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岐黄医人的“公车上书”（1）

张流秀

本文作于2002年12月-2003年1月。参加"第七届国际东西方医学科研成果报告暨欧洲肝病的最新有效疗法国际学术交流年会", 并入编德国医学会及中国医学专家国际学术会议交流办公室等联合编辑,欧洲自然科学院2004年8月版<国际医学会议获奖论文经典>(The Classical Academic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Experts)。
[内容提要] 中医药的内在科学性和临床救人的实在性，是需要悟入精研和大量临床才可确信的。不幸在其发源地，如今悟入精研者太少，大量临床者过稀，从而加速了中医药学的全面萎缩，导致了严重的中医药信仰危机。本文针对国内中医药决策界、管理界、临床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出版界，分别揭示了一直存在的关乎中医药的各种弊端，并提供了相应的意见，直言不讳，堪视为医界“公车上书”。
[关键词] 中医药；决策界；管理界；临床界；教育界；学术界；出版界；进言
序    言
“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虔诚的对待。”德国学者波凯特（Manfred Porkert）说，“从19世纪到现在完全没有作出决定性的努力，按照中医本来面目，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目前中国的传统医学所面临的困境是某种误解的结果”。
的确如此。自从踏入岐黄医界“出手即效快救人”这么些年来（1998年正式大面积接治病人），经过了一系列深刻的体悟、痛彻的感受和广泛的见闻与冷静的思考，对中医药作用的非凡和地位的卑贱，真产生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其痛苦，周围无人能解。遂常痛心默念“无人会，登临意”，并想见古人当年是如何“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
总想要发表点什么，真的如脔在喉，不吐不快。1998年初，就曾写过一文《如何改变中医的命运》，看来至今还远未过时。由于不便言说的原因，一直都没有谁愿意和敢于发表。2000年初，又想写一篇《中医的真实现状》，打算从医学决策界、管理界、临床界、教育界及学术界和出版界等各个部门及其层面的严重弊端，来充分揭示岐黄中医太令人忧虑的真实现状。但由于所涉及者，皆非同小可，而自己身份本又低贱卑微，故虽有业师鼓励，终究未敢下笔。今天因缘成熟，终于一气呵成写来，并名之于《一个岐黄医人的“公车上书”》, 算是以卑微之身壮着“蛇”胆作一个交待而了了愿。
中国十九世纪清末政治界好象就曾有过一次著名的“公车上书”，最后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医的存在早已到了需要挽救的地步的本世纪今天，吾人不避卑微僭越之嫌，凭着一颗赤子丹心，以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而作岐黄医界的这一“公车上书”，能否引起重视和采信？没有把握。未抱奢望，唯求无愧于心而已。
一、对 于 中 医 药 决 策 界       
1、要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来提高对中医药价值的认识。我国加入了WTO后，我们感觉世界一体化进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不料却发觉医学上我们一直恩宠有加、呵护备至者，原来还是人家的孩子，并不归属于我们。据说，我们现有西药产品97%以上都是仿制品，没有自主产权（张世臣《WTO与中药现代化》、陈军等《加入WTO中草药（复方）发展前景述略》、洪净等《中药现代化产业的地位和作用（Ⅱ）》、诸国本《建设中国特有的中医药管理体制》）。我们诚惶诚恐，不敢把西医药展示于世界。我们已习
惯所用的，几乎全是别人的，我们基本一无所有。若有，也基本只是拾人牙慧罢了(在药上, 西药青蒿素或许算个例外)。我们自己全权所有的东西，我们倒确实久违地冷落和生疏了。我们不曾意识到，这是祖先对我们的最大恩惠，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大贡献。有言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中医药才真正是我们应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
