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介绍经方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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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研究者

何任出生在一个世医家庭，父亲何公旦，从儒而医，在杭州颇负盛名。公旦先生常说：“做一个医生，要有一颗赤心，道德品行要高，学识要渊博。”在这样的庭训下，何任不但从小就孕育着学医的志趣，并且付诸行动。上学以后，他除了学文化以外，开始诵读《药性赋》、《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中医药书籍，而对有关医学德性的文章，如《千金方》之“论大医习业”、“论大医精诚”等更是拳拳服膺。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从而鞭策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父亲的教诲和历代名医高尚的医德，为他走向献身于中医事业的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３７年７月，他考上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插班生，他规定自己除上课之外，每天要自学一定的时间，不是读自备的参考书，便是潜身于图书馆的医书之中。他一面学习中医基础及临床各科理论和一部分西医知识，一面到中医诊所跟名老中医抄方，实习中医内、妇、儿科。

为了掌握一些传染病的知识，他也去西医名医旁侍诊。在老师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下，使他对学医的兴趣更加浓厚。他厌恶当时的十里洋场，却潜心于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的学习，为今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以后不久，父亲公旦先生就逝世了。当时抗日战争尚处于艰苦阶段，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等烈性传染病随处可见，这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中医既是一个严峻考验，又是一个摸索诊治温病规律的难得机会。好在他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跟师（父）侍诊时有过接触，也还能沉着应诊，并使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医生涯。但是，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他想为中医事业作些努力，但步履十分艰难。

在为中医事业而奋斗过程中，何任非常重视中医教育，注意培养后继人才。早在１９４７年，他就创办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将自己读书、临证心得整理成《实用中医学》、《医摘便览》等著作，作为“遥从”学生的教材，开创了浙江函授教育的先声。解放以后，他先主持了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工作，以后又负责筹建浙江中医学院。３０多年来，他亲手为国家培养了进修生、函授生、本科生、研究生、“西学中”学生数千人。中医教学历来是以师带徒的方式进行的，开办高等中医学校教育，古今中外没有完整的先例和经验，何任从制定教学计划、大纲、编写教材乃至于授课方法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身先士卒，亲自授课，批改作业和带学生实习，他讲过的课程先后共有１０门之多。他认为中医教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有其共性，但又有自己的个性，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由于中医古籍汗牛充栋，理论独特，学派众多，而说理又是取类比象，许多问题难以口授，所以他主张学生应该早临床、多临床，汲取传统师带徒的教学特点，以弥补课堂讲授的不足，因此他先后发表了《我对中医进修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初探》两篇文章，同时组织全院教师编写《中医学院教学经验和教案》一书，对于中医教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何任十分注意传授学习方法。他提出治学应“五宜三忌”：一宜坚实基础，二宜博采精思，三宜熟读背诵，四宜兼及他学，五宜珍惜寸阴；一忌道听途说，二忌浅尝辄止，三忌贪多务得，这些对青年学生都很有帮助。他认为“百年树人”的大事业不能局限于课堂，要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要鼓励他们钻研业务，奋发向上，于是他总结了自己的治学经验，撰写第一卷１８１了《谈治学》一文，在全院师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学生毕业多年以后，还写信提到这篇文章和从中得到的收益。现在，每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已成为浙江各地的中医骨干，有的还成为厅局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他为辛勤的汗水换来满园春色，桃李成荫而感到无限欣慰。

“南阳经术蔚人师，今得先生实继之。字字切磋心若发，条条剂释义如丝。岂难到证多成例，且复穷奶直指疵。能溯渊源归一辙，医林长养盛师资”。这首七律条幅是进修学员为何任教授题的，也是对他长期从事中医教学研究工作的中肯评价。

何任学验俱丰，临床以内、妇科为主潜心研究，务求效高治捷。他临证时遇重症大病，常以经方取效；遇杂病、疑难症，则经方、金元医家方选而用之；对肿瘤以扶正祛邪法；对时病急症则经方、江南温热病方兼而取之；对妇科经带胎产，尤其是崩漏及疑难病症治效显著。他热忱的服务态度，良好的医疗作风，深得群众的信赖和爱戴。

他治疗时病、急证有胆有识，有明确的针对性。如治一蘑菇中毒患者，在没有医疗设备的情况下，用玉枢丹为主，单纯用中药治愈。对内科杂病常用经方，尤其是善用《金匮》方取效。

