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思辨录

仰望杏林

甘  草
甘草中黄皮赤，确是心脾二经之药，然五脏六腑皆受气于脾，心为一身之宰，甘草味至甘，性至平，故能由心脾以及于他脏他腑，无处不到，无邪不祛。其功能全在于甘，甘则补，甘则缓。凡仲圣方补虚缓急，必以炙用，泻火则生用，虽泻亦兼有缓意。如治咽痛肺痿，火在上焦者为多。以其为心药也，甘草泻心汤，是泻心痞非泻心火，泻痞有黄连芩夏，甘草特以补胃，故炙用。炙用而以甘草泻心名汤者，甘草之奏绩可思也。
李东垣谓甘草生用泻心火，熟用散表寒。散表寒之方，无如桂枝麻黄二汤。自汗者表虚，故桂枝汤以桂芍散邪风，姜枣和营卫。无汗者表实，故麻黄汤以麻桂散寒，更加杏仁。然解表而不安中，则中气一匮，他患随生。故二汤皆有炙甘草以安中。表实与表虚不同，故二汤甘草亦分多寡。可见用炙甘草者，所以资镇抚，非以资摧陷也。东垣不加分辨，非示学人以准的之道。
东垣又云：心火乘脾，腹中急痛，腹肉急缩者，甘草宜倍用之。按小建中汤治里急腹痛，甘草炙用，病非心火乘脾。生甘草泻心火，而不治心火乘脾之腹痛。本经黄连主腹痛，治心火乘脾之腹痛，即仲圣黄连汤是。东垣之说，殊有未合。刘潜江发心火乘脾之义，而深赞之。邹氏又引东垣此说，以证栀子甘草豉汤之虚烦不得眠。不得眠岂是脾病。三君皆名家，而于甘草不细辨如是，真为不解。
王海藏谓附子理中汤用甘草，恐其僭上。调胃承气汤用甘草，恐其速下。按伤寒论无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之附子，腹满则加。腹满而加附子，盖以其为中宫药不可缺也。若恐附子僭上，则白通汤乃少阴下利用附子，何以反无甘草。至生用而不炙用，则固有义在。寒多之霍乱，非全不挟热，温中补虚，既有干姜参术，故加以生甘草之微凉，即别录除烦满，东垣养阴血之谓。以是汤用于胸痹，则生甘草亦因气结在胸，不欲其过守也。调胃承气汤，是治胃气不和之内实，以调胃为下，是下法之元妙者。舍枳朴而取炙甘草，以与黄硝一补一攻，适得调和之义，非止防其速下也。
海藏又谓凤髓丹用甘草，以缓肾急而生元气。窃谓亦非也。是方不知制自何人，名医方论云，治梦遗失精及与鬼交。医方集解云，治心火旺盛，肾精不固易于施泄。其方义之精微，则未有见及之者。夫元阴听命于元阳，元阳听命于天君。故心火炽而感其肾，肾感之而阳动阴随有必然者。黄柏靖肾中之火，防肾中之水；火不作则阳蛰，水不泛则阴坚。砂仁摄火土之气于水，而使肾得藏密。然心肾二家，交通最易，治肾而不治心，未善也。生甘草泻心火，宁心气。大甘为土之正味，且能止肾水越上之火（洄溪语）。集解治心火旺盛一语，实即用甘草之意。若梢能去茎中痛，则可谓之缓肾急，而甘草身不与也。
甘草与人参，皆能补中气调诸药，而仲圣用于方剂，则确有分别，不稍通融。姑举二方以明之，厥阴病有呕吐则兼少阳，仲圣法，转少阳之枢，多以干姜黄连并用，余已着其说于干姜。干姜黄连人参汤，是以小柴胡汤加减，乃舍甘草而用人参，几不可晓。夫不曰食入口即吐乎。少阳上升之气，得食即拒，难缓须臾。甘草甘壅，讵能任受。人参甘与苦均，为和少阳之专药，枢机利则食自下，甘草所以非其匹也。其舍人参而用甘草者。栀子豉汤治虚烦不得眠，若少气则栀子甘草豉汤主之。此在粗工，必以人参益气矣。庸讵知人参益气而亦升气，栀豉汤之吐，由二物一升一降之相激，得人参则升不成升，降不成降，挟其补性，反足窒邪。夫懊憹者反复之甚，少气者懊憹之甚，非元气之有亏，乃郁热之伤气。栀豉能吐去其邪，不能安定其气，此仲圣所以有取于甘平清心火之甘草，而人参亦不得跻其列也。
邹氏以黄芪桂枝五物汤为治下，治下制方宜急，急则去甘草而多其分数。桂枝加黄芪汤为治上，治上制方宜缓，缓则加甘草而减其分数。于是于血痹则但摘尺中小紧句为病在下，且别引本篇首条以证其治下之说。不思尺中小紧，下句身体不仁，谓为非病，宁有是理。本篇首条本与本病不属，况有关上小紧句，岂尺中小紧为病在下，关上小紧亦病在下乎。于黄汗则摘腰以上汗出句为病在上，且别引本篇第二条以证其治上之说。不思腰以上汗出，下句腰  驰痛小便不利，谓非下体，宁有是理。本篇第二条非本条之病而引之，则他条又有黄汗之为病，身体肿，汗沾衣等句，亦得谓但指上体乎。血痹篇尤注阐发宜针引阳气句，至为精审。黄芪桂枝五物汤，尤云和营之滞，助卫之行。亦针引阳气之意。经所谓阴阳形气俱不足者，勿刺以针而调以甘药也。引经语解此方，亦正切合。夫血痹者，痹在表不痹在里。以甘药代针，亦调其表非调其里。芪桂姜枣，甘与辛合，所以补虚而宣阳。芍药佐桂，则能入营而调血。去甘草且加多生姜者，不欲其中守而欲其解表也。甘草中又有斟酌如此。以非桂枝汤加减，故不曰桂枝加黄芪汤。然则桂枝加黄芪汤，可不于桂枝汤一致思乎。愚于黄芪已详著于方之义。甘草自是桂枝汤不可少之物，安得去之。桂芍减而甘草不减，则阳虚之与邪风有异也。邹氏不悟仲圣制方之所以然，而肆其臆说，疵  丛生，无谓甚矣。

