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家本草虽杂乱纷呈，然有精有粗，有高下低劣之别。学者可就所学中医基础以及临床经验，先粗阅余所列以下诸书，诸书虽不能尽采千余年古贤经验，然若能精研而细思之，于粗解神农心法，体悟仲景方义，临证用方施药或能有所裨益哉。余所列诸家皆非碌碌抄袭之辈，每有精辟见解，不落于俗套，乃成其大家之言者也。然后再于临证时详加参检，以验于实效。
有徐灵胎之《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成书于1735年，论药性精密，为百余种常用中药“探本溯原，发其所以然之义，使古圣立方治病之心，灼然可见。”全书共收《本经》常用药百种，随经文阐述药性。徐氏认为药性是用药处方实据， “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取得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论述药性取类比象并试验推理。其书颇具说理性，更因徐氏之临证功底，益使本书经验可信。余尝深研其药理，认为百种录实临床有用之书也，为医者不可为精读之。
有黄元御之《长沙药解》，成书于1753年。黄师精研素灵，从左升右降立论，颇重脾之阳气。其解本草，从五行生化制约入手，每有精辟见解。此书收载仲景医书所用之药百六十二种，不分部类，且参于仲景二百四十四方以解其药意，详论方中药物之性味、归经、功效及所组成诸方之主治、配伍，间有用药宜忌及炮制方法诸内容。以仲景方解药理，比之空灵臆语之说高出数倍。
有黄宫绣之《本草求真》，刊于1769年。是编堪称药学史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之典范。黄氏论药，“既不泥古以薄今，复不厚今以废古，唯求理与病符，药与病对”。其书先分诸药主要药性，主张本草药性须分阴、阳、气、血，不可混称补泻；论述药物归经，宗法分别主入某经及兼入某经；其论主要药性当作气味与形质整体观。是编因其临床实用性而备受后学推崇。
有陈修园之《神农本草经读》，成书于1803年，为陈修园精心研读《本草经》之心得体会。全书选录《本草经》百种常用药并后世四十六种药，陈氏认为张志聪之《本草崇原》以及叶天士之《本草药解》皆有可法之处，因融贯《内经》之旨、《伤寒》之法，并参以已意以精解本草及临证处方，辟后学知本草原意而有裨于临床。
有清末周岩之《本草思辨录》，根据《伤寒论》《金匮要略》之述，博引历代名家之注解，从天地之理详加阐述本草之性，合以临证思辨，颇有益于深入理解仲景之学，大惠后人。本书论述药物性能，着重性味和归经理论之思辨，广泛结合仲景用药精义及历代名家注解，凡有疑义处，皆以已之临证经验分析之，颇有益于经方用药研究。
有邹澍之《本经疏证》。缘因《本草述》“多引东垣、丹溪、海藏、洁古，而于张长沙、孙真人略焉”，故邹氏“专由《本经》扶发精蕴”，所论药性多随兴而发，推理则论据不一，故于药性理论颇有有足，然其书贵于理论不脱离实践，广取仲景、孙真人用药组方规律论述药性药理，结合药、方、症论述，颇具实践性与实用性，非一般尊经之作可比。
有近贤唐容川之《本草问答》，时逢西医东进，故采西理以论述本草药性，不详分诸药，但总为一论，且边问边答，随答随发挥，总结诸药之天地自然之理，颇具实用性。余曾精读是书，颇有所获焉。然再临证之余，亦当再读之，则理法与临证功夫必相为增长。是书之为初入医道者立，故不选仲景诸言，亦其验而简乎。
本草本为临证所设，其药性理法当统一于临床思维，则药有所归而旨有所本。否则，去圣逾远，理道不明，意义不疏，更兼有愚生不据临证，东西漫谈，以此本草而不着边际者，何能为救疾所用。此愚医之误人之由也。余刻意临床，本于医理，以疗效为已任，不拘古法，不泥成规，凡本草可取之意，可效之理，余皆当凭实际而参之，如此则真义呈现而法旨完备。因参以当代诸医家所论，凡以上所列诸本皆可师法也。
今汇集诸书，以为本草学习之门径。若能于闲暇时翻阅之，应诊忙碌时时时参考之，透读而细思之，久必有所获哉。以此法为医，则方理有所归而法有所在，其不效者，亦必难矣。
进而论之，以上诸书皆就《神农本草经》而发挥其旨趣，读者若能返博知约，由标返本，结合己之临证经验，于《神农本草经》中探诸本草真意，则可有无限心悟，此又为诸书之外之门径也。故吾辈总需精读《神农本草经》以及《伤寒杂病论》，此为为医治学根本之道。苟能多读成诵，自能于临证时左右逢源，何必格外标举诸多后世之书哉。
兼以与诸学医同道自勉之。 |
发表于 2016/8/2 07:3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