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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独孤园丁 于 2015/11/11 20:55 编辑
2015年，少阳相火大在泉当值 （独孤园丁）
中国文化，从类别上大概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然其核心精华，乃所谓“三坟”：《易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
中国文化的智慧之一是预测。预测是一门古老的学术，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术数范畴。其利用《易经》、《黄帝内经》等方法推演、分析、判断未来可能出现的事物或发生的灾害，从而为人类自身服务。
五运六气亦属于中国古代的灾害预测学之一。其预测原理是以天之五运与地之六气相结合，推测气候变化规律，以及气候变化对自然界的动植物生长发育、水旱风蝗螟灾害、人体疾病瘟疫等襁祥灾异情况。
五运六气运用干支60年既是预测周期又为协调周期的方法把五运和六气统为一个预测体系，又把主气客气关系以客主加临和运与气间的“五六相合”等关系分为逆、顺、相得、不相得、顺化、天刑、同化(同化中又有天符、岁会、同天符、同岁会、太乙天符)等情况具体分析。
五运六气和历法的关系最早的文献可见于《尚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自古以来，五运六气理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预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深入应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政治方面：
王充在《论衡?明雩》中指出：“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尧、汤恶君也；职非政治，是运气也。”
农业方面：
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中，不乏有关农业年景的预测。
《国语》中记载大夫文种论述经营商业和农业要重视运气之变。文种说：“贾人旱资舟、水资车以待也。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商业方面：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魏文侯时，周人白圭，善于运气预测经商取利的事。当时的计然，也复述文种的见识，可见，运气在当时已经被商人利用了。
医学方面：
五运六气系统的理论用于医学，首见于唐代医学理论家王冰在次注《素问》时所补入的“七篇大论”。七篇大论中的《五运行大论》就是以二十八宿作为五运和十干相配的理论依据的，故在后世主要在医学界中传播，遂又被视为疾病预测的专著。
这《七篇大论》在唐代成书后影响还没有太大，到宋代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徽宗在《圣济总录》中把五运六气的内容放在最前面，而且考试时也是理论考试的重点。故宋朝曾流传一句话：“不知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益？”
此外，宋朝时朝廷每年发布皇历，其中都注明当年是什么年，会可能出现什么疾病，应注意什么方面等等。同时还有司岁备药，如当年如果是太阳寒水为主气，那么寒性药，如大黄、黄芩等长得就非常好，质量也就好，可以重点储存，这也是道地药材的一个特性。当年如果是相火、君火为主气，那么附子、半夏等热性药就长得好，应该多备。因此，五运六气在宋代发展非常快，而且医生已经将其联系到辨证论治中治疗疾病，相关的书籍也非常多，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金元四家都是发挥了五运六气而自成一家的，特别是刘河间，他突出了六气中的火。《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中有九条都是火和热（五藏病机五条；上下病机二条；风、寒、湿病机三条；火病机五条；热病机四条。），他在这十九条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完善了病机学说，用了35年的时间研读《内经》，建立了河间学派，并编著了《素问玄机原病式》，将藏腑病机、六气病机与运气学说相结合，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李东垣重视脾胃；朱丹溪是滋阴说，这些都与五运六气有关。可以说，没有五运六气就没有金元四家。
中医五运六气学说
医学方面，五运六气一语，首见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言：“五运六气之应见”，又简称为“运气”，现也称为“运气学说”。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指出：“谨候气宜，无失病机”，“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
《天元纪大论》中，鬼臾区答黄帝问，曰：“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谨奉天道，请言真要。”
《内经》又云：“必先岁气．毋代天和。”
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体运动影响气象的变化，气象的变化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由于天体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所以受其影响的气象、生态环境、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变化，也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这规律正是运气学说研究的内容和重点。
因此，中医治病必须强调岁气。岁气，就是五运六气。在辨证原则下，年年月月日日，依其气机的不同，方知病之所起．而不会只是针对疾病的症状穷追滥打。
《四气调神大论》又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病未成而已知何种病病气将至，而预先防范；或病气未至，已知所将至之病是何气运所生，如此岂有失治之理?
若是病气已至方才思索、判断何种病证，在智虑有所不足，察色有所不明，按脉有所不清的情形下，岂能不误治而夭殃?
