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民间中医师备受压制的真正根源！

杏园春

（四）误以为医学就是单纯的治疗
　　　2005年6月上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首次亚太地区健康高峰会议。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300多位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科技精英和商业巨头们一致认为，上个世纪后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过程中，西方和东方似乎犯了相同的错误：卫生资源过多地投放到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从而忽略了公共卫生系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和严重。
　　　众所周知，中医的一大特色是养生保健，即所谓“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重养生保健则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病。然而，在全国各级防疫体系种多年来见不到中医的影子，中医是“将卫生工作重点放在治疗上”这一错误的重灾区，不仅在国家的SARS、艾滋病、“禽流感”等疾病控制体系中没有中医任何地位，而且使中医自身也染上了舍本逐末、重治疗轻养生的坏毛病。甚至在中医教育中都忽视了上医作用的教育，致使SARS期间，拿出的中药预防处方是仿效西医杀灭病毒思想的处方。然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则用邓老凉茶、气功、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来预防SARS。
　　　其实，医学的目的是使人健康，而不是给人找病治病。通过食疗、非药物疗法，能够使人健康地活着，就不应该用药。所以，中医从来是给人找健康而不是找病。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西医没有养生保健一说，由于卫生部对中医的偏见，我国卫生事业始终没有发挥中医养生保健的优势，也导致一些人将中医的养生保健与西方新近提出的“亚健康”混为一谈，抹杀了中医的优势与特色。

杏园春

（五）误以为化验就是科学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表征疾病的特异指标越来越多，以指标来帮助疾病诊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临床治疗，但是，指标不是万能的，既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足以确诊疾病。只是当今的医学把这些指标当成医学本身，指标滥用已经危及科学的清誉，并成为医院腐败的典型，造成举国痛恨的“看病贵”问题。
　　　西医必须借助化验检查才会诊断疾病，因此其诊断费等于挂号费加上各种化验检查费，往往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事实证明，化验清楚了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中医就靠望闻问切即可辨证论治，其诊断费仅仅是那几元挂号费。这说明中医与西医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医望闻问切即可诊断，恰是中医以简御繁的优势，但如此中医养活不了自己，如今的中医院也只好像西医院一样花大力气投资现代化的仪器设备，靠化验检查来支撑其生存，从而弱化了医生“望闻问切”的作用，成为德国波科特教授所说的“假中医”。这种重物轻人的现象不改变，中医医疗就难以走上正轨。中医院大量引进“高级”仪器设备的做法，不仅于中医之诊断治疗无益，而且加重了患者负担。而这一点，正是国家价格政策和价值政策不当造成的，更是误以为望闻问切不科学、误以为化验检查就是科学造成的。因此，中医的“挂号费”应该大大提高，其中90％以上应该予以报销，或国家对中医诊疗予以补贴，务使中医院的收入不低于西医院。

杏园春

（六）误以为应以西医诊断和疗效标准衡量中医之诊疗
　　　西医对具体的疾病都要建立相应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多年来，这种标准化模式一直主导着对中医诊断和疗效的评价。但是，由于认识疾病的方式不同，这种模式当然也不符合中医自身的规律。例如，中医的半里半表病，西医根本不认识，也检查不出来，而中医可以诊断和治疗。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西医更无法理解。与此相类似，蒲辅周治疗乙脑，周仲瑛、万友生治疗流行性出血热，中医治疗AIDS和SARS，都有自己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也有自己确定的疗效，均为西医所不承认。西医总认为，他不理解的就不科学。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当然彼此不好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恐怕也没有几个西医懂得，却无人敢说相对论不科学。所以如此，还是心态问题，我们认为，还是缺乏民族自信心，总认为自己民族的东西落后，总想让牧师来管和尚。
　　　中医一旦放弃了自己的标准去模仿西医，或者强制中医建立西医式的标准，其结果，必然是“与国际接轨”，中医诊疗必然在整体上丧失优势和特色，一头陷进洋标准的泥潭而不可自拔，无法推进自己的标准化战略。
　　　七路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患者一般三五个月即可停药，成为好的劳动力，健康地活着；我们的权威却硬说中医无效，因为患者体内还有病毒，于是，有关部门也不予以支持。可是，患者服用鸡尾酒疗法的抗病毒药物，毒副反应太大不说，患者难以成为好劳动力，尤其是同样没有杀灭患者体内的病毒：一旦停药就反弹，病毒载量立刻上升。何言中医无效而西医有效？！
　　　自古以来，中医诊断治疗都有自己的标准，惜不为掌握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们所理解。历史上扁鹊诊断齐桓公的例子等足以说明中医有自己的标准。西医的诊断治疗标准不见得“科学”。就我们调研，不少被西医诊断活不了多久的癌症患者，都被像山西运城崔扣狮这样的民间中医治好了。2003年3月，非常负责任的山西肿瘤医院诊断刘贵子先生时说：“最多可再活两个月”，而且认为，“中医根本治不了癌症”，“他运城人就真治好了你的病，你回来砍了我的脑袋。”结果，刘先生好了，早已又回到了董事长的岗位。此非贬低西医，而是要说明，中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不能用一个的标准衡量另一个！
　　　在中医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问题上，国家应该组织力量加以研究。而且标准的制定原则一定要是“求异存同”，即突出中医药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而不能与西医药标准“求同存异”。

