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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种子”
说到“读书种子”,我们就会很自然想到明朝的方孝孺、钱允治,民国时期的叶德辉、陈寅恪,后来的钱锺书、季羡林。这种人不可能太多,但绝不可以没有,一个时代充其量也就是那么三五人,如同凤毛麟角,价值极高,弥足珍贵。
“读书种子”一词,出自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书种文种》:“山谷云:四民皆坐世业
,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也就是说读书特别多、影响非常大,且能在文化上承先启后的读书人。
就说方孝孺吧,在明朝开国名臣宋濂精心雕琢和陶冶下,“进修之功,日有异而月不同”。被称之为“明之学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称他“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明史·方孝孺传》记载,建文三年,燕王朱棣反。军师姚广孝曾跪求朱棣说:“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但最后,朱棣仍然把方杀了,还异常残忍地诛了他十族。有明一代,文化建设都不怎么样,没搞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出几个特别优秀的大师级人物,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如大搞“文字狱”的清代,大概就与杀了“读书种子”有关。
好在后来明末又出了个“读书种子”。钱允治,字功甫,家贫,文征明曾为其题室名“悬罄”,就是空无所有的意思。但他却极爱读书,极爱藏书,一有闲钱,马上用来购书,收录古文金石书凡数千卷。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功甫老屋三间,藏书充栋。白曰检书,必秉烛,缘梯上下。所藏多人间罕见之本。”《列朝诗传》说他:“年八十余,隆冬病疡,映日钞书,薄暮不止。功甫殁,无子,其遗书皆散去。自是吴中文献无可访问,先辈读书种子绝矣。”
清末民初湖南人叶德辉,政治上顽劣,生活上腐朽,曾逼令娼妓群相裸逐,大有殷纣遗风。但另一方面,他不仅书读得多,藏书宏富,而且在学问上颇有建树,著述甚丰,他的目录学《书林清话》,直到今天,依然是这一行的权威著作和必读书。1927年,闹农运的民众把叶德辉抓起来,章太炎听说后,赶忙发了个电报来求情,对革命党人说,“湖南不可杀叶某,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但电报到的时候,为时已晚,叶德辉已被“从快从重”。
人称“教授的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12岁就出国留学,在国外近20年,先后辗转于日、英、德、法等国的数十所名牌大学。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至少掌握了5种语言,精通佛学、哲学、儒学、史学和文学,被公认为是留学生中最杰出的“读书种子”。可是却没戴过一顶博士帽。因为他从来不以拿学位和博士帽为念,只要他自己认为这门课程已掌握了,哪怕再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学位戴上博士帽,他也不肯再呆下去。他回国后,梁启超引荐他进清华大学时,高度评价说,他虽然没戴博士帽,但比那些博士水平高十倍不止,他写的几篇短文,比我的著作等身更有价值。
钱锺书先生读了一辈子的书,一辈子都在读书,堪称中国现代难得一遇的“读书种子”,他在清华上学时,几乎读遍了清华图书馆的文史类藏书,而且博闻强记,他的名著《管锥编》和《谈艺录》,据统计,所引中外书籍就近一万种,被人誉为“文化昆仑”。他家里藏书极少,只有不多的两柜,大概是他大多数书都烂熟于心之故吧,有学生向他请教问题,他马上告诉学生,在哪本书的第几页可以查到,屡试不爽。令人叹为观止。
“读书种子”是培养不出来的,也与教育计划无关,可遇而不可求,但好的气候和土壤却有助于其出土发芽、开花结果。多出几个“读书种子”也是盛世气象,万一遇上了,理当格外珍惜爱戴,即便不以国士待之,至少也应给他提供一个宽松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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