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民间中医师备受压制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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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药的生态学优势
　　　中医治病之道是恢复生态学，养生之道是发展生态学。中医治病注重发挥人体自身的调节作用，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遵循两个原则，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也就是说，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人体整个系统去调节平衡状态，达到身体健康的目的。西医治疗是对已发疾病，采用“对抗式”医学模式，使人体理化指标达到某个标准，虽然其疗效明确且对致病原有强大的杀伤作用，但其毒副作用十分明显，往往引发较为严重的医源性或药源性疾病，污染患者体内环境。因此，“回归自然”潮流的实质就是重视和运用传统医学方法来防治疾病。
　　　美国医疗水平和设备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但目前仍有70%的疾病无法解决，且美国西医能够治疗的那30％疾病，误诊率也高达50%。西方医学虽然有许多闪光点，然而，恰恰在闪光点的背后，体现出了西医的局限性。如磺胺类药物和抗菌素的问世，使大量细菌性感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细菌抗药性问题、抗生素过敏问题、引发正常菌群失调等问题，破坏了人体环境的生态平衡。西医借助于分子生物学的种种检测手段，确实能对疾病做出精确的诊断，但是，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心理属性都没有了。化学合成药的大量涌现，使西药出现了一度辉煌，但是，因化学合成药的毒副作用而带来的大量药源性、医源性疾病，却已成为当今西医界最感困惑的重大难题。1998年，美国因药源性反应住院抢救者高达216万人，其中死亡者10.6万人，经济损失40亿美元。1997年，我国210万人因西药药物反应住院，19万人因此而死亡（相当于我国每年死于10余种传染病人数总和的12倍）。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岳凤先研究员统计，新中国成立40年间，中药毒副反应的报道仅5000例，且多属用药不当。可见以抗生素为武器、以病菌为靶点、以人体为战场的外因论治疗学说，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医学观念开始转变，重视以中药为主体，融砭、针、灸、导引按跷、推拿、按摩等综合性疗法于一体的医疗体系。中药大多源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或矿物，其针对致病原的直接杀伤力往往不如西药，但由于用其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来调整人体平衡，辨证论治，而非直接对抗疾病，因而其毒副作用相对于化学合成的西药小得多。加之，数千年来，中药多以复方治病，通过中药间的相互配伍，起到了增效减毒的作用，进一步降低了毒副作用，因而，中医药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中医为主体的医疗体系，将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医学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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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医药的预防学优势
　　　现代医学预防模式，只重视疫苗的作用，只重视环境卫生，而忽视了中医养生作用。人们一听说要发生流感，只知道疫苗能防治流感，而不知道中医的许多食疗养生预防流感以及中医非药物疗法防治流感的效果。面对今年的禽流感和可能引发的人流感，令人类恐惧和无奈的根源，是西医自身的局限性。疫苗对于病毒结构相对稳定、无明显变异的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麻疹、小儿麻痹等的预防作用明显。但是遇到SARS、H5N1这类呼吸道病毒，情况就不同了。人们急于研制疫苗，疫苗研制出之后，病毒却又变异了，疫苗对于变异的病毒不起作用，达不到预防流感的目的。这类病毒常处于不断的变异之中，它像“移动的靶点”那样，总是让西医跟在后面捕风捉影。而西医总是出现了病情找病毒，针对病毒找药物。越寻找特异性药物，越是找不到。所以单独依靠西医来预防病毒性疾病，则显得格外被动。相比之下，《黄帝内经》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则显得格外重要，通过中医的各种养生保健方法，即可不得这些病毒性传染病。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都在有限的地域和有限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那样，一次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我们首先应当感谢中医，感谢我们充满智慧的祖先。因此，在预防疾病方面，采取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预防措施，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
　　　西方公认的“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400年就曾经指出，“我们应该以食物为药，饮食就是你首选的医疗方式”。这一论断同中医理论“寓医于食”不谋而合。中医养生，从太极拳到坐禅静心，有动有静，老少皆宜，或清晨或晚上练一遍，全天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中医防病，春夏秋冬四季，从食补食疗，到拔罐刮痧，许多民众都从中医中学习了一套预防疾病和对治小患的办法。中医治病，从使用中草药到针灸、推拿，许多中医医生都有一整套对治一般疾病的方法，且治疗方便、价格低廉、效果显著。据国家“九五”攻关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在养生保健上投资1元钱，就可以节约8元钱的医疗费和100元钱的抢救费。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中医药养生保健将是未来人类医疗保健的基础。也是中医走向世界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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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防治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的优势
