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论坛十八讲【zt-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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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2”概念原是指由中、美两国组成一个Group 来代替旧有的八国集团，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G2 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来的，此处为借代。

美西战争

在美国搞工业化大跃进的年代，所奉行的原则就是天大、地大，市场最大，资本家最大，政府对国内而言就是一个大号维持会。对这种模式，现在有一个词非常形象，叫做“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在当时，资本的趋利性在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环境下被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出来。那个时候，有许多像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成天在捣鼓着各式各样的“新发明”，其中大部分东西在发明出来以后，其实没什么实用价值，但少部分仍旧是有价值的。一旦这“少部分”可以赚钱的项目出来了，大伙就一窝蜂地从银行贷款或是自行发债券，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钱扔进去，一个产业就这样发展壮大了。再往后，随着砸钱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产品的价格就会不断被拉低，高技术也就变成“成熟技术”了，于是众人又开始四下寻找新的项目……总之，当时的工业化就是资本家们在利润的指引下，大踏步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现在美国的众多大财团，如洛克菲勒、福特、摩根等等，都是在那个时代发家致富的。而由律师、工程师等所组成的“中产阶级”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

这是从正面来说，那么从负面说呢？我们前面说过，英国的发展过程，其内核和美国是一样的，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前面提到的“资本兔子”定律。美国的“资本兔子”同样也是从“窝边草”吃起的，也就是剥削本国工人，方式依旧是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当时美国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是14到16个小时，最长的甚至达到18个小时，热狗、汉堡之类的东西之所以会在美国大行于世，就是因为在当时这些东西吃起来省事，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工人的用餐时间。要想进一步对当时工人的境遇有个感性的认识，您不妨参考一下日本电影《啊，野麦岭》或者我们中学课本上的《包身工》，再或者是最近关于某企业“N连跳”的相关报道。同样，“这里”有压迫，“这里”自然也就会有反抗。当初英国工人不堪忍受剥削，掀起了宪章运动，美国工人同样在1886年掀起了芝加哥工人大罢工，这次大罢工留给后世的遗产，就是8小时工作制以及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一方面，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工人在剥削之下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一方面则是私人资本无序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也就是我们最近常能听到的投资过热。19世纪末，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美国的采矿业随之开始兴盛，作为配套工程的铁路成为了当时最赚钱的“朝阳产业”。一夜之间大量的铁路公司冒了出来，1885年到1892年，美国境内一共修了万多公里的铁路，差一点占了同期全世界总里程的三分之一，他们所提供的运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需求。为了争夺一条线路的控制权，几家公司在老板的带领下常常会动刀动枪，打得血流成河，那架势和黑社会抢地盘没什么两样。在铁路沿线，中产阶级们购置了大批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形成了新的城镇。

大批同类型企业跟风上马，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最终大批铁路公司宣告倒闭，铁路沿线新兴的城镇由此变成了人烟稀少的“鬼镇”，最初给他们贷款的银行一下子多出了一大笔错账。银行的错账进一步引起了储户们的恐慌，于是大伙纷纷到银行挤兑，银行随之倒闭，进而引起更大的恐慌……由此，美国1890年经济危机宣告爆发了。到了1893年，1月到8月工业股票平均市值下跌近一半，一年内有600多家银行和信用机构破产，各类破产事件超过万起。换句话说，美国“资本兔子”的窝边草已经不够吃了，它需要找一块“远处的草地”。

和美国差不多同时起步的德国和日本，在这个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拓展自己的“草地”，德国人狂殴法国，日本则在1894年向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之后又向俄国动手，发动了日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德、日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或明或暗地受到英国的压制——此时亚欧大陆的战略格局是由英国所主宰的，任何新兴势力都自然要受到它的压制。

美国就要走运得多，它孤悬于亚欧大陆之外，而在它旁边，正挂着一个饱满多汁的软柿子——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洲。此时的西班牙早已不复往昔的光荣，就连本土都曾几次被法国人占领，这使它成为美国的最佳目标。在这以后，专拣软柿子捏就成了美国对外战争一以贯之的原则。在此以后的美国历次外战中，没有哪一场谈得上是在赌国运的，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输了的最坏结果也就是退守美洲大陆。这么说并没有什么贬损之意，其实恰恰是这种稳健的战略，成就了美国现今的霸主地位。

1897年，美国经济在危机之后开始复苏，但通胀的兆头也随之出现了。1898年，以“缅因”号战列舰被炸为借口，美国向西班牙开战。美西战争中的详情这里不再赘述，仅说结果：美国人从西班牙手里得到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夏威夷和菲律宾。1923年门罗总统的《门罗宣言》，在1898年之后真正成为现实——美洲成为美国人的美洲，南美洲成为美国人的后院，美国可以独享这里的资源和市场。而获得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其战略价值则相当于战国时期秦国获得函谷关。进，这些岛屿是美国兵进亚欧大陆（中原）的战略跳板；退，这些岛屿又构成屏护美洲本土（关中）的战略屏障。这样一来，对于亚欧大陆这一文明中心，美国就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多受其利，而不受其害。

以菲律宾为跳板，美国最先介入的就是亚洲事务。1900年列强瓜分中国，美国依托它的地缘优势，提出来“（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利益均沾”。就是说，不管谁从中国身上割下了好处，大伙都要人人有份。再直白一点，就是不管谁在中国获得了好处，都要有我美国的一份。这以后，在各列强的地盘上，美国人奉行的都是这种“利益均沾”的政策，也就是不去触及任何“地头蛇”的统治地位，只求分一杯羹。这样一来，在获得实利的同时，美国人无意间也在世界各地布下了众多“闲棋冷子”，在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布局最终演化成了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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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创新

从西班牙那里接手南美洲以后，美国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把这些地方作为新的州并入自己版图，也没有像欧洲列强那样，在被征服地区搞殖民统治，而是搞起了“体制创新”——通过软（拉拢）硬（武力）两手，在中、南美洲国家扶植亲美政权。

从中、短期来看，单纯扩大国土面积，对工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相反，给新并入的落后地区搞基建，会占用大笔资金，延缓工商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而新增加的人口又会增加国内的就业压力，搞不好，这些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甚至可能把美国好不容易消除的经济二元制又给弄回来。在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其实就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相对落后的东德地区拖了整个德国经济的后腿。

搞殖民统治，因为待在殖民地的不算是“自己人”，不用太负责任，所以成本能低一些，但还是要派驻军队和搭建殖民政府，来维持当地社会的正常运转。如果当地爆出饥荒之类的事情，为了维系统治宗主国终归也还是要管的，除此之外还要面对当地居民的反抗——就像当初美国人抵抗英国人那样。一旦经营不好，这些殖民地就会砸在手里，成为不良资产，不但不会带来赢利，还会从宗主国身上“倒吸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等国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被手里的殖民地“倒吸血”拖垮的。

通过亲美政权，美国的资本家可以很顺畅地在当地进行资本扩张，不一定是完全排他的，但最起码肯定能给予美国资本最高的优先级别。而亲美政权本身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资本扩张中也是有利可图的，这就保证了双方“合作关系”的牢固性，后来把持中国政经大权的四大家族就属于这个性质的集团。与此同时，当地社会的运转、治安维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美国人操什么心，这些是由亲美政权来负责打理的，只有这些国家内部出现不利于美国的权力更迭时，美国才需要加以干涉。而一旦这些国家内部出现重大变故，情况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美国人也可以相对从容地抽身退出，比如1949年退出中国内地，只要它主观上不想纠缠，就很难被拖住出现“倒吸血”的状况。总结一下，还是上一节的那句话：多受其利，而不受其害。