以上皆言运气。而五运六气，实质上是在讲自然生态环境与气象特征之常、变的规律。
以五运六气指导治病，具有常规意义，而预测防止疾病，特别是疫病，则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预测应验了，五运六气和所发疫病的关系也就大致可以确定了。
回顾SARS病情，患者证候复杂，传变不按一般温病的卫气营血或三焦规律，使许多人在辨证时感到迷茫。临床有主温热者，有强调化湿者，也有认为属寒疫者，莫衷一是。如果我们在SARS之初，认识到燥热伏于内，寒湿伤于外的病机，采取针对性更强、更全面的治疗措施，相信中医药治疗SARS的疗效将更为显著。
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薛雪曾告诫：“大疫之年，方药杂投，如能从运气角度认识到病机，大方向就不会错，治疗也所差无几了。
运气学说不仅仅是疫病预测的问题，五运六气思想还渗透到中医学理论的各个方面，《黄帝内经》的理论基本建立在五运六气基础之上，“五藏六腑”显然源于五运六气，“六经辨证”其实就是“六气辨证”，十二经络之前先有五六相加的“阴阳十一脉”，故需要用五运六气来重新认识中医基础理论的构架原理和起源问题。中医中的许多疑点难点如“七损八益”、“肝左肺右”、“右肾命门”、六经与卫气营血的关系等等，大多与运气有关。掌握了五运六气，这些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不明五运六气，就不会真正搞懂中医理论。五运六气学说关系到对整个中医理论的阐述和评价，已不容回避。五运六气是中医学理论中被误解最深、传承最为薄弱的部分。近代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下，运气学说被摈斥于中医基本理论之外，新一代中医已大多不知五运六气为何物。当前继承发扬运气学说，并明确运气学说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至关重要。
医学流派源于运气学大司天的变化
历史上中医各家学说的产生，与五运六气有直接关系。
在祖国医学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伤寒、温病之争，补益、攻下之辩，滋阴、温阳之分，补土、益水之别等等，屡见不鲜，各学派先后产生，各有心得，代有名家，都为中医学的日趋成熟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面对中医的七大流派，伤寒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攻邪学派、丹溪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我们不由质疑：同样是精通于岐黄之术的先贤们，为何却形成了主张不同的各家学说？为何有些学术见解甚至完全相反？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法虽迥异,效却雷同，都能活人无数，成为一代名家。其原因何在呢？
是不同地域造成吗？
《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素问玄机原病式·提要》曾用医家所处地理环境解释：“完素生于北地，其人禀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与南方风土原殊；又完素生于金朝，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亦异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论，多以寒凉之剂，攻其有余，皆能应手奏功”。这说明不同地理环境，遣方用药各异。
然而，并非北方的风土都造就喜用寒凉的医家，李东垣虽来自河北真定，却力主补土，最忌寒凉伤中；王好古生于河北赵县，尤重温阳固本。反观善用寒凉之剂的叶天士等温病家学，他们并非来自北方，却出于南地。
所以，单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医各学派的形成，似乎难以完全解释各医家学术思想的巨大差异。
是战争时代背景造就吗？
有人认为战争和饥荒，使脾胃病增多，促成了李东垣的《脾胃论》和补土派的形成。但金元时期同样是战乱不断，却有学术见解迥异的四大学派出现。另外，有些学派也形成于和平年代。
因此，战乱与和平的环境似乎也难以完全成为各学派间形成差异的原因。
是疫病流行促成吗？
有人认为，疫病流行是促使医家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某时期的大疫流行，使当时的医家总结了辨证与治疗经验，久之，形成了某些完整体系，最终形成了各家学说。
如伤寒学派的形成，即因为张仲景身处伤寒疫病肆虐流行的时期，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感慨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对于东汉末年的大疫,成为了伤寒学派的起源。
再看吴又可，他生活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其间也是疫病猖獗，连年流行。但他却在约完成于公元1642年的《瘟疫论》中明确指出，当时疫病的病因、发病、传变，与其他疾病都不相同，治疗自当迥异。他认为，疫病“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他因此创立了不同于寒邪或火邪等六淫的“戾气”说，突出了该邪气的爆烈性、流行性、传染性等特征。至清代, 仅乾隆在位时期全国就有包括京都在内的19次大疫流行, 故有叶天士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形成。