2、要从中西医对比的角度，来提高对中医药价值的认识。活的人体是宇宙间最为复杂而神秘不可思议的一种，决非如西医解剖台上一具尸体那么直观简单，西医作为西方传统医学，对其认识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人类的认识总是多样化的，我们的思维不应当习惯于非此即彼、认此非彼。事实上，连很多外国人都反而比我们某些人知道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德国学者波凯特（M&#8226;Porkert）道：“中医 —— 让我说出来叫你们大吃一惊 —— 除了还有一点原始和伪科学的残余外，大部分是精密科学。”（岳凤仙、陈晶岩著《中药现代化》）。中医药正是如此。仅从当今国人的身心保健和疾病治疗看，中医药的作用也决不是看似已够发达了的西医药所能够完全替代的。对此，非中医临床家很难清楚。清末西医传入之前，国人数千年的生息繁衍、病除体健，就是中医药独展其功。至于后来被讥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千村薜荔人遗矢”，“华佗无奈小虫何”，那不是中医技术的原因，而是国家政治的原因。历史上，中医也曾为政界任宰的羔羊而惨遭摧残，其中曹操之杀华佗开遗痛千古之端。今天，中医的开头破腹、刮骨理肠，还得中西医“结合”，甚至干脆拱手全部让给西医来做。不为我所用就杀了你毁了你，何其残暴的政治！至今尚有余绪。重庆佛学院一位视我为弟子的唯识大家曾有过不凡的“良医”梦，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痛心疾首道：“1983 — 1987年间，我在成都，登门求治者大有其人，疑难症治愈者达200余人。于是，有人‘眼红’了，多方设法要我服从于他们的‘网罗’下，要我在他们的所谓‘研究所’、‘医院’乖乖地就范。我不愿意，便在‘行医证’上卡我的脖子。所谓由官方卫生部门考选的‘中医考试认定’， 也是操在此辈手里。……于是，我的‘良医’之梦也淡然了。”今天的决策者，是否应当反思？
3、要从近现代中医生存斗争和艰难发展的历史，来反省对中医药决策的得失。清末，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迅速打开中国封闭保守的大门，一些传教士把西医药学也带了进来，显示了异域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使中医界人大开眼界，并试图中西医“汇通”。但是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太大，终于汇而未通（至今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仍是结而未合），其中本有严重“缩阳”症者，则陷入了“中医若存无天理，中药若亡无地理”的废医存药歧途（遂出现以西医理论为头身，以中医处方为手脚的著作，至今尤多 —— 这就算中西医“结合”了）。而一些政治改良主义者，尤其是一些政治革命家，在连续不断的政治大变革时代，总是要彻底地否定旧政治、旧传统、旧文化。矫枉过正的结果，中医深受其害。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府和北洋军阀政权一直独尊西学，罢黜中医，硬使中西医的学术论争带上了政治色彩和政治压力。中医界有识之士为求生存，自立自强，群起抗争，于1929年形成高潮。抗争内容包括争取中医的行医权、教育权、合法经营权。归总两条：一是争取中医和西医的平等对待；二是争取中医独立自主的行政管理权，反对中医从属于西医。解放后，卫生部门仍深受“医学革命”旗手的影响，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制订了一系列歧视、排斥、限制甚或取消中医的措施。党中央虽及时发现而有所遏止，却至今流毒未尽,阴魂未散。县级没有独立行政的中医药管理机构，致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被悬空成了“高位截瘫”，而民间中医更惨遭“屠戮”，生存不保，尤为明证！(咱们重庆市中医管理局成立了又被撤消, 中医在新直辖市之受轻视可知)
4、要从当前中医药的整体现状，来考虑随后对中医药发展的决策。当前，由于中医药管理机构的不健全，不能从上到下一以贯之地进行自主管理，中医药的从属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总的还是西医卫生部门在“代管”中医，别说县级没有专门的中医药管理机构，就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独立不了，还属国家卫生部“合理代管”，中医药管理机构始终“分工不分家”地“寄人篱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居然必须得由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兼）！中医界在表面热闹如理论研究整理、文献著作出版、一个接一个的学术会议等的背后，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状况依然严重存在，尤其临床普见萎缩，看不见原汁原味的中医，显不出中医药应有的生命力。主流科班中医患上了严重的“缩阳”症，在提倡吸收现代科学和中西医结合的名义下，早已出现严重偏离中医药实质根本的趋向，中医药早已被粗暴地简单庸俗化。民间非科班中医自古以来，都是中医药生命力之所在，但是由于今天的歧视、打击和压制，总体已显得满目疮痍、气息奄奄。中医的振兴与发展，光靠《宪法》一句“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远远不够，靠某个权威领导心血来潮的某个批语或指示，更是不够，必须要有一部能明确表达全体岐黄医人而非中西医“结合”者意愿的《中医法》，中医药诸多令人忧虑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状况，方有彻底改变之希望。
  岐黄本是一奇葩，疗病效宏原非差。
  近代因故患缩阳，不堪回首遭高压。
  愧对祖先子孙骂，妄自菲薄要败家。
  亡羊补牢犹未晚，中医振兴应有法！

