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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失魅 中医何为？ 杨煦生《读书》2005年第9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完成了漫长而严酷的德国医学训练并获得学位之际，开始了她的中医研习和进修。当她兴冲冲准备前往心仪已久的中国时，她的母亲，南德斯瓦本地区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发出了严重警告——如果她继续沉湎于异教徒的巫术，并且前往这个异教徒的国度的话，她的继承权将被剥夺。做女儿的因此面临痛苦而充满风险的抉择——走？还是不走？——生活中随时都可能冒出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最后她还是出发了。走前告我，她既会把中医学好，也终究会保有她的继承权。前半句出于她的自信和决心，后半句则出于她对家族、对斯瓦本性格的直接而深刻的理解和判断。后来，事情果然大略如她所料：两年之后，她在图宾根市中心的私人中医诊所开张；又一年有半，她在图宾根半山腰的“典藏级”地段购置了她个人的第一座花园楼房。“剥夺继承权”的话头早就烟消云散，她早已重新成为这个斯瓦本家族的令人骄傲的女儿了。一场似乎该有很强文学张力的家庭冲突，不期然地便化解于无形。 这个没有多少戏剧性的结局，事实上却深深植根于颇具意义的精神戏剧。斯瓦本地区是德国资本主义的重镇，这里是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影响交叠覆盖的地区。这一带也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精神”漫延浸润的重要地区之一。上面这个与中医有关的故事，恰正与 “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或译为“合理化”）这一概念的韦伯式阐释和不一定很韦伯式的阐释有关。尽管这位医生朋友的母亲是个专职的家庭妇女，但当她慷慨激昂地指责“异教徒”及其“巫术”时，其背景正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近代欧洲传统以及从其中衍生出来的某些堂皇的先入之见。这里，理性的/巫术的、基督教的/异教的、文明的/野蛮的判然对立，褫夺一个执迷不悟地同情并耽溺于异教徒的巫术的女儿的继承权，何等天经地义！在一个私有制社会里， “继承权”这个字眼凝聚了多少威严和分量。后来，之所以皆大欢喜，又是何等天经地义——在这个“蒙召说”与“预定论”交相浸淫的地区，还有什么比“成功”更能显耀主的光荣呢？成功者的“原罪”是可以豁免的，或者，成功者没有原罪！ 当这位中产太太谴责东方的“异教徒”的“巫术”时，她当然忘记了这世上不但有令她烦心的TCM（TraditionelleChinesische Medizin 传统中国医学）, 而在她自己的国家， TDM（Traditionelle Deutsche Medizin传统德国医学）也正在复活，而今天走红的顺势疗法也正在拼命向TDM索取灵感。她也不会深究，这TDM 也许与那些被焚烧的女巫、与那些中世纪的炼金术士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她更不会想到，在新约圣经中，耶稣，这位神之子，在当时的追随者心目中，本身可能首先就是一个“奇迹医者”（Wunderheiler），然后才是“救世主”，而这本也是他之所以被钉十字架的原因之一。 与这个中产太太相比， 更有意义的则是今天某些专业人士的种种观念。在德国的医疗改革中，中医被不断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近年来，从现实政治的功利主义、也从全球化时代的视野出发，政治家们为了维护欧洲的既往的优势、救治日益凸显的福利政策危机、寻求新的思路和出路，不时向中医投来关注的眼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保险公司是否支付中医治疗的费用、中医在医疗体制中的地位问题等等，不断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各种试验性、过渡性的模式，不断被付诸实施。但是，一个关键性的、带有立法意义的变更，则始终还在漫长的难产期中。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民盟在欧洲议会中的召集人马库斯·菲柏关于医疗改革的建言，便这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题为《只有引进可选择医学，我们的医疗体系才能持存》的访谈文章中，菲伯的建言其实并无耸人听闻之处，与一般政治家的老生常谈不同的是他的真诚倡议：基于改善医疗保障体系方面的问题的需要、鉴于八百万慢性病患者实际上的无助状态和医疗开支的爆炸性增长，引入“可选择医学方法”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而在所有“可选择医学”中，“首屈一指的就是中医疗法”。“没有针灸和中草药，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将不可能以如此有效而价格低廉的方式解决大量民众的医疗问题。”（《焦点》杂志，二○○一年五十一期）应该说，这是一篇既有政治责任感又有充分文化眼光的文章。而恰恰因为他并非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有可能直接影响政治决策方向的政治人物，回声自然广泛。颇有意味的是，反对的声浪主要来自专业医学界。其中，对菲柏攻击最力的则是一位名为卡尔·C. 迈耶的专业精神病医生。不只对菲柏本人，这位精神病医生的矛头更直指中医和中国。作者明文标示的纲领是“因中医而罹病的人，恐怕远远多于它所疗治的”; 并未直言而又实际上着力引申的，则大概是：中医药是中国的灾难，再不小心就是德国和人类的灾难。 对中医的妖魔化，现在看来还仅仅是个开端。全球化之“狼”终究还是来了，也就是说，在全球性的大循环中，观念、资讯、技术、资金和产品等等从原来的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单向流动，尽管目前还是主导的方式，但再也不可能是惟一的方式了。一种文化和经济上的纵横交错的互动局面，是再也回避不了的现实。讨论中医这样的问题，从此再也不是异国情调的灵性消遣、不是New Age式的文化造反，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一方面是福利和国家财政的平衡（对政治家而言），一方面则是行业利益（对专业医生而言），一切生死攸关。文化观念不再仅仅导引着精神时尚，而是连带着便把人引入生存斗争的广阔的或显形或隐形的战场。因此中医这回可成了“狼”。在这一点上，这位精神病大夫的激烈、极端和慌不择路，并不是没有可以理解之处。所有这些，令人联想起一九二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但这一切又发生于如此不同的语境之中——那时的中医，则是一头亟待宰杀的“病羊”。 正因此，对中医的现代命运的把握，必须置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视野之中。 