如治一脑萎缩的中年妇女，神情呆滞，步履困难，投四逆散加味１４剂后，步履自主，言语清晰，足见其运用经方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妇科病既继承家学，又多采傅青主“论极精详，方皆平易”之长。如月经不调常采用定经汤，初产诸疾常不离生化汤，以及妇科培本之安奠二天汤等，均能运用得当。以脾虚带下为例用完带汤，对该方中主药山药、白术均遵原方本意各用３０克，而柴胡、荆芥、陈皮用量较轻。但他也采用历代女科之长，如治崩漏，根据“血崩当辨虚实，实者清热凉血，兼补血药；虚者升阳补阴，兼凉血药”的原则，常以陈素庵黑蒲黄散取效，而久崩不愈者则采用补奇经汤以益冲任。他治闭经极少用攻血破血峻猛之品，而是先辨虚实，多以养血活血，行气化郁取效。

他治病常着眼于扶正培本，尤其强调益脾肾，认为“脾非先天之气不能犯，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遽生，是补后天之脾，正所以补先天之肾也，脾肾可不均补乎”。如对一些要用培本治法的病（某种白血病、糖尿病、癌肿等），首先分析其发病机理，正邪情况，虚在何处？认为有些病是因虚而致病，而不是因病而致虚。而虚常先是肾虚；次是脾虚，或先是脾虚，再是肾虚。例如他治一黄疸半年以上不退的患者，历经很多医院治疗无效，他据“久疸不愈当补脾”，用培本法很快予以治愈。

他选方用药，主张以法统方，用药宜少而精灵，反对药杂量重。他认为治病关键在于对证。药若对证，“四两也能拔千斤”。若滥投重剂，不但无效，反能坏事，故临床处方常是九味、十一味而已。对一些慢性疾患一经辨证明确，施治取效，就不轻易更方，略事加减而已，体现了“验不变法，效不更方，随证加减”的治则。他用方存根存据，从不草率凑方。认为患病愈病都有个过程，既已诊断明确，投方见效，就不应轻率改法变方。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他根据金铃子散、芍药甘草汤化裁创制和胃止痛散，对溃疡病、胆囊炎、肠炎等引起的疼痛，止痛迅速，疗效显著。

何任虽然已是名家，但他不以名医自居，不拘一家之言，他活到老学到老，经常汲取报刊书籍中的经验和信息来更新知识，充实自己。如他善于选用单方、草药治疗疑难重症，如用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猫人参、鼠妇、守宫等治疗癌肿，已积累了不少成功的案例。

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勤于著述。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在中医学术上获得了较高深的造诣，为中医学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从１９４７年中国医学函授社出版第一卷１８２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实用中医学》起，几十年来他在教学、医疗和行政事务之余，不断地钻研中医学术问题，特别是对《金匮要略》有较精深的研究。他“夜卧人静后，晨起鸟啼先”，到１９８８年出版《湛园医话》时止，前后共出版了１０种著作，不少著作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同时还在国内外中医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１９８４年在他６４岁高龄时，还应邀为《浙江中医学院学报》、《上海中医药杂志》的“金匮摭记”等栏目撰写文稿，他自己勤于钻研，也鼓励教师著书立说，１９７８年组织老中医编写《老中医医案选》，组织各科教师编写《中医学习参考资料》等。

多年来他兼任《浙江中医学院学报》编委主任，负责终审工作，他悉心修改一丝不苟，使《学报》在中医界享有一定声誉，并向国外发行。１９８３年卫生部委托他主持《金匮要略》的整理研究和任《金匮要略》全国函授教材主编，历经数载，已分别于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通过鉴定完稿出版，１９９１年又出版了《金匮要略百家医案评议》。

何任不仅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北京“中日《伤寒论》学术交流会”，他代表中方作了《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学术报告；１９８２年南阳“仲景学说讨论会”，又发表了《读经读注，经注并参》的学术论文，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赏和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日本访中团团长、医学博士赞扬他研究《金匮》的专著是“中医学杰出著作”。此后他的这两篇论文都被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汉医临床》刊物上。１９８５年他应日本医师东洋医学研究会及日本东医药专门学校的邀请去东京讲学，１９８８年又出版了他《金匮要略新解》等著作的日文译本———《金匮要略解说》。由于他学识广博，重视实践，不尚空谈，《新加坡中医学报》黄万源的文章“杏林偶拾”高度评价何任的文章“踏实而有分量，耐得住人们反复阅读和研究”，新加坡、美国等一些刊物通过多种途径要求为其撰稿。