仰望杏林

黄
芪

营气始手太阴而出于中焦，卫气始足太阳而出于下焦。营奉胃中水谷之精气以行于经隧，卫举胃中水谷之悍气以行于肌表。黄中央黄，次层白，外皮褐，北产体虚松而有孔，味甘微温，叶则状似羊齿，明系由胃达肺，向外而不中守。有外皮以格之，却又不泄出。独茎直上，根长二三尺，故能由极下以至极上。凡其所历皆营卫与足太阳手太阴经行之境，论其致用，则未易一二明也。

刘潜江疏黄芪，以治阳不足而阴亦不利之病，不治阳有余而阴不足之病，与阳不得正其治于上，阴即不能顺其化于下四语，最为扼要。其解内经阳者卫外而为固，阴者藏精而起亟，虽稍落宽廓而理固如是。乃邹氏以阳不胜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与卫外起亟，强为牵合。不知卫生总微论，以黄芪一味治小便不利，乃提阳于上而阴自利于下也。即经所谓起亟，刘氏所谓顺其化于下也。五脏气争之九窍不通，则是阴之争而非阴之不利，与此盖毫厘之差耳。

黄芪与牛膝，皆根长二三尺，别录皆言利阴气。惟牛膝一茎直下而味苦酸平，黄芪一茎直上而味甘微温。故牛膝利阴气，是下利其阴气。黄芪利阴气，是从阴中曳阳而上而阴以利。牛膝有降无升，黄芪有升无降，皆屡验不爽。刘氏谓黄芪先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邹氏谓黄芪能升而降，能降而升。此盖黄芪疏营卫之后，营卫则然，黄芪无此狡狯也。

凡药之用宏而不专主于一者，辨之不精，即致贻误。如黄芪补表而不实表，不实表故不能止汗。如人参之属，疏表而不解表，不解表故不能发汗。如麻黄之属，其亦能止汗、发汗者，则借黄芪疏通营卫、调和阴阳之力也。金匮方黄芪无不生用，后世多以蜜炙。然遇中虚之证，炙使向里，尚无不可。陈修园乃更分为盐水、酒、醋诸炒法，则大拂其性矣。

缪仲醇谓黄芪功能实表，有表邪者勿用。岂知黄芪惟不实表，故表邪亦有用之者。如本经之排脓止痛，金匮之治风湿、风水、黄汗，皆堪为不实表之据。若伤寒之邪，宜从表泄，黄芪虽不实表，而亦无解表之长，且有补虚羁邪之患，断非所宜也。

足太阳脉上额交巅，黄芪入太阳经，故能上至于头。膀胱与肾为表里，故亦能益肾气以化阴而上升。凡方书治尿血等证皆是。汪讱庵云：阴虚者宜少用，恐升气于表而里愈虚。斯言得之矣。

试以金匮用黄芪诸方言之：小建中汤尤在泾诠解之精，实胜诸家。惟黄芪建中汤加黄芪两半，第视为充虚塞空，则失之泛矣。诸不足三字所该者广。营卫二气，岂能升降无愆。芍药用至六两，意在敛里破脾结。加黄芪则为疏营卫之气，俾胃中津液，得输于营卫而无阻。核之黄芪桂枝五物汤，黄芪与生姜俱较此加倍，且减芍药去甘草，显为宣通血痹而然。岂建中加黄芪，是徒取补塞乎。桂枝加黄芪汤之黄芪，则尤非徒补之谓矣。黄汗与中风汗自出之汗，同为邪汗，同宜化邪汗为正汗，桂枝汤正的对之方。然黄汗由于阳虚，与桂枝证之但须泄邪者，差有不同，故减少桂芍而加疏表补虚之黄芪，以泄邪而化气。至腰  痛，身重，小便不利，则由阳不下通，尤非黄芪不能下疏其卫。黄瘅脉浮亦用之者，正以黄芪为太阳药也。然则芪芍桂酒汤，何为抑之以苦酒哉。盖黄汗同而身肿不同，渴亦不同。肿则阳微表虚，不任汗解，渴则水气郁于三焦，肾阴不得上朝，自当以通阳化气泻水为亟。芪芍桂枝取以通阳而化气。苦酒则泄热泻水而下达，三物得之，由三焦一气直下也。去生姜者，不使横扩也。去甘枣者，恐其中停也。用黄芪特多，则因其虚。以补剂驱邪，故须六七日乃解，无速效也。防己黄芪汤治汗出恶风，而不以桂枝汤加减者，以彼无湿此有湿也。风水亦用此方，以与风湿无异也。风湿例用麻桂，而此不用者，盖彼为身痛，此则身重，身痛者风盛而喜动，身重者湿盛而喜静。脉浮则邪仍在表，表可不解乎，然汗已出而虚虚可虑。湿可不驱乎，然湿即去而风必愈淫。惟防己解肌表之风湿，直泄而不横泄。黄芪宣营卫之壅蔽，疏表而亦补表。脾土强则能胜湿，故佐以术甘。姜枣多则妨身重，故减其分数。又以后坐被上，被绕腰下，助下焦温化之气，而邪得以微汗而解。视夫徒知发汗利水补虚，而不能与病机相赴者，真有天壤之别。

皮下例宜发汗，而防己茯苓汤，虽水气在皮肤中而脉不言浮，四肢则聂聂动而肿。经云：肉蠕动名曰微风。是水浸其脾，脾阳不能达于四肢，而又为微风所搏，故动而肿。动而不痛，脉不浮，则发汗非宜。防己为风水要药，偶以茯苓，使直泄于小便。病在皮肤，非黄芪不能益气疏表，故加之。辛甘合而生阳，加桂草者，又兼以治其本也。