张流秀

二、对 于 中 医 药 管 理 界
1、管理界官员必须要是中医药内行，要由衷地热爱中医、认同中医。我们国家向有外行管理内行的传统，虽然并不乏外行结果变为内行者，但那好难嘛。外行管内行，由于不懂行业技术，多是盲目而坚决地执行政策，吆五喝六地瞎指挥，凭借权力权势行政命令。高层多大轰大嗡，学术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下了庐山即上黄山；出国考察一批跟着一批，才离德国又往越南；出版秘方验方专方，一本厚似一本，不是“中国大全”就是“祖传精选”；竞相开办雷同期刊，一地串通一地，纵不亲任主编也要名誉主管。总之搞一些沽名钓誉的表面文章，以示行业发达，学术兴旺。要不然就因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无暇顾及，乐得不闻不问，让你自生自灭。基层倒是没那么多名堂，但却是最为残暴地“按既定方针办”，一步步歧视、压制、打击、灭亡中医的具体措施，就是由基层管理界具体落实的。科班临床中医已普遍萎缩，用不着基层管理界劳神费心。尚还有一丁点儿灵气的非科班民间中医中草医，可就首当其冲最为悲惨了！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每每下来“检查工作”，一见那耀武扬威的一大串，谁都知道“来者不善”，一帮凶神恶煞又“鬼子进村”，要来罚你、吃你甚或没收、取缔你了！谁要是认为他们会与人为善、心平气和地来“考察”你、“审定”你，那实在是太没见过世面，太天真得可以。西医就不存在什么民间医嘛，为什么中医可以特殊？以西医或科班医的管理模式来框民间医，民间医当然就应视为“非法”，应予取缔、打击了！
2、管理界人必须要充分认识到这个时代不应成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传统医学自有其存在的不灭价值，应予尊重。西医自殖民进入以来，一直是医学管理界呵护备至的宠儿，而中医则如漫画家张乐平早期笔下瘪三样瘦骨嶙峋的可怜家伙三毛，寄人篱下，营养不良，备受冷落。因而《执业医师法》当然主要比量着受宠的西医来制定，而萎缩的科班中医则“顺便”框进来，以示对《宪法》第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有了一个交代，并照顾了某些权威领导关于中西医并重问题所作批语或指示的面子。至于民间医，民间医是个啥子东西？那是“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的“封建社会封建医”！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每县都有一所的“卫生学校”，已经培养了并还继续在培养着大批“有科学水平与经验的新医生”去置换，民间医还有何存在的必要呢？“野孩子”应当“打倒”，杀无赦无须顾忌！别以为这是空穴来风，这的确是卫生部个别领导人不知现在是否仍未放弃的观念（见诸国本《建设中国特有的中医药管理体制》）。由于民间医确曾暴发过游行、集会、绝食、请愿等“违法乱纪”的“三&#8226; 一七”斗争，那斗争的齐心和坚决或许还让某些人心有余悸，遂网开一面，在《执业医师法》颁布并实施后，又补白似地制订了一个《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以示安抚。这已是皇恩浩荡，“开恩”对得起你了！但问题是，民间医人参加医师资格考核考试，首先必须有“师承”或“确有专长”的身份。这身份由谁来审定和确认？《办法》规定，“师承”应经“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批准师承关系合同，而指导老师又必须“具有医学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应聘在医疗机构坚持临床实践”，且同时“同一时期内”带教“不得超过两名”。意思谁要想拜师学“传统医学”，都必须只能拜在不论有否救人真本事的科班医人的脚下，因为只有科班医人可以“评”上并从而具有“医学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有条件“应聘在医疗机构坚持临床实践”。好象民间非科班医学师父就不能带徒弟（我带徒弟时就曾被“打过招呼”说，未经批准，是“非法”的），带出来的徒弟纵然功底深厚、堪称回春妙手，也是“空搞灯”不作数。少年时就曾入成都汲古医塾、先后师从数位名医却终因被卡“行医证”而灭了“良医”梦的重庆佛学院教务长柳禊先生，在1994年9月23日的一封信中揭露道：某些所谓“教授”，“他（她）们是‘捧’出来的，‘评’出来的，不是为人民大众所公认，能够在危、难、急病中妙手回春”。在1998年4月16日的又一封信中还揭露道：“某些西医为中西医结合勉强学一点点中医一般知识，阅读几本医方、医案，便自命为‘岐黄高手’，……组方开药，一剂堆砌二十余味，不知升降开合，不解用药归经。尝见一个西医大夫，以所谓的‘教授’头衔，自谓‘学贯中西’，以中药组方治咳喘，泛开止咳中草药22味，既无立方依据，又乏配伍、剂量、佐使的一般中医常识，而竟自诩为创造性的推陈出新。”象这样的“指导老师”，我们却必须要拜他为师，否则，按《办法》规定，别想有“师承”的身份。至于“确有专长”，从《办法》看来，似经“地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来审定。可是“地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何时有兴趣对民间医人作过有否“确有专长”的审定？民间医人欲申请“确有专长”审定，固无门也！
3、管理界人必须要创造性地依法办事，灵活运用政策，不唯上不唯书不唯“红头”而唯实。从2000年一同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重庆市黔江区各县同道交谈情况看，个别县卫生局就有让人感激的“创造性”和“灵活性”的做法，如参考者近百，而民间医就占了三四成，只要凭身份证申请，都可报考，很显热烈。但仅此一年，这是原则。过了这个山就没了这家店，以后申请报考就仍然依“法”公事公办，毫不通融地必须具有“两证一照”（学历证、身份证、业医执照）。那年我所在县，中医只有10来个人参考，且大半为临床“中西医结合”者，中医面试时竟茫茫然一问三不知。我是唯一被特准参考的民间中医人，并成为最后考取的三人中的第一个。那可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中医作为我们自己的医学，为什么不可以打破准入的门坎，就如教育法允许并鼓励全社会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一样？在当前形势下，有的县卫生行政部门对民间中医不闻不问，不冷不热，放任自流，让其生灭自定而打击不力，也是堪可称道的，那至少是“灵活运用”政策的一种明智。须知正规大医院如“人民”医院几乎天天有“人”死，除此而常治死人者，全是西医个体诊所或非纯为卖药的中西混合药店动则打针消炎造成（也时有打针致残者），可从未闻见民间中医或走村串户而逢场则摆地摊的中草医有曾把人顿时治死者（前些年轰动一时的民间医胡万林之流和主流科班医肯定是两回事, 胡万林的研究与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子和正是一脉相承, 不过可能未免鲁莽了一些。但到底高技常孤, 毕竟空谷绝响）。
4、管理界必须要真正以“三个代表”思想为依归，实实在在地干点不遭痛骂的有益的事。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界，不应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衙门，森严壁垒，而应成为广大医人见而欢喜的娘家和靠山。要改变“管”就是“吃”就是“压”的观念，树立全新的“规范”、“扶持”的观念。须知，“管理”决不是“管制”。应当团结辖区内的医界精英能人，不分贵贱尊卑，不论科班与否，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提高技艺，造福桑梓国人（先暂别想到什么“人类”），并要架起各级各地政府或民营医、教、研部门勾通的桥梁，努力促成临床科研成果的转化。如此如此，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之？果如此，于祖先予赠，真功德无量矣！
   权力腐败岐黄危，哪管家珍应扶持。
   奴才帮凶甚鬼子，正是医界卖国贼。
   良心发现别指望，你我不争即有罪。
   严厉批判涉敏感，纵使流血亦无畏。