在关于现代性的各种论式中，“世界的祛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是一个韦伯式的表述，这是对欧洲现代的诞生和崛起的一个表述方式：合理化以它特有的欧洲品格，如何导致了欧洲现代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方式的诞生。这里我们所需要讨论的更是一个“失魅了世界”（eine entzauberte Welt）——即这个“现代”或者已经完成，或者虽未完成但却成为价值判断的新准则，甚或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世界。只有把“世界的祛魅”（过程）和“失魅的世界”（现实）同时纳进视野，一种现代性反思（特别是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才有可能。“祛魅”更多是一种客观的过程描述，并且建构于那种韦伯式的价 值中立的理想范型方法之上。而作为人为的社会运动的“现代化”，正是对这个过程的非欧洲化的表述和剥离文化关联的复制。“失魅”则是一个赤裸的事实，祛魅的过程，已在这个世界的所有层面都打下了难以覆盖、无可挽回的烙印。海德格尔那种常令人一头雾水的“世界世界着”（die Welt weltet）的古怪话头，恐怕也正是对这个赤裸的事实的另类表述。这正是我们今天生活世界的基本的、并且几乎是宿命性的给定性。而这也正是我们所有实践和理论活动的基本出发点。 就中医而言，对中医的命运真正构成打击和威胁的，诚然首先是与“祛魅”相关的一切：自十七世纪以降，在笛卡儿、伽利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这一串名字之后，在技术理性节节胜利、世界图景彻底改观之后，实验科学的发展所导发的新的评估体系在一切领域的雄踞霸首，并且越俎代庖也就在所难免：数学化、定量化、可通约性、（相同条件下的）可重复性等等，成为“科学性”的自明前提。这里，古典科学和现代科学的分野、古典科学的合法性等等被理直气壮地抹杀。拜五四运动之赐，“科学”，这位“赛先生”在中国语境中一路高歌，成为了超越党派意识的充分价值化的超级意识形态。科学等于进步等于理性等于现代，等于信实不虚、童叟无欺、终身保修、如假包换。等于真并且等于善！在现代汉语的实际语用中，“非科学的”、“不科学的”（更不必提“反科学的”）这些形容词都凝聚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威严和杀伤力。可这个在中国语境中被如是价值化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呢？在作为近现代科学的大本营的德语文化中，科学，Wissenschaft(en)， 不过是知识系统的意思。明乎此，那么，任何时代都会拥有一套把握世界把握生活的知识系统，每种系统都有一套自洽的、独立的范式（Paradigmen）， 不本来天经地义么？！就宏观历史时段而言，古典时代自有古典的知识系统、而近现代有其近现代的知识系统，各自又都在特定语境中有其自洽的范式。尽管后者目前事实上是最为强势的也可能是比较明晰有效的系统，但有什么可以为后者的价值化和意识形态化提供依据呢？ 理性化或合理化的“祛魅”过程，的确给古典世界观和知识系统带来了莫大的冲击。对中医的诘难，就是以这个中国语境中的“科学”为依据出发的。认真的诘难，大体都从其古典世界观和生命观基础出发，从阴阳五行、精气神或精气血、经脉藏象理论、四时八候、子午流注等等出发，从对大小宇宙的对应与感应关系的信念出发。向那种以有机自然观为基础的、充满生机和巫魅色彩的古典世界观诘问，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都有其合法性。可问题的提法本该是，近现代实验科学的规范，为何无法或尚不适宜用以把握中医这样的古典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经过近现代知识体系洗礼的我们，何以尚无法找到或建构足以把握、厘定、通约并展开这些古典观念体系的方式？这本是当代思想学术本身的无尽使命和无穷空间。如果近现代实验科学的努力无效，那么，“子安知吾之不知鱼之乐也！”实验科学应该学会首先为自己、而不是为中医或其他古典知识系统划界。 医从巫，这是所有现代诘责——不管是来自中国语境还是西方语境——的最为有力的证据。可是稍有人类学知识的人知道，哪一种文化的医学不同样有这么一种与原始萨满文化的关联？正是巫文化为后世的所有一切文化领域奠定了原始的根基：王者出于巫、史出于巫、医出于巫。黄帝也由是成为无所不包的巫文化的最广泛的符号。换句话说，后世的不同文化领域，都不过是巫文化的不同方式的理性化形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治生治世、医国医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成为传统士人的生活导向。这一理想的笼统性，本就源于巫文化的无所不包的浑茫之中，也基于传统士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整体性的痴迷执著，而将治生与治世视为一体，将对自然生命的爱护和对政治生活的使命感融为一体，这本来就是古典时代的一个伟大的理性化成果。理性化并不是到了欧洲现代才蓦然破晓，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时时发生。至于中医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理性化方式和程度，这还是一个恒长的理论课题。 中医如何重新确认并领受其新的天命，正在成为一个时代课题。一旦“现代”成为一种新的“魔魅”，对中医的古典范式的责难就尚未有穷期；而一旦全球化成为一种宿命之后，对中医的世界范围内的妖魔化也正未有穷期。然而所有这些都毕竟只不过是外在的危机，并且这种外在危机恰恰可能以皆大欢喜的结局告终。因为现代性中的合理化原则事实上就是合目的性的效用原则，“好猫原则”既是古典的实用主义，更是现代的合理化原则的精髓。 中医的根本危机毋宁说是内部危机、自毁江山的危机，并且毁得充满真诚和善意。中医能否持存，从社会学意义上，首先当然依赖于是否有制度性的自觉和立法的保障，是否能恢复其自主机制、自然文化生态，以继续应对各种意识形态化“现代魔魅”的侵扰。真正深层的问题还在于，中医的生命力的保持，更是端赖于对与巫文化连接的那条脐带的悉心呵护，端赖于对生命的整体性和有机性能，这才是问题所在、危机所在。在这个已经失魅的世界里，古典世界观的崩溃、神话式的和诗性的世界图景的消弭，实际上绝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课题或美学课题，而是一个赤裸裸的生活问题。失魅所指的，就是古典式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崩溃之后，人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都同样支离破碎的这么一种无情的事实。就中医而言，如何应对现代生活对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的破坏和重构、对心理生活和心理结构的改塑，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性问题。就这个失魅世界的无情现实而言，这里，已没有太多乐观主义的余地。 我们只道数端： 在主体层面上，一个原本意义的中医如何可能？ 医者仁业，医者这一职 业，从其本源而言，要求某种宗教性的使命感。治生治世、医国医人的原始统一性中，蕴含了医者对生命和生命的超越性大背景的敬畏之心、顺应之情。古典时代，为医、为师是两个有清晰的超越性背景的职业。