汗出表虚而宜止汗之证，而四逆加人参与茯苓四逆诸汤，仲圣用人参不用黄芪，以参能实表，芪不实表也。感伤风寒而宜发汗之证，如桂枝与麻黄诸汤，仲圣绝不加芪，以表有邪，非表之虚也。表有邪而挟虚者，则参不宜而芪为宜。然芪能直疏不能横解，且性味甘温，驱邪岂其所胜。故风湿、风水、黄汗等证，仲圣用黄芪，亦只为防己茯苓之辅而已。惟补虚通痹，则芪之专司。故黄芪建中汤、黄芪桂枝五物汤，皆以黄芪统率全方。仲圣之辨药，可谓精矣。后世用黄芪为表剂而至当者，无如唐书许允宗之治柳太后病风，以黄芪防风煮数十斛，于床下蒸之，药入腠理，一周而瘥。此必尚有外证可凭，故开手即以解散风邪为治。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云：大气一转，邪风乃散。夫补虚散邪，法亦多端，而黄芪防风收效若是之捷者，何也？病者脉沉口噤，自属经络机窍为风邪所中，阳虚而阴壅，大可想见。黄芪非风药，而补阳利阴，通其气道，厥有专长。防风得之，乃克由阳明达表，大驱其风。此其得诀，在认定脉沉可任黄芪，否则遇中风脉浮汗出而用之，不愈助其虐乎。宋人许叔微医学至深，而其用黄芪，则似不如允宗之当。本事方载邱生病伤寒尺脉迟弱，叔微谓未可发汗，而以黄芪建中加当归，先调其营血，极为有见。然尺弱宜兼益肾阴，而用由太阳上升之黄芪，不无可商。好在黄芪两半而芍药则倍之，故服至五日而尺部亦应也。

陆定圃冷庐医话，载许辛木部曹谓其嫂吴氏，患子死腹中，浑身肿胀，气喘身直。其兄珊林观察，检名人医案得一方，以黄芪四两，糯米一酒锺，水煎与服。即便通肿消，已烂之胎，成十数块逐渐而下，一无苦楚。又山阴王某患肿胀，自顶至踵皆遍，气喘声嘶，大小便不通，许亦告以前方，煎一大碗，服尽而喘平，小便大通，肿亦随消。继加祛湿平胃之品，至两月后，独脚面有钱大一块不消。更医痛诋前方，迭进驱湿猛剂，竟至危殆。仍以前方挽回，用黄芪至数斤，脚肿全消而愈。黄芪治肿胀有此大效，得不诧为异事。然此亦仲圣早有以示人者，金匮凡水湿之证，身重身肿，皆不禁用黄芪，皆使水湿下行。许氏所治亦是水肿。内经三焦为水道，膀胱为水腑，黄芪从三焦直升至肺，鼓其阳气，疏其壅滞。肺得以通调水道，阴气大利，此实黄芪之长技。其脚面之不易消，与用至数斤，盖由仅仗此一味，而制方之道，犹有所歉也。

仰望杏林

人
参

一物而毁誉交集者，惟人参为最。好补之家多誉，好攻之家多毁，其誉者复有补阴补阳之各执，而不知皆非也。徐洄溪、邹润安，则能得是物之性用矣。徐氏云：人参得天地精英纯粹之气，补气而无刚燥之病，又能入于阴分。邹氏云：凡物之阴者，喜高燥而恶卑湿；物之阳者，恶明爽而喜阴翳。人参不生原隰污下而生山谷，是其体阴；乃偏生于树下而不喜风日，是为阴中之阳。人身五脏之气，以转输变化为阳，藏而不泄为阴。人参兼变化藏守之用，且其色黄味甘气凉质润，合乎中土脾脏之德。所由入后天而培先天也。至论病之何以需参，参之何以愈病，则二家犹未得其当。而陶隐居功同甘草之说为有见矣。盖甘草者，春苗夏叶秋花冬实，得四气之全。而色黄味甘，迥出他黄与甘之上，故能不偏阳不偏阴，居中宫而通经脉和众脉，与人参有相似之处。窃谓得此一言，可以测参之全量。虽然，病之非参不治者，讵能代以甘草。甘草自甘草，人参自人参。欲知人参之真，非取仲圣方融会而详辨之，庸有冀乎。

少阳为三阳之枢，少阴为三阴之枢。凡言枢者，皆一经中有阴有阳，入则为阴，出则为阳，犹枢机之转移。少阴水脏而寓君火，固阴阳兼具矣。少阳似有阳无阴，然藏于肝叶，是一阳初生而尚不离乎阴，故二经相感极易。肝病有热即挟胆火，胆病有寒即挟肝风。肝气之上逆即胆，胆气之下降即肝。往来寒热虽少阳病，却非全不涉肝，以阳之稚，不能竟远乎阴，而有出入相争之象也。争则宜解宜和，人知小柴胡汤为少阳和解之剂，不知柴芩专解邪，参乃所以和之。病兼阴阳，何以解之第有寒药？盖此固少阳势重，退少阳则厥阴自靖，且有人参调停其间，何患寒热之不止。参为少阳药有凿凿可据者，泻心汤心烦无参，而胁下有水气则用之。胸痹诸方无参，而胁下逆抢心则用之。即小柴胡汤有加减法，而独于呕于渴于胁下痞硬不去参，此可知人参为和少阴之专药矣。

少阴之贵于和者，躁是也。烦出于心，躁出于肾，故栀子豉汤、黄连阿胶汤治烦无参。烦不必兼躁，躁则必兼有烦。烦与躁兼则有阳证有阴证，阳证乃太阳表实、阳明腑实之下侵及肾，非肾自病，故大青龙汤、大承气汤治烦躁无参。阴证则为肾病上干及心，肾阳几亡，肾阴岂能独善，故吴茱萸汤、茯苓四逆汤治烦躁有参。又可知人参为和少阴之专药矣。

用参于和，有和其本腑本脏之阴阳者，少阳少阴是也。若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则以证有寒热而和之；木防己汤，则以药兼寒热而和之；桂枝人参汤，所以联表里之不和；生姜泻心汤，所以联上下之不和；大建中汤，又以椒姜之温燥而化之使和。和之道不一，而不善用之，则有不如甘草驱使之易者矣。

心为牡脏，烦而补之，则烦弥甚。然小柴胡汤烦而兼呕不忌（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谓烦而呕则不去也。徐氏伤寒类方注误），白虎加人参汤烦而兼渴不忌，以呕渴皆少阳木火为之，生其津以和之，而烦亦自己也。