张流秀

三、对 于 中 医 药 临 床 界
1、中医药临床界要深刻意识危机，群起抗争自救。中医现已再度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和平演变”已让我们快要当了医界“亡国奴”。民间中医本来就属限制、压制、打击甚或取缔的对象，固不待言，光看被阉割、利用和“扶植”的科班中医，也足以让我们感到严重危机。中医医院不仅向来规模小，数量少，而且其组织结构也普遍是比照着西医医院的要求来设置，从疾病分科到诊断手段和治疗措施，从病历书写到病房护理和管理，都基本是西医那一套。因而中医药院校毕业生未学好“另一套”本领很难分配进入，而已进入的中医人又不得不放下自己的专业，拿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拼命突击西医，以“适应”中医医院名中实西的工作。中医医院以此注定成不了“中医院”，而是名副其实的西医三流医院。难怪“有的地方中医院因经济不好”而干脆“改为游医医院或西医医院” （浙江绍兴市中医院董汉良医师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医基地都没了，真的中医人也只有改弦易辙，甘当医界“亡国奴”一途！岂能麻木不仁，得过且过？也别指望行外某个同情中医的权威领导能力挽现况。事实证明，某些权威领导轻描淡写、缺乏力度的表态似指示或批语，都未能彻底扭转中医的局面，虽有助益，却终只是隔靴搔痒。中医界首先对中医药的行政控制能力都没能获得彻底解决。有的权威批语指示，甚至反而流出了错误的信息，作了后患无穷的错误引导（如：中国医药学是“宝库”；中西医“并重”）。显然，不是建立在行内科学论证基础上的一切行政批语和指示，都是不可靠或应当怀疑的！记得上个世纪有首“全世界无产者”都会唱的歌，歌中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歌词真的太好。为什么我们不“让思想冲破牢笼”，不发心“夺回”已失去的临床阵地？要使祖先予赠得以生存延续，造福桑梓国人甚或世界人类，“全靠我们自己”。全医界岐黄医人应当果敢地团结起来，为生存自救和另一种真理而抗争！
2、中医药临床界要打破铁饭碗，禁吃大锅饭。当前，中医临床水平的萎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原因固和“大气候”有关，但和铁饭碗、大锅饭的“小气候”也有很大关系。人都是有惰性的，除了少许不甘沉沦平庸者。既然每天机械上班，不过一个为了吃饭生存的职业，哪会把它当成一个“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事业？既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全一个样，当真应付、兴旺衰败都差不多，又何苦劳心费力、苦苦钻研，追求什么境界？反正“你有我有全都有啊”，我无你无全都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性传统在中医药临床界的反映。如此，中医临床怎不萎缩，中医阵地怎不失去！欲使中医之优长深入人心，欲使中医医院成为病家之首选，可得乎？临床界应当不养懒人、闲人和低能人，应当象当初农村土地下户一样，大刀阔斧地改革体制。既然“上层建筑”已严重不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已经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那就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打破！有“智”者大概也意识到了，应当重新组合，不幸的是没有上边“红头文件”的指导，把握不住，就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羞嗒嗒“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把中医院心照不宣的暗地变成了三流西医院，或干脆理直气壮地改成了让某些自诩“专家”挂羊头卖狗肉的“游医医院”。
3、临床中医人要自尊自强，努力争光争气。中医之被轻视、歧视与漠视和不被病家首选和认可、尊重，固因其表现形式的简朴和生存环境的平民性，但跟临床中医人不自尊自强、争气争光有关。病家可不管什么外来、祖传，也懒得听你讲有理无理一通大道理，可供选择者多了。在他们看来，愈病有效是硬道理，立竿见影就是好医，干脆简洁，看得见摸得着，讲求实惠。假如我们甘做西医的附庸和补充，仅仅满足于就做一个慢郎中治不担风险的慢性病，而不能出手即效快救人，让病家充分享受到中医的特色与特长所带来的切身好处，那谁又会把你当成回事？痛心的是，我们偏偏没有清醒的认识，要么狂妄自大，大吹大擂，不切实际， 过分夸大中医的作用；要么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挂羊头卖狗肉；更多者则是丧失信心，开刀固不用说啦，一般的急救也让给西医去，所谓先西后中，能西不中，待西医办法束手技穷了，方想到用中医来试试，一旦碰壁，干脆就不抱希望地开几剂中药敷衍了事。如此用进废退，结果就出现了中医医疗机构里普遍超越执业注册范围的非法，即“西医打头阵，中医作陪衬，中药加西药”的中西医“结合”，并被卫生行政部门视为“当然”而加以大力“扶持”(秦伯未《谦斋家书》：请其会诊,“虽然大都是一些垂危和疑难病病人,但难于深入研究,不能尽言,只是讨论讨论而已,最后无非是签上秦伯未三个字,以示经中西医结合治疗了” )。哑然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医自古以来都在民间默默地救治着不少人的生命，解除着不少人的痛苦，节约着不少人的钱财，如今倒反而成了打击、压制甚或扫荡的对象。民间中医在本土的生存居然比在尚未承认中医的国外还难! 曾在一篇“后记”中写道：“中医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医学，是祖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是农业社会发展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上粗放的印记，但由于到底来自民间，却又充满了旺盛的勃勃生机”。广大民间医人“尽管不乏才高学广，也有高文凭者，却与历代大医一样，无一是毕业于官方某中医学院、大学。他们的根脚深深地扎于民间最底层，却没有一般江湖郎中的夸夸其谈，也没有一般中草医的孤寡识见，更没有一般科班出身者的眼高手低。他们既有深刻的务实理论指导着实践，又有广泛的深刻实践修正着理论。他们既把中医作为实践理性的技术科学来研究，也把中医作为充满灵性感悟的艺术美学来追求。他们知道祖国医学真正是什么样的，因而在普遍数典忘祖的今天，他们对中医的真实现状忧心如焚。他们……明知在四面楚歌声中势单力薄，孤掌难鸣，却照样不屈不挠，义无反顾，以唐吉诃德似的信念肩负起振兴中医的使命”（内部论文集《祖国医学拯人不死》“编后记”）。民间这样的中医人，其处境之艰难，非身临其境者不能想象！
4、临床中医人要打破贵贱尊卑，相互交流学习。中医之博大精深，非悟入深究者可知。源远流长，真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足可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故除非真为“大医”，否则咱们都只是得其部分，而有长彼短此、能此难彼之憾。那么，既如此，又何分什么贵贱尊卑、后生前辈，又何论什么民间科班、正统小道？何不摒弃所知障，相互交流与学习呢？尤其是科班人更要谦虚地与民间交流，向民间医人学习，切忌“胸挂金牌，雷声大作；识证目盲，捞抓目明；人民切齿，患者破家”（业师释道济语）。唯如此，中医药临床界方有夺回“阵地”的希望。愿共勉！
   分明普遍现危机，形势大好鬼才信。
    失却阵地怪阿斗，难辞其咎更有人。
    都道岐黄无大用，有谁自责我低能。
    临床实在要争气，未可振兴望后生。