何任在科学面前是一名敢于进取的勇士，但对享受方面却总是止步不前。他身体不好，却长期坚持工作，甚至在他患病手术后第二天，就不顾疼痛，抱病处理研究生的工作。他为中医事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在教学、医疗、科研上的卓著成就，深得全院师生员工的爱戴和尊敬。他曾多次被评为基层和省级文教战线的先进工作者，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８日《浙江日报》以“献身于洁白神圣事业的人”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１９８４年退居二线。他说：行政方面我退居二线，但在专业上我仍在一线工作，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虽年已古稀，仍壮心不已，他刚开完全国中医学会会议，就向省委递交“关于开创浙江省中医工作新局面和办好中医学院的建议书”。１９９１年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对他５０年来研究《金匮要略》的成果召开鉴定会，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他的研究工作。“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他为浙江中医学院写的条幅，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何任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为后学者做出了榜样。

第一卷１８３

学术精华

一、研究《金匮》的基本成就《金匮要略》简称《金匮》，为东汉医学大师张机（仲景）所著，是中医最早研究杂病的专书，它不仅促进中医辨证论治诊疗体系的形成，而且对杂病的诊治，有典范作用。《金匮》是一部包括中医内科杂病，及外、妇等科的专门医籍，其中蕴藏着中医学术的指导思想和治疗法则，乃至具体疾病的辨证施治和理、法、方、药，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何任１９４１年毕业前后即潜心于《金匮》的研究，５０年来，不仅探索《金匮》的沿革、版本、注本、注家，而且对《金匮》的学术思想、治疗法则，立法、制方等各个方面作了研究探索，完成了研究《金匮》的著作１１种，《金匮》的论文数十篇。从普及读物、中级读物、高级读物，乃至《金匮》中２００余方的临床应用，都有不同角度的探索。现将他的研究成就简单介绍于后。

（一）研究专著简介

从４０年代以来，他累积研究《金匮》的理论和临床资料，经分析归纳，完成了“普及性”、“提要性”、“考证性”、“应用性”等适用于学习研究《金匮》的初、中、高、精等系列论著。

１．《金匮要略通俗讲话》（１９５８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以通俗语言，将《金匮》全书内容作扼要的讲解、分析，以表达原文的精神，并参以历代注家精义，贯彻古为今用之旨。又以临床实践为依归，使读者对于原著得到概括的认识和初步的体会。文字浅显，说理清楚，颇宜初学中医和西医学习中医者参考阅读。

２．《金匮要略归纳表》（１９６０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为了使学习《金匮》者易于认识和分析其内容、实质，将各篇中所述加以整理编次，分类归纳，列成表格形式的著作。又在经文之前冠以概括性标题，纲举目张，使读者一目了然。

以上两种著作，大体为普及性读物。

３．《金匮方临床应用选编》（１９７８年浙江中医学院编印）：这是何任５０年来临床应用《金匮》方的医案实录，其为后人应用《金匮》方作了示范，也是临床经验的积累，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４．《金匮要略新解》（１９８２年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按《金匮》各篇原文逐篇逐条注释，将原文及古涩难通之处，以语体文将其各条文之理论、法则、辨证切要、治疗法度、处方组成、用药要点等作了公允、切要的注释，特别在条文方药之后附以他的临证治验医案，使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金匮》的较佳读物。

以上两种，属于提要性著作，便于在短期中掌握《金匮》之内容。更可使广大中医临床工作者，随时查阅、分析、应用。

５．《金匮要略提要便读》（１９８３年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对原著各条文作简要夹注列于每篇之前，接着是“提要便读”，将该篇原文所载之病因、症状和治疗等方面加以归纳分第一卷１８４析，提纲挈领，分别主次，使读者易于领会和掌握原著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精神。本书最适宜于短期提高进修班或教学课时不多的学习进修之用。

６．《金匮要略讲义》（１９８６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为卫生部下达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统一教材。该书历时三年编写完成，通过专家鉴定出版，现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通用教材之一，其特点是有利于自学，深受读者赞许，已多次再版。

