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赵洪钧著《<内经>时代》

河间金栋

第五、九节，是讨论《内经》与儒、道这两大学术流派的关系。一般论医者往往重道轻儒，但赵洪钧却建议：“《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时代》70页）其次，第四、五、六、七、八、十、十三节则涉及阴阳五行等术数的形成史。讨论《素问》、《灵枢》各篇成书的古近不同。再者，第十一、十二节，将《内经》与新旧的医史文献比对，梳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样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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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钧认为；“要是学《内经》为了做医生，现在的《中医学基础》教材已经很好。它用现代语言比较系统、精炼地叙述了《内经》的主要内容，在大部分概念和论述上都比《内经》更全面、系统、准确。它避免了大量重复，统一了《内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适当补充了一些后世学说，因而使中医理论更完善。如果说其中比《内经》少了些什么，也只有两方面：一是《内经》中涉及到的非医学内容讲得少，二是基本上不讲‘五运六气’。”（《时代》27页）其实，《内经》中“非医学内容”很多。而这些旁支的文化现象却不是可有可无。近人廖平（1852~1932）《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即将《内经》析分为三门，有云：《灵枢》、《素问》“谓治皇帝学之专书。于其中分‘天学’于‘人学’，治天下、治病、为三门。治天下者为‘帝学’，阴阳五行家九流之一；言天道人身应天地者，专为‘皇学’；治病者，乃为医学专书，人‘艺术门’”（廖平晚岁患风痹，研究书，著医学作品二十余种。他的经学六变即用《内经》发挥《诗》、《书》之学。见钟肇鹏，《廖平》，收入贾硕先、戴大禄编《四川思想家》，成都：巴蜀书社，1988：503~542。评者以为，研究《内经》史，廖平的作品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通检《内经》白文，的确会同意在治病之外，《内经》有“治天下“等其他内容。廖平撰《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新解》的序说得最清楚，顾不烦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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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作喆 《万简》云：《内经·素问》黄帝之遗书也。学者不习其读，以为医之一艺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医国，至言妙道存焉。桑悦《素问钞序》云，《素问》乃先秦战国之书，非岐黄手笔。其称上古中古，亦一佐证。玩其词意，汪洋浩瀚，无所不包。其论五脏四时收受之法，吕不韦《月令》祖之。其论五气郁散之异，董仲舒、郭景纯灾异祖之。其论五藏梦虚所见之类，《楞严经》说地狱仿之。论运气则可为历家之准则。论调摄则可为养生者之龟鉴。扩而充之，可以调和三光，燮理阴阳，而相君之能事毕矣。岂特医而已耶！（廖平.灵素五解篇.成都：存古书局，1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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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与其他学术的关系，不一定是前者影响后者。《内经》的内容，大都以为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如果《内经》有个“作者群”的话，那么治病之外内容的作者是谁呢？

《时代》一书就《内经》各篇内容分为8项：（1）养生之道、人与自然；（2）生理常识；（3）病因病机；（4）诊法；（5）诸病；（6）经脉针灸；（7）运气；（8）学医态度。赵洪钧说：“上述分类最使人疑惑处即没有把阴阳、五行算作一个部分。”他认为，今本《内经》只有《素问·灵兰秘典论》与《灵枢·肠胃》与阴阳五行无涉，余则篇篇不离阴阳五行。所以，《时代》以为：

把阴阳五行说成《内经》内容之一是不妥的。阴阳五行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有了它，尽管各篇错乱重复，矛盾之处举不胜举，仍不失为一个整体。没有它，《内经》只剩下一堆零碎的臆测和经验知识。（《时代》29页）

又说：

阴阳五行说是《内经》体系的骨架或框架。抽出这个架子，《内经》就委然脱地成为一堆零砖碎瓦。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大致上无往而不通。否则便基本上读不懂。（《时代》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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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内经》的医学技术是通过阴阳五行表述的，史家解读这些相关知识，亦必须“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赵洪钧又说：“《内经》中的阴阳说是离不开四时五行的。故应该说：阴阳五行四时者，天地万物之道也。读《内经》要时刻不忘这一基本概念。把三者分开有时就不知所云。”（《时代》32页）也就是说，古人论医理人身虽可以自成体系，但其认识背景却是天学。所谓大宇宙、小宇宙之间的类比便是此理。今文学者廖平晚年便专以《诗》、《书》，谓二经为“天学”，《内经》则为《诗》、《书》二经之师说，即因《内经》有大量天学的经文可以比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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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钧建构《内经》时代的阴阳五行有四个阶段：