美国的这种“软控制”模式对比英国式的殖民地模式，运行的成本和风险都要低得多。同时，对比英国人粗暴的殖民统治，美国的这种间接控制，在道义上的压力的确也小了很多，至少看上去要“文明”了许多。这样一种“文明”的模式，再通过“民主自由”、“费厄泼赖”、“人权”之类的概念加以包装，就使得殖民地的上层“精英”以及知识分子们很容易会对美国人产生好感，在主观上愿意拉美国人进来取代欧洲人，而这些精英阶层的人往往又会成为建立亲美政权的人选，如此在“利”和“义”上都和美国人达成了一致，后面自然是大家合作愉快，皆大欢喜了。

在推行自己“新体制”的同时，对于某些战略要地，美国依旧采取了直接控制——“软控制”的成本低，但却难以做到如臂使指，对战略要冲，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还是直接控制最保险。1903年，美国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宣告独立。之后美国从巴拿马政府手中取得了巴拿马地峡的运河开凿权，1914年1月巴拿马运河竣工，除了经济上的好处之外，通过运河，美国海军的舰队可以快速地穿梭于两大洋之间，而无须分兵驻守两洋，这就等于是让美国海军的数量翻了一番。在运河竣工当年，美国立刻在运河区常驻重兵，先后建立了14座军事基地或要塞，并成立了“加勒比海司令部”，后来又扩大为“南方司令部”，巴拿马成为了美国的“保护国”。为了进一步强化对运河的控制，1915年美军又占领了海地，紧接着在第二年攻占了多米尼加，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处于伊斯帕尼奥拉岛上，这个岛和古巴之间的向风海峡恰好是美国东海岸通往巴拿马运河东口的必经之地。

美国的超级大生意

在美国人凭借美洲大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搞工业化大跃进的同一时期，处于欧洲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发展已经触到了“瓶颈”。他们的“资本兔子”也在不断长大，但他们是后来者，可以“喂兔子”的草地（殖民地），这个时候已经被先崛起的欧洲列强们瓜分光了。这就是一场零和游戏，你的盈利必然是别人的损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资本家而言只有战争一个途径，于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法、俄和德、意、奥在欧洲大陆杀得血流成河，双方的工业基础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受战争影响，正常的生产也搞不下去了，而物资消耗却在与日俱增。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截至1914年，全美共有工厂万家，产业工人700万人，年工业产值240亿美元，其中钢产量占到了全球产量的一半。在欧洲杀得积骨成山的时候，美国依旧选择了保持中立，不去介入欧洲冲突，它暂时还没有必要为了亚欧大陆的那几块殖民地和欧洲的列强们对立。

其实美国人在开战以后恐慌了几周，但这没什么，普通人对战争的恐惧本来也不需要什么理由，股市因此下跌也属正常。然而接下来，美国的资本家们很快就被来自欧洲的各种订单给“淹没”了——物资匮乏的欧洲国家只能向美国买东西了。1913年时，美国出口总额是38亿美元，国内有100多万人找不着工作，而到了1916年，美国的出口总额竟飙升到了55亿美元，你想从大街上招个人来打工已经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英法两国政府大批大批地从美国采购物资，从武器弹药、药品一直到钢铁、被服、粮食等等，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用黄金直接支付的，少量才会用到美国自己发行的国债支付——欧洲发行的纸币美国人这个时候是不认的。要是一时实在支付不起也没关系，可以先欠着，到了1916年，英国政府欠美国亿美元，法国政府欠亿美元，俄国和德国也都在向美国人借钱，整个战争期间美国的私人资本对外贷款达到了30亿美元。前面提英国崛起的时候，我们说英国是拿着大半个欧洲的钱和别人打仗，而现在则是大半个欧洲借着美国人的钱互相打仗。在政府大举向美国借债的同时，大批的欧洲资本则出于对战争的恐慌，纷纷流入了美国。

在战争开始的头三年里，美国就这样一面保持中立，一面大赚特赚。到了1917年，欧洲战场的胶着状态开始要被打破了，特别是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受内外压力所迫，不久之后不得不在1918年3月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这样一来，德国不但从苏联获得了一大片领土，还得以将在东线作战的德军主力调往西欧方向，战场上的天平于是开始向德国倾斜。而此时英法两国正欠着美国资本家60亿美元的贷款，如果它们战败了，这笔钱就只能打水漂了。因此，美国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加入战争并站在英法一边——保证资本家的贷款能被偿还。当然，原因不止于此，美国在参战前还从英法两国那里得到了大量政治、经济方面的承诺。参战之前，美国是在做生意，而参战本身，其实也是投资，是一笔大生意。这之后美国所发动的历次对外战争，基本上走的都是这样一个路数——打仗是在投资，投资就要讲低风险高回报，所以就要“专拣软柿子捏”。细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人其实很少会在硬仗恶仗中占到什么便宜，真正让它得着好处的战争，都是在“捏软柿子”或者是等“硬柿子变软”以后再去捏。

在美军宣布参战19个月以后，德国于1918年11月签署了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宣告结束。从战术角度看，这里面找不出太多出彩的战役，也说不上哪一方的士兵更神勇，不过就是两边在拼国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两伙人呆站着不动，互相丢鸡蛋。在1917年时两边的鸡蛋都已经扔得差不多了，德国原本因为结束了两线作战，情况能稍好一点。而由于美国这个超级母鸡的加入，战场的天平急剧失衡，德国人在鸡蛋扔尽以后，不得不挂着满身的蛋液宣布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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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战争中，美国共耗资370亿美元，阵亡万余人，伤万多人，相比欧洲各国动辄上百万的伤亡数字，这点消耗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与这一“低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高收益。在1914年开战之前，美国长、短期债务共计37亿美元，是纯债务国，到1919年战后，美国成了最大的债主，拥有40亿美元债权。在战争带来的旺盛需求的拉动下，美国的制造业开始了又一轮大发展，其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之前被称为“镀金时代”的工业化大跃进时期，美国由此来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汽车和电器从这段时期开始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普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州际公路开始遍布美国的国土，美国人“汽车轮子上的”生活方式，便是由此而来。

在政治上，原本由以英国为首的欧洲集团所主导的世界格局，开始逐步变成欧美“双核驱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中，起核心作用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当然，在那时“孤立主义”依旧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美国退出了由自己发起组建的国联。不去细究其中的细节，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上讲，这种选择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在当时美国还只是取得了发言权，还谈不上起主导作用，这个时候如果过分介入亚欧大陆的事务，会让自己“责”大而“利”小。如果刻意追求类似于“G2”之类的头衔，那就成了慕虚名而处实祸。