为师者传道解惑、为医者泽物济生。成为一个医者，虽是选择一种职业，但更是承领一种天职、回应一种召唤。医者从来就不是一种“技术性”的职业，这一点本无论中西。这种主体性的前提是需要准宗教性的人格准备的，在诸神隐遁、唯“我”独尊、任何职业的超越性前提都被赤裸裸的实用主义雾障遮蔽的现代条件下如何可能？此其一。 医者意也，中医之成为中医的至关重要之点，在于这种古典范式对统觉能力的高度要求（相对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统觉”，这更是一种“经验统觉”）。构成一个合格传统中医的综合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的核心的，并不是熟背汤头歌诀、熟知阴阳配伍的知识性准备，而是这种统觉能力。而这首先涉及一个社会的总体的精神教养水平和心理氛围，古典的士人生活方式，本是一个医者的教养前提。可那样一个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在现代世界中，人类知、情、意的整体心理结构中，“知”一枝独秀，其重要性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此“知”往往非“智”，是对事相的知解而不是对生活的统觉性的理解和领受。我们应该从一个当代的医者那里期待什么？ 医者之“意”，也就是我们这里凸显的统觉能力、具体而言先就是所谓的望、闻、问、切的能力，这是医者最基本的素质。这里先谈“望”与“切”。对良医而言，病人进门，一瞥之中，心中该已三分了然——这一瞥本来浓缩了所有的传统修养和个人的经验统觉。就“切”——脉象的把握而言，一种高度个体化的经验结构也是先决条件。在人心若狂的现代条件下，有多少人还能够心如止水，既“听之以心”，且“听之以气”？现代生活对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对经验方式和经验结构的改塑，事实上构成了中医经验方式的挑战。此其二。 在互主体的（intersubjektiv，主体间性的）社会层面上，一个原本意义上的中医如何可能？ 中医的传承方式和工作方式，是（古典个人主义的）个体化原则和互主体性原则交相并用、贯穿始终。就传承而言，出于对天职的自觉、也由于对高度统觉能力的要求，师徒之间需要某种特殊的境域。换言之，统觉能力是在师—徒、医—患的长期的互主体关系的动态场域中形成的。对徒弟、未来的医者的统觉能力的培养，只能以因人设教的方式达成。而今日批量化、产业化的现代学院教育体制，如何在招生、科目设置、考试评判标准等方面为中医传统传承方式创造相应的场域？此其三。 中医所治者“人”、是始终处于动态生命状态、从未脱离生活之网的人。人非草木，更非机器！由是一人一方、一日一方、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疾病”本身并非某种“实体”，只有在医者和患者共同构建的动态境域之中，某种躯体和心灵的平衡状态才可企及。此外，“闻”、“问”两端，就询问病情、倾听病史这一点而言，凡人可及；可其中重要的是一个隐蕴着的心理咨询功能，这一功能在传统中国社会是由亲友和医的把握和坚持，端赖于对其自身发展史的不同形式的理性化成果的理解和发展。而这一点是否可能、如何可生共同承担着的，正如在传统西方基督教社会，这首先是由告解神父承担的一样。所有这一切，在原子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条件下如何可能？此其四。 在人与自然的广义的互主体性关系上，中药的传统魅力如何可能？ 关于中药药理的最为笼统的观念前提是能量的转换通约关系，是对大小宇宙、内外自然的可对应性和能量互渗转换的信念。撇开金庸武侠小说的童话式意象如“千年冰蟾”和鲁迅的家喻户晓的“原配蟋蟀”的故事这一类极端例证，一般而言，中药在广泛利用自然界的动植物及矿物资源，用于人类的治疗保健方面的巨大成就是无可争辩的。在今日这个“失魅”了世界里，大量的物种或已消亡，或也在人类无情的步履前早入岌岌可危之境矣，即便未濒危境，也大多由于整体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而处于嬗变之中。诚然，一切都可以人工养殖、培植、合成，但这已不是那么一个世界了，一个默默地为人类的病弱和衰老提供鲜活能源的世界。生生者自生，能否尊重自然的自主性并容其休养生息，正日益成为人类的主体性生存能否得到保证的前提条件。这也许是中医所必须面对的根本性的外在危机。此其五。 一个失魅的世界，时时向我们昭示着这么一种赤裸而更为沉重的事实：即便我们还可能继续拥有整体性的、有机性的生机勃勃的世界观和世界图景，可实际上可能已经不存在那么一个事实世界。对此，我们将何以自处？一个祛魅中的世界对中医的摧残，可能会加倍地予中医以补偿，这恐怕是不久的将来的事情。但面对一个失魅的世界，中医何为？比大地的沙化更为残酷的是灵魂的沙化，是经验感知能力的退化，是爱与被爱、信任与被信任的能力的消竭，是与周遭世界共生关系的崩解！这恐怕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在现代条件下，如何祛除那个本身已成“魔魅”的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正是我们是否还可能与这个失魅了的世界重新和解的关键。 中国竟有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医疗合作社 李昌平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合作医疗是1967年发源于湖北宜昌长阳，还以为除南街、华西等工业化的村庄外，再没有自始至终坚持合作医疗的村庄了。但是，当我到达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嘎乡拉巴村——乐施会的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点之后，我知道我错了。木嘎乡拉巴村最早于1962年开始搞合作医疗，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从来没有间断过。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全村人均0。5元钱从1962年一直坚持到1971年；人均1元钱从1971年一直坚持到1997年；1997年至今是人均5－8元。就这点钱，竟然保证小病免费，大病报销30％，收支基本平衡。 一， 拉巴村的基本情况： 澜沧县木嘎乡拉巴村有3个自然村，9个村民小组。有农户608户，2639人，其中妇女1299人；2004年人均收入580元，人均口粮329公斤。全村100％的拉祜族。距离澜沧县城108公里，距离木嘎乡政府18公里。 二， 拉巴村合作医疗的起源： 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拉巴村常见的病主要有风寒感冒、痢疾、疟疾、天花等 ，在缺医少药的山寨，得了病一般都认为是鬼作怪，通常都是找巫师，通过杀鸡、猪、牛，甚至杀人驱逐鬼怪（或曰祭鬼怪，下同）治病救人。1945年，拉巴寨子因疟疾死了80多人；1956年，拉巴村隔壁的左都寨子，有人得了病，几乎杀光了寨子里的鸡、猪、牛，病人还是没有治好，为了驱鬼，巫师最后下令，竟然将寨子外的一个“仇人”的头砍了，并且还将人头吊在高高的兰竹上半年之久，后将人头埋在稻谷、玉米中，以祈祷来年的平安；用人血拌和种子，以期待减少灾害获得丰收。 1961年，有个叫张扎区的中年人，儿子得了一种怪病（据说是劳伤加肝炎），张扎区是寨子的叛逆者，他不信巫师，而相信一个用草药治病的张拉体婆婆。在张婆婆的精心治疗下，张扎区儿子的病慢慢的好了。