７．《湛园医话·金匮燃犀录》（１９８８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这是将《金匮》正文及附篇作深入重点的探讨，究玄钩沉，为《金匮》研究的心得之作，可作为较深入研究《金匮》，探索《金匮》各家注释要义的参考，适合于中、高级中医人员的研读。

以上６、７两种著作，主要是对《金匮》的治病主导思想，诊病法则，应用方药作综合性的、古为今用的实际阐解。读者认为阅读此类著作后，对《金匮》方的应用感受至深

经方爱好者

曹颖甫(1866-1937),名家达,江苏江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经方家。在中医学发展的危难之际,他敢于直言,不随俗流,大力提倡研究重视实证实践的仲景医学。他对医学科学的热爱和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他对于经方应用的大胆实践,坚定地捍卫了中医学术的科学性,在近代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所谓经方,是指中医经典著作——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这些方剂是历代相传的经验方,也称之为古方。曹颖甫先生一生研究经方,运用经方,是一位纯粹的经方家。他为什么要推崇经方呢?第一,为了中医学术的发展。曹颖甫先生对发展中医学术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西医学大量传入我国,中医学面临严峻挑战的年代。金元以来的中医学,忽视实证,偏重哲学推理,以致学术失范芜杂,影响了中医的临床疗效,加上西方科学思潮的冲击,中医学徘徊不前,甚至引起了关系中医存废的轩然大波。如何保存并发展中医学术?这是摆在当时中医界面前的亟须解决的问题。疗效,是中医学术的生命。与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曹颖甫先生从中医学自身发展的特点出发,鲜明地提出复兴仲景医学的学术思想。因为仲景方药疗效确实可靠,用仲景方药,“莫不随时取效,其应如响”。在经方运用的实践中,曹颖甫先生认识到:经方,这是中医学的立命之本;发展中医学术,离开了经方,那就是空谈。在数十年的医学生涯中,曹颖甫先生不图名利,不畏流言,不随俗流,以振兴中医学术的责任感,大力倡导仲景方药,表现了一位真正中医学家的胸怀和卓识,同时也受到同道的敬重。他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即影响较大,从游者甚众,许多人后来均以擅用经方大剂出名,时有“曹派”之称,如章次公、丁仲英、姜佐景、王慎轩等均为学生中之佼佼者。第二,为了维护医学科学的良好形象。近代中医的形象并不高大,许多医生视医术为谋生之术,唯利是图,失却了作为医生灵魂的医疗道德,再加上长期以来积淀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只议药不议病的社会心理,使庸俗的医风、医术流行,破坏了中医学的整体形象。鲁迅先生就曾尖锐的讥讽过那些庸医用配对的蟋蟀、经霜的芦根、破鼓的皮等治疗鼓胀病的所谓医术。那时的中医界出现了所谓的“轻灵派”,所用之药大都是薄荷、牛蒡、桑叶、菊花、木蝴蝶、路路通、丝瓜络、荷叶筋等所谓轻灵之品。这种情况,就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先生所批判的那样,“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医学是科学,而不是玄学,更不是巫术。用经方,对证则效,不对证则不仅无效相反有害,来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含混,是检验一个医生医疗技术的极好标准。故经方为庸医所不容,而真正的中医临床家则必擅用经方。曹颖甫先生经常告诫门人:“医虽小道,生死之所出入,苟不悉心研究,焉能生死人而肉白骨?”表现了他作为医生的强烈的责任心。他治病从不推诿,从其学生所撰写的小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先生之临险证也,明知其难治,犹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曰:毋有方而不用,宁不效而受谤。又曰:必求其生而不可得,则死者与我皆无遗憾也”(《经方实验录·曹颖甫先生小传》)。可见,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曹颖甫先生将个人的名利声誉是置之度外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第三,为了开展经方的科学研究。曹颖甫先生不仅是一位医生,而且有严谨的科研思想。他提倡经方,还因为经方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经方组成严谨,只要对证,疗效十分显著,但要用好经方,要求医生必须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和科研的意识。正如曹颖甫先生所说:“今人之所谓宗仲景者名而已矣,实则因陋就简,胆识不足以知病,毅力不足以处方,真能宗仲景之说,用仲景之方者,曾几人哉?”(《伤寒发微·丁仲英序》。他用经方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抓方证。方证是用经方的指征和证据,按此证用此方,必定有效。所以,经方的方证,“并非如一般中医误解之所谓证,更非西医所谓对症疗法之症”(《经方实验录·凡例》),有特有的定义。抓方证,就能治今病,他说“仲师之法,今古咸宜”,就是说用经方不受某方治西医某病的限制,古方可以治今病。二是少加减。从曹颖甫先生的医案可见,其处方大都依据仲景原方不变,如果确需加减,也根据仲景用药规律,从不乱为加减。三是重视剂量。每案都有药物剂量,因为疗效与药物用量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但过去的医案常常有方而无量,或有法而无方,忽略用量,使读者多有揣测之苦。