胸胁满硬呕吐，各有正治之药，用参特以和阴阳耳。然生津止渴，则参有专长，不必定用于少阳。故津为热劫之阳明证，白虎加人参汤亦用之。土虚而津不生之太阴证，理中丸亦用之。若渴饮而有水蓄于中，小便不利者，参则不过问也。

止渴有不需参之证，生脉则惟参独擅。盖脉生于营，营属心。心体阴而用阳，惟冲和煦育之参，能补之。故白虎加人参汤之暑病脉虚（脉不虚者，必有兼证，非正暑病也），四逆加人参汤之脉微，通脉四逆汤之脉不出，炙甘草汤之脉结代，皆必得有参。参之力，入肾者轻，入心者重。故足少阴得其和，手少阴得其补，亦可为阴中之阳之一证矣。

参之功在补虚，虽止渴亦补，然止渴与生脉，第证状之显著者耳，参之补岂止是哉。其色黄，其味甘，其全神自注于脾，而扩之，又能无处不到，故建中汤之名，在饴不在参，以参之不可以一得名也。今试约举仲圣方之用为补者而言之：补脾如理中丸、黄连汤（参治腹中痛），补胃如大半夏汤、甘草泻心汤（许氏内台方有人参），补肺胃如竹叶石膏汤，补肝如乌梅丸、吴茱萸汤，补心已列如上，他如薯蓣丸、温经汤之补，殆不胜其指数，参之补可不谓广也乎。心痞最不宜参，然以参佐旋复姜夏，则参可用于散痞矣。腹胀最不宜参，然以参佐厚朴姜夏，则参可用于除胀矣。参能实表止汗，故有表证者忌之；若汗出后烦渴不解，于寒剂中用之何妨。参能羁邪留饮，故咳证忌之；若肺虚而津已伤，于散邪蠲饮中用之何妨。参治往来寒热，似疟皆可用参矣，然外有微热即去参。外台于但寒但热、寒多热少之疟，亦俱无参，惟疟病发渴者用之。盖补虚则助邪，寒热不均，则不可以遽和。人参止渴，辅芩栝之不逮也，参惟益阴，故能生津。利不止，虽脉微欲绝亦不加参，以利则阴盛而参复益之也。然下与吐兼，或吐下之后，其中必虚，津必伤，参又在所必需。盖中土有权，则上下悉受其范，而不敢违戾也。

徐洄溪以邪正之分合，定人参之去取。邹润安更指小柴胡汤之去参，为邪合之据；桂枝新加汤之有参，为邪分之据。论似精矣，而实有不然也。身有微热，邪尚在表，若又加以实表之参，则邪益胶固而不解，故必须去之。新加汤发汗后其表已虚，不虑参之实表，脉沉迟，尤宜参之生脉，以身疼痛之表邪未尽，故尚需桂枝汤驱邪，惟不能敛外散之气，振内陷之阳，加芍药则散者敛，加生姜则陷者振，更加以参，则脉不沉不迟表不虚，合内外同归于和。此二方去参加参之所以然，而徐氏、邹氏未见及此。不知参者，善和阴阳，专用以和正，不用以驱邪；于驱邪之中而加以参，稍一不当，害即随之。故必得如新加汤，驱邪之他药，不致以人参堕其功，和正之人参，且能为他药弭其隙，始为真知参而用之无误。况邪正之分合，当以去某经入某经，及病气之进退衰旺为言，不当以一证一脉，判邪正定分合。伤寒之邪，不与正俱陷而终驻于表者，未之有也，何邹氏之疏耶。

伤寒温热两证，参之出入，关系极重，仲圣之法亦极严。后人得之则效，失之则不效，竟有彰彰难掩者，试更详之：伤寒有表证者，仲圣绝不用参，不特麻黄大小青龙桂枝等汤，丝毫不犯也，即小柴胡汤，外有微热，亦且去之。黄连汤，有桂枝而并无表证。桂枝人参汤，有表证而参不以解表。柴胡桂枝汤，表里之邪俱微，故表里兼治，表里兼治，故用参以和之。此伤寒定法也。温热病，仲圣不备其方，而要旨已昭然若揭。黄芩汤，后世奉为温病之主方，未尝有参。白虎汤，治阳明热盛，效如桴鼓，亦未尝有参，必自汗而渴且无表证者用之。此温热定法也。迨自隋唐而降，仲圣法渐置不讲，相传之方，如活人书之人参顺气散、独活散，未见有宜用参之候。许叔微以白虎汤为治中暍而不加参，皆诚有可议。然其它变仲圣方而不失仲圣法者，不可胜举。如以羌防取伤寒之汗，葱豉取温热之汗，俱不佐参。其佐参者，五积散邪兼表里，攻其邪复和其正，栝蒌根汤则以渴甚，参苏饮则以脉弱，升麻葛根汤则以脉弱而渴。至萎蕤饮治风热项强急痛四肢烦热，参似不宜矣；而以葱豉散外，萎蕤清里，因风热烁津，故加人参以和表里而生津。凡袭用之佳方，未有能出仲圣范围者。至败毒散，方书有无人参者，其原方本有人参，无表里上下应和之故，而欲扶正以驱邪，过矣。乃喻西昌以治其时大疫，倍加人参得效，则非法之法，仍以仲圣方为根据。何以言之？盖值饥馑兵燹之余，正气  败。幸其虚非劳损之虚，又用之于群队表药，补之所以有功。仲圣以白虎汤治中暍，因虚而加参，正是此意。然伤寒有表证之虚，与温热身热之虚不同，为祸为福，消息甚微。审辨不易，彼于原方删人参者，其亦有见于此矣。

以上所言人参之治，惟真正大参，试之甚验。若今之党参，有甘无苦，何能与人参比烈。即别直等参，亦未足言冲和煦育之功。要其为补，皆与人参相近，故防误用之弊，亦当与人参并视也。