从此，张扎区对草医草药发生了兴趣，立志学草医治病救人，挑战巫师杀生驱鬼治病救人的权威。从1962年开始，张扎区一边在向张婆婆学医的同时，分别拜周边县的十五个有名草医为师；一边用学到的草药草医知识偷偷摸摸地给村民看病，开始了他一生免费为乡亲看病——合作医疗的事业。到1964年，张扎区已经成为周围村子小有名气的草医了。为了进一步提高张扎区的医术，政府和村上还多次送张扎区到乡、县、地区的医院进行短期的培训。张扎区医术越来越精明，自己采集、研制的草药越来越多，给社员看病的成本却越来越低，社员每人每年0。5元的人头费（其中支付张扎区每月25元补贴），看病再不用任何开支了。为了降低村民的发病率，张扎区定期用草药熬制预防药汤分发到各家各户，村子里生病的人越来越少，巫师越来越没有了市场。 三，拉巴大队合作医疗与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接轨。 张扎区经过多次培训，西医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从1971年开始，张扎区开始以草药为本，以西药为辅给村民治病，从此，拉巴大队的合作医疗和全国的合作医疗模式接轨了。赤脚医生也增加到4个。当时的拉巴大队有2400人，9个社，每人每年出1元钱加入合作医疗；分社核算，多退少补。收取的合作医疗费，由大队会计存入乡上的信用社，存折由大队书记管。张扎区开药方，病人找会计和书记拿现金买药（西药）。小病不出村，只出挂号费0。05元；大病由张扎区开证明到乡上医院治疗，国家补助一点（只补助了4年，71－75年），约30％，合作医疗报销20％（特困户报销30％），其余由个人支付。这样的制度一直坚持到1997年。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医药大涨价和合作医疗体系的解体，医生都自个儿发财去了。张扎区不为所动，一直到1997年依然坚持1人1元钱的合作医疗制度不变。为了尽量降低医药成本，同时又保证村民的身体健康，张扎区始终坚持每半月对村民进行一次健康培训，每个季度对村民进行一次草药预防常见病。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拉巴村的群众说，“张扎区医生做到了”！ 四，香港乐施会资助——拉巴村合作医疗进入新阶段 1996年，乐施会来到拉巴村，此时人均口粮201公斤，人均纯收入110元，医疗合作社已经拖欠乡卫生院4000多元了。根据群众的要求，第一个项目就是资助合作医疗。1997年乐施会最先投入的5000元，是建立20亩地的草药基地。原来的草药是张扎区到山上去采，品种也不全，草药基地建立后，用药方便了，品种也能够满足需求，还能卖钱；1998年，又投入3。8万元，其中：2万元建了医务室，1万元用于西药周转，8000元用于培养了两个年轻的村医；2001年，又投入5万元建立了合作医疗茶叶基地63亩。2005年，基地可以收入5000元以上。由于乐施会发展生产的其他项目的介入，拉巴村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人们对西医西药有了更高的需求，从1997年开始，人均合作医疗费用由1元增加到了5－8元。 1997年下半年，全村有了6个年轻的医生，年届70的张扎区光荣退休，拉巴村的合作医疗进入了新时期。 1，下面是1997年以来，拉巴村合作医疗的财务收支情况：（说明：由于时间紧和语言不通的原故，本人没有时间对各个医疗点的财务逐一查对，所以数据不十分准确） 2004年： A，收入： ●应收人头费2580人×5元/人=12900元；考虑贫困户减免，实际收入约10000元。 ●大拉巴医务室挂号2149人，收到挂号费1006。5元，其中，小拉巴34人，收费16。5元，芒尾20人，收费5。5元。（注：小拉巴和芒尾医务室挂号人数不在统计之列）； ●医务室对外销售药品收入1250。27元； ●茶叶基地收入约1000元； ◎实际收入合计：13256。77元 B,开支： ●大拉巴医务室买西药支出9448。7元（芒尾和小拉巴还有部分没有统计上来），其中，销售给外乡和本村家禽家畜1250。27元，其余用于村民，其中，大拉巴开支5797。02元，小拉巴1101。9元，芒尾836。66元。 ●大病：到乡上县上看病的有4人，其中难产3人，有一个肾炎转县医院。报销 668元。 ●其他开支 109 元。 ●村医补助2320元。 ◎合计：12545。7元 2004年收支平衡，约有节余。 2003年： A,收入： ●人头实收9321。93元； ●医务室对外销售2928。95元； ● 挂号收入1191元； ● 其他收入4100元 ◎合计：17551。88元。 B,开支： ●西药支出16727。35元； ●大病报销548元 ●村医补助1200元； ◎合计：18475。35元。 2003年收支不能平衡：亏损－923。47元。 2002年：收入16832。9元，支出19820。26元，亏损－3437。36元 2001年：收入15546。48元，支出12017。03元，结余3529。45元 对亏损的部分，分社区（大拉巴、小拉巴、芒尾）单独核算，超支下年补足； 2000—— 1998年，各年都实行的是开支多少，收取多少的办法。2000年开支8733元；1999年开支16529。8元；1998年开支9047。22元。 2，1997年以来，拉巴村合作医疗管理模式特点 a,基础性的健康培训和预防是关键：健康培训分两部分进行，一是张扎区根据社区的常见病在不同季节和气候条件下的发生情况，在每周祷告前做培训，告诉一些草药预防和治理常识；二是青年医生根据县卫生系统的季度预防与卫生保健宣传资料，在教堂对村民进行定期的培训，还定期对妇女进行针对性的培训。预防也分两部分：一方面，张扎区每年至少两次统一熬制草药，分发到人，有针对性的预防常见病的发生；另一方面，年轻村医根据县卫生局要求对村民进行免疫。 b,制度化的民主管理是保障：统一管理、分社核算；季度盘存（药品）、分月公布（财务和病情）；代表监督、公评公议。 全村三个大社（大拉巴、小拉巴、芒尾）统一人头费标准，统一购买西药，统一制作草药，统一服务和药品价格，统一培训和预防，统一管理合作医疗基地，统一财务管理；分社区记帐，分社区核算，多退少补；每个季度都由社区发展委员会组织一次药品盘存，每次盘存的结果都张榜公布；每月都公布挂号人数、病情和药品支出情况；社区发展委员会设有专门的监督小组，每月都对合作医疗运行情况发布监督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有药品采购是否符合程序，看大病和报销是否符合程序与标准，服务态度是否让社员满意等等，社员在月底的祷告前都可以对医疗服务进行公开的评议。 关于看大病的程序：如果社员得了大病，要到乡上或县上治病，首先要村合作医疗的医生开出同意出村就医的证明，病人拿到证明后要到村发展委员会盖上公章，病人看病回村后，凭正规报销单在村财务室报销30％。月底要接受监督小组的审查，并公布审查结果。 关于购买药品的程序：先由村合作医疗的医生填进药单，拿到正规医院或医药批发店划价，由发委会出纳和发委会主任或副主任一起付款领药，再将药品交给库房医生保管；进药的明细会定期张榜公布。 关于药品的管理：药品由库房医生管理，发委会按期对药品使用和药品库存情况进行清点，检查处方用药、药品库存、挂号收入、药品外销收入是否一致。盘存的结果会及时公布。 c,草医草药是根基。草医草药是拉巴村合作医疗的根基。一方面，没有草医草药就不可能有拉巴的合作医疗；另一方面，拉巴村几十年来能够将合作医疗坚持下来，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草医草药降低了成本。 d,乐于奉献的张扎区精神和诚信的社区文化是条件。在全国合作医疗都纷纷垮台的情况下，澜沧县乃至全国为什么只有拉巴村合作医疗顽强的坚持下来呢？