四是重视验证。他说他记录临床验案,“以考验实用为主要”,书中附以治验,非以自炫,而是作为证据。他的医案,名《经方实验录》,实验,即临床验证的意思。由上可见,曹颖甫先生使用经方的思路符合近代严格的逻辑思维,与以往“医者意也”的用药思想是有所区别的。第四,为了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曹颖甫先生在上海期间,常在慈善机构进行诊疗活动,所治的病人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群众,如工人、平民、裁缝、小商贩等。使用经方,相当经济,因为经方所用的药物都是一般常用药,并不贵重,再加其用药配伍严谨,药味少而精,所以药价便宜,病人能接受。而且经方疗效好,一般1剂知,2剂已,不需要长期服药。所以,总的治疗费用是较低的,平民百姓能承受得起。综上所述,曹颖甫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贴近大众,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学者型的中医。推广经方,是他一生的事业,也是他医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对后世医学的贡献之处。研究曹颖甫先生的学术思想,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当今振兴中医的大业。应当看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中医队伍不断壮大,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得到发扬,中医院作为中医临床阵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人民群众医疗保健需要的日益增长,对中医药在如何发挥简便验廉的优势上又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也对中医临床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时候,学习曹颖甫先生的学术思想,提出推广使用经方,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学习和运用经方,可以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可以大大提高中医队伍的素质。目前中医队伍的中医水平下降,是一个事实。在处方用药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医思路的制约,或者随心所欲,用药毫无把握,处方缺少法度和依据,辨证论治趋向庸俗化。这样发展下去,中医将缺乏赖以发展和生存的基础,中医药或者成为西医西药的装饰,或者一部分中医将演变为靠“拿人术”为生的庸医。这将大大影响中医现代化的进程。经方,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方证药证,是辨证论治的要素。从方药入手,打好基本功,才可以登堂入室,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医。其次,学习和运用经方,可以促进临床科研工作的开展,并形成许多新的制剂。经方久经临床考验,是中医科研最佳的材料,而且结构严谨,药物不多,便于总结,便于观察,稍加研究,就可以成为临床实用的制剂。更重要的是,使用经方可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可以这么说,在中医学中,经方是最容易与现代科学结合的。第三,推广使用经方,可以减轻病员的负担,有利于医疗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方大多数为小方,组成精简,费用低廉,广大病员承受得起,社会保障制度承受得起。减少浪费,何乐而不为?使用经方并不难,清代医学家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来苏集》)。《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论述简明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反复对比,多向老中医学习讨教,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达到左右逢源的地步。曹颖甫先生是自学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他用大承气汤治疗邻居老妪便秘腹胀拒按而脉实者,用大剂附子理中汤治疗其母洞泄,用大黄牡丹汤治疗潘氏肠痈,他还亲身尝试了白虎桂枝汤治愈温疟的疗效。由于在临床上反复验证,使他运用经方十分娴熟,屡起沉疴。在上海期间,“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从而在名医云集的上海独树一帜。“药不瞑眩,厥疾勿瘳”,使用经方出现一些不良反应,也不必害怕。只要方证相应,剂量适当,调剂准确,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长期以来,中医界存在先议药后议病的风气,脱离具体的病人和病情来谈药物的优劣,这是不正确的。总之,提倡经方,不仅仅是单纯的临床技术问题,而且涉及到医学思想、医疗道德、人才培养、科研方法等关系中医学术发展的诸多方面。只有这样认识经方,才能充分认识曹颖甫先生的历史功绩及其学术思想对当今临床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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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胡希恕>