国家意志

如果把现代国家看成是一个生命体的话，那么它们的自我意志应该有两种类型——资本意志和国家意志。这里所说的“自我意志”，简单来说就是做事情的根本出发点。所谓资本意志，即做事情所考虑的是如何赚钱，其他的都只能算是工具和手段；所谓国家意志，即做事情所考虑的是如何维系现政权的稳定，有一点理想的则会考虑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开疆扩土，搞经济赚钱只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一。上面提到的搞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就是纯粹的国家意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体系里则是资本意志占主导，但也存在国家意志的“成分”，最终的决策往往是两种意志“中和”后的产物。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它的自我意志是几乎纯粹的资本意志。当时的总统胡佛是商务部长出身，国内奉行的是“原教旨主义”或者说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政府的屁股完全坐在资本家一边，扮演着大号维持会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各种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普及，工人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还多。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了，那么消费者的购买力也需要跟着提高，也就是说，要给老百姓涨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1929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曾经计算过：一个家庭要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需要2000美元的收入才行，但当时60%以上的美国家庭收入都达不到这个标准。需求和供应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就形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堰塞湖”。与此同时，商人们则通过各种方式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靠延期过长的赊账乱买东西，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其实和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是一个道理。

1929年时，德国正被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当年有一笔高达4亿美元的赔款已经到期，而德国却无力兑付。美国的银行在此前给德国和英法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这个消息引发了美国银行业的大地震，由于恐慌而造成的挤兑让美国的各家银行损失了17亿美元，总统胡佛和财长梅隆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了让银行业不再乱贷款，政府赶紧开始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原本高速扩张的实体经济因此开始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到10月股市出现“黑色星期四”，“堰塞湖”最终形成了滔天洪水。

在股灾中的投资者，割了抄底，抄了再割，最终血流成河，拖累了银行，银行收紧贷款又拖累企业，企业裁员，市场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反过来又进一步拖累银行……由此美国经济进入了著名的“大萧条”时期。在这期间，美国的经济规模整整缩小了三分之一，共有5500多家银行倒闭，万家商铺停业，美元在部分州已经无法流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来进行交易。在中西部农业地区则干脆爆发了暴动，老百姓们学习中国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占领了州政府大楼。

在一片萧瑟中，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登台了，用他的话说，他要么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要么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后面的历史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他很幸运地做到了前一条。

通常我们都习惯于把“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而事实上，当时凯恩斯和罗斯福总统的会谈并不愉快，基本上就是鸡同鸭讲，在会面后不久凯恩斯就离开了美国。真正忠实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其实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只不过德国政府的投资项目不是修桥铺路搞基础建设，而是大规模扩军。纳粹给资本家们创造出了有效需求，于是经济循环得以重启，德国因此率先“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现在许多知名的德国品牌，都是在那时被保住的，梅赛德斯那时造的是战斗机，而保时捷当时最著名的产品是坦克和自行火炮。

同时期的美国政府确实也搞了不少以工代赈的项目，但这绝不是罗斯福新政的全部，充其量只能说是应对眼前问题的一些技术手段，如果单凭这个说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那就有些太名不副实了。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历史最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它造就了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通过提高工人权益和福利保障把社会的收入结构从“金字塔”状变成了“枣核”状。从这点上看，罗斯福新政的提出，倒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之苏联模式成功的影响——当时美国的保守派在抨击新政时，就曾指责罗斯福总统搞的是“社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多出了两万多个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国家的经济总量在扩大，可消费能力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打个比方说，一个家产十万的中产阶级会买一辆汽车，但一个家产百万的富翁不可能“按着比例”去买十辆汽车，创造消费的主力应该是这些家产十万的人，而不是那些百万富翁。

而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具体手段，则是强化政府权力，跳过议会和最高法院，直接以行政方式来推动，用当时美国人的话说，就是“独裁”。注意，在当时独裁并不是一个贬义词，那时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在搞独裁，在他的治理下，意大利的经济状况非常不错，因此还受到了丘吉尔的热捧。美国作家，最有影响的广播媒体人物托马斯就多次公开建言：要罗斯福敢于承担重任，做美国的墨索里尼——当时的美国公众同样也非常推崇墨索里尼，不过他们非常反感其盟友希特勒，因为后者和美国的银行家走得很近，所以被“恨”屋及乌了。

如果用现在的人物来类比，和罗斯福当时的形象最接近的可能就是俄罗斯的普京。只不过现在的俄罗斯尚处于衰落期，而当时的美国国势正处于上升阶段。普京在接管俄罗斯以后，对国内的寡头施以重拳，而罗斯福上任，对美国的财阀同样采取了打压政策。具体来说，受到压制的包括金融界的摩根财团、米隆财团、大通财团，企业界的杜邦、通用汽车、通用食品、美国钢铁、标准石油、高露洁、海因茨，等等。当时政府要推行社会安全计划，同时要对大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征税。一时间众多学者教授纷纷对政府进行抨击，资本家则通过减少投资来和政府叫板，政府则通过媒体对资本家们还以颜色。1932年密歇根州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举行大罢工，联邦政府派来的军队干脆和前来镇压的州警以枪口相向，搞起了武装对峙。不仅如此，当时罗斯福在全美还掀起了“打黑”运动，通过联邦调查局和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民间组织狠狠地打击了美国的黑手党，社会治安由此有了大幅的改观。

这二位之所以能如此强硬，也都不单是源于个人的性格。普京是克格勃出身，背后是俄罗斯强力机关的支持。罗斯福的根基则更为深厚，罗斯福家族除了大小罗斯福叔侄两位总统外，第六任总统亚当斯、第八任布伦、第十二任泰勒、第十三任费尔摩、第十四任皮尔斯、第十八任格兰特、第十九任海耶斯、第二十二及二十四任克里夫兰共计八位总统也都和罗斯福家族有血亲关系。和普京一样，罗斯福也非常倚重于强力机关，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就是在他手里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副作用是联邦调查局和它的局长胡佛在后来由于权力过大变得尾大不掉，杜鲁门任时组建中央情报局，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以分权的方式制衡联邦调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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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当时的短期形势而言，其实罗斯福和普京的成绩也差不多——都只是遏止了情况急转直下的势头。对比德国和意大利，美国当时的经济情况其实并不好，经济指标只是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这里面还不包括就业率。到了1937年，美国又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衰退，当年工业产出跌落了40%，回到了1934年的水平。对比德意两国的“凯恩斯模式”，罗斯福新政更像是一剂中药——药效来得慢，但更有效。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迎来了一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模一样的机会，而这个时候美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将涌入的财富将不再是只让资本家们再发一笔横财，而是将造就一个新的霸主。

他山之玉

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写美国的崛起，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很多体制以及决策中的思维方式，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美国的霸主地位，影响着现在的世界格局。

除此之外，美国的崛起过程对今天的中国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由于美国一直以来对外的种种恶行，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中，很多人对“学习美国”都抱着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某些学者刻意贬低、丑化中国，抬高、美化美国，以及要求照搬美国现行体制言论，更是激起年轻一代对“向美国学习”的反感情绪。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硬件”上来说，中美两国的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有着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地缘上也都比较封闭——美国孤悬于亚欧大陆之外，中国虽然地处亚欧大陆，但核心区域的东面是太平洋，西面则被青藏高原和天山山脉所包围。相似的地缘环境，必然会使得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只不过，“现在”的中国并不等于是“现在”的美国，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美国身上找到。

我们再次简单来梳理一下美国崛起中的几个关键性要素。先说客观上的：

1. 地缘上孤悬于亚欧大陆之外，且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周围最初都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没什么像样的国家，所以在国土安全方面一直没什么压力。

2. 国土面积大，对经济活动的承载能力强。资源丰富，从农、林业资源到工业所依赖的各种矿产资源，没有明显的短板——拿石油来说，现在的新闻里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美国在中东兴风作浪，可它本身其实就是继沙特和俄罗斯之后，世界第三大产油国（论储量则排世界第十一位）。

