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国）学经典十三经

河间金栋

2、《河图》、《洛书》与《周易》是什么关系？

《易•系辞传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汉•孔安国：“《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其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
唐•孔颖达《正义》：“《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筹是也。”

河出图：传说伏羲时，黄河里出了一匹神马，背上画着图，伏羲就照着此图，画出了八卦。河，指黄河。
洛出书：传说夏禹治水时，洛水出了个神龟，背上刻有文字，大禹就照此写出了《洪范•九筹》（治国的九中大法）。《尚书•洪范》：“天乃赐禹洪范九筹。”

圣人则之：指伏羲依（效法）《河图》、《洛书》画出了（得到了）八卦图，夏禹依（效法）《洛书》写出了（得到了）《洪范•九筹》。

《河图》《洛书》，过去认为很神秘，在今天看来，它们实际上只是数学中一个分支，通常叫它为幻方或魔方。南宋数学家杨辉称之为“纵横图”，国外则称之为幻方（magic Sq uare）。二者虽为幻方无疑，但它的意义却不能忽视。

《河图》《洛书》，究其本源，实为数学中的一支。先在它们的问世，被古人加以神化；后又在历史过程中，被《易》学们加入了五行、阴阳、四时和方位之说。一方面是科学内容丰富了，更能进一步说明节气、阴阳与万物生、壮、荣、衰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则使人恍惚迷离，陷入迷信的成分也加多了、加深了。有所得，也有所失，看来也是一条规律。

有学者认为，《易》来源于《河图》《洛书》；也有学者认为，《河图》《洛书》来源于《易》。实际上，《十翼》在解释《周易》时，引进并加入了《河图》《洛书》的内容，也就是说《周易大传》里包括了《河图》与《洛书》，即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易道深，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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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当代著名易学家、中医理论家杨力教授《周易与中医学•第十三章-河图洛书与中医理论•第一节-河图洛书图解》说道：“据言《河图洛书》出自宋•刘牧的《易数勾隐图》。
《河图洛书》是两种数字图象的合称。

关于《河图洛书》的来源，相传《河图》为龙马负图，《洛书》为神龟背图。即言远古时期，伏羲氏据龙马蓝图治理国家，夏朝，大禹据神龟图案治水。即《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之据。河，指黄河。洛，系洛水。相传八卦出于伏羲氏，据后人传曰：伏羲时，有龙马出于河，身有文如八卦，伏羲取法之，以画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文字，禹取法之，以作书。《广博物志》十四引的《尸子》：‘禹理洪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墨子•非攻》载：‘天命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缘图。’

河图洛书究竟出自何书？

《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明伏羲八卦出自河图、洛书。记载《河图洛书》最早的文献是《尚书•顾命》，其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即河图与大玉、夷玉、天球（三种天体仪）同列于东序。《河图》在此书中被记载为系一种为龙马负图一样的玉仪，在周成王时与大玉、夷玉、天球共陈列于东厢祭室。故《顾命传》曰：‘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汉书•五行志》亦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而陈之，《洪范》是也。’

易图为易学的主要内容，易图包括符号与图象两个内容。

符号指《易经》八卦、六十四卦，图象则有《河图》、《洛书》及先后天图，皆为《易经》的主要内容。其中，符号源于殷周时期，而《河图》《洛书》先天图等传统皆认为图早已佚失，后经道家藏匿得以保存，至宋方由陈抟推出。刘大钧先生考证，根据1977年，阜阳县双古堆发掘的西汉汝阳侯墓，出土文物‘太乙九宫占盘’的‘洛书’记载，以及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六十四卦先天图排列，证实了《周易》图说在西汉初即已有之。再则《河图》数字起导于《易•系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洛书》最在记载于汉•郑玄《乾凿度》也可说明（刘大钧•《‘图’、‘书’二学与西汉古易》载于金文杰《大易探微》序言）。如是说明易图学说源于《易经》，发展于汉代，推出于宋元，是易学的主要组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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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易》与中医

3.1援《易》入医始于何时、何人？

中国古代医学与《易》学相通之处甚多，到底是援《易》入医，还是“医”中有《易》，恐难一一剖析。有学者认为，或是援《易》入医，那么援《易》入医始于何时、何人?