如此看来，医学流派与疫病流行之间确实有密切关系。后世学者对其有更深入的研究，说明中医理论及流派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流行疾病的种类及其证治的确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同是疫病，又为什么有伤寒和温病的迥然不同？一些内伤病学派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再问，仲景时代为何只发伤寒，不发瘟疫？
是不同的运气造就了不同医家！
不少名家认为，运气不同，疾病已变，治当有别。
金·张元素曾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遂自创新法，以应新的运气。
金·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云：“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由是观之，则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他将疾病病机归于五运主病、六气为病之列，并将五运六气提升成为中医学的关键。
明·汪机在《运气易览》中感叹说：“自开辟来，五气秉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所不能逃”，他以运气与梅疮、小儿痘症的关系为例，强调运气对疾病及其治法的影响。那么，运气是否真的影响了各流派代表医家的学术思想？
比较中医各学派创始人物所处的年代，与当时运气大司天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中医各学派学术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与其所处大司天的特性密切相关。大司天的更替变化，可能是中医七大主要学派创始人学术思想形成的主要根源。这一结果显示了运气学说大司天的重要价值，提示我们在学习和继承各学派经验时，如果能明了各学派创始医家当时所处大司天的运气特征，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和继承前贤的学术思想，还可以深化解读中医不同学术思想的源流。
大司天理论与医学流派
大司天周期为六十年。而六十年正好是人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六十年一气的气象特征，是否会影响一位医家一生的学术倾向？而一些跨越两个不同运气大司天的医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是否也随运气的变化而变化？
伤寒学派：
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享年约69岁，约生活于公元150～219年。他经历了两个大司天：34岁以前运值第48甲子（公元124年－
183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是为寒湿之气行令之时；34岁时步入第49甲子（公元184年－243年），为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是风火流行之际。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
张仲景编著《伤寒杂病论》的时间在建安二年（197年）左右，即仲景47岁时。而建宁四年到建安二年，共发生五次大疫：建宁四年（171年），熹平二年（173年），光和二年（179年），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年）。前四次大疫在124年－183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主气之时，都发生在这寒湿之气主导的环境中，故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才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在《伤寒例第二》中也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多次大疫都以伤寒为病，因而善用麻桂甚至姜附桂等，这正是张仲景处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中所经历过的事实。
但是，仲景34岁就步入了厥阴风木大司天及少阳相火大在泉主令的阶段，也即风火流行之际，到他
47岁完成《伤寒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在中平二年，即公元185年，发生了第五次疫病。
如果寒湿流行期间容易伤寒，那么，他34岁到47岁，共有13年的时间都生活于风火行令的大司天里，又遇到过疫病，这次疫病还是伤寒？或者已变成温病？为什么在伤寒论中没有温病的反映呢? 是否与伤寒论遗失的部分有关？仲景自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我们现在看到的由王叔和整理而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卷，另六卷有人推测是杂病，吴又可、杨栗山和吴鞠通则认为是温病。
总之，张仲景力主外感寒邪伤人最甚，善辨治伤寒，也旁涉温病，观其气运，正值第48甲子及第49甲子，前为寒湿行令之时，后为风火流行之际。《伤寒杂病论》将症状或症状群与药或方对应起来建立起完善的药证、方证体系，具有了相当完备的示范性。这也是张仲景获得殊荣，后人经常将“法必仲景”与“理必灵素”并提的根本原因。
河间学派：