除上述三个原因外，医生的奉献和社员的诚信是重要的因素。张扎区医生一生乐于奉献的精神，赢得了社区群众的尊敬和信任。张扎区也为年轻的村医们树立了榜样，年轻的张新平、李玉梅医生说：没有老医生的无私奉献，就不可能搞好合作医疗。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学习老医生，一辈子像老医生一样为村民服务。张扎区医生认为，全体村民都信仰基督教，没有人抽烟、喝酒、打牌赌博，人人都诚实守信，都自觉维护合作医疗制度，没有这个条件，拉巴村的合作医疗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3， 现阶段拉巴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有：一是有西医化的趋势，如果丢掉草医草药的优势，一方面，草药的预防作用不发挥出来，疾病会大大上升；另一方面，治病成本会大大的上升。人均5－8元钱是远远不够的，即使茶园和草果基地每年有数万元补充合作医疗基金，也是难以维持的。二是97年以来，西医西药的使用，购进售出频繁，日常财务管理和年度核算越来越复杂，社区组织的财务管理水平明显不适应要求。三是社区传统疾病没有上升，还有下降的趋势，但附科病近几年来上升很快，现在约有30％多的妇女患有附科病，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社区群众认为近几年来使用农药是导致附科病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四是张扎区医生已经76岁了，还在草药预防和健康培训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年轻的医生们有轻视草药草医作用的倾向，一定要在年轻一代的医生中找到替代张老医生的人。五是如果想得到政府人均20元的合作医疗补贴，将拉巴村纳入国家合作医疗试点单位，继续维持合作医疗现有的特色——四大特色（一是有草药基地立社；二是民主管理固社；三是有经常性的健康培训和预防强社；四是奉献精神和诚实守信护社）恐怕是一个难题。我的认为，这四大特点缺一不可，而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是很难尊重草根医疗合作社的传统的。 五， 拉巴村合作医疗给我的启示 1， 农村合作医疗到底是鼓励群众自己搞好，还是政府主导搞好。从拉巴村的实践来看，合作医疗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一是透明度高，给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二是参与性强，参与面广，社区几乎没有不参加和不关心合作医疗的；三是拥有感强，群众真正认为医疗合作社是自己的合作社，维护合作社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四是可控、有安全感，社区群众觉得有能力掌管合作医疗，如不担心医生不好好服务，不担心财务出问题，不担心少数强人占便宜，等等。我考察过一些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上述四点都是不存在的，这就决定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很难获得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我觉得现在政府重视农村合作医疗是好事，但方法上要讲究，最好让群众自己搞自己的医疗合作社，搞起来了，运转正常，政府再给补贴。不要政府找老百姓收钱后由政府主导搞，这样搞的结果恐怕不是真正的农村合作医疗，而是政府强制的医疗合作化运动。 2， 农村合作医疗是保小病好，还是保大病好。政府主张农村合作医疗主要保大病，而拉巴村几十年来一直只保小病。他们认为：第一，大病是小病积累的结果，小病及时医治，大病就会很少；第二，保小病，大家都会受益，参与积极性就会高；第三，保大病不可控，超出了社员的管理能力；第四，大病应该以救济为主，亲人、教会、村委会另想办法救济，不应该纳入社区合作医疗的范畴。从政府这几年的合作医疗试点经验来看，一方面是人均30元钱用不完（大病最高只报3000－5000元，群众还是看不起大病），另一方面是很多人小病不去看（小病有可能拖成大病）；一方面是政府认为在为群众做好事，另一方面是群众认为政府又在打农民的注意。 3， 农村合作医疗是提供中医中药服务好，还是提供西医西药服务好。从拉巴村的实践来看，草医草药（中医中药）的作用非常大，一是有预防作用，二是有降低成本的作用，三是还可以以药换医（以药养医）。在这点上，拉巴村的经验和湖北宜昌长阳的合作医疗的经验是相同的。现在政府主导的农村合作医疗到底需不需要发挥传统中医中药的作用呢？现在的西医西药价格太高，城里人都被宰得受不了了，乡下人怎么经受得西医西药宰呢？所以，农村合作医疗恐怕是西医西药不可少，中医中药不能丢。 4， 农村合作医疗是全国一个模式好，还是多种模式竞争好。现在全国各地搞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其做法几乎千篇一律。中国之大，情况千差万别，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为什么会“千篇一律”呢？当然是中央政府主导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卫生部主导的结果）。我想，中国应该要出现很多的模式，让各种模式在不同的地方竞争，最后才能总结出各地最好的模式。各种模式竞争的局面如何形成呢？这就涉及到要改变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了，那就是人均20元的医疗资源是谁的，怎么配置，应该由谁掌握使用。如果政府和卫生部门是资源的配置者和掌控者，各种结合实际的模式就不能产生，“合作医疗”就很难名副其实。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依法配置合作医疗资源，由社区群众的组织自己按照“合作医疗基本规则”掌握资源的使用。我相信，如果法律规定拉巴社区人均拥有20元钱（谁也无权截留），并且这人均20元钱是由拉巴村民自己掌握使用，拉巴村的合作医疗一定会做得非常好的！ 5， 农村合作医疗是正规组织搞好，还是非正规组织搞好。现在有好多村子的党支部和村委会在群众中没有多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了，依靠两委做公益事业做不起来。相反，一些非正规的组织却能够办好公益事业。如：老人协会、教会、庙会、上访代表会、社区基金会等等。我觉得不要千篇一律地、什么事情都只要村委会党支部搞，应该鼓励让非正规组织来组织群众干一些公益事业，只要他们干得好，就要支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保持基层组织的先进性，要与时俱进，创造各种组织的竞争局面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保持先进性的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村里的老人协会做合作医疗比村委会做得好，就让老人协会来做有什么不好的呢？！都是村民自己的组织，哪样的组织有群众基础，能为群众服务，党和政府就要依靠它。这就是与时俱进的群众路线。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相信合作医疗会容易搞得多。 