第一、先有五行相克（胜）说的滥觞，时为晚周之际，至西汉前半期大致完成。此时，“《内经》的理论框架才具备”。（《时代》57页）

第二、阴阳五行说引进医学的关键是五行配五脏。赵洪钧比对《春秋繁露》、《白虎通》、《月令》等经典，得出《内经》五脏、五行与今文经说的可能关连，推测祭脏五行化出自儒家学说，“《内经》的五脏说，最初并非出自医家，而是从古礼中来。”（《时代》72～73页）《内经》若干内容似与纬书想通。（《时代》64页）另外，《内经》七情说亦源自儒者，非医家所独创。（《时代》74页）

第三、五行思维中，五行与五方、五时的学说，赵洪钧则追溯汉代的天文学，指出“天文知识促成了五行相生说”。（《时代》85页）而《内经》论医理主要即天文术数的类推演绎，借用山田庆儿的话，这是一种“类型论式思考法”。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它如论何脏病，几日传于何脏，何日已，何日持，何日死，等等，亦多用阴阳五行的干支为说。读《内经》若于此处不略深究，则要么随文附会，要么不知所云”。（《时代》106页）今人否定阴阳五行，不识术数之学，援引“控制论”、“信息论”等大做文章，事实上已经偏离《内经》时代的轨迹。

第四、运气学说是《内经》术数体系的终结。（《素问》七篇大论疑为汉代作品，见廖玉群.《素问》七篇大论运气不同推算方式之分析.中华医史杂志，1994,24，（2）：78~84；李学勤.《素问》七篇大论的文献学研究.燕京学报，1996（新2期）：295~302）赵洪钧断定，“七篇大论”加入《内经》肯定在唐代。其成书时代不会早于唐中叶。”（《时代》121页）他对以上所述阴阳五行的流变史有一个人评价：

作为自然哲学，其积极作用在两汉已发挥尽致而告终。他们在医学上的意义，也至迟在唐代，随着运气学说的完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时代》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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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运气学说将医学造成了“完全是一个先验的、机械的封闭体系。”“‘七篇大论’基本不讲望、闻、问、切。论治病之道而基本不靠感官收集资料，这种体系再庞大，再严密，终究是空中楼阁，沙上之塔。”（《时代》117~119页）

除此之外，赵洪钧也论述中医三阴三阳与《易》说的关系（《时代》132~140页），《内经》讲八风占术，有比附五行五帝的阴阳二十五人相术。（《时代》161~162,200页）这些繁复的术数之学，适与大陆医史界弘扬医历史“成就”的主流格格不入。赵洪钧却说：“现代医家都耻于同迷信术数家并列了。古人并不这样看。孙思邈就说：“‘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也。’他主张大医要学习阴阳禄命、风角、星占、六壬、八卦。”（《时代》160页）他又说：“1957年，医界曾发生什么东西是中医理论核心的争论。起因是一部分西医学中医者提出脏腑学说是核心，随之涉及了五行存废的问题。这仍然是不懂《内经》的缘故。”（《时代》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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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术数思维是《内经》的“统帅”、“灵魂”、“骨架”，但近代中医皆以为其“掺杂了大量的唯心主义成分”，而贬抑《内经》经典的地位。赵洪钧说：

“近代阴阳、五行、运气存废之争受近代整个学术潮流影响，总的倾向是持否定态度者多。故虽有恽铁樵、杨则民的杰出成就而终不能挽回趋势。结果，近代中医界对古代经典的态度普遍是批判《内经》而崇尚《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在近代也日渐衰微。”（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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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是史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医学“史”的研究，并不等于从事医学或生物的研究。差别在于：人观察自然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时可以划清界限的；但人考论历史时，研究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些《内经》研究者否定阴阳五行，亦在“真个学术潮流”拒斥术数之学的浪潮中。所以，与其说术数识唯心玄说，迷信不经，倒不如把术数真正的内容搞清楚。用赵洪钧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内经》时代，用“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

评者以为：今后之学子欲探索《内经》的方技世界，都必须以这册《内经时代》为垫脚石，重新解读《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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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经》史的重建

赵洪钧重建《内经》成功，在于他准确地掌握该书的精髓，亦即，失去阴阳五行术数的《内经》史，便失去了整部书的整体。再者。赵洪钧也重视《内经》时代医学的多系发展。近人攻击《内经》经典地位，在晚周两汉并不存在。谢利恒便指出：

《素问》非古代医家之金科玉律也。仲景《伤寒》，自言撰用《素问》，而书中曾未引及《素问》一语。可知证脉方药，医家自有真传。如《素问》之注重学理者，不过借资参证耳。自宋以后，言《素问》者始见多。明以来，乃更奉为天经地义而又益之以《灵枢》。（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台北：199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