仰望杏林

沙
参

本经沙参主血积、惊气、除寒热。血积二字，惟徐氏最为得解，云沙参为肺家气分中理血之药，色白体轻，疏通而不燥，润泽而不滞，血阻于肺者，非此不能清之。曰理血，曰血阻，曰清之，恰合沙参治血之分际。与桃仁为肺药而主瘀血之闭者，大有不同。热伤其气，斯气阻而血亦阻，心以扰乱而有惊气，营卫愆其度而有寒热，非甚重之证，故得以沙参主之。别录演之为疗胸痹，则失其实矣。

沙参生于沙碛而气微寒，色白而折之有白汁。茎抽于秋，花开于秋，得金气多。味微甘则补肺中之土，微苦则导肺气而下之，金主攻利，寒能清热，复津润而益阴。故肺热而气虚者得之斯补，血阻者得之斯通，惊气寒热，咸得之而止。

肺恶寒，咳嗽由肺寒者多，故徐氏戒用沙参；然卫生方用沙参一味治肺热咳嗽。曰肺热，则有风寒外感与素有内寒者，自不相宜，若用于肺热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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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   梗

桔梗能升能降，能散能泄，四者兼具。故升不逮升柴，降不逮枳朴，散不逮麻杏，泄不逮硝黄。盖其色白，味辛，气微温，纯乎肺药（肺恶寒恶热）。而中心微黄，味又兼苦，则能由肺以达肠胃。辛升而散，苦降而泄，苦先辛后，降而复升，辗转于咽喉胸腹肠胃之间。本经所以主胸腹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别录所以主利五脏肠胃，咽喉痛也。

桔梗实不入肾，仲圣桔梗汤治少阴病咽痛，是肾家邪热循经而上，肺为热壅，以桔梗开提肺气，佐甘草以缓之，自然热散痛止，并非治肾，邹氏之论极是。气为血帅，气利则血亦利，故桔梗汤并主血痹。推之排脓与治肺痈，治结胸，仲圣诸方，无不与本经吻合。即肘后方治肠内瘀血，丹溪治痢疾腹痛，亦只如其分以任之耳。

物理至微，古圣何能尽言，得其旨而扩之，方为善读古书。易老舟楫之剂载药不沉之说，大为张隐庵所訾。其实桔梗降而复升，性与肺比，不易下沉，外科于上焦痈疡，所以非此不可，洄溪评外科正宗无异言。且易老以为舟楫之剂者，与甘草同用也。桔梗得甘草，自更羁留于上，名之为舟楫何害。至备要表散寒邪一语，桔梗岂胜发汗之任，骤阅之不无可诧，然古方表剂固多用之。盖其开提气血，通窍宣滞，与羌防橘半等为伍，殊有捷效，鼻塞尤宜。惟属以偏裨之任则可，若竟恃为表剂，则不能无弊。又徐氏谓咳证用桔梗，是宋以后法，升提究非所宜。不知肺苦气上逆，而气逆之因不一。若肺感风寒，气不得宣而逆而咳，非开肺郁而提出之，曷云能瘳。况桔梗白散治咳而胸满，载在外台。洄溪盖尝讥叶氏未阅外台者，何遂忘之谓是宋后法也。

桔梗与芍药，皆能治痢疾腹痛。惟桔梗是治肺气之郁于大肠，散而上行。芍药是治脾家血中之气结，破而下行。若非滞下之痢，二者皆不相宜。伤寒金匮两书，凡云利者即是泻，非今之所谓痢，痢则必加下重字以别之。故真武汤若下利者去芍药，四逆散治泄利下重不去，通脉四逆汤治下利清谷本无芍药，腹中痛始加之，以其为姜附之佐，于里寒无伤也。咽痛去之者，芍药不能散上结之阳也。桔梗之加，全为咽痛。虽不治利而利时不去，与芍药不去之意正同。利不止，无怪脉之不出，利止而脉不出，则桔梗之散，大有妨于生脉，与芍药之有妨咽痛亦同。故必须去之而加生脉之人参，此仲圣或去或加之所以然也。邹氏不达，而谓芍药止腹痛下利，桔梗亦止腹痛下利，误之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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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母

知母为肺胃肾三经清气热之药，洁古、东垣、丹溪，咸以知母与黄柏为滋阴之品，后人遂视为补剂。知母之润，虽不似黄柏之燥，然寒滑下行，使热去而阴生则有之，究无补性能益阴之不足。即以泻邪火，亦当适可而止。否则降令太过，脾胃受伤，真阳暗损，诚有如李濒湖所言者。

知母本经主消渴，千金外台固恒用之，仲圣则更有精焉。止渴如五苓散、猪苓汤、文蛤散皆无知母，白虎汤有知母而无渴证，加人参乃始治渴。盖以阳明热盛，清热诚要；然膏知无益阴生津之能，于清热之中再加以人参，则病去而正即复，其用意之周密，千金外台且逊之，况他人乎。
    桂枝芍药知母汤，仲圣之用知母，即本经所谓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者。邹氏解之，但以知母为治火阻于下，则未免肤浅。试历引他说以补之：张隐庵云：知母皮外有毛，故除皮毛之邪气；肉厚皮黄，兼得土气，故治肢体浮肿。张石顽云：除邪气肢体浮肿，是指湿热水气而言。叶香岩云：肾恶燥，燥则开阖不利而水反蓄，知母寒滑，滑利关门而水自下。合观三说，而此方之用知母，可晓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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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术

邹氏云：脾主升举清阳，胃主通降浊阴，皆属土而畏湿。术开花于初夏，结实于伏时，偏于湿热弥漫之际，显其有猷有为，确知其入脾胃，能力固中气，外御湿侮矣。刘氏亦脾胃同论，而以为先胃而后及脾。张隐庵则专主益脾而不及胃。窃思胃为阳明燥金，脾为太阴湿土，土必名湿者，即隐庵所谓土有湿气，始能灌溉四旁，如地得雨露而后发生万物也。白术味甘多脂，有似湿土，非脾之正药而何。其肉白，老则微红，味复带辛，故能由脾及胃而达肌表。别录云暖胃，洁古云除胃热，皆是除湿土之或过功效所及，非正治其胃也。