由于《易》道广袤深邃，无所不包，所以先秦诸子百家无不从《周易》中汲取养分以充实自己，当时的医家也不例外。据史籍记载，医家运用《易》理解释病因病机，比孔子援《易》而创立“中庸”主义还要早。《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昭公元年相当于公元前541年，此时孔子才10岁，而春秋时秦国的医和已经知道引用《周易》蛊卦的卦象来解释疾病形成的原因了。蛊卦的下卦巽为长女、为风，上卦艮为少男、为山，所以这是长女迷惑少男、狂风吹落山上草木的象征。

可见，援《易》入医者，或始于春秋时之秦国名医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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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周易》与中医经典《内经》

3.2.1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对《内经》的影响（见于高校教参程士德主编第二版《内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中医药学在其学术体系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医疗经验上升为医学理论，进而形成学术体系的过程中，总是要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影响。在战国秦汉，代表先进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思想，自然为医学家们所接受，并作为理性思辨的工具，来整理丰富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知识，构建中医的医学体系。

   

战国秦汉时期，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许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当时哲学思想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其理论载于诸子，特别是对《周易》的阐发，其中的《易传》“十翼”，阐发对自然、社会普遍规律的认识，除儒家的政治观和伦理观外，还融进道家和阴阳家的天道观。古代哲学对《内经》学说体系形成的影响，主要是思维方式，而《周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⑴ 观象明理和思维模式化：  

观象是思维过程的起点。  

   

人们运用感官直接感受或体验事物之象，最初直观比照，随着思维能力的发展，提出“观象玩辞”、“观象蕴意”，引出道理和原则，并发展为“观象明理”。这个“理”是指事物的功能、作用和运动方式，也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藏象学说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参与下形成的。思维模型是人们按某种特定目的，对认识对象所做的简化描述，是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周易》思维模式化倾向很明显，有阴阳、三才、四象、河图、洛书、八卦等模型。《内经》在医学理论形成中，受《周易》思维模式的影响，也建立了多种理论模型。如在藏象方面，有阴阳模型以论脏腑、气血、营卫，有三阴三阳模型以论六经，有五行模型以论五脏等。在病机方面，也有疾病部位的表里模型，疾病性质的寒热模型，疾病发展态势的邪正虚实模型等。模式思维是中医进行理论和临床思维的重要方法。

⑵ 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周易》最为系统、丰富的一种思维方式，对于《内经》理论和学术体系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影响。

①整体思维：整体思维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看待世界及一切事物，认为自然万物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部分作为整体的构成要素，其自身也是一个连续、不可割裂的整体，同时又与整体不可分割，因而认为万物同源、同构、同律。如每个卦象同时具有上中下、初中末、天地人之义，反映了《周易》的天人时空整体观。这使当时的医学家们面对有关人体生理、病理与天时气候、地土方宜、社会人事相联系的大量资料，运用整体思维的原理进行阐释和概括，构建《内经》三才合一的整体医学模式，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并以三才为经，五行为纬，详为论述天、地、人诸事物的类属及其相互关系。

   

《内经》全息医学思想可能也受整体思维的启发。《周易》认为六十四卦贮藏宇宙全部信息，故《系辞》有“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之说，后世医易学家提出“宇宙大天地”、“人身小天地”，《内经》则有脉诊、目诊、耳诊、面诊等察局部而诊全身疾病的全息诊法。

   

《内经》全息医学思想可能也受整体思维的启发。《周易》认为六十四卦贮藏宇宙全部信息，故《系辞》有“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之说，后世医易学家提出“宇宙大天地”、“人身小天地”，《内经》则有脉诊、目诊、耳诊、面诊等察局部而诊全身疾病的全息诊法。

②变易思维：《周易》强调事物的变易属性，如通过爻象位置变化实现卦变，反映变化乃自然不易规律，在思维观念上指导《内经》作者，从运动变化角度研究人体的生命活动。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以“神转不回”论生命的有序变化，从变动不息研究疾病过程，病随时空而变，治随病变而施，这是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之一。

③相成思维：整体联系、运动变化，都要依赖其内部相互对待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来实现，即相反相成。