3. 最初的美国人都是因为在欧洲实在混不下去了，迫于生计才移民到新大陆来的。从个人性格上说，这样的人一般都会具有吃苦耐劳和敢于冒险的品性，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前闯关东、走西口的老百姓身上就能看出来；从更大的方面来说，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初来乍到，社会上也就不存在太多业已成型的等级、框架，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强，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人的积极性就高，社会上容易形成良性竞争，让真正的精英脱颖而出，整个国家的精神是蓬勃向上的。这一点是同时期的欧洲所不具备的，在那边几个大家族的历史动辄就是几百年，社会上的各种资源都被这些根基深厚的精英集团垄断了，不同阶层之间很难流动。精英阶层没有新鲜血液补充，血统和智慧都是在近亲繁殖，不断退化，普通老百姓因为“玻璃天花板”的存在，脑子里琢磨的基本都是如何维持而不是奋斗，上上下下都笼罩着一层暮气。

4. 自近代以来，欧洲各国之间彼此打得昏天黑地，谁也没法分出太多精力去打美国的主意，相反屡屡为美国人做嫁衣：美国独立本身就是英法争霸的产物；后来法国人向美国卖路易斯安那，沙俄卖阿拉斯加，都是为了给英国人搅局；美国能打赢美西战争，得到南美和菲律宾，也是因为西班牙在欧洲的混战中已经被打残了；后来能够搞“利益均沾”，也是因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分歧给美国人提供了活动空间；而两次世界大战则最终成就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这几条是美国自身所没法主导的，可以说是凭运气，但剩下的几件事则完全是凭借其决策和意志完成的：

1. 完成了自身内部的两次大调整。一次是南北战争，除了避免国家分裂以外，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经济二元化的问题，为工商业发展扫清了道路。另一次是借经济危机，推行了罗斯福新政，让资本家们的贪婪有所收敛，分出部分利益使中产阶级得以壮大，优化了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周期律的影响。两次调整，一次是通过内战，一次是通过独裁政治，都是靠强制力完成的，和美国人现在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是美国崛起最根本的因素。

2. 在国家发展的初期，经济和政治上都保持了一定的封闭性。经济上通过关税壁垒，避免处于强势地位的欧洲资本对本国工商业形成冲击；政治上奉行孤立主义，不参与欧洲各国的纷争，不“选边站”，甚至退出国联。总之那时的美国经常是做“不负责任”的大国。

3. 创新。落后者向领先者学习这种模式根本就不是竞争的常态。我们常说的所谓“后发优势”，也就是把领先者早就玩明白了的东西拿来玩，其实只是在自己特别落后的阶段才有效，比如美国最初“山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等到了“不太落后”的阶段，就只剩下面对人家“先发优势”的份儿了——就像德国面对英国。这里所说的创新，一个是指美国所引导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另一个是指在对待亚非拉国家时，美国“软控制”取代传统的殖民统治。

4. 对外战争中基本上都只“捏软柿子”，从不去赌国运。这其实也可以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美国的对外战争其实是在做生意，这种稳妥的战略保证了它在历史上多数的“投资”都做到了低风险、高回报，最不济最后也能全身而退，保证“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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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得了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等一系列太平洋上的岛屿，同时开凿了巴拿马运河，使得美国通过海洋影响亚欧大陆事务时，获得了地缘优势，可以做到进退自如。

十月革命与“第三种选择”

从单个事件的规模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确实是一场空前（但不绝后）的浩劫——战争涉及亚、欧、非三大洲，波及15亿人，总共死了1000多万人。不过就历史影响而言，它只能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历史的改变不是在这4年里完成的，而是在这之前“积蓄、发酵”了好几十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战争其实就从来没有断过，而且密度越来越大。前面我们几次提到资本主义存在一个死结，即一方面资本家们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的存在，也就是剥削的存在，老百姓的购买力增长赶不上产品增加的速度。等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大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循环也就搞不下去了，这就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了。在当时，国家解决问题只有两种方法：要么冲内，去抢穷人，方式很多，最常用的就是通胀；要么冲外，通过打仗去抢别人，具体到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是去抢殖民地，这自然就是要打仗。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先后搞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效率大大地提高了，而与此同时，各国的资本家都在搞“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在当时，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远高于工人待遇提高的速度，需求和供给之间缺口拉大的速度因此大大加快。于是我们看见，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个都在高歌猛进，经济总量越来越高，工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而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经济危机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自然战争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一系列战争中的超级版本，是矛盾累积到最后的产物。

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俄国两种方法都走不通：抢穷人，穷人已经被压榨到极限了；抢别人，还打不过人家。两条路都走不通，最后就只能是系统崩溃了。新的系统是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建立的，具体过程我们这里同样不加赘述。需要注意的是，对苏联而言，共产主义其实还只是思想上的信仰，就经济运行模式而言，苏联经济其实应该算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具体一点说，苏联工人的劳动也是存在剩余价值的，但这个剩余价值不归哪个资本家，而是由苏维埃政权来统一调配的，通过行政指令的形式，这些剩余价值被用于公共事务或是投入到扩大生产中去，一切都是有序和可控的，所以资本主义周期律在这里也就不起作用了。而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运转中，搞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不考虑政治因素的话，彼此要做生意没什么体制上的障碍。对比搞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的这套体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与人之间，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公平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苏联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这又调动起了人民劳动的积极性——所谓“要公平还是要效率”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两样东西本来就不是相斥的。到后面搞战时共产主义也好，新经济政策也好，政治上列宁的民主也好，斯大林的集中也好，这些其实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苏联经济的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点从未变过。

那么苏联领导集体打算如何让国家经济从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过渡到共产主义模式呢？他们恐怕没有考虑过，准确地说是没有在国家的框架下考虑过。在列宁这批领导人对未来的构想中，资本主义在几十年以后就该入土为安了，届时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时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到时候也就不存在什么国家的概念了。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或者说，他们是为了共产主义而选择了苏联。这一点和我们老一辈的革命者是不同的，他们当初是为了中国而选择了共产主义。

上面这种说法放到今天听起来恐怕会让人感觉非常不靠谱，但放在1916年前后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就像所有的既得利益阶层一样，资本家们对哪怕只是轻微有损于自己利益的措施都是无法容忍的，资本扩张只能前进不许后退，而且还是用最原始的方式。在那个年头，随着技术的发展，打仗的成本越来越高，像无畏舰、重炮、坦克之类的东西实在太贵了，资本家要是不联合起来变成垄断资本，养科研机构、养军队、养政府，保证自己的存活和扩张，那只能等着被别人吞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在高昂的成本下已经打不起仗了，世界上能继续抢别人的也只有那么四五个国家，而当时全世界的领土，已经被这四五个国家瓜分得不多了，资本扩张到头了。也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资本主义国家就都会如沙俄一样走向“系统崩溃”。

当然，后面的历史没有按照列宁等人的预想去发展，他们所没料到的是，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又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资本扩张的空间又增大了。另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问题是，恰恰是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诞生，后面资本主义世界的游戏规则改变了。

由于出现了这么一个颠覆自己制度的模板，几个大国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了——大伙互殴说到底是求财，可共产党是要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列强们能坐到一起搞一个国联出来，首要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