白术除脾湿，固中气，为中流之砥柱。其散表邪，非辅以麻黄桂枝附子之属，不能由肌肉而透皮毛。盖其味浓而甘，擅长于守也。麻黄桂枝附子，为走散风寒之剂，加以白术除湿，则为治风湿，治寒湿。无湿不加，故麻黄桂枝附子多用于伤寒太阳病，而术惟有水气始用之。邹氏云：仲圣治风寒湿痹方，多有不用术者，以术于风胜湿胜者为最宜，寒胜者差减。盖风胜必烦，湿胜必重。金匮中治痹用术诸方，非兼烦必兼重。或云身烦疼，或云身体疼烦，或云骨节烦疼掣痛，或云腹重，或云头重，或不烦不重，而云身体疼、手足寒、骨节痛，是析风与湿与寒而三之矣。不知仲圣方言烦者未尝不兼湿，言重者未尝不兼风，言寒者未尝不兼风与湿，核诸本经主风寒湿痹，无不吻合。邹氏徒泥于字面而不知细审，遂并白术性用而胥失之矣。

凡仲圣方用桂至四两，必为利小便与下肾邪，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又明云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大便不硬小便不利当加桂，是桂枝之能利小便无疑矣。乃尤氏解此方云：大便硬小便自利，知其人在表之阳虽弱，而在里之气自治。则皮中之湿，所当驱之于里，使水从水道而出，不必更出之表以危久弱之阳，故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术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于以并走皮中逐水气。夫去桂以小便利也。今去桂而犹欲驱湿从水道出，不知其意何居。况既云当驱之于里，不必更出之表，而又云加白术合附子，以并走皮中逐水气，不仍出之于表乎。是尤氏于本条语意，全未体会。邹氏之说，差胜于尤，而亦未见其当。其解去桂加术也。曰：脾健则能制水，水在内能使下输膀胱而大便实，水在外能使还入胃中而大便濡。夫谓使在内之水下输膀胱，实非术之能事。仲圣加术，正取其不利小便。谓使在外之水还入胃中，则殆以大便硬而更崇其土，理不可晓，作此当然之想耳。按仲圣云，三服尽其人如冒状勿怪，此以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使之耳。可见术附并用，是使水从表除，不从里泄，即水不还入胃中之据。或谓如大便硬何。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此小便自利，即小便数也。皮中之水不当留而留，水府之水当留而不留，脾不举其职，而肠胃与膀胱之传化咸乖矣。去桂加术，则小便节而本有之津液不随之而亡，亦脾职复而后致之津液可由是而裕；水湿外除，津液内蒸，谁谓白术之加，不足以濡大便哉。

白术大明主反胃、利小便，洁古主生津、止渴，殆不善会仲圣方而致误耳。五苓散药止五味，而交相为用，中多奥旨。夫所谓脉浮发热者，表证也，烦渴小便不利者，里证也。太阳表邪化热传本，因而渴饮，因而水蓄不化，因而小便不利。解表止桂枝一味，治里亦第利水而不涤热，且利水用至四味，不更助燥增热乎。要知表未全解，尚属阳中有阴，不似阳明病可任寒药。水为阴邪，非辛甘温不化，桂枝虽不以利水，而化气必藉桂枝。猪苓茯苓亦太阳药，协桂枝则利水而亦解表。五味分两皆甚少，且以散服，多饮暖水，为出汗计者至矣。而治里之法即具于其中。桂枝最少，欲其达表；泽泻最多，取其咸降；更以白术一味益中气，收水湿，安靖上下；而后表无不解，水无不行。表解水行，则热自撤，渴自止。若谓术能止渴、利小便，则实非其所长。茯苓泽泻汤治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胃反，是脾伤不磨，并挟饮邪，故以白术健脾胜水，非以止胃反。生姜半夏为治呕吐之专药，方有生姜无半夏者，以渴忌半夏也。白术味甘多脂，原能生津，观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之治大便硬可见。然其性燥，用于有水湿之证，诚能使脾运而津生。若阴虚津枯，责效于白术，则白术谢不敏矣。

术之或去或加，见于理中丸者为多，欲明用术之道，于此求之，思过半矣。曰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肾气动，是欲作奔豚之征兆，以桂四两降而泄之，原有成法，见于伤寒金匮两书。加桂可矣，去术何为？夫土能制水，故千金以白术治髓溢，似此证正宜崇土；然术能御之不能泄之，不去术，则术横亘于中，足以掣桂之肘，此加桂所以必去术也。曰：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二两；下多者还用术。猪苓汤、五苓散、茯苓泽泻汤，皆有吐不去术。生姜泻心汤、黄芩汤、四逆汤、白通汤，皆有下利不用术。兹何为不然？不知此为寒霍乱言耳。吐多者吐多于下，下多者下多于吐。吐多于下，则里湿尚轻而胃逆为甚，加生姜是以辛散之，去术为甘壅也。下多于吐，则脾湿重矣，健脾除湿，非术不可。故吐多去之，而下多必还用之。曰：渴欲饮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术非治渴之物，此不特不去而更加于前数，何故？盖理中所以温中，所以治寒多不用水之霍乱。今渴欲饮水，自非燥热之渴，乃因吐利重丧其津，而脾弱不振也。是虽有参以生津，而参以气胜，术以味胜。味胜者培中土而滋化源，尤为得力，故不加参而加术也。曰：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洄溪谓阳虚，尤氏谓气脾，邹氏谓脾实。按证是脾寒，金匮有腹满为寒之文，又观所加为附子，其为阳虚无疑。若是脾实，则当与以厚朴七物大柴胡大承气之属，与此悬绝矣。四逆温肾用姜附，此温脾亦用姜附。盖肾寒阳虚，必侵及脾，故以姜辅附。脾寒阳虚，其源由肾，故以附辅姜。其必去术者，阳虚必气滞，白术甘壅，去之为宜。是则尤说为尚得其半也。

