分钟或较长时间认真地比较双侧寸关尺脉象后，费伯雄还会问一些关于现在症状的问题，然后书写处方。很多患者在来孟河之前都曾向其他医生求治，他们也许会针对诊断与费伯雄讨论，这些患者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很关心健康和疾病的情况，不只是求处方，还希望医生保证他们的疾病得以根治，而且不会伤及其体质。在这方面，费伯雄胜过了其他医者，他可以简要地概括每种症状的性质，指出重点所在，有时候还会简洁叙述出患者自己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症状。
费伯雄只向当地农民收取象征性的费用，他的主要收入来自诊治当地或国家上等阶级人士。翁同龢的日志条目陈述，诊费200文，而从其他途径得到的信息是，在家中为患者诊病收取一元的费用，出门诊病则收取几百元。因此，他的收入很可能远远超过了封建帝制末期中国儒医的平均水平。据估计，该平均水平为每年200两白银。
然而，富有的、具有影响力的患者不只是付钱给费伯雄，他们还会赠送诗词、题字和其他礼物。这些礼物为费伯雄累积着文化资本。当费伯雄被邀请到丹阳为向荣将军诊病时，由向将军的总指挥张国梁（1823—1860）亲自护送。向荣将军也曾经送给费伯雄一幅匾额，上书有“费氏神方”。这块匾额在费伯雄外科诊室众多类似物品中尤为显著，为后世患者如翁同龢留下了深刻印象。
费伯雄一生事记
督学李联绣似乎受到费伯雄考取功名的影响，在自传中记述了他到孟河看病的记录。李联绣也送给费伯雄一首诗，被收录进他最重要医学著作《医醇剩义》的序言中。这首诗把费伯雄描述为“名士为名医”，形象地描绘出费伯雄在乡下诊病的画面。出诊记录和诗词中的摘录都收录在陆以湉的《冷庐医话》一书中。该书出版于1857年，是医学领域中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直到15年后，翁同龢来到孟河的时候，这段记录已经被公认为事实，翁同龢几乎原样引用了李联绣的描述。
学术谱系中成员的支持，考试的成功，文学和医学著作的出版，拥有许多令人敬仰的头衔，包括御赐的翰林院为官，这些记录更加突显了费伯雄的学术地位。这种地位被用来创建其与上等阶层患者之间联系的纽带，即使他们身为患者，在得知费伯雄同时又是一位世医时更觉得安心。由于费伯雄加入了占支配地位的精英人群，其影响力使医疗卫生与社会赞助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作为备受家族关注的一员，费伯雄培养人脉关系百利而无一害，不只是医疗方面的原因，还有医疗之外的原因。
当时在医学领域，对古典医籍知之甚少的医者人数激增构成了一种恐慌。在广泛的政治与社会领域，这种恐慌源自王朝势力的逐渐衰落，1853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朝廷几乎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力。江南地区的生活、财产和文化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国家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满族政权已接近尾声。这也是孟河医学史的转折点，尽管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显。
1860年，当太平军入侵武进县时，费伯雄已经60岁了，费家离开孟河，迁至位于长江北岸扬州府内相对安全的泰兴。在这里，仍然有很多患者需要他诊疗。为了逃避日渐壮大的太平军，大批的江南上层社会人士选择暂时居住在泰兴，这为战争原因引起的医疗资源紧张带来更多的压力。费伯雄在他的个人回忆中，描绘出了该时期以生活艰苦为特征的一幅生活画面。作为精英人士中的一员，精神层面的折磨多于物质层面。费伯雄的妻子与爱女都死于疾病，倾注他毕生经验的书籍印刷木版在孟河被毁。然而，谈及费伯雄的学术成果，这段时期堪称他最为多产的时期，他相继出版了《医醇剩义》和《医方论》，这两本书是费伯雄为中医界留下的宝贵遗产。
1864年，费伯雄返回孟河之后，他逐渐从全职医疗的状态中退出，以便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书法、绘画和诗词。费伯雄与新朋旧友仍旧保持诚挚的关系，包括林则徐的朋友左宗棠（1812—1885）。在家人与朋友眼中，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主人。费伯雄过着平静的乡村生活，只是一侧腿部残疾影响他的行动。他感激生活赐予他的财富，在1879年安然辞世前，他有足够的时间将身后各种事务处理得井然有序。
【本文选自《孟河医学源流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德）蒋熙德（Scheid，V.）著；丁一谔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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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11: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