不仅如此，随着苏联模式的成功，欧美国家内部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压力也开始骤增。1933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美共有史以来的最高选票。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在1932年的德国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三。1933年，美苏复交谈判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多次向美方承诺：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互相保证不支持旨在反对对方政治制度的一切活动——简单来说就是承诺不对美国搞和平演变。

在这种压力下，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慢慢开始在本国搞起了福利社会，可以说就是在资本主义里加入了一定比例的“社会主义成分”。到现在已经不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了，如今很多人都羡慕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羡慕的其实是人家体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加些题外话：所谓“福利社会”，用现在一句常提的话来说，就是财富的二次分配。说白了就是通过税收等渠道，从富人身上刮那么一点儿财富下来，通过社会福利体系，转给不富裕的人。在这说“一点儿”可能不恰当，现在欧美国家的福利搞得的确很好，不过这是基于其庞大的经济总量，按比例说，你肯定不能说他们是在搞社会主义。而能让穷人得到利益，说到底靠的不是富人们的良心，也不是靠法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些“福利国家”的经济体系都不是封闭的，所以穷人和穷人之间不完全是零和游戏。发达国家一直在通过“剪刀差”来从发展中国家压榨财富——其实还是没跑出“资本兔子定律”去，只不过这套体系做了优化，把本国的老百姓拉进来一起参与分赃。到后来苏联开始走向衰落并最终解体，欧美等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开始减弱，这种上层对下层的利益转让也就跟着逐步终止了，贫富差距再次开始拉大，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世界各国政治路线总体往右转的背景，这些是后话。

话说凯恩斯主义

如果有一个普通人生活在1939年以前，而他又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的话，那他眼中最成功的领导人恐怕不是罗斯福，而很可能是希特勒或者是墨索里尼。在当时一片萧条的环境下，唯独这哥俩统治下的地盘被搞得有声有色，工人们有活干，有面包吃。正文里提到过，当时德国的经济政策非常符合“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再直白一些说，在老百姓买不起东西的时候，由政府代替老百姓来买资本家的东西。

经济危机的成因，已经很明显：资本家们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而资本家的剥削使得老百姓的购买力增长肯定赶不上产品增加的速度。为什么说是“肯定”呢？这里列一个简单的等式看一下：产品价格=利润+成本，工人的工资包括在成本里面，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刻，社会上的购买力都是小于当时的产品数的。一个社会，实现完全就业的话，有能力生产100个单位的东西，但是可能只能消费80个单位的商品。剩下20个单位的商品卖不出去，企业就要控制工人数量，就不能实现完全就业，相应的就要有人非自愿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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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由于利润的存在，需求必然不足——要是考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情况就更严重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扩张性，生产规模在不断地扩大，等供需之间的缺口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生产200个只能消费掉100个，经济循环也就彻底搞不下去了，这就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了。

乍一看的话，既然有政府来买富裕出来的东西，那么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自然就被填上了，经济也就该正常运转了。但如果把政府人格化，会发现他所扮演的其实就是一个消费能力超强的消费者角色。工人的收入是工资，政府的收入是税收，都是记在“成本”里面的。所以前面提到的供需缺口不断拉大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唯一不同的一点是政府的信誉远强于一般老百姓，所以可以大量欠账来消费，也就是所谓的财政赤字。而随着供需缺口的不断拉大，政府的财政赤字也要跟着增加。

但政府的信誉也不是能长期透支的（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特例，这一点后面的章节会提到），赤字堆积到一定程度，政府信誉也会破产，可如果政府开始降低财政赤字，就意味着它减少消费了，靠财政赤字掩盖下去的供需缺口就会又冒出来……简单来说，凯恩斯主义其实就是把问题延后了，但在延后的同时，小问题不断堆积，最终就是一个大麻烦。轴心国们搞凯恩斯主义，最后便搞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解决的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虽然供需缺口的问题依旧存在，但确实缓解了许多。苏联搞国家资本主义干得更绝，直接向“利润”下手，所以供需缺口的问题彻底给弄没了。说到底，在20世纪早期，美苏解决的都是社会分配的问题，而后来恰恰是这两家取代了腐朽的西欧，成为国际格局新的主导力量。不去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单纯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发展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是缘木求鱼，甚至可以说是抱薪救火——经济发展越快，财富越集中，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

“二战”结束后，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击碎，随之终结的还包括西欧的殖民地经济模式，美苏忙着接收西欧的势力范围，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慢慢地成形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短短三年内击败国民党，并在1949年成立了新中国，这彻底打破了美苏对远东格局的最初设想。由此构成了朝鲜战争爆发的大背景，而在“三八线”上朝鲜南北两边的交战，则更像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

朝鲜战争始于美苏的“出人意料”，而其结局对它们而言同样是“出人意料”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半岛的胜利，不只是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格局，整个世界的格局也随之改变了，同时世人们也由此知道了，后面的历史将不再仅仅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来书写的。

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的主题是破旧立新。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击碎，随之终结的还包括西欧的殖民地经济模式。美苏忙着接收西欧的势力范围，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慢慢成型了。

从这个角度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国家实际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哪个阵营。德、日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它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破坏，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战后受到了新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又有战胜国驻军，德国连国土都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受限制，说它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虽然在战争中免于亡国，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体系所取代，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体系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所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为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层考虑来说，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

以此来推而广之，按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当时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全都受制于美国，以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代表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不但如此，如军警宪特这类强力部门，也都在政府这条线之外，和美国人保持着直接联系，仅从此说那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就可以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东北地区则由苏军占领[1]，新疆地区同样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那时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的学校教材都是苏联的，提到“首都”这个概念，孩子们想到的是莫斯科而不是南京；内蒙受外蒙古的影响，未来的走向同样飘忽不定；除此之外，英国人不光控制着香港地区，西藏地区也处于它的影响之下。即便是南京国民政府多多少少能够施加影响的区域，譬如蒋介石集团的江浙地区，李宗仁集团的两广地区，实力稍差些的阎锡山控制的山西等等，各个地区的地方势力也都与美国人保

[1] 1945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看似废除了众多之前与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如前所述，“二战”结束初期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段美苏接手西欧国家势力范围的历史，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同样也不例外。当时的中国空顶着一个“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名头，而实际又是什么样的呢？此处先来说中苏之间。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附件。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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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包含如下条款：“一、满洲里至绥芬河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十、上开铁路仅得于对日本作战时期供运输苏联军队之用，苏联政府有权在上开铁路用加封车辆运输过境之军需品，免除海关查验……十一、经上开铁路由一苏联车站至另一苏联车站过境运输，以及由苏联领土至大连旅顺二港口往返直运之货物，应免中国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十七、本协议期限为三十年……”在《关于大连之协定》中包含如下条款：“……为保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对大连为其货物进出口之利益获得保障起见，‘中华民国’同意：……三、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在苏籍人员中遴选于征得大连市长同意后派充之，港口副主任应照上开手续在华籍人员中遴选派充之。……五、由国外进入该自由港经中国长春铁路直运苏联领土之货物，与由苏联领土经上开铁路运经该自由港出口之货物或由苏联运入为该港港口设备所需之器材，均免除关税。以上货物均应用加封车辆运输。……六、本协议期限定为三十年……”