别录术除心下急满一语，须连上消痰水看；然术不能独任其责，亦惟中虚者宜之。金匮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四味皆相协以成功，无一味可缺。用于伤寒，则茯苓增一两以急下其水，白术减一两以微损其壅，为其气冲故也。而要非吐下之后，未必以术补虚。桂枝人参汤，证兼心下痞硬，而其用术也，以数下之后，利下不止，虚亦甚也。惟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表证未罢而去桂，心下满痛而加术，几令人不解。然服桂枝汤或下之，虽不切中病情，而病气亦已衰矣。头项强痛、翕翕发热，而脉不云浮，亦不恶寒恶风，翕翕乃微开微阖之象，是未可与头痛发热并论者，独水停心下满而微痛、无汗而小便不利，邪无从出，为是证之关键。盖太阳为寒水之府，头顶乃太阳经脉之所至，若非水停心下，前服桂枝汤即强痛可除。其不除者，半由寒水之不下行也。桂枝一味，无汗固忌，不治表亦无需乎桂，故去之。利小便当首推茯苓，故加之。水气因阳气不充而停，不益其气，病机不转，术益气而除湿，故加之。虽然甘壅之术，非满痛之心下所宜，其所以得收其效者，独赖有芍药以敛之耳。况术为脾家准对之药，得芍药自疾趋而入脾，得茯苓又相协而利水，水行则满痛必除，太阳之微邪，何至仍踞于表。甘草乃白术补虚之佐使。姜枣调营卫，使邪无所容，亦足代桂枝而宣力。术固不能独治心满也。

别录术主大风在身面，其所谓风，即海藏谓术补肝风虚之风。刘氏云：阳虚阴蓄，久而阴不化，则阳从之而化风，是谓风虚。又云：阳蓄阴中则气虚，气虚则生湿。是术之治风仍不离乎湿。金匮附《近效方》术附汤一方，即治风虚之证也。别录又主风眩头痛目泪出，下句接以消痰水，盖以风眩本于痰水，消痰水即所以治风眩。邹氏谓湿与水与饮是一源三歧，历举金匮治眩与治湿治水各方以证之，并谓本经止汗除热，多系风湿相搏之证，如五苓散、防己黄芪汤、甘草附子汤，皆止汗除热之验，而不得用于温热之汗出身热，洵属确论。然其于金匮有不得其解者，谓小半夏加茯苓汤，治饮眩而不用术，以心下痞故。夫小半夏汤治呕吐之方也，药止三味，而必以小半夏加茯苓名之，明乎此以止呕吐利水为治也。虽然，呕吐因膈间有水，因膈间有水而眩悸，皆术所宜从事，即心下痞因饥而得者，亦何尝忌术；乃绝不许术阑入其间，诚不可解。愚盖细思而得其故焉，仲圣下字皆极有斟酌，呕吐而曰卒，卒字讵容忽过，呕吐由于卒致，则必膈间本无宿水，或因清阳偶弛，饮停不化，遂胃逆而为呕吐。脾固无恙，无虑其虚。以姜夏宣阳降逆于上，茯苓利水于下，足以疗之而有余。若再以甘壅之术，横于膈间，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枳实薤白桂枝汤之治胸痹也，曰人参汤亦主之，一证而虚实不同，药即攻补相反，术之宜与不宜，不益可见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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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连

王海藏云：黄连泻心实泻脾。刘氏释之，谓中土为心之用。心之用病即病乎心，是直以心病统归之脾病矣。脾病固能传心，心病岂能不传脾。夫苦入心，火就燥。黄连苦燥而寒，诚为手少阴除湿热之药，而其花黄实黄根黄，脾与肠胃亦皆其所司。特气味俱浓，惟治血热不治气热。故其功用首在心脾，次及肠胃。肠胃所治，亦属血中之热。肝肾亦得以黄连治者，盖其茎叶隆冬不凋，根则状如连珠，禀寒水之气而直抵极下也。其为入血，更不待言矣。

本经黄连主腹痛，黄芩不主腹痛，显以黄连为足太阴药。金匮小柴胡汤腹中痛去黄芩，黄连汤腹中痛不去黄连，正与本经适合。然黄连汤是以干姜人参治腹痛，黄连半夏治呕吐（说详大枣），呕吐为胃病，而胃热必侵其脾，故腹痛亦非纯寒之证，兼有借于黄连。黄连所以标方名者，以病由胃中有邪气，明黄连之所独擅也。

诸泻心汤，大黄黄芩或用或否，黄连则无不用。心痞固非黄连不治，与干姜并用，则为除胃热之心痞，倚任之重，厥由于是。乃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名为泻心而加以大黄荡实，几令人疑，然而无庸疑也。二物同能泻心，同能除胃热。惟黄连燥而不走，协大黄则走。渍以麻沸汤而不煎，且须臾绞汁，不使药力得尽，正是攻风痞之妙法。他处用以荡实者，曾有是乎。尤在泾云：阳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气；阴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血。阳经之热，或有归于血者；阴经之热，则必不归于气。此即阴经之寒变热而以血药泄热者所谓气痞，盖血中之气也。心下若按之不濡，脉若不浮，不得谓之气痞，必不药渍而不煎。脉浮在关上，又即胃热用大黄黄连之所以然。是方与论固两相针对矣。至附子泻心汤，寒热互治，人所易晓，独又加黄芩何耶？盖附子气药，浮中沉无所不至，刘河间所谓乌附气暴能冲开道路者。以大黄黄连攻痞而下泄，附子扶阳而上行。譬之剿匪，夹击之后，难保无有余匪之窜逸者。加黄芩，所以除气热之由夹击而致者也。凡仲圣方计虑之周，类多如是，何见及者之鲜哉。

以大黄辅黄连之不逮，推其法以治滞下，变渍为煎，亦属大妙。张洁古制芍药汤，用黄连木香于芍药大黄之中，颇得仲圣之意。直指之香连丸则少逊矣，盖黄连苦燥，木香苦温，皆气味俱浓，二物并用，未足以相济而不免于实肠。刘氏甚赞此方，谓气虚而有热者，舍寒凉无以为治，但寒凉必益其虚，和以木香，则寒凉更得奏功。窃谓木香固能调气，然不能调气虚有热之气。即寒凉药，黄连与大黄亦殊不同。缪氏论木香云，肺虚有热者慎毋犯之，刘氏何不审之甚。抑香连丸在直指，不得谓无深虑也。黄连二十两，以吴茱萸炒令赤，去吴茱萸不用，木香四两八钱，不见火，醋糊丸，配合炮制，悉有法度。总不欲以苦燥苦温之性滞于肠间。后人纷纷加减，大失其旨。粗工又于病者初起而用之，闭门逐贼，鲜有不蒙其害者矣。