张流秀

四、对 于 中 医 药 教 育 界
1、中医药教育界要努力争得办学自主权，按中医药自身教育规律办事。我国的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医药教育界当然是没有办学自主权的。没有办学自主权，自然就无法按中医药自身教育规律办事。曾从涉医期刊特别是书籍中，不时看到一些学人尤其是一些著名教授和老中医家抱怨中医药院校中，中、西医课程比2:1或7:3，使中医药学生把近乎一半的精力用在了西医学的学习上，当初很感嗔怪，很不理解：中医药院校本来就为了培养中医人，而非中西医“结合”者，何必开什么西医课呢？大不了象征性地开一门“西医学概论”不就完了？既然不满，为什么偏偏还开！后来，正式踏入医界，阅历增多，才恍然有悟：他们哪里作得了主！这是卫生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歧视和排斥中医的必然结果。由于所知障关系，他们达不到悟入精研岐黄医学的程度，而想当然地认为中医有技术而无科学，有经验而无理论，于是在建国初期即制订《中医进修规定》和《考试暂行办法》（让人无法不想到今天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暂行办法》），要求中医从业人员必须学习西医多门理论与临床课程，并通过考试才可重新执业。（李致重《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的悖论》） 随后陆续组建的各中医学院，强行加入西医课程，人家长阪坡一声“赵子龙在此”，谁敢如何？当初中医药主干课教师都是刚从民间基层个体医中抽调来的，他们一下子从糠箩篼跳进了米箩篼，感恩还来不及，当然也不会怎么样。还好，就因为他们刚从民间基层而来，没有教授、博导头衔，是原样中医，所以尽管开有西医课，而培养出来的“老五界”还真原汁原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入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的那一代，有些原就是自学或拜师有成的中医人，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功底深厚，自然也堪为中医的脊梁（比如何绍奇、王琦）。可是随着国门大开后西医“和平演变”的迅速深入，中医药院校加强了西医课程的教学，中医课程严重萎缩，院校基本变成了培养中、西两个中专水平或中医大专、西医中专水平的中西医“结合”学校。学生西医没学到、中医没学好。这样“结合”的结果,事实上是为西医界免费“代培”了更多西医药“后备军”。就象一位老医家说的，这种“结合”，也就是“中西课程各开各，专让学生来结合”。
关于中医药院校课程设置，中医软科学研究者李致重指出：“中医院校课程设置的问题在于：第一，中医院校首先按照理科的标准招收擅长数、理、化的学生，而在方法论课程上，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哲学以及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关的现代哲学、逻辑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模糊数学等等，却没有系统地列入。因此，从入学开始，学生熟悉的即是还原性研究方法，这如何能理解以系统方法所取得的中医的知识体系呢？第二，学生学习大量的西医生理、解剖、生化等基础课程的同时，代表中医基础课的《中医基础理论》仅30万字，而且融阴阳五行、经络藏象、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于一书。内容粗浅而零乱，活象一块块难以消化的压缩饼干。如此中西杂下、先西后中、重西轻中的课程设置，如何能使学生完整地⒆既返卣莆罩幸降幕?驹?砗椭?短逑的兀堪凑照庋?目纬躺柚门嘌?瞬牛????椿?揭晕鞔?械男奥飞先ィ??赐说街胤揭┣崂砺鄣挠τ谩⒕?樾约坛猩先ァ保ɡ钪轮亍吨幸揭┳呦蚴澜绲娜舾衫砺畚侍狻罚??
已故医家巫君玉老先生也曾呼吁改变院校教学方式，增加文史哲课程。他说：“中医理论是与古文、史、哲同步产生、同步发展和相互渗透的，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汉以前著作中已明确显示，抑或也可从《礼记》、《史记》、《荀子》、《管子》、《韩非子》、《春秋繁露》等史、哲书籍中得到反证，学习研究中医理论，势必应参考及文、史、哲中的有关记述。仅以文为例言之，中医古籍用古汉语记录已众所周知，如果只懂现代语，就无法理解中医古籍语言的所指，如此，连敲门砖还没有，如何能学习研究中医理论？又如，古哲学对中医理论的形成有巨大影响，所用辩证法本来是共同的，像《墨子&#8226;经下》‘五行无常胜，说在多’的论述，不就是中医学运用五行理论的原则之一吗。如今各中医院校课程中的《内经》、《伤寒》、《金匮》的课时，分别为70到110之间，并且真正的授课时间还要为其它课程所挤兑，在本科5年学习时间中，此种课时本是微乎其微的了，还有兼并这些课程的争论，有人主张将《内经》并入‘中医基础学’，将《伤寒》、《金匮》并入‘内科学’；中医的最高学府将中医的经典著作放到选读地位，与学府之名极不相称，使人产生是不是学习中医的疑问；从将中医学院列为理工学科招生看，从7年制的学习课程将前2年是学数、理、化教程看，可见教学领导部门就违背了中医学的传统，是以中医与西医院校通例对待来制定教学方针的。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始，毛主席就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小平同志更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教学领导部门在中医教学上不结合中国国情，没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方针必须考虑改变，增加文、史、哲的内容，压缩现代医学课程。”（1998年第1期《光明中医》巫君玉《对中医现代化的探索》）也就是说，全国各中医学院、中医药大学，以及一切中医药教育单位，都必须要按中医药自身教育规律办事。争不到这一办学自主权，咱们中医人就得向祖先谢罪！
