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的标准不能评判中医 (刘明武《换个方法读<内经>·后记》)
“中医不科学”或者“中医不符合科学标准”,这一判断被相当多的人接受。实际上,这一判断是错误的。中医有自己的标准,不能用另外的标准来衡量。
中医的标准是什么呢?中医的终极标准是道。
《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展开讨论这句话,可能需要一篇大论文。简而言之,讨论天地万物,讨论人体疾病,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这就是道。
养生在于知道。《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其知道者……度百岁乃去。”这里的“知道”是两个单音词。知道,就是深知自然秩序,就是要在人序与自然秩序之间建立起和谐一致的相应关系。如此养生者,才能度百岁。
生病是因为违背了道。《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这一论断告诉人们,从道则苛疾不起,逆道则灾病产生。
治病如何治?平衡阴阳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偏颇之谓病。《内经·素问·三部九候论》所言:“无问其病,以平为期。”平者,平衡也;期者,期准,准则也。以平为期者,就是治病以平衡体内阴阳为准则。人体之内的阴阳在何处?在气血中,在脏腑中。
治病必须先识病,如何识病,在于知道。知道真的能够识病吗?《内经·素问·标本病传论》中有答案:“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
先秦诸子揭示这样一个事实:道,不仅仅是道家的立论基础,同时还是儒家、兵家、阴阳家、音乐家、建筑学家的立论基础。儒家以道论理,兵家以道论兵,阴阳家以道论历,音乐家以道论音律,建筑学家以道论建筑,《周髀算经》以道论奇偶之数、以道论勾股弦。《圣经》用上帝解释了两种理:宇宙演化之理与人生如何度过之理。《周易》与诸子以道解释了三种理:宇宙演化之理,人生如何度过之理,多出了一条发明创造之理。清楚了道无限的功能,再回头看《内经》中的以道论养生,以道论识病,以道论治病,以道论“百病之害”,“所以然”的奥秘就迎刃而解了。
道是无法用科学标准衡量的。相反,科学的作为恰恰应该接受道-自然法则-的衡量。
科学最根本的缺陷是本身没有价值判断。科学所追求的只是“是不是”、“真不真”。“是不是”不等于“应该这样”;“真”不等于“善”;经得起实证的也可能是祸害。例如侵华日军731部队,繁殖出的鼠疫是真的鼠疫,也经得起实证;731部队制造出的毒气是真的毒气,也经得起实证;用科学标准看,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大发明。但站在道的立场上看,这些都是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同样的道理,制毒者制造出的冰毒、海洛因也是真的,也经得起实证,可是,有谁说冰毒、海洛因不是祸害呢?所以,科学标准不是衡量一切的准绳。如果以科学标准否定中医,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否定。 在具体问题上,中医是讲究标准定量的。《内经·素问》在开篇第五篇《阴阳应象大论》里就出现了“权衡规矩”四个字。权,重量单位也。衡,秤也。规,圆规也。矩,曲尺也。权衡规矩,讲究的就是标准定量。诊病,需要标准定量;用药,需要标准定量;针灸,同样需要标准定量。
中医与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属于两种文化。中医与西医,各自有各自的标准,衡量中医只能用中医自己的标准。必须记住的是,科学并不是人类唯一之学。科学标准也不是可以衡量一切的标准。
东方与西方,有地理差异。东方人与西方人一有外貌差异,二有内在思维方式的差异。用一个标准衡量,就会产生极大的笑话。
一样的面粉,西方人做成了面包,中国人做成了馒头,面包与馒头的标准一样吗?
同样是吃饭,西方人创造了刀叉,中国人创造了筷子,刀叉与筷子的标准一样吗?
同样是婚礼,西方人进教堂拜上帝,中国人在自家堂前拜天地,两者之间可以相互指责对方的标准不对吗?
同样是证明c2=a2+b2,《周髀算经》与《几何原本》一是证明方法不同,二是步骤不同;《周髀算经》用三步就可以证明,《几何原本》的证明步骤则在十步以外,难道可以拿《几何原本》的方法来否定《周髀算经》中的方法吗?
同样是做人,西方人讲上帝,中国人讲道理,上帝是人格神而道是自然存在,难道可以用上帝之理否定道理吗?
馒头有自己的标准,婚礼有自己的标准,哲学有自己的标准,同理,中医也有自己的标准,中医只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
认识同一事物,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论;解答同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方法论;解答同一难题,可以创造出不同的器具,这就是东西方的基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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