在《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包含如下条款：“一、为加强中苏两国之安全以防止日本再事侵略起见，‘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缔约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五、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中国政府，对于主要民政人员之委派，将顾及苏联在该区域内之利益。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为之。在该区域内之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为保障安全与防卫起见向中国行政当局所作之建议，该行政当局予以实行；如有争议，则此类事件应提请中苏军事委员会审议决定之。……六、苏联政府在第二条所述之地区内，有权驻扎陆海空军，并决定其驻扎地点。……九、本协议期限定为三十年……”

仅这三个附件，就意味着“中华民国”政府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就将白送给苏联一条铁路一个军港，外带一个旅顺市，而且一送就是三十年，而三十年之后早已形成既定事实，届时的结局也就不难想象了。持着直接的联系。蒋介石能做“总统”无非是因为江浙派系的经济实力最强而已，那时中国国内地域间的经济壁垒比之如今的欧洲国家之间有过之而无不及——试问现在谁会把欧盟看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这种事实上的分裂局面是除中国人民外，所有当事者都乐于见到的，美国人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打平衡牌让他们相互牵制的历史就是例证。如此发展下去，未来中国的领土主权会不会像德国、朝鲜那样出现法理上的分裂都是一件不好说的事情。

再进一步从经济角度来看那时中国的境遇。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日本向中国勒索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个赔款数额是当时的清廷根本拿不出的，怎么办呢？只能向列强们“贷款”[1]。从那以后中国的民脂民膏就被清廷以税收的形式搜刮一空，然后作为“战争赔款”的债务的本利每月在上海汇丰银行交割分配到列强手中，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途径由此完全被掐断了。这种贷款其实和民间俗称的“驴打滚”账别无二致，你根本不可能还清，中国成了列强的一台提款机。资本不断外流，无法在国内积累起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就都被堵死了。后来清朝被推翻了，可北洋政府继承旧债；北洋政府被推翻了，蒋介石政府接着继承——这是列强承认你的先决条件，所以中国工业化也就遥遥无期了。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这些人的意料，中国共产党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1] 1895年俄法与清廷签订第一个甲午赔款贷款，为期36年的4亿金法郎贷款，同时附带俄国在东北铁路路权和法国在云南的铁路路权。1896年3月14日英德与清廷签订第二笔甲午战争赔款贷款，1600万英镑，以清朝关税做抵押，其中850万英镑为日军驻扎威海卫的军费。1897年第三笔甲午赔款贷款由德法俄比提供，1600万英镑，用盐税和厘金抵押，但是俄国要求东北权益太多，法国要中国缅甸铁路权益，列强无法妥协，拖至1898年，由英德提供贷款，为期45年，这个贷款条件是德国占领胶州湾，法国占领湛江，俄国租借辽东半岛，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三笔甲午赔款贷款总值4300万英镑（加上几年后的庚子赔款则总值达6750万英镑），盐税、厘金、关税统统都被抵押上去了，清廷实际等于是在替洋人收税，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袁世凯上台后的“民国二年大借款”实际就是把前清铁路贷款的旧债重组由新政权继承了下来，于是这个新政权就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承认。后来北洋政府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后放弃了沙俄的债权，德国战败后协约国看在中国派劳工参加欧洲战争的面上，免除了部分庚子赔款，但是，免除部分不由中国支配，而是由列强支配用于中国，建立了清华大学和香港大学——用于培植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就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又解放了新疆和西藏，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一个个都被轰了出去。更“可气”的是，毛泽东竟然宣布“赖账”了，美苏等国既定的战略构想都因为一个新棋手的加入而被彻底打乱了。由此开始，中国内地的事务只有中国人说了才算。正是解放战争，才真正确立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应该是八年抗战加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不在于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并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为日后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最大限度的、不受限制的发展空间。

东北亚的“三国演义”

而在此之前的1945年，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南北两侧分别接受日军投降，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了各种控制区域。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几乎就是两德分裂的东方翻版，美国人从上海把李承晚势力弄到了美占区；1948年4月在南朝鲜宣布建立“大韩民国”，苏联作为应对，给北朝鲜松绑，在同年9月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自韩国、朝鲜建国之后，两边就都宣称自己才是朝鲜的“正统”，而对方仅仅是“窃取”了国家名器的“伪政府”，与自己不共戴天。“三八线”上，双方你来我往，摩擦、冲突不断。两国政府都忙着整军备战，以图统一朝鲜半岛。而苏美两国，则基本算是安于现状，因此韩朝两方虽然天天都在摩拳擦掌但都很难真有什么作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改变了远东的战略格局。美国在中国内地的势力被彻底驱逐了出去——美国政府提出承认新中国的先决条件是，人民政府必须承认美国在华的特权，并且要替南京国民政府还欠美国人的债[1]。

[1] 抗战结束后，除了与苏联签署了极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外，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后果更加严重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共计三十条，六十八款。这里仅摘录其中两条：“三、缔约此方对缔约彼方之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销售、分配或使用，或对输往缔约彼方领土之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但对一切第三国之同样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销售、分配或使用，或对输往一切第三国之同样物品之输出，亦同样加以禁止或限制者，不在此限。”这一条看似平等，然而中美生产力在当时存在天壤之别，这就相当于让刘翔和一个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同场“公平竞技”，最终的结局必然是美国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荡然无存。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对司徒雷登就只能说“别了”。某些人一直说新中国没有“法制”正是始于这里——毛泽东“赖账”是违反“国际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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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在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中苏由此开始就东北主权展开了拉锯战。中方利用英国、印度等英联邦国家将和中国建交的消息向苏联施压，同时在外蒙古问题上予以一定的让步（必须指出的是，自沙俄时代起，俄国就在开始经营外蒙古，之后苏联一方步步为营，而中国则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自1945年蒋氏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后，外蒙古问题已无可挽回，原因无他，国力使然），最终中苏在1950年废除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订立新条约，新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由此恢复了中国政府在东北地区的主权。然而这一条约还是留了一个尾巴：苏联同意提前归还长春铁路，不过“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苏联仍

再来看这一条：“五、倘缔约此方之船舶，由于气候恶劣或出任何其他危难，被迫避入缔约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时，此项船舶应获得友好之待遇及协助，以及必需与现有之供应品及修理器材。本款于军舰及渔船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之船舶亦适用之。”这和上面一条道理一样，中美实力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把两者放在一条起跑线上——美国军舰及民船在中国海港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中华民国’海军拿什么漂洋过海到美国去？更严重的是，旅顺大连驻扎着苏军，青岛驻扎着美军，而美苏争霸的局面业已形成，未来如果美苏开战则日俄战争期间旅顺大连的惨剧将在整个中国重演，即便美苏是冷战，哪个商人又敢在这样一个火药桶上投资呢？届时不要说外商，本国资本家也会尽可能把产业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国外去。

上面这些条款好歹还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到了《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干脆明说“中华民国”修建的青岛海军基地，没有美军允许他国任何船只不得随意停靠。除此以外，国民党政府在1945 年11 月21 日签署《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定》，1946 年9 月是《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10 月8 日《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12 月20 日《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7 年1 月《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9 月3 日《中美同意美军驻华换文》，12 月8 日《中美海军协定》。对比“一战”结束后山东主权从德国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不客气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对比之前的北洋政府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后者好歹还依靠“华盛顿九国公约”收回了青岛和山东的主权。