医道与医术 蔡进 （转自读书杂志2008年01期）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有关中医存废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不论是站在所谓“科学”立场上对异端知识的肆意讨伐，还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文化遗产的盲目崇拜，争论双方其实都未认真思考过，中医所面临的危机难道只是外来的吗？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权势的压制或保护之下，中医自己的立场和地位又在哪里？ 近代以来，中医面临着西医的冲击，可谓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知识霸权”来解释（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一因素）。毕竟，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既不是狂热的“西方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生死攸关之际，他们主要看重的还是疗效。周作人曾在回忆录里说过一个故事。民国初期，钱玄同在北京的黄包车夫当年曾是义和团运动的参加者，“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原因呢？是“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在国人的眼中，菩萨的灵验程度，比菩萨的出身要重要得多。无可讳言，西医来到中国，使许多中医束手的问题迎刃而解，挽救了一大批人的生命。这才是西医能够树立自己地位的根本原因。不承认这一点，中医就不可能反思自己败在何处，也就永远不可能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 毫无疑问，在今日武断批判中医的人中，不乏以“科学”代言人自居者，将各种自己不懂的知识系统一棍子打死，归入异端。这种态度不能不使人怀疑其言论与知识的讨论无关，另有用意。不过，在抗拒这种学霸的同时，我们也不必非要陷入相反的泥淖。坦率地说，身为一个“中医”，我以为目前的中医面对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正如贾谊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中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咎由自取。这一百多年来，中医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问题进行一种更多地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抗争，但如果到了今天，中医界仍然不能反躬自省，不从知识本身，而只是从生存环境上想出路，恐怕最终仍不能摆脱灭亡之道。 实际上，中医的衰退并不自近代始。在我看来，它至迟可以追溯到明代，其表征之一便是公元一五八九年明代医家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辨》中把张仲景称为“医圣”，并得到后世医家的认可，以至于今日仍有学者将《伤寒论》视为中医的“枕中秘籍”。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试图“挽救中医”的举动，更深层次地暴露出中医的“内伤”。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否认张仲景的历史地位。我曾经用了五年时间学习《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几乎读遍“伤寒论”的各家著述。但是，要正确认识张仲景的医学地位，便不能将其人其书抽离其具体的时代环境。 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中明白指出，他是针对伤寒在当时流行的时疫而立法制方的。时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突发性，是外邪侵害人的身体造成的人体机能失常现象。这和我们现在通常遇到的慢性疾病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往往涉及脏腑之间和经络之间的变化，常是多脏腑和多经络共同作用所造成的，比起伤寒来，其病理机制要复杂得多。当然，我们也看到，自古以来有很多伤寒大家灵活运用伤寒论的处方治疗不少慢性疾病，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是否即意味着伤寒论可以推诸四海而皆准呢？通过阅读大量医案，我明白了他们解决的多数只是症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病理问题。实际上，伤寒在六经传变中所产生的病理机制和慢性疾病有相似之处。比如小青龙汤便是针对寒饮伏肺引起的咳喘。一些慢性哮喘病人在病程的某个阶段具有相同的病理机制，在临床上是可以使用的。但更重要的是，慢性疾病实际上是多种病理机制导致的，解决了寒饮伏肺这个机制，只是完成了一个工序，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张仲景是很伟大的医家，他对伤寒的认识既深刻又严谨，千古以来无出其右。但是，《伤寒论》乃是外感总论。不明白它所讲的道理和针对的具体问题，而只是将其治疗方案盲目推广，用来治杂病，甚至癌症、高血压等，与其说是对张仲景的推扬，倒不如说是对他的背离。这恐怕也就是真理往前迈了一步而成为谬误。 进一步，对张仲景的误解不仅仅是如何对待治疗方案的问题，而涉及更深层次的中医思维方式（这本身又和对中医的正确认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术之分。道是形而上者，术为形而下者；道是总的原理，术是具体运用。不知道则无以知术。中医亦然。众所周知，中医源于《内经》，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内在脏腑气机的转化、阴阳盛衰和病理的变化。多年的研习使我认识到，《内经》所云实与道和禅机一样让人难以领悟，更不可能加以标准化和大众化。武侠小说中常说，最高水平的剑客心中虽无招而能胜有招，盖得道也。医道也是如此。它要求医生心中无招无式，一随着具体病情的演化而推理制定具体而灵活的治疗方案。但正如古来剑客得道者寥寥无几，这种医道之学也是很难加以模式化和形象化的，因而自始就注定不为多数人所掌握，无法成为中医主流。既然无招无式，便难以著书立说，更多的是凭借医生的悟性与临床经验基础上的揣摩深思而得。 从治疗手段上讲，《内经》所述多以望诊和脉诊所得为第一手资料，问诊只是对此加以印证和完备而已。然而，获得第一手资料所需功力是多数医生难以做到的，后面的推理就更是无从说起。于是在中医界就开始产生了另一种思路：把临床的症状加以筛选和归纳，根据主要症状，运用阴阳、八纲、脏腑经络辩证而处以方药。这种方法与近代的医学思路实已极为相似。但是这一看似正确的方法其实存在很大问题。我们知道，首先，同样的症状往往是不同病因的表现，针对症状下药，而不从病因入手，极有可能误诊。其次，很多慢性病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症状表现的，有些症状只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因此，解决了症状不等于治好了慢性病。