　　　人们通常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老年病。其实，中医是在治疗传染病中发展起来的。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总结临床经验，提出了《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从此奠定了中医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明永乐到崇祯年间多次大疫，吴又可的温病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形成和完善了温病学说，中华民族在制服传染病上又进了一大步。近几十年来，中医在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邓铁涛教授参加救治，统计中医之疗效亦达90%，且无后遗症；60年代广东麻疹流行，死婴不少，广东中医学院医疗队用透疹清热之法，所到之乡村死亡病例便被制止。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率之比是“1∶234”。SARS防治期间，中医作用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在艾滋病治疗方面，我们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表明，中医药的疗效远大于西医药，而且治疗费用也远远低于西医药。
　　　我国艾滋病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中医药的防治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艾滋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有可能产生惊人的经济损失。我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若以艾滋病病人平均死亡年龄为35岁和中国人劳动年龄至60岁及每人每年创造社会财富约1.5万元人民币计算，平均因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减少创造社会财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7万元人民币。按专家估计，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84万人，则全国因艾滋病病毒感染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经济损失将达3108亿元人民币。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可达4600亿至7700亿元人民币。这是从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上来看的，可谓艾滋病对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
　　　我国ZF已经特别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却走入误区，一方面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疫苗研究，另一方面按西药的研究思路，筛选能杀灭艾滋病病毒的中药；中医必须用整体论和辨证论治的思想，调整患者的身体状况，破坏艾滋病病毒生存的环境和条件，提高患者的自身免疫力，才能达到治疗的目的，体现出中医药在防治重大疾病和传染病方面的优势。不客气地说，只要辨证论治，我国今天生产的中成药足以解决艾滋病问题，有谁组织中医大量上临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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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医药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三级卫生网和赤脚医生制度，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70年代山西运城地区绛县南凡公社，坚持种药来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全社种药140亩，3年共收入35000元，除留自用外，还出售给国家一部分，实现了农民看病吃药不花钱，使农村合作医疗越办越好。地区ZF不仅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到了基层卫生事业建设，而且经费拨款上也保证了农村这个重点，1973年运城地区总卫生事业经费400多万元，其中320万元用于农村卫生事业建设，占总经费的80%，使医疗保障覆盖率高达85%以上，满足了农民看病的基本医疗需求。
　　　另外，对目前西方医学束手无策的各类富贵病和所谓“亚健康”状态，中医的许多非药物疗法能起到根本防治作用。西方医学尚未彻底攻克病死率较高的疑难杂症，中医有不少独特方法应对，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疗效也很好。如，西医药治疗重症心脏病缺乏有效药物,治疗手段不外搭桥、安支架、换心脏，治疗费用需数万元至数十万元。而中医药采取保守的药物疗法，以北京宝仁中医院薛延平大夫的宝命十二丹为例，病人每月服药费用在600-800元之间，个别顽症需要服药二年左右，总费用约为2万元。中西医治疗费用是10:1，甚至更低。可以说，基本实现了邓铁涛教授的“中医搭桥中医装支架”治疗心脏病的想法。