2、中医药教育界要充分认识中医的实践性，按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学教工作。中医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人文自然科学。正如邓铁涛教授说的，“中医之理论形成是从实践中来，而不是象控制论的黑箱论那样，通过无数的信息反馈得来的。因此中医的基础理论无不与临床实践息息相关……我们走过来的路不是动物实验，而是与病人合作而来的。因此学生越早接触病人，越多接触病人，从病人身上体会理论之正确与否，是最好的方法。中医理论简朴，有时难以使人置信，通过病例，就迎刃而解。……我们现在很多前期课老师脱离临床，那是很可惜的。文里来文里去怎能使学生相信，甚至自己也不相信。教‘伤寒’、‘金匮’的老师也不搞临床，连桂枝汤也没有用过，能教好学生吗？”（1995年8月1日《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的信》） 随着每年招生人数的增多（当然和西医招生人数比悬殊太远，先天不足之故）和办学规模的扩大（有的中医学院摇身而成了贵族似的“中医药大学”），师资力量已显得相当不足，于是只好把那些从未独自真刀真枪上过战场的学子一毕业就留下来，让他们来匆忙培养准备端刺刀的“将军”。那些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当然都不愿下到基层艰苦临床，巴不得就地留下，身居象牙塔中过自得其乐的学者生活，无忧无虑，悠哉游哉。如此从学校到学校，从理论到理论，教出的学生，一代一代，怎能不越来越远离中医的根本！怎能不“普遍反映国内中医水平越来越差”！有医家在1994年首次“中医药发展战略讨论会”中，谈到中医药学术水平时透露，德国一位学者反映，我们的中青年中医“真”的不多；法国一位学者也反映，不少中青年中医对他们关心的中医药学术问题“一问三不知”。其实不用“旁观者清”，我们稍微只要有点“责任感”，谁都会有感知。前不久，一个为了一张“国家承认”的文凭只好以中医大专层次再去某卫校中西医结合班“进修”的弟子打来电话告知，他们有个新近从某中医药大学毕业分配来教他们的老师，有天在课堂上对他们说：“同学们，给你们推荐一本好书 —— 明朝张锡纯写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弟子举手站起来道：“老师，张锡纯好象不是明朝人罢！”“哪朝人？”老师奇怪。弟子曰：“民国人！”“你怎么知道？”弟子曰：“那书我都有，读过。”弟子在电话那头语调固显自豪，谁知这头其师听后有多悲哀！中医药院校今天培养出来的中医大学生，难道就这个水平吗？难怪据说很多中医医院招聘人才,宁愿要医科大学毕业的西医本科生,不肯要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硕士博士 —— 冒着西化危险,在所不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教授在《中医药学术发展面临着良好的契机》一文中自报惭愧道：“我做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时，有老前辈对我说，我们这一代知识结构不如你们，我们没有学过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计算机我们一点都不懂，可是我们把你们培养出来了，你们成为中医的骨干了，怎么你当校长就培养不出高水平的中医了？甚至有的学生不像中医，那些医院、基地都变味了，丢了不少中医的东西，什么原因？”（2002年第2期《中医药学刊》）
先前，每每读到上海匡调元教授“当前中医后生似已离中医越来越远，再不指点迷津，后果令人不安”的话，也总不以为然，真的不相信，因为随便翻翻手边这各种中医药杂志期刊动则就是这个那个硕士、硕导、博士、博导、教授、副教和似乎是后来居上的各种新面孔所写的犹如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篇篇新潮八股论文，总是自叹不如。后来一回想，那么多新潮八股论文虽基本都逐一看过，也没几篇好象有太深的印象，这才若有所悟！有一位冷静的硕博“导师”无奈地反思道，他所带研究生“毕业论文必须是实验研究性的论文，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要西医方法点头才行，再过十年，等这些研究生成为教授以后，中医就全变了”（1994年卫生部崔月犁审定《第一次“中医药发展战略讨论会”纪要》）！不幸这正好而言中。
3、中医药教育界要大力改革教师任用制度，不拘一格流通人才。中医药教育固当着眼培养一批批中医基础理论过硬，临床辨证能力强，基本象老中医样子的“原样”人才。正如有的医家所担忧，“不要等到从科学上真正认识中医了，全世界都来热心学习我们的中医药时，而真正懂中医的人却没有了”。“学中医不在乎课堂上讲得多，而在早实践，多实践，给予较宽裕的实践时间和严格的实践要求，不要培养只能应付考试的‘人才’，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实践能力很强的人才”。（崔月犁《中医沉思录（一）》）这种期望的中医人才，传统的培养方式为师承。由于师父没有精力故意显示学识的广博并打着扩展知识面的幌子教你太多无关紧要的东西，他教你的是实在、紧要的经典并开启你的悟性，逼使你每天都面对病家的痛苦，而决不会让你成天去背诵什么“成年妇女子宫的长、宽、厚”。因此弟子跟师，短则数月一年，长则两年三年，便可自立门户。但是这正如女娲用泥抟人一样未免太慢，遂以藤鞭沾泥一甩，便有了院校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形式。不幸者，近20年来，随着中医药院校数量的急剧增多和规模的盲目扩大(可否认为这是违反某种规律的大跃进在今天中医教育界的再现?)，后继乏人问题似已基本解决，可后继乏术问题却愈益突出。乏什么术？就如某教授学人说的，不是乏抄书之术，正是乏凭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之临床治病救人之术。原因何在？就在于我们把中医药院校当成了也应当关门学教的象牙塔，象牙塔中多的是眼高手低的高文凭、高职称学者，由他们执教，怎不使后继乏术？中医药院校理当进行开放式学教，其关键就是要大力改革教师任用制度，让人才进出往来流通。一定要学一学上个世纪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谓大学之大，体现在一是藏龙卧虎，有国宝级大师；二是不设门槛，有兼容并包和流通往来的大气。不能老是那么几个缺少新颖感的固定教师，要从各个渠道引进大师级人才，甚至也何妨不可再象教育界最初组建中医学院那样，从民间聘来医家，只不过执教、讲学，可以来去自由。中医学院或中医药大学到底跟别种院校不一样，教师人人都必须能够临床，个个临证都是把好手。没有实践经历，不能临床者，应当不能当教师，不管他是什么本科生、硕士生，就是博士也一样！教师从实践中来，教出来的学生当然也就能到实践中去。果如此，谁还无病呻吟，哀叹担心什么中医后继乏术呢？
4、中医药教育界要坚决敞开院校大门，接纳社会所有有志医道青年进入学习。当今中医之不深入人心（一提医院，人们意识上就只是西医的“人民医院”和“卫生院”），原因固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医不普及，学习和懂得中医的人太少太少。且看看西医，全国各类西医院校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比起来，中医顿感黯然失色。而且全国几乎每个县都还有一所培养西医初级卫生人员的卫校，那可正是为了大批
“置换”农村作为“封建社会封建医”的“土中医”而普及的。应当深感岐黄中医“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此中医药院校再不能只是少许“贵族人”的天下，社会上任何有志于岐黄医道、中医药学术的青年，只要有一定的基础，都可以不通过高考的唯一途径进入学习、进修，学制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不等，学历短训、专科、本科、研究生可异，营造出大学中医的热烈局面。如此，那在中医药教育史上，将会成为怎样激动人心的事哦！
  中医教育要作主，独立发展不从属。
  自家宝藏宜珍视，岂可践踏作人奴。
  开门办学求大气，岐黄兴旺非一途。
  尊卑贵贱何须论，经院当惊民间殊！