刘完素：字守真，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人，故后人以刘河间尊称之。享年90岁。约生活于1110年－1200年，他也经历了两个大司天：34岁前时值第64甲子（1084年－1143年），34岁后生活于第65甲子（1144年－1203年）。前者为少阳相火大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是为火风之气行令；后者乃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是为燥火之气盛行。由此可见，他一生均生活在火风、燥火行令的大司天环境里。
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成书于1182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成书于的1186年，正时值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在泉的时令。
他在《伤寒直格方·序》中曾说：“伤寒谓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间。经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古今亦通谓之。伤寒热病，前三日太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壮于表，汗之则愈。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下之则痊。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这正是他当时在临床上所见到的实际情况的总结，与张仲景的观点已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观察到当时火、燥致病的情况突出，并且熟悉火、燥的特性，所以，他把《黄帝内经》里的有关病机理论与运气学说联系起来，结合运气学说阐发病机增补了“诸涩枯涸，干劲皱揭，皆属于燥”的病机。他在理论上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六经传受，皆为热证”的观点，也说明了当时火热病证的多发性和普遍性。
不难发现，刘完素强调火热病机，在治疗上善用寒凉，其防风通圣散、神芎丸、双解散、三一承气汤等，均是苦寒之药为主。究其原由，正因他生活在第64、65甲子，经历的正是火风、燥火主事的大司天环境。
易水学派：
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宋金时河北真定人。亨年72岁。生活于1180年－1251年，24岁前运值第65甲子（1164年－1203年），正是阳明燥金大司天及少阴君火大在泉中；但他24岁后进入第66甲子（1204年－1263年），生活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之运中，所见多为寒湿流行之病；尤其晚年54岁到临终72岁时的15年中，更是太阴湿土大在泉主令之时，他的《内外伤辨惑论》和《脾胃论》也成书于这段时间。
李杲因其高堂有疾，诸医投药不济，以致其父死不知因，他痛悔自不懂医，方会丧父，遂跟师于易州的张元素，苦研中医，尽得其传并有所发挥。
张元素精通《内经》之运气学说，他曾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李东垣虽学医于张元素，但他24岁前和24岁后的学术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东垣试效方》说：“泰和二年，先师以进纳监济源税，时四月，民多疫疬，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如染之，多不救。先师曰：……省此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目而为肿盛……省，遂处方，以黄芩、黄连苦寒，泻心肺间热以为君……省，服尽良愈。因叹曰：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凡他所有病者，皆书方以贴之，全活甚众，时人皆曰，此方天下所制，遂刊于石，以传永久”。此方即活人无数的“普济消毒饮”。
当时21岁的李杲，制订清热解毒消肿的“普济消毒饮”时，正值阳明燥金大司天（1144年－1203年）主令，清、解、消的治法正合当时的燥火气运，所以可以“全活甚众”。
此清热解毒消肿的治法与其以后的反对寒凉、重视脾胃的观点迥异，皆因1204年以后，即李杲24岁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主气的时代。
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成书于1247年，《脾胃论》成书于1249年，均成书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1204年－1263年)主气的年代中。
他观察到当时贯穿于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皆是湿寒为病，脾胃损伤很多见，故提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由生也”。他认为内伤热中证也是脾胃内伤，元气不足，阴火炽盛所致，虽发热也不可投以清解之剂。所以李东垣在治疗上重视以甘温补益脾胃、升其阳气，以甘寒泻其火热，并认为“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其胃土耳”，故创制出了古今闻名的“补中益气汤”、“沉香温胃丸”、“调中益气汤”以益气、升阳、温中、祛湿。其法正符合当时的寒湿之运，故能得效。
总之，当时的一年四季，皆寒湿盛行，疾病的症状、治则、治法，与之前的大头天行流行的时代已完全不同。若非大司天改变，又如何解释呢?