　　　恶性肿瘤，西医在临床上主要采取手术、化疗、放疗三大治疗手段，这种疗法不仅费用高，而且副作用非常大，存活率也较低。李宗仁先生的直肠癌手术非常成功，却只活了半年不到，且术后只在家呆了10天，其余时间一直住院。中医按扶正祛邪的理论，采取内服外贴的方法治疗，不仅能解除病人的痛苦，还能延长病人的存活时间，费用与西医相比非常低廉。如，运城市扣狮肿瘤医院院长崔扣狮，在3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接诊了几万名癌症患者，大多数是被省市级重点大医院确诊为不治之症的患者，其费用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在800—1000元，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每年费用大约在1200—2500元，9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每年费用大约在3000—3500元左右，现在每年费用也还未超过1万元，较复杂的多种癌症患者，费用略高。其中，存活5年、10年的患者大有人在，而且复发的可能性很小。
　　　近年来，许多国家公共和私人用于传统医学的支出显著增加：在马来西亚，每年用于传统医学的支出估计为5亿美元，而每年用于西药对抗疗法的支出仅为3亿美元；美国的传统医学支出约为27亿美元，英国约为23亿美元，加拿大约为24亿美元。由于对化学药物副作用的担忧、对西医药对抗疗法的作用途径和理念的质疑，以及公众获得卫生信息能力的提高，加上人类医疗模式由单纯的疾病治疗（生物医学模式）向养生保健、被动治疗和在医生指导下的主动治疗相结合的模式转变，兴起了传统医学热潮。无论是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角度看，还是从卫生经济学、生态学、预防学、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角度看，中国的中医是最有前途、最重要的知识经济产业。因此，必须确立中医药在我国医疗保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对于世界的医疗模式将产生巨大示范意义，而且还会为人类医学做出贡献，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指明方向。
　　　随着系统科学（包括控制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信息科学及近代物理科学等深入的研究，中医传统理论的内涵和方法得到进一步验证，揭示了中医作为宏观科学的重要性及其未来的统帅地位。以还原论和构成论为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西医体系已经走到顶峰，以中医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医学体系正在成为各国探索的目标。专家们预测，21世纪将是整体医学的世纪，中医药代表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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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医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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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是前沿科学
　　　中医的优势来源于整体和综合把握事物的能力，在整体上是先进的，已经实现了宏观和微观的有机结合。中医对于微观的看法也是整体性的，这说明中医已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了现代科学重构整体的愿望，并且解决了以构成为主的方法论在逻辑上存在的悖论。因此，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前沿相比，中医自然是前沿科学。但是，由于研究问题的方法论落后，国内主流学术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医的先进性，因此，加强“先进性”教育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只有认识到了中医理论的先进性，才能自觉地在科研、医疗和临床工作中以中医的方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也才能够积极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经济和文化资源为我国的自主创新目标服务，支持我国的自主立国战略。可惜的是，“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德国著名汉学家和中医药研究专家M·波克特教授的上述评论应当发人深省，促人猛醒。
　　　以中医药科学为指导的方法论科学将成为未来后现代科学的主导。谁掌握了中医药学的方法论，谁就将在未来的科学发展中占据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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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设立技术壁垒的最终目的是掌握中医药的主导权
　　　欧美诸国历来以种种理由阻止中医药的合法进入和使用。例如，说中药应用了濒危野生动植物，中药里含有重金属（安宫牛黄丸不许进口，因含朱砂，朱砂含汞），养熊是虐待熊等。尤其是，比利时使用苗条丸（其中含有大量西药）致人肾中毒，有大夫发现是马兜铃酸所致，于是欧洲西药企业资助这位大夫发表文章，称马兜铃酸肾病；英国称之为中草药肾病；美国则干脆称为中药肾病，而且在没有任何不利于中药的情况下，FDA突然宣布70种含马兜铃酸或怀疑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不许进口；马来西亚尾随其后，不许龙胆泻肝丸在马上市。于是，我们药监局修改了处方，禁用关木通。