张流秀

五、对 于 中 医 药 学 术 界
1、中医药学术界要坚持中医药自主发展的研究方向，充分吸收其它人文自然科学知识。中医学从基础到临床，都将自然 — 生理 — 心理 — 社会诸方面的医学认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道大医学。它并不拒绝一切有益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却不能偏离甚至舍弃其自主发展的方向。不幸而糟糕的是，除了古文献整理和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尚可圈可点外，学术界正是忘我地忽视了中医学自身的科研理论、方法和价值评判标准。很难看到学术界能利用当代人文科学的知识来探究、充实和发展中医理论。除此，在“继承靠中医，发展靠西医”的潜意识观念支配下（这是希望西医人员“学习中医两年后”便“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愿望的结果），学术界好象总是只力图向自然科学之一的西医学体系靠拢，始终都只是应用着西医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手段、标准，唯实验为科研，结果客观上并没能丰富和发展中医，反倒老是在免为其难地验证中医，解释中医，甚至篡改中医，把中医怪眉怪眼化。中医因而不仅一无所得，未能发展，反而更见萎缩。尤可指责而感滑稽者，在人身上实际获得的经验结论不作数，居然要在鼠兔等小动物身上去验证研究。最后如何呢？已故老医家巫君玉前辈揭露道：动物实验“原是探索中医学术的好意向，但由于主导思想是西医的，方法是动物造模和西医资料的观察，就出现了谬以千里的结果，并不能由此而获得发展中医学本身。这个误区，首先因动物不是人，没有四诊资料可言，亦不能通过语言表达其痛苦，判断不了其病位、病性和全身反应，这种造模方法不符合于中医学治病的整体观。其次，因造模是人为的，不是疾病的自身发展，用药物在短期内造成脾虚或肾虚的模型，与疾病自身证型出现有时间上的不同和机制上的不同，这种药物造模与药物中毒没有区别，只要停止给药，动物的生理功能往往可自行修复，而疾病证候的出现就没有如此简单，因此它所说明的药品疗效不可靠，所以有用不同药品同样取得效果的报导出现。再其次是观察的指针是西医学中一个疾病的部份数据而非全面改变，也就不能反应疾病的整体变化的改变，何况用已知的疾病数据观察中医疗效，只是验证西医学自身数据的重复，而不是发展中医学术，如果西医学于此病有新的发展而出现新的否定，则此种验证就成为陪绑者而同时否定，所以这样的动物造模实验实际上是时间、人力、物力上的浪费”（1998年第一期《光明中医》巫君玉《对中医现代化的探索》）。
中医药学术之所以当受如此指责，可否认为学术界人原本对自家宝藏就了解得不够，自家有什么东西都未曾完全清楚，抓到一点就急不可耐要拿来“格物致知”，自得其乐，虽于事无补，也沾沾自喜，岂不让外人笑话（能否在所供实验的动物身上设计出“肝气不疏”或“甘麦大枣汤”证？或者设计出“痛经”或“月经不调”？）！曾在《从医诗话》中言：“中医应当以拿来主义态度吸收和借鉴现代西医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硕成果，但用不着非要向纯技术性的西医学看齐，何况西医学也代表不了现代技术科学的全部。中医要保持自身的特色与特长，应当有自己特有的区别于现代西医学的发展方向。”此话谨供中医药学术界进行中医药学术研究时参考！
2、中医药学术界要坚持医、教、研结合，从临床和教学中确定和解决科研课题。中医药学术的一切研究，尽管是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都应该是直接为教学和临床服务的。因而学术界必须要结合教学和临床，从临床和教学中确立科研课题。一些大的科研课题，都是教学和临床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中医药基本概念多重涵义不究竟规范问题，某些学理解释不能自圆其说问题，临床教材不能直接指导应用临床问题，用药剂型落后不适于住院病人问题，太多急救药物没有立竿见影的急救功效问题，西药的中药化利用问题，有些疾病中医尚茫然束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中医药学术界有解决的责任和义务。学术界人最好是医、教、研“三栖人”，如果既不亲临教学或教学人云亦云，也不亲临实践或实践蜻蜓点水，而在象牙塔中“终日而思，终夜不寝”，生造词汇（比如什么什么溶血性贫血阴虚证），信口开河（比如扬言剔除中医的五行学说）；或者埋头实验室中，成天废寝忘食地围着兔子耗子造什么模型，搞一大堆唯自己津津乐道的表格数据，那是很无聊的，对中医学整个事业，不独无益，反且有害(但中医可搞动物试验, 比如福尔马林 ---- 甲醛西药中药化, 能否通过口服解决严重肝性腹胀, 就可拜托动物代人先试)。可知成都有个老中医教授叫陈潮祖的？其在所著《中医治法与方剂（第三版）》著作中分析名方乌梅丸时讲，中医界过去由于对蛔虫病认识不足，以致对本属脏寒何以要配清热解毒的黄连、黄柏的道理不能理解，才有蛔虫“得苦则下”之说，他从教之初亦沿其说而深信不疑，后来有学生问：既然蛔虫得苦则下，胆汁是最苦之物，何以蛔虫还要窜入胆道？入胆之后遇到胆汁何以还不下行？此问顿使他哑口无言，才对此说产生怀疑，继后才终于研究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大的问题不用说了，类似这样我们一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习焉不察而被忽略的具体细小问题，其发现和解决不依靠教学和临床更是难以想象。常号召身边的弟子和同仁们多看临床医家薄而精悍有创新的书，尽量少看纯学者编的厚而空荡无实用的著作，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在。
3、中医药学术界要加强信息交流，不可孤陋寡闻浪费科研精力。学术研究应当“板凳要坐十年冷”，敢于不浮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心理“闭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药科研应当关起门来和不看窗外。关起门来，无形中是孤立自己，给自己的研究增加难度；不看窗外，则孤陋寡闻，说不定别处同仁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我等还在踌躇满志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有个诗人有句诗云：“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断章》）那是学术界应有的境界，即便我等处江湖之远于穷乡僻壤的山野亦然。
4、中医药学术界要笼络民间人才，不可深怀所知障而轻视民间。民间不乏高人。有些自学有成者，恐怕要比教授们手把手机械教出来的某些科班人还务实得多，但那样的人我们往往不屑“招安”。比如，湖南有个叫万方的民间翻砂工人（1951年生），自学悟入15年，在中医医史研究上有不小的成就，1980年发表处女作《医史研究三议》，并被同年第7期《新华文摘》转载，可是全国没有一家中医药院校或研究院所考虑用他，倒是根本和医学无关的湘潭师范学院1981年对其推荐录用，其年仅30岁，并于两年后，又破格晋升其为历史系副教授！对此，中医药学术界不知是否应当惭愧？再比如，天津一个叫孙秉严的治癌医家，虽后来被笼络，如今身居北京，却至今尚被排斥在学术界视线之外，名难见经传，须知其关于癌症的一整套诊疗理论，足以让学术界人淘金和某些夸夸其谈的所谓癌症专家闭嘴！当然，学术界拒绝民间人，或许更有摆不上桌面的原因，比如妒忌心理、学阀帮派，或者根本就只是借着学术来抓钱，那当是另外的问题了！学术界普遍让人寒心的许多另类腐败，固非中医药学术界才有，不说也罢。
纸上谈兵多论文，心浮气躁根不稳。
临证茫然难救人，指手划脚当先生。
大言不惭岂有趣，战战兢兢避骂名。
学术科研实非易，未曾深入莫做声。