攻邪学派：
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睢州在春秋战国时属于戴国，故自号戴人。因居宛丘较久，故有称其为宛丘者。享年72岁。约生活于1156年－1228年，正值第65甲子（1144年－1203年），乃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其12岁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燥火之气行令的大环境中。
金元时代到了张从正生活的年代，虽已运值燥火，热病较多，但医学界嗜补之习未尝改变，曾私淑刘河间的张从正，目睹时弊，痛加斥责：“惟庸工误人最深，如鳏洇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恶。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岂复计病人之死生乎？”。
他深研《内经》、《伤寒论》等经旨，通过对当时疾病的观察和医学实践，著书《儒门事亲》，认为治病应首论邪气，主张以驱邪为主，认为“邪去则正自安”，善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
可见，正是由于张从正所处的时代是燥火当运，才会热病较多，使其看到当时流行使用的温补之法,已不符合燥火运气下的疾病病机，因而成为时弊，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除病必须祛邪”的独到的见解，创立了攻邪学派。
丹溪学派：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因世居丹溪，故学者尊称之为丹溪翁。享受年78岁。生活于1281年－1358年，43岁前时值第67甲子(1264年－1323年)，为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43岁后进入第68甲子(1324年－1383年)，少阴君火大司天，阳明燥金大在泉。可以发现：他的一生所处的大司天，所主的都是风、火、热、燥的大气候环境。
朱丹溪30岁时，因母患病而读《素问》，始知医术；40岁时，听其理学老师许谦的劝勉而弃儒向医。他43岁前虽生活于67甲子，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是为风火主气的年代；但他43岁后正拜师罗知悌，踏足医学时界，正好步入第68甲子，为少阴君火大司天，阳明燥金大在泉，正是火燥行令的年代。
虽然其师罗知悌曾授其以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之学，然而，他从《素问》中悟知运气已变，认为当时“阳有余而阴不足”是自然界存在的普遍现象，人生活于自然界中，生理和病理也必受这一现象的影响，也会“阳有余而阴不足”。
所以，朱丹溪提出了与刘、李、张三家完全不同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有余便是火”及“相火妄动，煎熬真阴”的论点。朱震亨一反传统，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擅滋阴，因当时正时值第68甲子，气运已更替为火燥行令了。
在治疗上，他主张用滋阴降火法，将滋阴和降火结合，阴精虚而相火妄动者用“大补阴丸”，阴血虚而相火妄动者用“四物汤”加知、柏。朱丹溪还擅用吐法，并在吐法的应用中既承继了张子和吐法攻邪的观点，又吸收了李东垣顾护胃气的思想，同时处处反映出他对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认识。朱丹溪以甘寒滋阴，其用药不仅与当时盛行的《和剂局方》之好用辛香、燥热的原则相反，也与刘、李、张的方法有异。此并非他们的用药各有所偏，而是顺应了他们自身所处的不同的阴阳四时，各随了不同的五运六气。
温补学派：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代山阴会稽县人。享年78岁。生活于1563年－1640年，时值第72甲子（1564年－1624年），正值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乃寒湿用事的年代，故常以温补奏功。
张介宾撰《类经》、《景岳全书》等著作，在我国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其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精深的学识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后世有医家称张景岳为“仲景以后，千古一人”的杰出医家。
张介宾在其《真阴论》中云：“自余有知以來，目睹甘寒之害人者，已不可胜纪，此非時医之误，实二子传之而然，先王仁爱之德，遭敝于此，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歧之泽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
张介宾善于温补元阳，乃因当时的寒湿气运主导下，寒湿之邪致水亏火衰之病甚为多见，而刘完素、朱丹溪的火热之论已不再适宜，若继续使用已不符合当时的寒湿运气的寒凉之法，必会有“苦寒之害人”、“生民之厄运”的出现。其实，刘、朱与张介宾生活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运气环境，他们的论调相违，从运气学的角度去看，是不难理解的。
张景岳专重阴阳互根，善辨虚寒、擅用温补，时值72甲子，气运正是寒湿用事的大司天。
温病学派：
有三个代表人物。