正是这种症状学的思维方式领导中医走上了一条衰落之路。 医道衰落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医的派别化。实际上，真正的医学是不应该分派的。中医最可宝贵的一个传统就是它的整体观，也就是从一个全局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所谓的“派”起初是医生对某一点认识的深刻化，而后进一步将此认识发扬光大，就对某种诱因产生的疾病形成了认识。但如上所述，各种派别的理论其实均只是对一时之症的认识，如果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一味地强调运用某一派别的理论解决问题，便很有可能导致整体观的丧失。同样具有怕冷的症状，其根源既可能是阴虚，亦可能是阳虚，表现将其放在整个身体的小环境甚至病人生存的大环境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孤立地根据几个症状来判断，只能导致治疗的混乱。 实际上，除了少数杰出的医家，多数中医所针对的都只是症状。中医多有以症状列为病名者，如头痛、腹痛、胃脘痛、自汗、盗汗、失眠等，便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传统中医对病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意味着它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当然，限于近代以前人类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手段，应该说传统中医的症状学在那个时代是很先进的，相比起来，西医在解剖学形成之前对疾病的认识是无法和中医相比的。但是，随着西医的近代化，其直观的具体的诊断治疗方法便给传统的模糊医学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医的革新派想把中医的症状学判断和西医的疾病诊断结合起来，如把糖尿病归为消渴。孰不知这种结合是非常可笑的，因为糖尿病初期并不一定有症状，而消渴也并非都是糖尿病。 除了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中医衰落也有其社会的背景。中国虽有“上医医国”的古训，但在实际生活中，医生的生活地位并不高。对于许多人来说，行医只是在科举落第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一种糊口手段。晚清时候，曾有日本医家到中国来，其本意是寻找“儒医”，却发现在中国，“儒医”已是凤毛麟角，更不要说通医道者了。大多数人只是背诵一些汤头歌诀，掌握几个药方而已，看病近乎瞎猫遭遇死耗子，全凭运气。在清代编成的《笑林广记》中，记载着大量有关庸医的笑话，绝非刻意的污蔑。 正由于过去的大多数中医多是方医，没有从医术的层面提升到医道的层面，而他们看病与其说是治病，毋宁说是猜病。不经辩证，先拿前人验方去凑，故而有灵有不灵（当然，即使是很好的医生也会有“不灵”的情况，但那常常是囿于一时的见解不到，与此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很多“神话”产生的原因。如，民间常有某人“服不服”某医生的药甚至是与医生有无“缘分”的说法，其实在此。 近代以来，随着西式的知识准则，尤其是思维方式传入中国，这种症状学的思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反而进一步被强化了。近代以来国人爱讲“科学”，又常把科学归结为归纳和演绎二法，其中归纳法尤其受到重视。这一思想氛围有利于此前中医固有的症状学解决方式而不是真正医道的遗存。更重要的是，在西医的步步紧逼下，中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用西式的思考方式。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步骤恐怕就是模仿西式的医学院，设置中医学院。传统中医采用的是师徒授受的方式，老师通过手把手的指导，能够将一些经验和体会（这些体会有时是难以言明也难以系统化的，不乏微妙之处，相当于米歇尔·普兰尼所谓的“个人知识”）传递给徒弟，而学生也可以在长期追随师傅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中医个体化的思维方式。但对于现代学术建置的中医学院，这种面对面的传授方式未免“奢侈”。为了适应规模性的教育方式和标准化的现代医疗管理体制，就必须把包括治疗手段在内的医学知识加以简单化、条文化和程式化，这无疑背弃了注重整体化和个体化相结合的中医之道。同时，诸如切脉之类的基本训练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建立中医学院本是为了推动中医的“现代化”，但其具体影响却颇有南辕北辙的意味。 因此，在模式化和分科细密化的“现代”思维标准的大前提下展开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从开始就注定了它绝非中医的福音。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的实质是以西医化中医，确切地说，是以西医的思维方式改造中医。现在我们到中医院去，医生不把脉，而是和西医院一样，开一张检查单，等各种各样的检查、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再据此开中药处方。似乎中医即等于中药。可是，中西医最大的差异不在药物，而在于对疾病的理解方式。因此，坦率地说，今日的中西医结合完全走错了方向。当然，这绝不是说中西医不可以结合，但是，怎么结合、结合点在哪里，都值得认真地思索，其实质则是首先要弄懂两种医学本身的各自特点，包括它们的长处与短处，才可尽其所能，避其所短。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对于中医而言，就必须理解真正的医道，而不能只在医术上找着落。否则必死，不是死于古人，死于权威，便是死于“科学”，死于西医。 我的经历或者可以在此拿来做一例子。我是一九九一年从成都中医学院（现在的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一上临床，我就几乎对中医失去了信心，因为我治不了病。岂止治不了病，课本上总结归纳出来的疾病症状，居然在现实中找不到，几乎没有哪一例完全合乎被标准化了的课本陈述。这对西医来说实际上也是存在的，但西医有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和实验学的方法来辅助医生诊断，错误自然要少很多（实际上也常有不少错误），更何况诊断手段相对单一的中医呢？这个经历对我打击很大，认为中医确实解决不了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并非我一个人的体会，而是我们班所有同学的共同感受。到今天，我们班真正意义上从事中医事业的人已寥寥无几了。二○○七年成都中医学院搞校庆，我回到母校，发现返校的校友们大多失落，心中非常难过。我认为现代中医教育体系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它离传统医学的真正精神越来越远。然而，道之不存，术之焉附？