除《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条约之外，国民政府尚需偿还1942年向美国借贷的贷款5亿美元，按购买力约合现在500亿美元以上，而1945年国民党政府全部的黄金储备也就约合5亿美元，直到195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也才刚刚到50亿美元。除了旧债以外，国民党政府还曾在美国发行过不少国债，募集大量资金用来打内战。这两笔债加在一起中国是还不起的，按照西方国家惯常的手段，还不起账它们必然就会让你借新账还旧账，结果就是越还越多，越多越还不起……这笔“驴打滚”的债务将使得中国再次由于资本流失导致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无法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可以“借中国长春铁路调动部队”。斯大林的潜台词是：“我已经‘让给’了你巨额的利益，放弃了我‘应有’的权利，你如果连一条铁路上的调兵权都不肯答应，那就别做梦了。”自清末起百余年留下的窟窿，朝夕之间想填上，谈何容易啊。

中苏新条约的签署彻底改变了苏联的对朝政策：一直到1949年苏联还在反对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而到了1950年1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斯大林首次表态“可以和金日成同志谈谈”并表示“准备帮助他”。斯大林的考虑是：如果朝鲜胜利，则苏联在中国“丢失”的利益从朝鲜半岛找回来——仁川和釜山可以替代大连和旅顺港，且苏联可以通过朝鲜半岛，继续影响东北；而如果朝鲜失败，届时鉴于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中国将不得不请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港和大连，而长春铁路根据条约实际上亦“失而复得”。不仅如此，从地缘上说朝鲜半岛是日本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跳板，中间不过一个对马海峡而已，假如朝鲜真能拿下朝鲜半岛，苏联就有了进一步向日本伸手的机会，倘若那样，日本就不再由美国一家独占。而且，朝鲜的战事还可以牵制美国人在欧洲咄咄逼人的势头——北约刚刚在1949年成立。除了利益上的判断之外，此前国务卿艾奇逊关于朝鲜半岛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的讲话，也使得苏联对美国的反应产生了误判。

于是，朝鲜在事先未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于1950年6月25日凌晨向南发起进攻——中方是通过国外报纸才获得此消息的。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一路攻城掠地，韩国李承晚的军队节节败退。而在9月15日至28日，也就是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形势开始急转直下，人民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很快被瓦解，开始向北溃退，朝鲜政府不得不下令征召全国所有16~45岁的男性投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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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局势，朝方开始向外界求助。从本意上说，朝鲜更希望由苏联出手相助——朝鲜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从维护自身民族独立性的角度说，朝鲜对中国自然始终有所顾忌。但苏联却先由大使什特科夫“婉言拒绝”了朝鲜方面的请求，而后10月1 日，斯大林一纸回电，“请找中国同志相商”。当晚深夜，朝鲜方面与中国使馆联络，请求出兵相助。

原本一心一意准备解放台湾地区的中国政府，因美军于1950年6月27日进入中国台湾海峡，不得不将目光转投到朝鲜半岛[1]。中国政府的底线是：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这背后的道理是：若美国一味相逼，朝鲜军队最后必然要撤到中国东北境内——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时曾提出，“战事若继续恶化，朝鲜同志不妨将武器、物资等有组织、有计划地撤到东北，以便于重新进入朝鲜。最糟糕不过，金日成同志可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如果此时苏联再出兵东北，则之前中国辛苦谈判取得的成果将要毁于一旦，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让步变得毫无意义，东北主权极可能得而复失。

最终，在苏联未派遣空军提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仍旧在10月19日入朝参战——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首先是保卫东北主权之战。

再来看看同时期的美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向朝鲜宣战（6月30日），而是由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的宣言；同时美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6月27日），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地区。

美国政府同样有着自己的盘算，参与朝鲜战争首先是要保证对日本的控制，其次则是要顺势打垮中国内地的新生政权，使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和混乱中，以恢复自己的在华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得知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会如打了鸡血般兴奋。除此之外，中国是一个拥有近五亿人口的大国——这就是它的“原罪”，不管它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只要它保持了统一，就有可能走向强大。也就意味着美国（同时也包括苏联）多了一个潜在的对手，会在未来和自己争夺资源。

麦克阿瑟曾宣称，要利用强大的海、空力量封锁共产中国，“摧毁它

[1] 美国1950年6月27日入侵台海当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表示抗议；6月28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抗议美国干涉侵犯中国主权；9月30日，也就是仁川登陆十五天之后，周恩来又发表了一次严重警告……如果去查阅1950年6月底和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会发现中国一直在抗议的都是中国台湾事宜，而在“朝鲜”问题上并未表示要与美方为敌——如果中国真是主动要和美国交恶的话，那应该是在战争初期就出兵朝鲜，如果那样的话，麦克阿瑟根本不会有在仁川登陆扭转战局的机会。‘在一代人物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见《李奇微回忆录》）。这并非麦克阿瑟一个人的意思，而是美国政府中鹰派的观点。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分歧仅仅在于力度而不在于方向，不过是一个比较谨慎，一个比较疯狂而已。后来麦克阿瑟被解职，主要也是因为指挥战事不利，而并非是因为他对华的激进主张。由此，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就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旦朝鲜有失，那么不但东北的主权将受到威胁，偏居于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在此刺激下也必然要在美国的支持下卷土重来，而中国的境遇将重新回到1945年战后的状态。

资本意志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美国政治决策中的一条基本原则：“赢者通吃，在野者亦有利可图。”这条原则再进一步，就是国家要做一件事情，各个集团必须都有利可图，底线是不能有谁利益受损。在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之间，亦是如此。如果从几个方面判断，一件事情都有利可图，上下一心，这件事就可以推行下去；反之，则很难——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能以国家意志压制资本意志来调整经济模式是一个几乎不可重复的特例。

前面说到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动机，都是从地缘政治或者说是国家意志角度来分析，这里不妨再从资本意志角度来看一下。前面曾提到过，美国经济在战后一度出现了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问题。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到1951年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国家“复兴”，在控制受援国经济的同时，也为美国过剩的产能和产品提供了消费市场，受援国获得的美元贷款大部分都用来购买美国生产的食物和工业品，从而使美国的经济窘境得以暂时缓解。但这还不足以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膨胀起来的工业产能和产品全部消化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曾警告说：“1949年，世界有重新退回到30年代大萧条的可能。”1948年11月至1949年10月，美国出现了历时11个月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高峰时曾达到，GDP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美国决策层内部爆发了一场“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争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认为“大炮”和“黄油”不可兼得，而委员会委员凯瑟林却主张：通过扩军来为工业体系制造需求，只要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庞大的军费并不会影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其实就是纳粹德国式的“凯恩斯主义”的翻版。在国务卿艾奇逊和总统顾问克利福德的支持下，凯瑟林占了上风。最后诺斯选择了辞职，凯瑟林接任了主席一职。他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认同——这使大家都有利可图。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决策层来说，可以说是正中下怀。

1950年4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了第68号文件，号召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实行全面的动员。正是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后来创造出了美国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使它在美国的工业体系中占据了大到不正常的比例。这将对后世美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生态乃至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战争对经济的短期拉动效果是明显的。到了1952年，按杜鲁门的话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增加了100万以上的武装力量。现在有6100万人就业。工资、农田收入和商业利润处于高水平。我国货物和服务的总产出比去年增长了8%，大概是正常增长率的两倍。”

同样的道路，德国和美国却走出了不同的结果，这其实是因为“度”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打的都是“可控”的局部战争，没有一场是赌国运的全面战争，它的地缘环境和国力决定了它有条件这么干。