吴有性，字又可，明末姑苏洞庭人。享年80岁。大约生活于公元1582年－1652年。吴又可42岁起，步入第73甲子（1624年－1683年），运值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正是风火行令之时。与现今的第79甲子运同。
崇桢十四年，即公元1641年辛已，即吴又可59岁时，疫病大流行，延门阖户，表现出一派火热之证，当时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经此一疫的历练，吴又可提出了“戾气”之说，著书《温疫论》，认为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翤后但热而不憎寒也。……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卫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这说明当时之温疫，多表现为邪在少阳半表半里。这与当时的风火行令正相呼应。
吴氏认为温疫病“乃天地间另有一种异气所感”或“感天地之疠气”而成，“异气”、“疠气”，皆为邪气，“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邪不去则病不愈，延缠日久，愈沉愈伏”，故祛邪乃是治疗温疫的根本大法。
吴又可在谈到《伤寒论》时曾说：“然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这也间接说明，到了吴又可生活的年代，温病远多于伤寒。运气已变，仍以伤寒论治，自难取效。所以《温疫论》实乃“应运而生”。
可见，吴又可论温疫时，正值73甲子，为风火用事，乃温病多发之时。其论点到74甲子火燥用事时仍行之有效，因风火与火燥之气相似。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享年79岁。叶桂生活于1667年－1746年，运值第73甲子（1624年－1683年）及第74甲子（1684年－1743年），第73甲子乃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属风火行令的时代；第74甲子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是为燥热之气行令。
他一生所处的两个甲子均是风、燥、火的大环境。其论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被总结在《温热论》中。不难发现，他能成为温病大家，乃顺应了当时的风、火、燥大司天的气运特征。
吴瑭，字配珩，号鞠通，江苏淮阴人，享年78岁。生活于1758年－1836年，他在三十几岁后才渐渐开始行医，46岁时步入第76甲子（1804年－1963年），乃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的运气中，正值火风主事之时。
吴瑭于嘉庆17年（1812年）54岁时出书《温病条辨》，专论温病的三焦证治，载述了十一种外感病，风温、温热、瘟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温、湿温、寒湿、温虐、秋燥，有九种都是温热性质的疾病，应该说这与他生活在火风主事的大司天运气中，所见多为温热之病有关。吴鞠通《温病条辨》对温病的病因、治法、组方和用药都以运气所论为指导，而及其所立方药如银翘散、紫雪丹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
综上所述：从五运六气大司天的运行规律与各学派创始医家生活的年代、学术思想来看，中医史上七大学派各代表医家各具特色的学术主张，正与他们生活年代的六气大司天主导的寒、湿、风、火、燥的气候特性相一致。
竺可祯曾提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呈现出寒暖交替的变化规律，包括四个温暖期、四个寒冷期。
伤寒学派之张仲景，生活于第二个气候寒冷期（公元初600年），偏于寒邪伤人而致病，故有张仲景的“伤寒”之治；刘完素处于第四个温暖期，强调火热之害，形成河间学派；明清时期处于第四个寒冷期（1400年－1900年），以张介宾为代表的温补学派应时而生；明清期间也出现过两个相对温暖期（1550年－1600年，1720年－1830年），温病学派的叶天士、吴鞠通生活其间，所以强调温热致疫。
由此看来，中医重要学术流派各代表医家的“寒温变迁”倾向，与气候环境的“寒温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吻合性。这些吻合性也间接说明一些重要学派创始人学术思想的形成，的确与不同的气候的变迁有关，而五运六气大司天的更替，正是气候变化的内在动力。
中医七大主要学术流派的用寒、用温、用补、用泻各有不同，各学派代表医家学术的观点的巨大差异，与六气大司天主气特征的更替规律，存在着紧密联系，两者相互呼应。六气大司天的更替变化，可能是中医各学术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顺应寒温变迁，各随不同的五运六气，各学派医家的出现，正是“应运而生”、“顺应天道”、“天人合一”的结果。
历史上有明确师承授受关系的医家之间，学术见解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皆因所处六气大司天已经不同。如朱震亨曾师从罗知悌，虽被授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之书，但因朱震亨醒悟到了运气已变，提出了与三家完全不同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正与当时的六气大司天规律相契合。
在七大学派中，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皆是因寒湿当令而兴起的医家，但张仲景力主外感寒邪伤人最甚；李东垣却强调寒湿之邪最易伤人脾胃；而张景岳则认为寒湿之邪更易伤人阳气。