杏园春

（七）大医精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要使中医医疗走出误区，促进未来自然、文化、科学、社会和人的一体化建设，既需要现在全方位的政策调整，也需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修养和实践。与古代不同，这种要求并不仅限于对医生，对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也都一样，这实际上要求每个人都要具备“大医精诚”的精神。常言道：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转化人是从感动人开始的，在这一方面，中医给人找健康就显得很高明，能够抓住“一体化”的关键。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信赖，缺乏沟通，心灵上不相应，就难以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当然也就难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固然需要制度保障，但根本还是依靠人来实现。
　　　历代大医没有百万富翁，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而是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藏天下于天下”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所以能够“行不言之教”，散财于民，幸福着患者的幸福。因此，中医医疗的误区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三国时代的董奉为人治病不取报酬，只让患者病愈后栽棵杏树，以利后人，时间一长，这些杏树自然成林。因此，以“杏林”代指中医，不仅说明了医德的重要性，更指明了使中医流芳百世、造福人民的正确道路。可惜的是，原来非常和谐的医患关系已经蜕变成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公益事业变成了以健康为借口要挟人民的私器。如果说技术观念和技术水平的失误只造成了局部的影响，而道德的沦丧及道德教育的失误是造成医疗失误的根本原因。

杏园春

四、中医药科研方向与方法论的误区——跟着西方跑
　　　中医药科研误区，大者有二：其一，科研经费基本上给了西医药，而给中医药的经费基本上给了“中西医结合”，纯正的中医药研究基本见不到经费。其二,从方法论而言，全是走的西医药之路，扔掉了中医药的精华。
　　　由于中医药科研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中医药科研走上了一条西化中医的不归路。有关部门将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寻找脏腑“实质”、“本质”的研究，寻找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搞了很多年，花了不少钱，“成果”出了一大批，却无法用西医的术语说清中医药的理论，也不能指导中医临床。另外，中医药科研 “人云亦云”，只要外国人提出个什么，马上鹦鹉学舌，什么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是中医药研究的突破口，什么中药是多靶点作用等等，丢弃了中医自身固有的特色。诚如陆广莘教授所说，这是研究中医而非中医研究。

杏园春

（一）  真正的中医科研拿不到经费
　　　1979年，中医泰斗吕炳奎在中西医结合座谈会上曾说，卫生科研经费97％都给了西医药，给中医药的3％中，97％给了中西医结合，真正的中医科研拿不到经费。这是有关部门重西轻中的结果。尽管这是1979年的数据，但近二十多年来，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例如：
　　　2004年，国家科技部为解决艾滋病问题，拨出5000万元科研经费。卫生部给西医药4500万元，只给中医药500万。按照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中西医并重，何以如此薄待中医药？科技部几经努力，才又给中医药增拨了300万，中医药经费也才占到16％。这仅是主管部门鄙视中医药的一个例子。经费尚未到位，有关部门马上又提出要搞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研究。这除了说明真正的中医科研很难拿到经费之外，也是有关部门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杏园春