首先，相成的前提是相反，而相反之双方是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的，而且必须将它们约定在一个统一整体之中，如乾坤、刚柔、动静等，从而使阴阳划分为不同层次。《内经》的阴阳即处于相对独立的整体中，又分为多层次，目的是对人的功能活动依性质不同划列为层次不同的对立面，以便从相反功能的相互作用方式上，分析其相成机制和规律。

其次，相反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相成，和谐是相成的稳态表现。《周易•乾卦》彖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是事物高度和谐的境界。《素问•上古天真论》以“形与神俱”作为健康标准，《素问•至真要大论》以“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令其条达而致和平”作为治疗追求的目标。因而，守中贵和成为《内经》掌握生理病理、确定诊断治法及养生方案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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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阴阳学说-生命的对立统一运动观

阴、阳之概念，实源于《周易》，但未见有阴、阳二字之记载，在以后的《易传》中才大量出现。著名易学家、中医理论家杨力教授《周易与中医学•张序》说道：“‘阴阳’是《周易》经传的基本概念，亦是中国医学的基本概念，而中医学的阴阳观念实来源于《周易》。”

   

《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当时认识自然变化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有密切的关系。阴阳是对事物普遍存在着的既对立而又统一的正反两方面的概括，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运动是事物之间所以能变化发展的本源。古代医家就是在阴阳学说的影响下，运用阴阳对立统一运动的观点，来认识、分析人体生命活动、病理变化等规律，及其与自然界的关系，并据此而创立了生命的对立统一运动观的理论体系。

对立统一观念的产生及阴阳学说的形成（见于高校教参程士德主编第二版《内经》）

据现存文献记载，承认事物有矛盾对立观念的，首推《易经》。《易经》是一部占筮书，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和周人占筮的部分卦辞和爻辞，每一卦都是由“--”、“—”两爻组合而成的。所以“《易经》是把阴阳两爻作为两个最基本的‘对立’势力来看待的，《易经》中所有卦象的变化都归结为阴阳两爻的变化。周人运用六十四卦占问祭祀、战争、商旅、婚姻、生产等事情的吉凶祸福，而据以判断吉凶祸福及其变化，均视六十四卦中阴阳两爻的变化而定。这也就是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最终归结为阴、阳两种势力的消长。这正是最原始的关于‘对立’面及其变化的思想”（《中国哲学史》）。   

  

《易经》中的“对立”思想，不仅体现在阴阳两爻组成上，还反映在某些卦象的吉凶对立上。如泰卦和否卦的卦象，两者的上下卦象恰好相反。再从两卦的卦辞来看，泰卦的卦辞是：“小往大来，吉亨”；否卦的卦辞是：“大利君子贞，大王小来”。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也恰恰是“对立”的。泰否两卦的对立，也就是成语“否极泰来”的出典。   

  

《易经》的这种“对立”思想的产生，是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及“进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作出了八卦的。可见《易经》的阴阳对立观念的产生，很可能是从观察天象、地理的变化，以及人类男女两性，禽兽雌雄的不同中概括出来的。虽说“《易》以道阴阳”，然阴阳之名并未见于《易经》的卦爻辞中，在后来的《易传》中，才大量出现，可见当时《易经》也只是一个“对立”概念，尚未提出阴阳的名词。

  

阴阳对立概念的产生虽说较早，但作为哲学概念来使用，却比较晚。《易经》中虽然认识到泰与否、乾与坤、损与益等的独立性，但这种认识仍属感性而非理性。到了周人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阴气与阳气来解释自然现象本身的规律性时，这才上升为哲学的概念。如西周末周幽王时的伯阳父，用阴阳二气的斗争来解释地震现象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说明阴阳二气，是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的，阳要“出”，阴要“迫”，这种阴阳二气相互对立的趋势，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是地震的暴发。又如《左传•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对陨星现象，认为与吉凶无关，而是“阴阳之事”。  

   

当时对四时气候的变化，也以阴阳气的升降来解释，如“认为在冬去春来之际，气从地下向上蒸发，万物便出苗生长；如果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就不能茁壮地生长。阴气的性质是沉滞下降的，阳气的性质是蒸发上升的，这阴阳二气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就风调雨顺，否则就要发生灾难”（《中国哲学史》）。

      

从以上内容来看，可以说明作为说理工具，来解释自然现象及其变化的阴阳学说的雏形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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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易同源，即同源于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