因火燥、风火流行而兴起的医家，有刘完素、朱丹溪、张从正、吴又可、叶天士、吴瑭。但刘完素学术思想成熟时运值阳明燥金，主论六气皆从火化，善用苦寒泻下；而朱丹溪学术思想成熟时运当少阴君火，故强调阳有余而阴不足，多用甘寒滋阴；张从正却主张用汗、吐、下三法治疗各种内外邪气；吴又可则认为瘟疫袭人，从口、鼻而入，留伏膜原，主用疏利透达之法。
这些差异，或与其他因素如地域、战乱、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等有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综上所述，中医七大主要学派各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与其创始人所生活的大司天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和学习前人经验极为重要。
清代名医陆懋修对学习古人经验有独到见解,他说：“乃读其书不论其世，因而不知其人。辄谓如某者偏于凉，如某者偏于温。孰能知法固非偏，而不善用其法者之自涉于偏哉。此无他，皆坐不讲司天故也”。正所谓：“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我们在学习前人经验时，如果留意其所处的大司天环境，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其学术思想。
五运六气大司天的概念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帝日：上下周纪．其有数乎?鬼臾区日：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又云：“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天殃。谨奉天道．请言真要。”
天地之至数．五日为候．三候十五日为一气；二十四气为一年；六年天气循环一周．谓之一备。五岁五行迁转方尽．谓之一周；三十年七百二十气为一小纪；一千四百四十岁为六十年．又是一周，扩而大之．以六十年为一大气．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五运六气迭乘运转，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
以五运言．六十年为一中运．三百年为一大运．圆满十二运为一周．亦以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以五运六气推衍．其数相同。
为明此理，明朝薛方山先生作《甲子会纪》，追溯自黄帝命大挠作甲子，贞下起元，从下元厥阴风木运开始。以厥阴为下元，则少阴为上元，太阴为中元。又以少阳为下元，则阳明为上元，太阳为中元。若以黄帝八年起数，前30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后30年为少阳相火在泉，以此类推，至1984年为第七十九甲子下元之始。
大司天所主之病：
气之所主：
《天元纪大论》云：“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元。”因为三阴三阳是天地气机的代表标志与符号，寒暑燥湿风火是气机根本的内容，故云本也。此为古代哲人用之以推算天地间物质辩证的原则。
六气司天在泉之主病：《五常政大论》说明六气司天的主病如下：
少阳司天：
因为火气下临，肺气上从，产生肺病。由于大暑流行，产生肺热的病。如咳嚏鼽衄鼻窒疡症，寒热盱付肿的外症，心痛，胃脘也痛，火气厥逆，鬲气不通，而且病起暴速。
阳明司天：因为燥气下临，肝气跟着受制而病，因此胁痛目赤，掉举振摇，筋痿不能久立。阳气郁发，小便变赤，寒热如疟，甚则心痛。
太阳司天：因为寒气下临，心气跟着受制而病，因此人病寒气清冷。心虚热烦，嗌干善渴，鼽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气时降。善忘，甚则心痛。寒湿客至，故水饮内蓄，中满不食，皮皴肉苛，筋脉不利。甚至附肿身后痛。
厥阴司天：因为风气下临，脾气跟着受制而生病。体重肌肉痿，食减口爽，目转耳鸣，动摇掉举。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跟着受制而生病。喘呕寒热，嚏鼽衄鼻窒暑热之气流行，甚则疮疡燔灼，胁痛善太息。
太阴司天：湿气下临，肾气因此受制而生病。胸中不利，阴痿大衰，不起肾水的作用。腰椎疼痛，动转不便，厥逆上气心下痞痛，少腹痛。
其他在泉、主运、客运，均各有所主之病。
运用大司天可以解释的医学病例，累篇累牍，不可数记。《世补斋医书全集》中曾引钱仲阳、陈文中、丹溪、北宋东平苇汲、明汪机、费建中、清昆陵序在田、陆九芝等人治小儿之经验，证明其用药全合大司天之气运。
《伤寒论·伤寒例》云：“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此指在不同的司天之下，春不温，夏不热，秋不凉，冬不寒。
若是大司天，则在此60年中，气机亦同此一气：巳亥年不温，子午年不热，卯酉年不燥，辰戍年不寒，丑未年不湿。而大司天之理已由上所论可以证明并非虚构．实有其气．确有其物。
医者明此，则可以知当今属何大司天之气，以明白民所伤何气，当用何药以治之。才不会“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而辨证诊治方更落实，痊病有望。只是病有非时行之邪所伤，即上所述，也有时行正气所伤之伤寒、秋燥、夏暑、春温。
2015年，少阳相火大在泉开始当值
按照五运六气学说推算，2015年所处的四个层次的运气范围分别是：