张流秀

六、对于中医药出版界
1、中医药出版界应当多出版一些高水平的中医药图书。什么是“高水平”的中医药图书？是否可以认为能够“风乍起”，足以在中医药界“吹皱一池春水”的书？非高水平图书，就是大部头，纵然装帧精美豪华，照样难招人喜欢，有的反衬出其内容物的贫瘠与空洞。很多这样的图书，我人连书名都恍恍惚惚记不住。“上当受骗”经历多了，你自然就记得住浙江董汉良医师的那句悟：“巨著庞杂多抄袭，小作精悍有创新。”多买多读小本薄册，即便并非高水平图书，也不至有太强烈的上当受骗之感。出版界多出一点高水平中医药图书是理所应当的，不论厚薄，只要是“高水平”就行。中医界人更喜欢薄者，想必也并不拒绝真有价值的大部头。有的大部头本来就是高水平小本薄册的汇集，那更是值得欢迎的了！特别值得一提的，那些动则冠以“中国”或“祖传”二字的什么秘方、奇方、神方、必效方，不论书之厚薄，都希望少出。那类书，无非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夸张，可能连编者自己都觉得好笑。外行和初学医者，多被蒙骗。最可叹者，好些个出版社，甚至连一些与“中医药”甚或“科技”根本不沾边者都似乎是较着劲地竞相出版。或许当太多的人大叹上当受骗买了一本本废纸的时候，怕获利的某些出版者和编者正窃喜地数着一摞摞“狗日的票子”。
2、出版界出版中医药图书应当特别注重校对质量。记得读过的第三种“中医基础理论”，是印会河主编的高校第5版教材，开篇绪论有这么一句：“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 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这版《中医基础理论》从1984年5月印行至今，已出了百多万册，影响可谓不小，可这一句话一直原样依然。我们不怀疑编者们的语法水平，他们可都是一些大专家、大教授、大学者，那么该受指责的，当是出版者“□□科学技术出版社”了。这句话显然是少了判断谓语词如“是”，“是”或者应在第一个“理论体系”之后，要么就当在“以整体观念”之前。这样的校对失误，还算无伤大雅。更普遍的问题是出在音同别字上。出版界莫非坚持这正是一种“通假”？但这还是无关宏旨，阅者一看即知。最可怕的，是形近别字，尤其是意思刚好相反的形近别字。近人浮躁之作，出版界让其不完美似尚情有可原，出版古籍文献掉字漏句，错字反字，那简直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犯罪！出版古籍文献也许是最赚钱的，既不存在买什么版权，更不用着付什么稿费，抓来就出，还可美其名曰“保存古籍”。其实多是利用了中医人必读古籍文献的心理，大赚其腰包。很多出版社就看准了这点，于是你方出罢我亦出，你出我出大家出，哪管好、精，只求多、快。有的出版者或许已觉只是如此未免无趣，遂装模作样邀约一批名教授博导学人，煞有其事地糊乱点校一番，栽一篇蛮象回事的说明或序言，便摇身变脸又成了“中国”什么什么“丛书”闪电式付梓了，并声称“以应读者之急需”。结果面世一看，发现实在还该同时搭卖一本“勘误表”，或者干脆来个“买一送一”。那年在书店预购了一套由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领衔主校，□□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16开本“中国医学名著”34种，为带徒学习，还为几位弟子也订购了其中分量最重、价格最贵的《医宗金鉴》。当统一带读《金匮》以该版《金鉴》所载为教材时，竟发现其几乎每一页皆有错谬，少字、掉句、语句错置，而别字、反字更多，纯粹无法卒读。幸好自己早先已有一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未经校点的古版本，遂使教学成了对点校书的校点课。再看同一套丛书的其它书籍，竟连仅仅二十页的《医林改错》、三十来页的《温疫论》和《重楼玉钥》等薄册都无一幸免！出版界为什么就不兴打击伪劣？如此点校结果，不独当下为害今人，更使今人之后人又不知将枉下多少校点功夫也。遗祸之深显然既有愧于古人，有负于今人，更有罪于后人。不如径直去读未经今人多事而糊乱点校出版的影印本，要不然干脆就去买盗版本来读！出版界能不负起责任来么？至于当前中医药杂志期刊的校对质量，嗨，懒得说它！
3、出版界在多多出版高水平、高质量图书的同时，可否注重出版一点高品位、高质量的中医药音像制品。音像制品乃是视听读物，中医药界尤其需要。举凡药材、病种、相诊、推拿、针灸、手术处置，以及医家的临床诊疗、带教、讲座等等，都是可以制成很好的音像制品，以广普及和流传的。
4、出版界应当主动挖掘好的出版题材，并且不要仅仅局限于老是那么几个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医家。那些个有数的著名教授、专家、学者、医家，是理当让我们尊重的，但是他们的经验也不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请不要逼得他们总是觉得“著作等身”，穷于应付。免为其难，他们只能翻豆稿塞责，那绝对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和不爱护！一如母亲生小孩，她本未怀孕，或虽孕而未到预产期，你硬要请其“临盆”，那真是很难堪很痛苦的。莫得办法，她只好把先前生的孩子甚至别人早产刚生的孩子拿来哄你。其实好的出版题材还多得很，全国之宽，“江湖”之远，难道怕还没有“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者？《中国名医名药名厂丛书》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序就清楚地写道：“还有一大批名不见经传、不为人所知，但已经很有成就、很有发展前途的后起之秀在崛起、在成长。”他们中，肯定可挖掘出新颖甚或更有价值的出版题材，关键就看出版界人是勤还是懒。若只认为反来复去、过去过来都只有那么几个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医家，除此别无其人，那可是简直毫无道理！现实看来，所知障害人不浅矣！
抢占市场争后先，竞出古籍为赚钱。
质量低劣又怎样，管得谬种传不传。
古人若见今日版，宁毁不让乱校点。
吹毛求庇太执著，我固依然你奈何？

中医实在易

岐黄密室，都快成岐黄广告室了。

希望张兄弟早日坐上私家车，否则难免有张三爷“鞭打督邮”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