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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小识
1、经文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
对经文中“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的解释，杨上善《太素·卷第二·顺养》注：“生、予、赏者，顺少阳也；杀、夺、罚者，逆少阳也。”王冰注：“春气发生，施无求报，故养生者必顺于时也。”
胡天雄《素问补识》说：“天雄按：《内经》作者托言黄帝、岐伯，故书中常常把摄生、治病和治国并举。本篇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灵兰秘典论》的‘以此养生则寿’、‘以为天下则大昌’皆是此例。班固所撰‘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也。此三句是着重于治国方面说的，和《礼记·月令》提出的要求，大抵一致，即‘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生而勿杀）；‘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赏而勿罚）；‘季春之月，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予而勿夺）。在当前生态平衡严重失调，并遭受到自然的相应惩罚以后，人们对春季的‘生而勿杀’这一要求，该会感到十分亲切和其迫切的。”
胡氏所言甚是，“故书中常常把摄生、治病和治国并举”，比其他注释更高一筹。下面谈谈自己的认识与看法。
2、小识
一年四时（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古代当政者“因天时，制人事”、“天人合一”以治国，在先秦古籍中多有记载，而且确实如此施行。
胡氏所云“和《礼记·月令》提出的要求，大抵一致”，指《礼记·月令》篇的内容，其依据一年的十二个月，逐月记载当月的天象特征，物候变化，所主的神与物，天子所宜的居处、车马、服饰、饮食和器具，应当实施的国家政令，以及国家政令违反时令将招致的灾害等。
“天人合一”是古代哲学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思想，其具体运用便是古人所说的“因天时，制人事”、“上察天时，下授民事”。《月令》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淮南子·时则》之内容相似。
《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飙风暴雨总至，藜秀蓬蒿并兴。”
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
先哲认为，当政者当顺应天时，春季是四季中万物俱生的季节，为少阳生发之气，当“因天时，制人事”予以庆祝从生、施予、赏赐等行春令以顺天阳之德；非予杀戮、强夺、刑罚等逆春令而行秋令为刑罚之事，所以古代之罪人多是在秋后问斩，以顺天时。
根据现代天文学的观点，《月令》一篇中的许多内容早已过时，而且不少内容已被证实是不科学的。天子依据天时、五行相配等的哲学思想而行政令，目前看来，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明显。
“生、予、赏者，顺少阳也；杀、夺、罚者，逆少阳也”，由于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目前之政令、法令、治国之措施，是不分天时的，当赏则赏、则予，当杀则杀、则罚。实际上古人也已认识到如此，如《春秋繁露·如天之为》说：“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杀人也，当生者曰生，当死者曰死，非杀物之义待四时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当行之理，而必待四时也。此之谓壅，非其中也。……天终岁乃一遍此四者，而人主终日不知过此四之数，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谷也。除秽不待时，况秽人乎!”
董仲舒这段话的译文：然而人事中应当做的，就是无所滞留，宽恕别人且又顺应天地，天道是阴阳并举，这就是把握适中。上天并不仅仅在春天生人，在秋天杀人，而是人该生的时候就叫他生，该死的时候就叫他死，上天生人和杀人并不专门等待四季的某一季节到来。而治理国家，怎么能拿长久滞留而又当立行的事，去等待四时的出现呢？这叫做壅塞，不符合中的标准。……上天一年才用遍这四季，而君主一天之内要处理的事情却不知道要超过这四件事多少，他处理事情不可像四季之理那样等待时机。况且上天要有利于人，不只是表现在谷物的生长上。除去杂草都不愿有所等待，更何况除去邪恶之人呢？
《内经》的作者们将治国的“因天时，制人事”、“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转嫁于治病与养生，在《内经》多篇中有所体现，从而提出了“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但不知对目前之医学养生是否仍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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