　　　然而，欧美各国以及日本、韩国一直都在支持对中医药进行研究，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美国已设立数十个研究所研究中医药，日韩等在我国设立饮片厂盗窃炮制技术，有关跨国公司和制药公司也纷纷在我国设立办事处，购买中药处方，寻求商机。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我国对中医药的研究力度不够，支持力度不够，采用西医药方法论等，国外机构正是利用这一缺陷，一方面大肆渲染中医药的毒副作用，另一方面以合作研究为名，肆意掠夺中医药的秘密技术和知识产权。现在有关的合作研究几乎成为通例的是：中国的中医药专家不能成为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自然也难以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长此以往，我们自然将中医药发展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现在，日本已经将“汉方医学”改名为“东洋医学”，以此在国际上与中医药竞争；韩国也不承认中医药的学历教育，必须有韩医学历才能执业。也许有一天，“美国中医学”和“欧盟中医学”也会浮出水面。怎样掌握未来中医药发展的主导权，这是应当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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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百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教育中最大的失误是中医药文化教育失误。教育的失误导致民众忘记了自己的文化，导致西方中心论的科学主义泛滥，不再了解也不再信任最可能解决我们健康的中医药；中医药教育的失误导致我国中医人数大大削减，质量大大下降，已经到了必须抢救的时候了；西医药成了衡量中医药的金标准，民间中医不再有行医权，不再能够自制丸散膏丹；国家的科研经费绝大多数给了西医药，给中医药的有限资金大多数给了中西医结合。岁月不饶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重铸中华医魂是当务之急。
　　　近几年，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医药保证人民健康的作用和岌岌可危的处境，正在努力振兴中医药：科技部专门在国家973计划中安排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也将中医药作为重大项目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人大常委会已决定让国家中医局负责起草《传统医药法》；国务院将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志亲自牵头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要在国际上建100所孔子学校；中国社科院等在河南周口召开老子纪念会等等，都说明中华文化复兴在望，中医振兴在即。
　　　在此大好时机，我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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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中医
　　　苏联当年吸取了李森科事件的教训，对其590个学派一律看待，每个学派都能获得国家支持，所以，今天俄罗斯仍有相当强的创新能力。
　　　百年以来，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一直处于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环境中。文化霸权主义和科学霸权主义使得中医药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在中医药面前，宽容的美德似乎变成了纵容巫术的含糊。人们越来越不了解中医药，不了解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医药已经从巫术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变成了整体性科学。虽然中医药也需要与时俱进，但其作为整体性科学的性质不容改变。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暴力文化摧残高级文明的事件，而中医药正在经受这样的摧残。及早结束这一令人彷徨的历史时期，必将促进人类新文明的建设。因此，走出误区，重铸中华医魂，应当成为促进当代文化和科学进化的自觉选择。
　　　对中医药而言，最为紧迫的就是尽快摆脱西学所谓“科学”的束缚，加紧制定“我主人随”的发展战略，把中医药的评价标准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为此，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认为：中医药的原创优势不仅使我国能够在该领域中确立长时期的领先地位，而且有可能将这种领先优势延伸到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等领域。但是，西学所谓“科学”的束缚和当今政策法规的束缚压制了中医药的原创优势，使其不能尽快整合进入并形成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因此，解放中医势必成为新时期我国自主立国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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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尽快设立中医部
　　　我们2003年研究报告就建议设立中医部。作为中医原创国，体制原本应该是在以中医为主的卫生部或称中医部下设立西医局，而“在西医为主的卫生部下设中医局”应该是欧美国家的体制。
　　　50多年的历史证明，由于卫生部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医局区区几个人就只能服从卫生部的西医思路，中医人数越管越少，质量越管越差，背离中医科学越来越远。宪法第21条规定中西医并重，卫生部几十年的做法是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从SARS到艾滋病到流感，什么时候卫生部相信过中医有效、想到过让中医上一线？（我们不怪卫生部的同志，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教育西化使然。）怎能相信今后中医局不独立出来却能够发展中医，振兴中医，让中医真正能为13亿人的健康服务？（不敢设想，若有人状告卫生部违宪，卫生部如何回答？）
　　　因此，应该尽快成立中医部，以便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进入中医部的同志必须要有民族自信心、不坚持“科学主义”、热爱中医药事业、愿意为13亿国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服务。
　　　中医部不仅要管中医，而且要管中医药教育，要管中药，不能再用西药标准衡量中药了，要给中医院和执业中医丸散膏丹的自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