大周（3600年之循环）是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大运（360年之循环）也是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大司天、大在泉（60年之循环），当前为第79甲子（1984-2044），是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
2015本年运气则是：金运不及，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可见，前三个大背景（层次）的运气格局是热、燥、风、火。特别是主导因素大司天，为风火相煽格局。故在此局面下，地球变暖是肯定的（西方科学谓之全球变暖是因环境污染造成，笑谈），温热病多亦是必然的。
1984年后，常有火热性质的疾病流行：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禽流感、猪流感等。用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白虎汤，温病学家的银翘散等仍然有一定疗效。推究其因，原来张仲景、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都曾生活在风火或火风的运气环境中，与现今气运相似，疾病多偏温热，所以遵其法、用其方，仍能应验。
但是，现在虽处于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中，为风火之气流行之时，而“火神派”却悄然兴起，原因何在？细推其因，可能与现代人长期狂吹冷气、又贪凉饮冷、喜喝凉茶、衣着偏少、过度冬泳，加之现代医学抗生素的滥用，寒凉中药的过度使用等，使不少人的阳气已在不知不觉中损伤。阳气损伤，便有温补的需要，以大剂量姜桂附回阳救逆，是“火神派”的显著特点之一，所以“火神派”便有了存在的意义。可见，今日已非昔比，影响人类体质的因素远多于过去，与自然不协调的生活方式正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体质，不能忽视。但总体来说，热性病还是偏多，尤其是大的流行病和传染病，仍然有风火的特性，这与当今的大司天还是吻合的。
由于当前主导气侯的大司天是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而第73甲子（1624年－1683年）也是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二者都是风火行令，气侯背景完全相同，故当前疾病的防治应重点参照温病派的理论，如吴又可的《温疫论》，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
但另一方面，由于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现状，特别是严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已与古时大相径庭，突出表现在两个问题：
一是生活中过用寒凉。空调、冷饮、穿衣偏少，现代医学抗生素的滥用等，使不少人的阳气已在不知不觉中损伤。阳气损伤便是寒，而要温补就必须使用姜桂附。
二是饮食。膏梁厚味、饮酒等在造成内热的同时，也使人体内湿气严重。
故，仅这两个方面就会造成现代人寒、湿体质普遍增多，如青年夫妇不孕不育就是后果之一。它如熬夜致阴虚，竞争体制下压力大致肝郁等情志疾病也比比皆是。
因此，在气候为风火格局的大背景下，还有寒、湿的因素大量存在，故仲景之术仍然不可或缺，《伤寒杂病论》必然还会大放异彩。
大司天周期为60年（当前为1984年－2044年），大司天主要主前30年，大在泉主要主后30年。而2015年，恰是当前大在泉少阳相火当值的第一年。
明于此，在今后30年内防病治病时，在具体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既要参考本年度的五运六气格局，又要充分考虑大司天的风火格局造成相应的人体相火（及风木）偏盛的倾向，在辨证无误但方药无效或疗效不佳时，不妨在治方中加入大司天运气药，如病轻者加黄芩（及桂枝），重者再加柴胡、芍药（及苓、归、胶）。
（柴、芩、芍为专治少阳相火药；桂、芩、归、胶为专治厥阴风木药。）
当前大司天主病及证治
历代医家治方甚多，均可酌情选用。现推荐陈无择一方，仅供参考。
当前，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风火为病，经谓热病行于下，风病行于上，风燥胜复形于中，湿化乃行。
主证：中热，而反右胁下寒，耳鸣，掉眩；燥湿相胜，黃疸、浮肿、时作温厉。
方：敷和汤。
半夏五味子 酸枣仁 枳实 茯苓 诃子 干姜 陈皮 炙甘草 大枣
方解：
风木、相火偏盛为病，兼中有寒湿，治法不过泻火平木为主，兼温中祛湿而已。
方中半夏为君，半夏，顾名思义，夏之半也，夏之半，夏至也，乃一阴升起，此时生长，故其妙在引阳入阴之功（降胃逆、化痰等只是小其用），可引相火下行；五味子酸收，收敛相火；酸枣仁生用，能泻相火，又合炙甘草，酸甘以泻风木；干姜温右胁之冷；茯苓、枳实泄脾藏之湿；陈皮、诃子，醒胃悦脾；大枣补中。
方之加减：
证有右胁下寒，加牛蒡子，辛平润肺，又为干姜之使；证有中热，加麦冬以和阳，山药以益土；证有泣出、耳鸣、掉眩，加紫菀清金平木；证有黄疸而为浮肿，加泽泻逐湿，桅子清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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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1 1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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