只为奉亲

《胡希恕伤寒论》应纳入中小学生普及教材。比奥数有用得多，且受益终身！

老政

吉益东洞（1702-1773）讳为则，字公言，东洞是其号。年少时究心于武艺兵学，后改入医门，他博览群书，从《素问》、《灵枢》、《病源》、《千金》到后世金元四大家，从四书五经到诸子百家，无不涉猎。1738年，东洞移居京都，得到宫廷侍医山胁东洋的赞赏与推荐，遂句蜚朝野。1762年，他选编《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名《类聚方》，出版后大受欢迎。1764年，他又精选《伤寒论》方，对其适应证作了简要的说明，书名《方极》，以后又陆续编著了《药徵》、《医事或问》、《古书医言》等书，以及东洞门人集其旧论治验而成的《医断》、《东洞遗稿》、《建殊录》等书。在这些著作中，东洞力倡仲景古方，反对后世派医学，为古方派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理论。
　　东洞著名的“万病一毒”论，是在后藤艮山“一气留滞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他说：“万病一毒也”“其毒动，则成病生焉。”其毒之来，东洞认为是“毒乃水谷之浊气所成”。故“饮食留滞则为毒，百病系焉，诸病出焉，在心下为痞，在腹为胀，在胸为冒，在头为痛，在目为翳，在耳为聋，在背为拘急，在腰为痿（），在胫为强直，在足为脚气，千变万怪，不可名状矣。——邪自外来，其无毒者不入，假如天行疫气，间有不病者，天非私，人亦非不居气中，是无毒也”。他否认《伤寒论》六经为六条经络之说，认为：《伤寒论》六经，非谓病在六经也，假以为纪而已，及其施治，皆从证而不拘焉，如后世谓某证在某经，某经传某经及误下越经传之说，。皆非矣，不可从也。
　　东洞治病推崇《伤寒论》，擅用汗吐下三法。他说：“疾医为万病唯一毒，而去其毒，以汗吐下而解去，则诸病疾苦尽治矣（《古医书言》）。而《伤寒论》“是三代疾医，治万病一毒之法也”。他认为，凡病皆毒，治病是以毒攻毒，所谓：“病者，毒也，以草根木皮解其毒，则疾病尽去而已矣”（同上）。因此他认为医术无补一法，反对后世派医家补元气之说。他说：“医之于术也，攻而已，无有补矣。药者一手攻焉者也，攻击疾病矣。《内经》曰：攻病以毒药，此古之法也”。“药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虽能拔邪气，而不能补精气也”。这与后世派医家长于调补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东洞的医学几乎排拆了后世派所有的理论，他的万病一毒论是一个带有浓厚古代医学色彩的朴素的疾病观。
　　东洞在诊断上重视腹诊。他说：“腹者，有生之本，故百病要于此焉，是以诊病必侯其腹，外证次之。”（《医断》）这在日本医学史上也是很突出的