昔人以芍药治腹痛为土中泻木，余主邹氏破阴结之说，独谓以木疏土（说详芍药）。若黄连治腹痛，真乃土中泻木矣。夫肝与胆为表里，热必属胆，寒必属肝，热而不上冲，则为肝阳乘脾，腹乃作痛。左金丸治胁痛之方也，而以治腹痛极效，抑青丸亦然。一以吴茱萸一两，佐黄连六两，一以吴茱萸汤浸黄连一宿。盖肝主疏泄，二味合用，使肝热下泄而脾土得安，此固为土中泻木矣。即就黄连思之，黄为燥金，苦能达下，亦具有制木之义。第以吴茱萸佐之，更开其去路耳。

黄连之用，见于仲圣方者，黄连阿胶汤、泻心汤，治心也。五泻心汤、黄连汤、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治胃也。黄连粉，治脾也。乌梅丸，治肝也。白头翁汤、葛根黄芩黄连汤，治肠也。其制剂之道，或配以大黄芍药之泄；或配半夏栝蒌实之宣；或配以干姜附子之温；或配以阿胶鸡子黄之濡；或配以人参甘草之补。因证制宜，所以能收苦燥之益而无苦燥之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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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芩

人知黄芩为少阳药而不识其所以然，窃思其色青胜于黄，得甲胆之气，又中空似胆府，气寒能清胆热。胆属少阳相火，相火者佐君而行其令者也，人赖此火以动作云为，故气分之热，少阳为多。治气热之药，亦惟黄芩为方中易见。

金以黄为贵而黄属土，黄有土金相兼之德，故黄芩亦入肺胃与大肠，表里之热无不能解，本经所以主诸热黄疸肠澼泄利也。

黄连入心脾，而心脾皆主血。黄芩入胆肺，而胆肺皆主气。邹氏三偶之说，全然未当。即如黄芩汤，是用黄芩清少阳气热。其加芍药，亦非用以入血（说详芍药）。

本经黄连主肠澼腹痛，黄芩主肠澼不主腹痛。观仲圣黄芩汤、黄连汤之治，正相符合。盖腹痛为太阳病，或寒或热，必涉于血。黄连入脾清血热而兼入心胃，故治腹痛亦治肠澼。黄芩为胆经气药，能由肺达肠胃而不能入统血之脾，故治肠澼不治腹痛。洁古以为治脾湿者，未之详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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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胡

人身生发之气，全赖少阳，少阳属春，其时草木句萌以至鬯茂，不少停驻。然当阴尽生阳之后，未离乎阴，易为寒气所郁，寒气郁，则阳不得伸而与阴争，寒热始作。柴胡乃从阴出阳之药，香气彻霄，轻清疏达，以治伤寒寒热往来，正为符合。邹氏所谓鬯郁阳以化滞阴也。

凡证之涉少阳者，不独伤寒也。如呕而发热，呕属少阳也，热入血室，寒热有时，属少阳也（论凡三条惟此用小柴胡汤）；大柴胡汤下用柴胡，心下满痛，属少阳也。至治劳用柴胡，寇氏执定虚损而受邪热，有热者始可。濒湖驳之，则以劳在少阳与他经有热者悉宜之。邹氏又以二家之说，皆似劳非劳，如金匮所谓五脏虚热之热，其虚劳之宜柴胡与否，仍置不论。窃谓虚劳而用柴胡，仍当以少阳为断。少阳与厥阴，离合只在几微，热则为少阳，寒则为厥阴，有寒有热，则为少阳兼厥阴。虚劳有损及肝者，其脉必弦，弦脉亦属少阳。仲圣薯蓣丸有柴胡，何尝不治虚劳，何尝有发热之外证。再核之《保命集》之柴胡四物汤，《局方》之逍遥散，一治虚劳寒热，一治血虚寒热，皆病之涉少阳者，薯蓣丸何独不涉少阳。即四时加减柴胡饮子，退五脏虚热，虚邻于寒，虚热与盛热自殊，正少阳之分际，盛热则不可以柴胡治矣。

孙琳以柴胡治劳疟热从髓出，虽骨髓为肝肾所隶，而疟发于胆，胆与肝为表里，故少阳之气治，则骨髓之热已。推之《圣济总录》治小儿骨热，洁古谓产后血热必用，皆有少阳相关之理。盖小儿之阳，阳而稚者也。产后之血，伤及肝胆者也。扶其生气，正惟柴胡为当。特不善审证制剂而第恃此物，则失之远矣。

昔人用柴胡之方不胜枚举，不必皆柴胡知己，而用之而有效者，非无故也。试即东垣补中益气汤言之，少阳之火，即气食少火之火。少火者，不寒不热，脾得之而升，肺得之而降，过寒过热，皆能犯胃作呕。胃岂可升，其气之陷者，实少火之不足也。柴胡升少阳而使适于中，则少阳自遂其生生之性而脾肺悉受其荫，此即十一经取决于胆之谓也。东垣以柴胡为升阳明之清气，而后人遂沿其误，治本草者盍深究之。

本经柴胡去肠胃中结气，谓大柴胡汤用柴胡即去肠胃中结气，原非不是。然诸承气汤何以俱不用柴胡，本经所主，亦非专属肠胃。夫大柴胡汤之为治也，在金匮曰心下满痛，在伤寒曰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曰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其用柴胡，岂只为肠胃中有结气。洄溪疏柴胡，谓本经治效皆主肠胃，已不善会本经，而又以为肠胃药非少阳药，则尤可异之至。洄溪不既云木能疏土乎，柴胡惟能达少阳之木气而后少阳得于肠胃疏其顽土，本经盖就愈病之所言之，非谓柴胡不入少阳也，洄溪亦自相径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