传统中医界已经走过了一段弯路，今天我们需要的乃是拨乱反正。 正如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以来中医的一个深层危机在于，它必须面临西式标准的审查才能生存。因此，它或者被贬为“巫术”，流放到现代医学的疆界之外；或者努力追随西医，力图使自己“现代化”。但是，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文化，不是不要“现代化”——否则就只有送进博物馆中，成为人们参观凭吊甚至批判的对象——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才是“现代化”？今天大家已经知道，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只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先行了一步，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形态，而不是一种唯一的模型。因此，真正的现代化必须首先清理自己的家底，知道自己的文化财产中，什么是可以接着用的，什么是必须修理才能用的，什么是不能用的。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想法。早在二十年代，胡适等人提出的“整理国故”运动，就希望达到这一目标。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不少人“整理”了国故之后，却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国故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继续使用的。这当然不证明“整理”的目标有问题，而是表明不少“整理”工作本身可能并未做到位。以中医而言，其症结何在，也须加以辩证地分析，不能以偏概全，以次充好。这就要求学者首先须立稳自己的脚跟，弄懂中医的真精神，从其原理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手段出发，庶几可以实现中医的真正现代化。 所谓中医的真正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出症状学的思考方式，回到“医道”传统，实现中医界的内部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乏“清理门户”的意味。二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和西医对话，矫正今日这种以西化中式的中西医结合运动，实现二者的真正结合。这不但有利于中医的发展，对西医也不无益处。实际上，所谓中医和西医不过是限于我们今日的认知水平的一种表述。在“治病救人”的意义上讲，医学只有方式、方法的不同。中、西医乃至其他一些医学，如藏医、蒙医等，都是基于对自然和人体的认识而建立的。当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为深入的时候，这些医学均可找到结合点，互为所用，而不应有什么对立。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对医道的认识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迫切之事。 说到医道，不少人又有两个误解，一是认为中医只讲经验，没有理论；二是认为中医的理论很玄，没有科学的依据。第一个误解不难解释，只须认真通读一下《内经》，即可消除。第二个误解却不容忽视。实际上，包括不少医家在内，谈到中医理论，就要使用诸如阴阳、五行一类的概念，不但使人觉得玄奥难懂，且使惯于使用“科学”思维的现代人感到格格不入。其实，所谓阴阳、五行只是传统中医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他们对于自然认识的表述。当然，这不是说这一套术语就是丝毫不重要的，而是说我们并不一定非要使用它们才能说清楚中医的道理，而别无表达方式。回到前边的比喻，顶尖的武林高手因为已经真正理解了武学的真谛，拈花摘叶，亦可伤人。术语就好比是武器，而医道才是核心。 在我看来，传统医学之医道的实质乃是对于自然观的把握。人是宇宙中的一物，在千百年来的进化过程中，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因此，我们不可能脱离自然来理解人(不能深刻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西医的研究和发展也将陷入泥潭)。且仅就此一方面而言，古人较之今人更有优势。今天我们的生活更加富足、更加方便，但也离自然更加遥远。我们营造了一个看似可以脱离自然、实际上是最终要受到大自然制约的小环境。其影响之一就是，我们对自然的感应能力大大减弱了。古人由于常与自然为友，获得了一套非常淳朴的自然观，而中医便是建立在这一套自然唯物观基础上的对人体内脏经络的病理演变的认识。 其实，不仅是中医，各种传统医学，无不建立在一套类似的自然观基础上。即使现代西医，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这一观念。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我更希望把我理想中的医学称之为“自然医学”。它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医有共同的根源，但又超越了传统中医。首先，它要求从医道的高度理解疾病，既把人体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又从人体内脏经络的整体意义上对疾病加以全方位的考察，因此，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归纳，更是根据身体的各种征象进行的综合分析；它的治疗方案也不是对前人成方的沿袭，而是建立在综合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治理”。 其次，我们今天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较之古人甚至几十年前的人们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决定了我们的内在机制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些年来出现了不少新的疾病，如所谓“空调病”，便是这种新环境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治疗方案一定须做调整，绝不能简单地因袭成方，必须有所“变”；但这个“变”又是有依据的，其依据便是自然的基本运行和人体内脏经络的病理演变规律，这便是“通”。有通有变，则可大可久。 | 
发表于 2013/6/20 23: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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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1 02: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