老政

汤本求真（1876～？）是20世纪初日本医学界“西学汉”的巨擎，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一代宗师。1901年金泽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西医治疗。1906年，他正在家乡石川县开业行医时，长女患疫痢死去，他“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并开始对现代医学的信念产生了动摇。1910年和田启十郎自费出版《医界之铁椎》，抨击“洋医万能论”，宣传汉方医学的优越性，使汤本求真对汉方医学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和田启十郎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于是他主动写信求教于和田启十郎，尊为老师。汤氏原名汤本四郎右卫门，出于对和田启十郎的学识、志向、精神的追随，他仿照和田启十郎之名“子真”，将自己的原名“四郎右卫门”改为“求真”。他立志要在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日本社会重新复兴汉方医学。
　　1927年6月，凝聚着他全部心血的《皇汉医学》一书的第一卷出版。1928年4月、9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全书57万字。该书的出版，对当时的日本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汉医奥田谦藏为该书撰写跋文时赞扬说：“此书成后，公之于世，所以补正现代医术之谬误缺陷，故无论矣；又将医界之宝库、汉方医学之真谛一一揭出，负启导后进之大任。”
　　《皇汉医学》出版后，正值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欲“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为了分庭抗礼，改变当局者对中医的陈见，中医界必须论证中医之科学性。此书问世不久，国内即有多种译本。译者周子叙云：“凡汤本之所言，皆余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也。中医垂绝之绪，庶几可以复振矣。”曹颖甫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处此中西激争之际，是为吾人增色不少，是与国医前途有极大关系也。”而竭力反对和扼杀中医的余岩则谓：“此书是中国旧医的救命符，大可助长反抗新医之威势，大可当作拒敌医学革命军之利器……当作减退其革新思想之麻醉药，而复其复古思想之返魂香。”可见本书对我国民国时期遭受摧残的中医界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促作用。
　　自吉益东洞提出“先证而不先脉，先腹不先证”的主张后，许多医家视脉诊为臆，或置而不用，腹诊高于其他诊法的观念在古方派的认识上已经形成。这种对腹诊重要性的过分前调，引起了古方派中智者的怀疑。如汤本求真即认为轻视脉诊是吉益东洞的陋习。还认为中医之腹诊及诊腹法，创造于东汉时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金匮要略》，晋唐以降，医道渐衰，神仙阴阳五行等玄谈往往掺入，而诊腹之法几被遗忘。中医以数千年之经验，不惟熟知此法，且有治疗此证之方剂，故名此曰腹证，其诊此之法，曰诊腹法，以之为诊治之基本，再参以脉应、舌证、外证，即可决定其治法，而确定其方剂，即腹证与方剂恰如影之随形，不能离矣。
　　在前人“万病一毒论”、“气血水说”等病因学说的基础上，汤本氏提出了食毒、水毒、瘀血的病因说。“妇人之多瘀血……然无月经妊娠等生理之男子，而有瘀血者何也？答曰其原因恐多端，就余所知者有三：其第一，不得不举遗传……以余之经验，诊其父有大黄牡丹皮汤之腹证者，其儿女中亦间有同汤之腹证。母有当归芍药散腹诊者，其儿女中亦间有同散之腹证。其父母有桃核承气汤或桂枝茯苓丸证者亦同然也。然此事实若仅得自少数之试验则父母与儿女之腹证不得不谓之偶然一致解之。今经几次反复试验，无不皆然，则不可谓偶然暗合矣。此余所以主张瘀血遗传说也……”说明日本汉方家已经注意到了方证的规律性，此说真是发人深省。
　　汤本氏对《伤寒论》的价值所在认识得十分透彻。他说，“余所信奉为医圣张仲景所著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仲景作伤寒之真意有如下说：
永富独啸奄氏曰：世医动谓伤寒论治外邪，天下无加，至于杂病则未必然。呜呼卑哉！夫伤寒中有万病，万病中有伤寒，迴互参究，始可治伤寒，况于古医方中，若能彻底了解其内容，则千金、外台、宋元辽明等众多之说，亦皆为我使用矣。
　　能了解伤寒之诊断疗法，悟其真髓，则万病之治如示诸掌。学者不可泥于章句之末，宜开眼透视以探其精神也。”
　　汤本氏曰：“本书立论多本余之经验事实为基础，益以理论说明之。理论中或不免谬误，而事实则断不虚伪，若以理论之错误而并没其事实大不可也。”汤本氏基于长期的临床观察，认为“人体活动而至变，非单纯之理论得而解决”，强调“当以人体经验的事实为先，而理论为后”，而“中医自数千年前就亿万人体研究缩的之病理及其药能，历千锤百炼之后，完成结论，立为方剂，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
　　《皇汉医学》洋洋57万字，主要参考文献有120部，其中除12部（占10％）为中国医家的著作外，其余（90％）均为日本汉方医家的著作，而古方派的尤多。因此，该书可谓是日本古方家的经验集，而且这些经验多是医家实证亲试得来的，极有益于后学悟入医道，开阔眼界，诚是医学之传薪！
　　日本古方派医家在实证亲试与临床试验的思想指引下，研究张仲景著作，灵活运用经方，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经方的运用范围，较之国人偏重于理论上的解释、争执实用奏效得多，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国人对经方得研究水平。故对《伤寒论》颇有研究的国学大师、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吾道东矣”一语，暗道日本医家已得仲景真谛。本着澄清理论事实，弘扬仲景学说，推广和扩大经方运用得宗旨，很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这些古方派的经验。

励杏老人

《胡派三代经方医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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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

民国时期，浙江的范文甫先生，家传外科，自己则以经方为名。有很多他看病的故事流传，医风傲骨，更有“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一句留于后世。