（二）  有限的中医药科研经费都用到了耗子身上
　　　中医是临床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中医药的经验和理论均来自临床实践的总结而非实验室研究。中医从整体看一个人，辨证论治，并不太关心人体局部的理化变化。西医建立在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基础之上，西药建立在化学合成的基础上，因而都是实验室产物。不做实验，西医药就不能发展。但从方法论角度看，并非西医药的实验室做法就一定科学，中医就必须跟着学。中西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医就得按自己的规律进行科研，决不能将有限的经费用到实验室，用到耗子身上。
　　　2001-2004年的四年，国家自然基金委面上资助项目中，中医药项目仅分别占生命科学部项目的6.81％、6.83％、7.05％和7.41％；从资助金额说，仅分别占6.89％、6.63％、6.92％和7.34％。
　　　在资助的中医、中药项目中，也是以中药或者某法、某理论研究为主，不少项目属于“中西医结合”研究，纯粹的中医科研课题很少。比如2005年资助的173个项目中，某某理论的研究占24％、某某法（方、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占57％，某某药有效成分研究占18％，其它不到1％。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医讲证，西医讲病，占57％的“某法（方、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根本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没有关系。
　　　由于歧视，中医药研究经费本来就少，有关部门却将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寻找脏腑“本质”、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上，这类研究与中医药不搭界，成果也不能用于指导临床，属方法论的错误。

杏园春

（三）  错过了中医临床研究的大好机会
　　　SARS肆虐，有关部门并没有组织中医上一线。后来，邓铁涛老教授给中央上书，科技部向中央反映，吴仪同志接见，北京中医才得以走上SARS一线。这本来是中医科研从实验室转向临床、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好机会，然而，毕竟上得太晚，而且马上有人高喊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中医错过了最佳时机。如果中医早期介入，坚持中医治疗特色，并认真总结归纳，很有可能继温病学派之后，创立新的中医流行病学理论，继卫气营血辨证后提出新的辨证方法。可惜这一局面并未出现。这就是中医被现代医学禁锢其思维后痛失的自我发展机会。
　　　艾滋病嚷嚷了20多年，除安排了一个中医课题进行研究之外，有关部门并没有敢于让中医直接上一线，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医这一成熟的理论医学可以应对各种传染病，导致中医和西医一样没有拿出像样的成果。其责任在于我们主管部门缺乏自信心，而且没有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自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的效果极好，而我们的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却不肯相信。
　　　我们希望，领导同志能够深入了解中医，研究中医，带领中医一块上临床，如此，才会增强民族自信心，领导中医再创辉煌。

杏园春

（四）误以为中医理论是从实验室出来的
　　　众所周知，西医理论和西药都是实验室产物。而中医是临床医学，是理论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理论医学。几千年来,随着临床实践范围的扩大以及医疗疗效的提高，中医理论也在不断地创新、发展。然而，然而，采用西方唯科学主义的实验研究成了今天中医理论发展的指导思想，把盲目改造中医传统、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的科研方向，以为中医理论就是从实验室里产生的，从而导致中医科研严重脱离临床实践。
　　　今天中药的开发几乎完全按西药标准进行，新药开发的动物实验几乎完全不适用于中药研究。新中药只能是中医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处方，而不是耗子实验所能筛选出来的。例如，巴豆有毒，人吃后拉稀，耗子越吃越肥。又如，六味地黄丸用于肾阴虚证,可以治疗430多种疾病，不可能用动物实验开发出这类名方成药。
　　　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的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使绝大多数人认可了其“科学性”，许多人以此为据，无视中、西医学的差异，一切以西方医学科研为标准来要求中医科研。以致长期以来，我国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和要求，一切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体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肢解中医，始终未能形成真正符合中医科研自身发展规律的科研体系。因此，尽管人们对中医药治疗许多重大疾病的疗效普遍认同，广大群众对中医药也有迫切的需求，但中医药介入正规治疗途径仍然困难重重，因为让中医特别是民间中医（事实表明，民间中医往往对艾滋病之类的疑难杂症最有对付手段）拿出严格中西医对照的、以昂贵的理化实验室检查结果为基础的实验数据来，实在是勉为其难。

杏园春

（五）科研人员被《指南》牵进误区
　　　中医药科研不尽人意，这不能怪这些科研人员，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也愿意下基层，到临床一线去。他们是无奈地被《科研招标指南》牵着鼻子走进误区的。我们曾向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了解情况，他们认为，如果不按《指南》写，如果不去做那些实验室研究，不研究分子、基因组，不按西医药的研究思路写标书，他们就拿不到课题，拿不到经费，不得已而造假。中医科研按照西医思路走，已经成为当今中医科研招标的主流思潮，因此，我们希望领导在制定招标指南时，能够多听听老中医的意见，能够看到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体系，真正让科研人员按照中医自己的规律进行中医药研究而不要让他们按西医药的方法去研究中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