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即“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
按照这一方针的本意,是中医和西医应该互相合作,取长补短,经过长期的努力,使二者在高层次上实现统一,形成超越中医和西医水平的新医学。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是以西方科学(包括西医学)为准绳研究、判定和同化中医中药,这就是五十多年来“中西医结合”所走过的路。
其实,早在20世纪初,“中西汇通”学派中影响最大的上海名医恽铁樵先生,在深入研究中西医后就得出了“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的结论。而恽铁樵先生又说:“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要实现“化合”,岂是一朝一夕之功!
然而,几十年来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却证明:在现阶段,中西医结合无论在理论还是在临床上,都只是有些肌肤表层上的接触,并没有真正的融合;西医理论和技术虽然很“先进”,但在目前还难以从本质上提升中医辨证论治的水平。
有专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医在中医临床中的介入,导致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思维的退化。一位从事了几十年临床工作的中医感叹地说:“现代临床中医师往往被西医病名牵着鼻子走,一见到炎症,马上就想到清热解毒,一说是心梗,就益气养阴,活血化瘀。”这样的辨“症”论治,渐渐失去的,是中医的精华。
尽管从理论上来讲,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其研究的主体都是人,将中西医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强强结合,优势互补”,理应找到可行的结合点。
然而从近几十年来中西医结合的发展经历来看,事情却并非纸上谈兵那样简单。尽管中西医结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取得过不少大大小小的“成果”,但从理论体系的构成和临床技术的积累情况来看,尚不足以证明一个在中医和西医基础上创立的新医学体系已经诞生。
几十年中西医结合的历史表明,中医与西医至少在目前还没有真正的结合,也就是说尚处于“男女初识阶段”,最多只是“恋爱的初期”。如果真的有了“爱情的果实”,中西医结合就已超越单纯的中医和单纯的西医,卫生部可能早就将全国的医院统统更改为“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新医医院”了。
因此,在目前这个阶段,中西医为何要“恋爱”、应当如何来“恋爱”、相互“爱慕”的是什么、以后如何走向“婚姻”等一系列问题尚未搞清楚的时候,就强行在中医药的教学、医疗、科研中过上了“没有爱情、没有办结婚证的夫妻生活”,难免就会造成很多“纠纷”、很多“争吵”和很多“痛苦”。
中医和西医在学术上还没有找到结合点的时候,就在教学上将两套课程交替向中医药大学生灌输,除了搞得他们晕头转向以外,还能有什么收获?最后也就是又多培养了一批不伦不类的“中医不精、西医不通”的大学毕业生而已。
中医西医这两种本来就有明显差异的学术体系,在还没有真正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就让其在中医药的教育、科研、医疗中广泛“混合”运作,实践已经证明这并非20世纪50年代人们所想像的那样,真能够按照美好的愿望“生根、开花、结果”。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医药高等教育将中医与西医课程“混合”开设,只会让大学生们“头晕脑涨”,不辨东西,最后以转向西医而告终,不断地培养出一批批“中医的掘墓人”;在临床中让一个人同时使用两套诊疗技术,只能使医生的大脑不停地“打架”,最后只会丢掉辨证施治而屈从于西医的“诊病治病”;在科研中搞“混合”,除了用小白鼠做些验证外,并没有创造出足以淘汰中医药旧理论的“新理论”。
这不是我们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不努力,而是当今支撑医学研究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还不能提供诠释沟通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体系语言的技术。所以,与其搞得如此的不伦不类,还不如在医院开一个中医与西医专家的“诊断套房”,一个房间是纯中医专家,另一个房间是纯西医专家,让患者同时接受中医和西医专家的诊疗,也就是说这种结合不在某一位专家的“大脑”中勉强地“结合”,而是在患者“体内”让它们自己去结合。
当然,这只是我开的一个玩笑,大家也别当真,如果觉得有趣,也不妨尝试一下这种经营方式。也许在未来,人类终会探索到中西医在认识论上的“共同语言”,但很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一代是很难想像的了。
我坚信:“保持特色、发挥优势才是中医药的立身之宝”。中医和西医相互交流的结果,只能互相吸取对方“能够为我所用”之处,最后化生出来的也只能是一个新的中医,或者一个新的西医。
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所以,大家根本不用忧心会产生出一个能够取代中医或西医的“怪胎”出来。真正使我们忧心的却是浪费了这么多有才华的专家,投身到了一个根本实现不了的“理想”中去;浪费了这么多的科研经费,却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成果出来,至多就是反复用现代方式证明中医理论的正确性而已。
中医与西医难以融合的深层次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医学体系分属于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这就是我们一直主张划分的东方科学体系与西方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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