除了为自己的工业体系创出了需求，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欧洲和日本定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战后取得的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买单。可以说，朝鲜战争第一次让美国的政客们如此直接地以印钞票的手段实现了对国际框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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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体验”所留下的回忆却异常地糟糕，原因是那一次它的对手叫“中共”——在苏联没有大规模直接出兵的情况下（苏联空军曾秘密参战）；在动用了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并纠集16个仆从国的情况下；在平均每月消耗北约一年半物资的情况下，最终18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仍然被志愿军钉死在了“三八线”上，克拉克做了“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全世界因此都明白了后面的历史将是不会只由美国一家来书写的。

战后各方损益

对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而言，他们都没有“统一”掉对方，不过好在也都没被对方给“统一”了。和现在人们的印象恰好相反，在停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经济因为被纳入了由苏联所主导的“经互会”体系中，加上中苏常年给予的各类援助，经济状况其实还要好于韩国。相对北方而言，韩国就比较“倒霉”一些：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半岛的工业设施基本都集中于北部，南部则以农业为主，再加上后来战火的破坏，自建国伊始，这个国家就面临“底子薄、基础弱”的问题。停战之后，南北双方又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到了1968年还发生过“青瓦台事件”，因此韩国的军费开支长期居高不下。这样一来，韩国可以用来搞经济建设的钱自然也就比较紧。因为缺钱，后来韩国政府在经济起飞阶段，选择了以优惠贷款为主的模式对国内主要企业加以扶持，韩国的大企业多是在高负债的情况下运作的，1998年金融风暴之前，韩国的几家支柱企业负债率多在300%~400%之间，这就为后来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对中国而言，保障东北主权、保障新生政权的目标达到了。朝鲜战争之后，为了制衡美国在远东的扩张，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体系整体输出，中国由此开始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正是朝鲜战争让苏联相信，它的投入不会像美国援助国民党那样打水漂。最重要的是，朝鲜战争重新树立起了民族的自信心，很多身居海外的科学家选择归国投入建设，正是受了这一鼓舞。

对苏联而言，朝鲜战争牵制了美国在西方的手脚，减轻了苏联在冷战“主战场”欧洲的压力。但斯大林在远东地缘上的谋划最终没能实现，后来赫鲁晓夫提出要和中国搞“联合舰队”，其实还是想从中国得到不冻港，还是想部分恢复国民党时期苏联在华的利益，这成了后来中苏决裂的一个“起爆点”。

对美国而言，美国保住了韩国，以此为屏护，日本被牢牢地掌握在了美国手中。但同时，朝鲜战争中中国人的表现，也彻底断了它再次和中国正面交手的念头。后来在越南战争中，正是对中国的顾忌严重束缚了美军在战场上的手脚。而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也宣告了在台湾地区的蒋介石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东风”反攻大陆的美梦落空。

日本则是这场它所不能主导的战争的获益者，战争期间来自美国的订单成了日本经济重启的催化剂。更绝的是，战争停止在了“三八线”上，这对日本而言是恰到好处的：如果朝鲜半岛由北方统一，日本就是美苏争霸的前沿，那么前面提到的韩国的窘境就会落到日本人头上；如果美军一举攻占全朝鲜，日本成为美国的“后方”，那情况更糟，因为日本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就会下降，按美国最初的设想，日本会被“改造”成一个农业国。朝鲜战争止于“三八线”，韩国替日本顶着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美国则在经济上给日本“松绑”，使其得以重新工业化。

抗美援朝与“斗鸡博弈”

所谓“斗鸡博弈”(Chicken Game)，是博弈学中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两只公鸡狭路相逢，即将展开一场厮杀，此时有两个选择，两败俱伤或是一进一退。博弈论的研究表明，这种对抗的最后结果就是“只占便宜不伤命”，因为两只公鸡都负担不起你死我活的彻底冲突，在最后关头这两只鸡不会都采取进攻策略，但也不会都采取退让妥协策略。通常是一只鸡进，就占了便宜；另一只鸡退，肯定就要吃亏。在分析大国博弈时，这个模型常常会被用到。

这个模型可以得出这样几个推论：（1）一有对抗就宣传战争亡国论、战争恐怖论来主张妥协、退让是没有依据的，大国间在一般问题的对抗上不会导致最后的生死冲突，最后总会有一方做出妥协，一味地只是宣传战争亡国论、恐怖论，实际上就等于是在逼自己人妥协；（2）主张实力决定一切的观点也是不恰当的，即使一方的实力比较小，但只要全面冲突能给另一方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上面那个模型就成立了。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具备一定的实力，那么在合适的策略下，对抗国力强于自己的对手也是可以占到便宜的；（3）双方谁妥协都是这个模型的解，但要说双方一起妥协就共赢了，这是在自欺欺人。

在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美国曾扬言要使用核武器，毛泽东的回应则是，“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一句话：接着打！如今这种行为被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是战争疯子，是不顾人民安危的举动，但真实的历史是——原子弹最终没有落到中国人头上，相反中国在中美对抗中获利了，这是为什么呢？

从斗鸡博弈模型来看，双方在最后关头总会有一方选择妥协，而由谁来妥协，则取决于双方的决心与勇气，谁显示出的决心更加坚定，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所谓斗鸡博弈，说白了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并非是什么血气之勇，而是真正基于冷静、理性的思考，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博弈大师。

当然，要表示决心，并非是口头说说就可以了，一个无法让人信服的威胁是无效的。而口头的威胁是否会被对方相信，则取决于说话的一方之前的“信誉”。中国在1840年以来一直是在被动挨打，这就是说这段时期中国的“信誉”非常糟糕。中国政府之前曾反复警告：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出兵，但因为之前的“信誉”极低，这个威胁在美国人看来就是无效的，所以美军才会毫无顾忌地推进到鸭绿江畔，中国才不得不出兵。从这个角度说，抗美援朝也是为今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博弈储备了“信誉”。后来越南战争爆发，基于朝鲜战争所建立的“信誉”，中国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美国就必须视这是有效的威胁，不能越雷池一步。通俗来说，朝鲜战争就是中国给美国的一个“下马威”，有了这个教训，美国在以后判断中国的举动时就会理智得多，这样反倒对中美都有好处。

总之，言战并非就是冲动或是“愤青”，言退、言妥协也并非是理性和冷静。这个道理，过去适用，现在适用，将来同样适用。

大势不再

“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我们内部……”这句话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都是适用的……

对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而言，苏联其实已经越来越不足为虑了——虽然那时苏联的威胁被媒体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会降临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国人所主导的“金字塔”型分工体系的结构开始变得清晰且严密起来，并且西方世界大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总量在美国人的统一调配下成为实实在在的优势。两个阵营之间的实力差距从当年的两届奥运会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美国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借口，带头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结果不算苏联自己，当年参赛的国家只有80个，参与报道赛会的新闻记者共有5615名，比参赛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多。开幕式上，这80个国家里又有16个国家的代表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以奥林匹克五环旗替代，新西兰代表队干脆打了面黑色五环旗，有10个国家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干脆没出场，后来在获奖时这些国家也不升国旗、不奏国歌——借着奥运会搞政治对西方国家来说是轻车熟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还以颜色，也带头搞了一次抵制，但声势上要小得多，参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越南、蒙古、老挝、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门和古巴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